“國退民進”的實質是私有化

周新城 　

    最近，要求“國退民進”的輿論一浪高過一浪，似乎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甚至讓出壟斷領域，實行私有化，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國進民退”則是犯了極大的錯誤，并將付出沉重的代價。近來，中央多次強調，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絕不搞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十七屆四中全會又提出，要“劃清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把它作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正在這個時候，報刊上居然出現公開宣傳私有化的言論，而且是一些頭面人物出來散布，好像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這是事實。我們不得不引用一些公開發表的東西，來證明這一點。
    散布的私有化言論，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公開的、直截了當的。例如，一家著名大學的兼職教授撰文，標題就是《中國改革路徑的再思考——私有化和憲政民主不能避免》，另一位兼職教授則明確表態“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其政治目的，一目了然。另一種是隱蔽的、拐著彎兒說的，“國退民進”說就是其中之一。
    在談論“國退民進”問題之前，先要說明一下“民營經濟”是怎么一回事。“民營經濟”這一概念的內涵是不清晰的，誰也沒有明確地予以界定，改革開放以前也沒有人使用這一概念。從字面上看，“民營經濟”好像是指人民經營的經濟。人們不禁要問：集體經濟算不算“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算不算“民營經濟”？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國有企業，算不算“民營經濟”？沒有人給予回答。
    實際上，一些人在使用“民營經濟”這一概念時，指的就是私營經濟。那么，為什么放著私營經濟這個明確的概念不用，偏偏要從外面（日本、我國臺灣地區）搬來一個內涵模糊的“民營經濟”概念呢？目的可能是兩個。一是有人想模糊私營企業的性質，不愿意帶上一個“私”字，故意制造了“民營”這個概念，戴頂漂亮帽子。這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帶有險惡用心的，故意把國家與人民對立起來，仿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不是屬于全體人民的經濟，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是人民經營的，只有私營經濟才是屬于人民的，才符合人民的利益。例如，有人主張，社會主義應該是“民有、民營、民享”，國有經濟是國家壟斷的經濟，它與人民是對立的，與民爭利，應該用民營經濟取而代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提出并使用“民營經濟”這一概念，其真實含義就在于此。
    按照他們的“理論”，既然“民營經濟”代表著人民，那就應該大力發展，“國進民退”當然是錯誤的，這一點好像是無須論證的了；同樣，按照他們的“理論”，必須而且只能實行“國退民進”。那么，“國”應該退到哪兒，“民”應該進到哪兒呢？2009年11月5日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表示：“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是基礎和主體”。這就把鼓吹“國退民進”的人的政治目的說明白了：公有制應該退出主體地位，讓私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也就是說要把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私有制的主體、輔助地位顛倒過來。怎樣才能使公有制讓出主體地位呢？這就要借助于私有化了。結論自然是：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應該的。這就是“國退民進”論者的真實目的。
    學者甚至某些低層次官員發表這種言論，并不奇怪，這是私營經濟的利益訴求在理論上的反映，他們的經濟實力增強了，同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于是進一步想當主體了。中國現在言論是夠自由的了，連公開反對《憲法》的言論也可以自由地發表，要知道，“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載入《憲法》的！反對公有制為主體這種違反《憲法》的言論，在報刊上可以公開發表，暢行無阻，而且眾聲附和，還把批判違憲言論當作“左”加以譴責，這樣的“言論自由”，恐怕連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也很難找得到。
    更為嚴重的是，某些曾經擔任國家權力機關領導職務的上層頭面人物，公開杜撰中央文件的觀點，為鼓吹“國退民進”制造依據。例如，有一位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人，在報刊上說：“黨的十五大即確定了國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競爭性行業退出，而目前是進一步進入。”一位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人也說：“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退出。”而且威脅說，“部分行業國進民退將付出沉重代價”這些在普通老百姓看來是知道內情的頭面人物，一再宣布，中央早就定了“國退民進”，居然拒不執行，豈不罪莫大焉！
    然而查遍黨中央的文件，我們卻找不到他們說的內容。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那個時候起，就有人開始制造“國退民進”的輿論了。誠然，國有經濟布局和國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是國有企業難以搞好的重要原因。布局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分布過寬，戰線過長，各行各業無所不包，力量過于分散，整體素質不高。企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重復建設嚴重，企業大而全、小而全，沒有形成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體系和規模經濟，缺乏市場應變能力。在這樣的格局下，要把幾十萬家國有企業都無一例外地搞活搞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中央要求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是完全必要的。從力圖搞好每一個國有企業，到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這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在理論上、實踐上和工作指導上的一大轉變，也是搞好搞活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部署。這里絲毫沒有“國退民進”、“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意思。謂予不信，那么，讓我們重讀一下十五大以及專門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吧。
    十五大報告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十五屆四中全會更是明確規定：“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四中全會還具體規定：“要區別不同情況，繼續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在努力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同時，國家給予必要的支持，使其更好地發揮應有的功能；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面投資加快發展；對產品有市場但負擔過重、經營困難的企業通過兼并、聯合等形式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盤活存量資產；產品沒有市場、長期虧損、扭虧無望和資源枯竭的企業，以及浪費資源、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污染嚴重的小煤礦、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要實行破產、關閉。”
    這些文件里，哪兒有什么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話！中央主張對國有經濟作戰略性調整，而從來沒有“國退民進”的說法。把自己的主張冒充成為中央文件的話，拉大旗當虎皮，似乎有點招搖撞騙的味道。這種手法，實為學術界所不齒。
    應該看到，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總的精神是搞好國有企業。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堅定不移地貫徹十五大精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真不知道那些假借貫徹中央文件精神的名義、竭力鼓吹“國退民進”的“名人”，讀了這段話是什么感想！這不是同他們的想法完全相反嗎？
    那么，鼓吹“國退民進”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主張“國退民進”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提出了幾個“理由”。我們不想給他們扣政治帽子，只想從理論上分析一下他們的“理由”，看看他們說的有沒有道理。
    ——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論。有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國有經濟同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私營經濟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國有經濟應該逐步退出，由私營經濟取而代之，即所謂“市場經濟增長一分，國有經濟就萎縮一分；市場經濟建成之日，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時”。這是某些人主張“國退民進”的振振有詞的理論依據。國資委的一位領導也持有這樣的主張，他說，“凡是市場經濟成熟的地方，國有經濟就應該退出”。這種說法，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是與中央唱反調的。
    說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不能搞市場經濟，這是違反鄧小平理論的。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他明確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們不是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不是區分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的東西，而是屬于運行機制的范疇，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可以用的東西。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的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我們黨才能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經濟上就是公有制）同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相結合。如果說作為公有制主要形式的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那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失去了基本的理論依據，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豈不就是錯誤的了？提出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人，恰恰是十分贊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這就使他們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主張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邏輯上就要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邏輯上就要以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可以同市場經濟相容為前提。我們始終沒有看到這些學者從理論上對下述問題作出解釋：為什么國有經濟同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是不相容的？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種觀點是怎樣統一起來的？他們只是根據某種利益的需要武斷地下論斷，而從來不講理論邏輯的。
    其實，國有經濟可以同市場經濟相容，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早就解決了。
    市場經濟的運行有一個起碼的前提，即進入市場交換的主體是獨立的，擁有自主的經營決策權，并具有自己的經濟利益，能夠根據本身的利益對市場信號自主地作出經營決策。只要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它的經營活動就有可能采用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從理論上講，回答國有經濟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實際上是說在國家所有制條件下能不能建立起這樣的前提。
    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些國家取得勝利以后，在相當長時期內，由于受國際國內形勢的制約和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局限，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一直采取國家所有、國家直接經營、統負盈虧這種實現形式，企業是國家機關的附屬物，沒有經營自主權，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完全由國家計劃規定，企業也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盈利上繳國家，虧損由國家補貼。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只是一個單純的生產機構而不是獨立的經營單位。公有制的這種實現形式確是與市場經濟相排斥的。有人正是根據這一點否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可能性。但是，公有制在經濟上可以有不同的實現形式。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按照這一思想，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全民所有制企業里是沿著國家所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思路開展的，要求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獨立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公有制的這種實現形式，就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可見，回答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必須把公有制本身與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區分開來。與市場經濟相排斥的，并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公有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定的具體實現形式。對原有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進行改革，在堅持公有制的前提下，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賦予企業自主經營權，使企業能夠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出現在市場上，成為市場的主體，是完全可以實行市場經濟的。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水火不相容，只有實行私有化才能建立市場經濟的觀點，如果僅僅從理論認識的角度看，其錯誤就在于，把公有制的某一種實現形式絕對化了，仿佛公有制只能是國家所有、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把這種實現形式等同于公有制本身，否認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公有制的某一種實現形式不能同市場經濟相容，不等于公有制本身不能搞市場經濟。按照市場經濟的需要，改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恰恰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某些學者提出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實際上是為私有化提供依據的。他們的邏輯是：我們的改革是把計劃經濟轉換為市場經濟，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而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同市場經濟是不能相容的，結論當然就是必須實行私有化了。從這里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并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且關系到改革的政治方向，關系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還是實行私有化這樣的重大原則問題。
    ——國有企業是壟斷企業論。自200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審議《反壟斷法》以來，有人就利用這一機會，把國有經濟稱之為“壟斷行業”，把國有企業稱之為“壟斷企業”，竭力加以攻擊，污蔑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存在就是與民爭利，在反壟斷的旗號下，要求“國退民進”，還“利”于民。一時間輿論紛紛揚揚，造成了一定的聲勢。
    能不能把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簡單地稱之為“壟斷”，進而加以反對呢？這是一個需要明確回答的問題。
    我國的國有經濟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有著根本的區別。我國的國有經濟是革命斗爭中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一開始就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并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后來又隨著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展而不斷壯大。改革開放以來，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國情，我們提出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我們始終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十五大明確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起主導作用。”而“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發展生產力的前提。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是在資本家無限度地追逐剩余價值的推動下，市場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出來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怎么能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相提并論呢！
    把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當作“壟斷”加以譴責是錯誤的。如果國有經濟沒有控制力，公有制為主體就是一句空話；如果國有經濟不做大做強，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就會站不住腳（要知道私營經濟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怎么也競爭不過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把國有企業當作“壟斷企業”反對掉，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自己的經濟基礎，就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失去立足之地。
    必須指出，我們要反對的“壟斷”是指大企業在市場上濫用支配地位，排斥其他企業進行競爭的一種行為，而不是凡是大企業就是“壟斷”。針對在制定、實施《反壟斷法》的過程中，某些新自由主義分子把《反壟斷法》的矛頭指向國有企業的種種喧嚷，有關方面曾明確指出，我國的《反壟斷法》“從來不以一個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作為是否壟斷的判斷標準，而是以一個企業是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作為壟斷的情形之一。”“壟斷”并非指控制力，而是指利用控制地位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最常見的就是操縱價格，從中獲取壟斷高額利潤。而我國在關鍵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雖然對市場有控制力，但并沒有定價權，油、電、水、運等都是由國家征求群眾意見后定價的。人民政府首先考慮的當然不是企業利潤有多高，而是人民的承受能力。因此，正如我國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指出的，譴責國有經濟是壟斷行業、國有企業是壟斷企業，那是別有用心的“偽命題”！
    ——國有企業與民爭利論。這是主張“國退民進”的人經常喜歡談論的理由。問題在于，究竟誰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國有經濟還是私營經濟？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的。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國家占有生產資料是為人民服務的，國有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當然需要獲得利潤，但利潤并不是國有企業的生產目的，何況國有企業獲得的利潤最終仍屬于人民所有。國有企業與人民群眾之間利益是一致的，它用不著、也不會“與民爭利”。不可否認，國有企業在實際經營活動中也會同人民群眾發生一些矛盾，但這種矛盾在人民政府的協調下通過改革是比較容易解決的。鼓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的人居心叵測，他們歪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性質，制造國家與人民的對立，煽動人民反對國有企業，以便最終削弱以至消滅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對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
    其實，談到“與民爭利”的問題，真正需要分析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私營經濟是以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雇傭工人進行勞動并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一種經濟成分，它的生產目的是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資本的本質就是追逐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而不是滿足人民的需要。盡管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經濟上公有制占主體、政治上共產黨處于領導地位，私營經濟的經營環境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發生了很大變化，因而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也有很大不同，但追逐剩余價值這種資本的本質是不會發生變化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落后決定了我們不僅允許而且鼓勵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但私營經濟的作用是具有兩重性的：一方面私營經濟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可以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做出自己的貢獻，因而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私營經濟還存在剝削，它同社會主義的消滅剝削的本質要求是相矛盾的，資本家同工人之間存在著利益的對立。在新創造價值一定的情況下，剩余價值同工人工資在量上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家與“民”（即工人）是爭“利”的，因為只有把工人的工資控制在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內、甚至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才能保證資本家獲得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私營經濟的現實生活中，不能不承認這種矛盾是客觀存在的。
    ——照搬西方國家的國有經濟比重論。主張“國退民進”的人，往往提出西方國家的國有經濟的數量很少，我國國有經濟也不需要那么多。他們是把資本主義國家里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套到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身上來。例如，有一篇文章說：“我們的所有制改革應這樣進行：縮小國有企業的存在范圍，使其僅僅作為矯正市場失靈的工具而存在于公共物品生產領域、自然壟斷行業和其他私人企業無力或不愿進入的領域。”有人明確表示：“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主要應該承擔彌補市場機制不足的功能”，所以國有企業不能太多。
    這是毫無道理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國有企業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相比，不僅性質上有根本區別，而且其地位和作用也是截然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也有一些國有企業，它是作為私人企業的補充而存在的，它是為保證私人企業更好地運轉服務的。美國前總統肯尼迪說過：“私人企業在我們現在的國家制度下，應當是我們的經濟力量的基礎，這是我們對抗共產主義的唯一抉擇，國家只應生產私人企業所不能生產的東西。”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國有企業的任務被定位為彌補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中的缺陷，在市場經濟失靈的地方發揮作用。社會主義國家則不同。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因為在社會主義階段，國家是代表全社會的一個有形組織，體現全社會掌握生產資料、組織生產的全民所有制必然而且只能采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沒有國有經濟，也就沒有全民所有制，而失去全民所有制的主導，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可以說國有經濟的存在及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是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核心，它決定著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
    我國國有經濟的比重應該根據保證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需要來確定，而不能照搬西方。改革開放以來，迷信西方的風氣盛行，一切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為圭臬，這種狀況在國有經濟比重問題上也反映出來了。這些人是西方教條主義者，他們完全忘記了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正在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因而一切要根據社會主義原則和中國國情辦事。當前，把我們的思想從盲目模仿西方的框子里解放出來，已經成為經濟學界一項迫切而現實的任務。
    ——從競爭性領域里退出論。有人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之機，鼓吹國有經濟應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造成為“民有民營”企業，即所謂“改制”，實際上就是賣給私人，實行私有化。令人擔心的是，近年來，“全面退出論”成為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這已經對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工作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
    主張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人的理由是，私有制經濟天生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則天生不適于競爭，因為公有制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所以，國有經濟必須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有一篇文章說：“按照國有經濟應有的地位和應起的作用來說，它只應該是在特殊性、自然壟斷性、非盈利性（公益性）等領域存在的一種形式，實際上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失靈或不利的領域。”因此，“國有資本從原有體制內的競爭性領域退出”應該是全面而徹底的，既包括小型國有企業，又包括中型和大型國有企業，目的是使“民有民營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
  “全面退出論”的根據是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這一論斷的理論依據又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對于這種理論依據的錯誤，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這里，需要分析的是，“全面退出論”的實踐會導致什么樣的狀況。
    什么叫“競爭性領域”？如果放眼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還有多少領域不是競爭性領域？電力、交通、金融、外貿等等過去一直是被稱為“壟斷性行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現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競爭。迄今為止，非競爭性領域已是屈指可數，如果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它還有多少立足之地呢？國有經濟又如何發揮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呢？“全面退出論”實際上主張的是，把賺錢的買賣都讓給私營經濟，而讓國有經濟專門去干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反過來又咒罵國有經濟沒有效率，這難道符合市場經濟平等競爭的邏輯嗎？
    國有經濟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一旦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僅僅從事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國有經濟就不能控制整個國民經濟和提供財政收入，它不僅不能引導、帶領其他經濟成分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相反，要靠非公有制經濟繳納的稅款來養活，這時國有經濟就必然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附庸。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就失去了經濟基礎，我國千百萬烈士犧牲性命才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這種后果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其實，對某些經濟學家來說，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只是第一步，最終目的是要消滅國有經濟。有一位經濟學家（一所著名大學的副校長）不僅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而且要求國有企業退出壟斷性行業。他在2007年9月一次會議上就以美國所有行業都是“民營的”為參照系，說：“進一步講，石油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有的集團來經營？我們現在進入世貿組織以后，面臨著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就是我們的產業結構里到底還應該保留多少國有企業？”照他的說法，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應該退出；壟斷性行業，國有企業也應該退出。那么，國有企業還有生存余地嗎？真是趕盡殺絕！另一所著名大學的教授倒是直言不諱：今天的大國企應該“民營化”，或實行“撒切爾夫人式的私有化”。正如一位學者批評的：這些人“雖然拿著中國重點國立大學的職位和錢，卻貫徹了‘華盛頓共識’要求全面私有化的美國‘中央精神’。”真是一語中的！
    ——私營經濟是先進生產力代表論。有人提出，私營經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國有經濟妨礙生產力的發展，理所當然應該是“國退民進”。對此我們必須從理論上予以澄清。
    首先，應該明確指出，公有制（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主要部分）是同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們強調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觀臆想，而是由生產力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一種客觀的必然性。與從倫理道德觀念出發研究社會主義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征。”任務在于，從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系、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所以建國以來，我們盡管由于經驗不足，犯過一些錯誤，有過一些挫折，但從整體來說，我國生產力得到了遠比資本主義要快的速度發展，經濟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實踐證明，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解放、發展生產力的主要動力。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堅持公有制的基本道理。當前在有人把國有經濟妖魔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其次，對私營經濟即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是不是“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問題，需要進行歷史的、具體的分析。在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時期即資本主義上升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的確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是時代發展到了今天，再說它是代表先進生產力要求的“先進生產關系”就不符合實際了。在當今歷史條件下，就世界范圍來說，私有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解放前的舊中國，私有制占統治地位，那時是什么景象，我們就不必多說了，就拿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這是鼓吹私有化的人心目中的樣板）來說吧，由它引發的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其巨大的破壞力，證明了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已經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甚至破壞了生產力，證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寄生性、腐朽性。一切美化私有制的言論都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那么，怎樣認識私營經濟在我國的積極作用呢？
    我國是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而且發展不平衡。這種狀況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決定了我們決不能搞單一的公有制。我們允許并鼓勵和支持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并不是因為它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私有制經濟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我們并不是像某些新自由主義者那樣，把私有制看作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并不是主張“私有制萬歲”。我們是要消滅私有制的，這一目的無需回避。我們是利用私有制，發展經濟，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條件。
    還應該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只有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才能顯現出來。如果沒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沒有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如果讓資本主義私有制占據主體地位，那就必然導致生產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社會就會出現生產無政府狀態，而且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會越來越加劇，就會出現俄羅斯曾經出現的政局動蕩、經濟凋敝、社會不穩的狀態。
    圍繞著“國退民進”展開的爭論關系到我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關系到我國要不要、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這樣的重大原則問題面前，我們必須分清是非，而且要旗幟鮮明。我們應該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絕不搞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
    （《環球視野》第320期，摘自2010年第10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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