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16日和17日，在世界政治權力中心華盛頓，全世界目睹了對兩個令人敬畏的全球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規模抗議。這是一次對全球化、失業、私有化、債務和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抗議，類似于上一年在西雅圖對世界貿易組織和全球化的抗議。抗議者譴責這兩個組織實施的“結構調整計劃”，因為這些破壞性的計劃使許多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加悲慘。這兩個機構是美國支配全球的兩大支柱。對它們為什么會淪為譴責的對象和在全世界引起了如此多的怨恨和抗議進行考察，對我們來說非常具有啟發意義。①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美國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領導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在經歷20世紀30年代可怕的大蕭條之后，美國的政界人士普遍認為，應該竭力避免二戰后出現類似的大蕭條。因此，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隨之成立。它們的宗旨是：支持全球對美國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為美國公司的長期國際貿易提供一個支付體系；使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從屬于美國的經濟活動，以及促進美國的全球政治和經濟利益。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世界銀行現在向它的177個會員國提供貸款，為它們的道路和發電廠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資金。世界銀行還“提供結構調整計劃資金，以此為一個國家經濟體系的重組提供貸款”。另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是為一些國家提供克服短期支付困難的資金。當然，只有那些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劃的國家才會得到這些支持。②

　　然而，這兩個美國人掌控的機構是如何摧毀那些擁有強勁經濟實力和進步歷史的國家的呢？亞洲金融危機的故事或許能夠最充分地揭示出這個問題。在1997年的下半年，“亞洲奇跡”國家——曾經自豪而又繁榮的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一夜間變成了經濟窮國。由于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建議和鼓勵，這些國家——直到最近——為了吸引外資采取了無限制的流動和高利率政策。

　　為了匯率的穩定，這些國家的貨幣盯住了美元。結果，投機資本為了高回報率而進入了它們的市場，并且投資的是房地產和股市等部門。外國的資本像洪水一樣涌入當地的銀行，并且國內的金融機構為了用本國貨幣支付利息而從事高風險的借款。這導致銀行有價證券出現了過多的不良貸款。同時，這些國家再次出現貿易赤字的消息使外國投資者認為，撤資的時間到了，以避免他們在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時出現的現金和資本損失再次出現。面對這種現金危機和驚人的資本損失，這些國家的政府別無選擇，為了擺脫困境只好屈辱地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求助。①

在危機之初，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為了維護匯率的穩定，把本國的貨幣盯住美元，并且不斷提高國內的利率。然而，它們的貨幣不久就遭到了美國對沖基金的攻擊，并且它們的外匯儲備一夜之間消耗殆盡。當本國貨幣盯住對美元的機制崩潰時，這些國家的企業不得不以更高的價格進口商品，并且償還外債的成本高昂。這不僅導致了大量的企業破產和工人失業，而且導致了出乎意料的經濟衰退。如今，“亞洲奇跡”已經是昨日黃花了。②

　盡管資本自由流動帶來了可怕的結果，但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要求資本賬戶更加自由化，并且不允許會員國實施嚴格的貨幣管制。20世紀70年代，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倡導資本自由流動，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跨國銀行借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過多的貸款。它們認為它們的貸款總是優良的，因為正如花旗銀行前總裁沃爾特?里斯頓（WalterWriston）所說的那樣：“國家不會破產。”到20世紀8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金融狀況日益惡化，許多國家無力償還外債。結果，面對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和由世界銀行所協調的“結構調整計劃”，它們失去了討價還價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措施旨在拯救外國私人債權人，主要是美國的跨國銀行。結構調整計劃通常包括：資本自由化——外國貿易和投資資本的自由流動，目的是保證外國資本能夠無風險地進出；公用事業和其他公共設施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本國貨幣的貶值；提高利率；緊縮的財政政策，減少醫療和教育上的開支；造成環境破壞和兩級分化的管制消除。①

　　第一個被迫實施“結構調整計劃”的國家是南斯拉夫。在鐵托敢于挑戰斯大林和蘇聯權威的時代，這個前共產主義國家曾經是西方的寵兒。作為回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供給南斯拉夫巨額的發展貸款。然而，1979年的世界經濟衰退使南斯拉夫幾乎別無選擇，只好為它的貸款進行再融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的再融資條件要求南斯拉夫實施經濟緊縮政策。這導致南斯拉夫社會陷入困境，兩極分化加劇，最終使南斯拉夫聯邦內部出現了分裂和軍事沖突。隨后又是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緊接著發生了最終以悲劇收場的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沖突。因此，由于過于積極接受西方的資本主義，南斯拉夫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吞下了自己釀下的“苦果”，最終導致了自身的滅亡。②

　　另一個接受全本的“結構調整計劃”的國家是菲律賓。從1980年開始，菲律賓在將近20年的時間里接受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貸款。這一時期，在經濟上掌控菲律賓的實質上是這兩個機構。由于降低了關稅壁壘和實施了貿易自由化，外國的商品如潮水般地涌入菲律賓的國內市場。菲律賓的民族工業失去了市場份額，并且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此外，由于利率很高和政府減少了開支，再加上沖擊出口部門的全球經濟低迷，菲律賓的經濟陷入了長期的衰退。菲律賓人民直到現在仍然能夠感受到這種“結構調整計劃”的影響，因為國家一半的財政預算用于還債，因而社會和發展支出也就相應地減少。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開出的這種經濟復興藥方使菲律賓的GDP在1983~1993年的十多年里一直保持著零增長。菲律賓的貧困變得更加普遍：到1993年，將近50％的家庭生活在官方劃定的貧困線以下。貧困導致了環境的破壞，因為窮途末路的人民為了活命而開始不顧一切地開發資源。作為強加給菲律賓的私有化的結果，是許多大型國有企業落到了私人的手里。外國投機資本源源不斷地進入菲律賓，造成了房地產泡沫。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這些投機資本又一下子撤出菲律賓，并且1998年菲律賓的GDP再次出現了負增長。因此，在實施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結構調整計劃”20年之后，菲律賓再次成為亞洲的“病人”。

　　按照這種重組計劃，難怪世界銀行自己的《發展有效性年度報告》（1999年）發現，世界40％的國家人均收入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將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絕對貧困加劇，并且人均壽命下降；在世界85％的地區，人均收入在20世紀90年代增長1％或不到1％。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使世界銀行的如下聲明成為了笑柄：減少貧困是它的首要目標。②

　　而且，誠如所料，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這兩家環球性的機構會利用美國擁有的否決權來強行實施大部分對美國和美國跨國公司有利的政策。負債的國家被要求始終重視出口那些適合西方消費的自然資源和農產品，而不是用本國的經濟多元化來促進國內的發展。如果負債的國家想要發展工業，就必須是發展滿足西方消費的產業，或者是充當低稅經濟特區中跨國公司的血汗工廠。不幸的是，美國公司建立的離岸工廠也傷害了美國工人，因為他們不得不與海外的低工資工人進行競爭。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韓國等亞洲國家向美國傾銷鋼鐵產品，“以出口來擺脫危機”的時候，美國的鋼鐵工人開始大量失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另一個主要受益者是跨國銀行和華爾街的投機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受援國必須承擔私人銀行的全部壞債，從而慷慨地回報冷酷無情的金融投機者。①

   奇怪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直率的批評者之一卻來自世界銀行自身。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稱私有化計劃為“賄賂化”。在接受倫敦《觀察家》雜志的訪談時，斯蒂格利茨說，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利用世界銀行平息本國批評聲音的要求，很樂于出售本國的電力公司和自來水公司，“而不是反對出售國有企業”。“當看到只要把國有資產的售價減少數十億美元，就有10％的傭金將打入他們的瑞士銀行賬戶時，他們睜大了眼睛。”美國政府對此完全心知肚明，尤其是1995年俄羅斯國有資產的出售：“美國財政部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就像我們想讓葉利欽再次當選為總統一樣。我們想通過支持葉利欽的總統競選而把金錢交給他。”這份來自美國總統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揭露非常令人不安，因為美國自封為民主的促進者。②

　　按照密蘇里大學教授邁克爾?哈德森的觀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本政策實際上是“以消除金融管制的幌子來促進資本逃離債務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銀行的目標一直是提高其他國家對美國農產品出口的貿易依賴度，并因此反對其他國家的土地改革和糧食自給性。哈德森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描繪。1991年后，美國支持的“竊國者”對俄羅斯進行了災難性的改革，并且在1997~1998年使亞洲和俄羅斯出現了金融危機。導致這些災難和危機的政策來源都可以追溯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錯誤的結構調整政策，而后兩者是在美國經濟外交官的堅持下成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③

　　對發展中國家的掌權者來說，這些話應該是關于這兩個美國把持的機構的本質的警醒之聲。發展中國家應該重新評估它們的發展戰略，它們應該關注本國的自足、本國消費產品的生產和民族工業的發展。要不然，災難就會不請自來。

　　自由貿易與國家經濟發展：亞當?斯密對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1846年，英國為了追求自由貿易做出了一個令人矚目的舉動。當時，英國議會廢除了支持本國農民的《谷物法》。英國之所以單方面做出這種消除農業保護的舉動，首要的原因是它沒有說服外國政府相信它提供了一個互惠的協議：外國政府全都擔心英國工業會支配它們的國內市場。但是，這也是倫敦有權勢的金融和貿易利益集團向英國政客施加壓力的結果，因為這些利益集團謀求對欠發達國家的貿易支配。這一步是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完成的，就像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倡導的那樣。①

　　到19世紀中葉，英國成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國。由于擁有這種支配地位，倫敦的金融和貿易利益集團從世界貿易中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尤其是在英國對華鴉片戰爭獲勝后進行的印度——土耳其——中國鴉片貿易中。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正在掀開全球化的新篇章。①

　　隨著《谷物法》的廢除，世界各國的廉價農產品涌入了英國。英國的農民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因為外國的廉價農產品把農產品價格壓到了最低水平。由于無力應對這種來自海外的競爭，愛爾蘭的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開始移民到美國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英國的其他殖民地。①1845~1846年，愛爾蘭土豆大饑荒是自由貿易的直接結果。土豆大饑荒對愛爾蘭人民來說是災難性的：據估計高達100萬人死于饑餓和疾病，并且還有200萬人淪為難民。英國對愛爾蘭的政策始終是使它成為英格蘭的糧倉，并阻止它發展成為一個獨立、自足的工業國家。①

　　當英國的工人不得不與英國殖民地的工人進行競爭時，整個大英帝國的“廉價勞動力”時代開始來臨，并且英格蘭的工資開始下降。英國社會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但倫敦的房地產公司、保險公司和金融銀行機構卻從這種貿易增長中獲得了可觀的利潤。②世界貿易對英國來說是天賜良機，因為它控制了遠洋航運業和世界船運業。英國的商船能夠獲得有利的保險費率，而其他國家的競爭者被迫以高得多的費率從倫敦購買保險。英國的商業銀行——例如巴林銀行和羅斯柴爾德銀行——控制了大量的黃金，并且從國際貿易金融服務中獲得了巨額的利潤。通過向某個市場進行傾銷，英國的公司能夠應對任何的國際競爭。英國的世界霸權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因此，難怪英國議會在金融部門和航運利益集團的壓力下通過了一項支持“絕對自由貿易”的決議。早在幾十年前，亞當?斯密就倡導過“絕對自由貿易”的思想。②

　在《國富論》這本經典著作中，亞當?斯密宣稱：“在創造更多數量的經濟財富時，自由貿易是比進口保護更好的手段。”對亞當?斯密來說，貿易保護主義將會造成國內產業的壟斷，并且導致管理不善、消費品價格提高、忽視創新和對技術變革的反應緩慢。亞當?斯密宣布，追求私利的工人將會成為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③他認為“貿易的好處并不在于出售出口產品，而在于能夠購買進口商品”。③

　　然而，當時并非所有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都贊同亞當?斯密的思想。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拒絕了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他堅持認為美國應該建立自己的工業，并且拒絕用美國的農產品來交換英國的制造產品。因此，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運用很高的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的工業，使之免遭英國等更發達國家的惡性競爭。美國國會通過了多項法案，對許多進口商品征收50％的關稅。因此，美國的富有是建立在貿易保護主義之上的。④

　　不幸的是，在這種自由貿易體系下，英國經濟出現了一段時期的大蕭條。這是1857年倫敦銀行業恐慌的直接后果。當時，外國人買光了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為了確保英國繼續成為世界最強大的金融中心，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會決定提高貼現率，吸引黃金回流到英國。然而，高利率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它傷害了英國的農業和工業。結果，英國出現了長期的大蕭條，持續了將近25年。在這一時期，英國出現了普遍的失業、破產和通貨緊縮——許多商品的價格下跌了將近50％。①

　　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由于倫敦的金融和國際貿易利益集團控制了決策，英國忽視了對本國工業和農業的投資，在應對技術變革的研發領域尤其如此。②在《百年戰爭》一書中，威廉?恩達爾寫道：“這是英國歷史上的轉折點，由于廢除《谷物法》而肇始于大約30年前的‘自由貿易’決定了英國工業技術衰落的命運，結果金融成為大英帝國最重要的事務。到19世紀80年代，英國輕松地領導世界工業國家的時代顯然已經結束了。”①因此，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大廈——大英帝國的基礎——正在分崩離析。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這種“自由貿易”體系的基礎是對英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剝削。這種絕對自由貿易的經濟模式失去了它的魅力，尤其在歐洲大陸更是如此。

　　正是因為按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民族保護主義學說所制定的經濟政策，德國才出現了歷史上最快的工業發展，崛起成為一個大國。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國的政府和政治教授，1825年移居美國，并且從那時起到1832年一直居住在美國。在客居美國的時候，他對漢密爾頓的經濟政策了解并印象深刻。這就是他寫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的促因。在回到德國后，李斯特在德國實施了美國的制度。他成為自由貿易最激烈的反對者，并且他的著作成為“如何反對英國帝國世界‘自由貿易’掠奪體制罪惡的手冊”。②

　　按照李斯特的觀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未討論過國民經濟問題，反而提出了一個世界共和國的空想觀點”。①李斯特認為英國實際上從未實踐過“自由貿易”，并且對英國的貿易實踐作出了如下評論：

　　英國并不愿意為了在亞洲建立殖民地而使自己在工業方面屈從于亞洲。它所要爭取的是商業優勢；它的看法是，當兩個國家彼此之間有著自由貿易關系時，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優勢，而只能供應農產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勢地位的。它對北美洲殖民地所執行的就是這個原則，它甚至不許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馬蹄釘，更不許把那里所造的產品輸入英國。①

　　李斯特重申“自由貿易”不過是英國用來維護其世界霸權的手段，并且明確強調主權和民族性是一個健康經濟的關鍵：

　　個人主要依靠國家并在國家范圍內獲得文化、生產力、安全和繁榮，同樣地，人類的文明只有依靠各個國家的文明和發展才能設想，才有可能。①

　　英國會把關稅當作保護和培育鋼鐵和造船等本國工業的手段。要不然，廉價的進口商品就會摧毀這些工業。對李斯特來說，國家必須發展民族工業，才能提高就業、穩定價格以及發展新的制造業和農業技術。①

　　在亞當?斯密看來，每個人傾向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并由此促進了所有人的利益。國家干預市場和關心本國人民的福利是錯誤的。他的“自由放任”經濟學理論把保護主義視為愚蠢的做法：只要可能，個人就應該能夠購買最便宜的產品，這將給國家帶來繁榮和財富。①

　　在李斯特看來，財富不僅僅是所占有的財富，更是生產力。如果一個人的消費超出了他的產出，那么他就是窮人。因此，創造財富的能力比財富本身更為重要，并且這對一個國家來說尤為正確。他把人力資本當作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創造性將會使一個國家更富裕、更強大和更繁榮。這個最重要的財富因素“從簡單的交換價值來看是無法解釋的”。①

　　由于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霸權，英國成為一個商業國家，它的工業缺乏技術上的投資。在最受尊重的英國作家約瑟夫?凱（JosephKay）看來，在英國這個亞當?斯密和自由貿易的大地上，“貴族比世界其他國家都更富有和強大；與歐洲其他國家的窮人相比，英國的窮人受到的壓迫更多，更加貧困，數量更加龐大，無神論傾向更加強烈，并且所受的教育也更加可憐”。①另一方面，在李斯特的影響下，德國批判了英國的商業政策，把“總生產量”而不是“貿易利潤率”當作衡量國家實力的準繩。①由于在19世紀50年代后拋棄了英國的經濟模式和“自由貿易”原則，德國把注意力轉向建設本國的工業和農業上，并把此作為它的國家經濟戰略，最終產生了驚人的結果。在這一時期，作為一個比英國相對落后的工業國家，德國在技術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并且一舉超過英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家之一。①1850~1913年，德國的國內產出增加了4倍，并且德國人的生活水平和實際工資也不斷提高。①

　　到20世紀初，由于嚴格遵從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的經濟政策，美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強大的工業國家之一。德國也拋棄了“絕對自由貿易”，同時，在李斯特的“國民體系”政策下，德國已經清楚地證明，保護民族工業是實現工業快速增長和國內繁榮的正確道路。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20世紀末，另一種形式的“自由貿易”經濟政策在“新自由主義”的旗號下被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它們按照世界貿易組織實行無限制的市場進入。事實上，華盛頓現在正強加給第三世界的政策恰恰是漢密爾頓和李斯特強烈反對的政策。

節選自《美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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