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咬定“民生民主”路線不放松　　

不管哪個時代，哪個社會，讓百姓吃飽飯，過上好的生活，都是硬道理。也不管到了哪個社會，讓百姓能說話，敢說話，尊重人民的意志，也是硬道理。要讓百姓過上好生活，就得反對寡頭占有全部財富，所以就要搞共同富裕；而要讓百姓都能、都敢說話，就得反對“少數人先民主起來”，就得提“大眾的民主”。拿著權力大刀到處揮舞的人雖然一時間很囂張，但是最終將失去權力；而占據了“民生民主”這兩條硬道理，雖然一時間失去權力，但是將依靠道義的力量失而復得。所以歷史是靠勝利者說話固然沒錯，但是最終能成為勝利者，恐怕不能依靠寡頭對政治經濟資源的壟斷就能維持得了的。　　

王安石變法固然失敗了，但是他的失敗帶來的是后世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反思，而王安石也不會因為他錯用了某些人而影響他在歷史上的聲譽。這說明歷史還是相對公正的，不會以勝敗論力挽狂瀾的革新。固然劉邦贏得了楚漢相爭的勝利，但是項羽仍然獲得了屁民、吊絲、史學界的公正評價，看來后世不會一直按照勝利者的寫法來評價誰是最后的勝利者。　　

當然，短暫的失敗會讓真正改革者的擁躉感到失望，也可能會帶來悲涼的寒意。反改革集團瘋狂的逆反行為會加快進行。但是上帝讓其滅亡總是先讓其瘋狂，逆反行為越是瘋狂得沒有底限，他距離失敗也越不會遙遠。老子經常說“物極必反”，是上千年中國智慧的總結，恐怕不是思想移植。拿破侖戰爭以后，歐洲君主們瘋狂地清理拿破侖在法國的痕跡，但是拿破侖的侄子很快崛起。法國人民寧愿以扭曲的形式肯定帝制，也不愿意再回到波旁王朝。清理的越多，最后重新舉起的越多。　　

還有一個國家是蘇聯，俄羅斯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領土縮小了，人口減少了，經濟崩潰了，國家分裂了，共產黨下臺了，寡頭占據了所有的政治經濟資源，以為葉利欽盛世來了，可以狂歡了。可是寡頭控制經濟證明無法生存，最終普京登上歷史舞臺，要對寡頭進行清算。那些整天想著和蘇聯解體一樣火中取栗的人，要看看他們最終的下場。那些20世紀晚期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都試圖實行少數官僚的寡頭控制全國經濟命脈，最終本國都爆發了動蕩，寡頭都遭到了審判的命運。中國人有句老話，命都沒了，要錢干什么啊。　　

當政者需謹慎地利用手中的權力，不要試圖利用絕對權力謀取不正當的利益。即便你現在輕松謀取了，也很快就會被清算。沒有一個國家這種寡頭私分國家經濟命脈是持久的，也沒有一個國家試圖在精英內部“先民主起來”能保持的。和珅搜刮了民脂民膏，以為可以子孫萬代保持了，結果“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很多人以為拿到美國綠卡就能萬事大吉了，二戰時期的猶太人也是這樣想的，結果沒有祖國，猶太人也被剝皮點燈、屠殺蝕骨，把國家的財富掌握在自己手里連自己的命都救不了，正如葛朗臺看著將枯竭的蠟燭。　　

官員們應該思考一下楚國名相孫叔敖的故事。孫叔敖生病快死的時候，告誡他的兒子說：“大王多次賜給我土地，我都沒有接受。如果我死了，大王就會封賞你。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富饒的土地！楚國和越國之間有個寢丘，這個地方土地貧瘠，而且地名很不吉利。楚人畏懼鬼，而越人迷信鬼神和災祥。所以，能夠長久占有的封地，恐怕只有這塊土地了。”孫叔敖死后，楚王果然把肥美的土地賜給他的兒子，但是孫叔敖的兒子謝絕了，請求賜給寢丘，所以這塊土地至今沒有被他人占有。　　

在中國的古代，最肥沃的地區是中原，最好的資源當然是王室皇族占有了，因此中原還代表著正統，結果諸侯爭相“入主”，大搞“逐鹿中原”的戰爭，結果中原水土流失、戰亂不斷、人口始終不能安心生產，結果當今河南等地，從“上海市”級別蛻變到老少邊窮地區。這不能不說是諷刺。　　

從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權力擁有者試圖占有最好的資源，但是最好的資源也是各種勢力爭奪的目標。任何一個革命、變革、改革、維新，新獲得權力的集團首先想到要重新瓜分的對象，就是那些最好的資源。今天你讓優等資源改朝換姓“王”了，明天就有人讓這些資源更名改姓“李”了。所以“高貴者最愚蠢”是當然的歷史硬道理。但是他們似乎不明白，因為他們受不了那種金燦燦的欲望誘惑，在一伸手就能夠著財富的便利中無法自拔了。這就是他們一直無法避免悲哀的決定性原因，這也決定了地球上無法避免戰爭和革命，區別只是一部分國家聰明了起來，盡可能地分享財富和民主給中下層，而有一些國家的精英們，則愚不可及。　　

固然，商鞅被車裂了，甚至在貴族中失去了聲譽。但是變法卻持續了下來，這說明客觀需要不依賴某個歷史人物。歷史人物不過是時間隧道里的過客，沒有商鞅，就會有夏鞅、周鞅。任何一種客觀需要可能會因為某個人的下臺或被誅殺而遭受一點點麻煩和挫折，但是民生民主卻如同火山里的巖漿，你采取商鞅激烈的打打殺殺方法也罷，頂多說打打殺殺不會持久，但是你不能說因為商鞅打打殺殺變法就錯了。誰也不能因為方法有過錯，就否定價值目標本身。對于商鞅政治死亡時間中的勝利者要看到民生民主路線得民心，得民心者必然得天下。勝利者可以認為商鞅方法不對，不該殺人，但是你不能認為商鞅方法有問題就否定富民強秦的必要性。失敗者也不能因為商鞅打打殺殺的方式看起來比較革命就否定民生民主路線是一種客觀必然性。客觀必然性如同宿命論，失敗者堅定勝利的信念，同時也減少了對不確定性的懷疑和悲觀。民生民主既然是客觀性，任何勝利者都不能拒絕，如果拒絕了走了和共同富裕、大眾民主相反的道理，那么接踵而來的肯定是陳勝吳廣。　　

當年漢唐盛世的時候，唐玄宗以為自己的時代消滅的戰爭，想著時代的人都安于享樂，而且本朝這么威武，怎么可能再爆發內戰。因此主張警惕內戰的大臣，都比貶斥為歪理邪說。結果安史之亂，死亡無數，教育了以為和平永恒的人。因此，歷史就是歷史，現實永遠不能脫離歷史自搞一套，你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但是你不能摸著鹿角說這是馬腿。安史之亂后的唐朝人民覺悟了起來，他們明白一個道理，所謂和平不能依靠某個人，更不能把實現和平、溫飽的愿望寄托在某個英明的人物身上，而是要堅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唐朝人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唐玄宗或者姚崇的身上，那么實際上是不成熟的標志，更談不上是某種理念的粉絲了。　　

羅里吧嗦說了這么說，歸根結底一句話，堅持“民生民主”路線不放松。換了誰都要搞，方法和方式都可以不一樣，何況是換一個人。犁田可以用牛馬，非洲人還用鴕鳥耕田呢。看開一些，路會寬一點，讀點歷史，人會聰明一點。當然，如果某些集團堅持不耕田了，非要“火燒圓明園”，讓大家伙都沒有了“民生和民主”，硬要把國家公器私有化，那么老百姓誰也不會饒了他。楊貴妃再美，也得吊死；逃得再遠，也得追回來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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