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行報告明確提出國企份額應從當前27%縮小到10%

很多人認為世行報告沒有提“國企私有化”，比如趙啟正認為，“沒在世行報告中查到國企私有化的建議”“股權多元化還不等于私有制，這點請大家在研究這篇文章時細心一點”。他們理解的國企私有化，是指國企全部徹底的私有化。

其實在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已經臭不可聞的今天，即便是鐵桿的新自由主義者也不會愚蠢地主張國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歐洲很多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保留不少國有企業(yè)。于是當前新自由主義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國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樣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療法”，因為這種建議明顯是愚蠢幼稚的主張，或者說是惡意的別有用心的毒藥，而且“休克療法”在蘇聯(lián)、東歐、拉美眾多國家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義者退而求其次，他們主張分步驟、分批次、漸進的、逐步的私有化。具體地對于中國來說，就是不斷要求縮小國企的規(guī)模，直至國企徹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國企。即使僅有少量微量的國企，這也可以說并非“國企全面徹底私有化”，但是這和“國企全面徹底私有化”又有多大的差別呢？

我們再來具體分析世行報告給中國國企改革具體規(guī)劃的路線圖。在世行報告英文全文版第四章《企業(yè)部門》改革中，明確希望中國國企從當前的27%的份額到2030年降低到10%的份額。報告中詳細說到：“到2030年，成功的改革和由此產生的結構性變化會給中國留下一個非常不同的企業(yè)部門。……國有企業(yè)在工業(yè)總產值中的比重從目前2010年27％的水平將有所下降，到2030年約10％。很多行業(yè)將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得到很大的整合。”

讓中國國企大規(guī)模私有化，從當前27%的份額進一步降低到10%的份額，讓所謂私營企業(yè)（在當前中國主要是外資）侵吞那退出的17%，這相當于當前國企規(guī)模的63%。換句話說，世行報告明確提出，未來18年內，當前國企資產的63%要賣給或者廉價送給以外資為主的私營企業(yè)。這就是此世行報告的首要戰(zhàn)略意圖。

2、通過大力支持民營企業(yè)的方式加快創(chuàng)新步伐世行報告的第二點結論是“加快創(chuàng)新步伐，建立一個開放的創(chuàng)新系統(tǒng)。”在這一部分中，主要談的是科技創(chuàng)新和人才保障方面的問題，具體到落實層面的建議，世行報告給出的是“提高長期風險資本對于新設民營企業(yè)的可及性”。其實，不管是蘇聯(lián)、德國、日本、韓國還是美國，其高新技術的發(fā)展無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和支持。但是世行報告卻重點強調讓中國私營企業(yè)（包括本土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搞技術創(chuàng)新這顯然是別有用心地要在戰(zhàn)略層面遏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yè)的崛起。

3、讓民營部門獲得足夠融資，抓住“綠色”機遇世行報告的第三個重要結論是“通過市場激勵、監(jiān)管、公共投資、產業(yè)政策和制度建設等措施，抓住‘綠色’機遇。”涉及到具體的企業(yè)操作層面，世行的建議是“巨大的市場規(guī)模有助于快速推廣成功技術以實現(xiàn)規(guī)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高投資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資本品；日益增長和充滿活力的民營部門如能獲得足夠融資，將對政策信號作出積極響應”。

要知道，所謂綠色朝陽產業(yè)，是高投入、高風險、長時間、低回報的產業(yè)，以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為根本宗旨的私營資本是不愿投入的，這就是當前全世界仍然以高污染、高能耗為主，產業(yè)轉型難以完成的根本原因。要走出能源危機，要搞朝陽產業(yè)只能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依靠當前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法有效推進。這一點，不僅社會主義者承認，很多發(fā)達國家資本主義政客也承認，因此他們搞了“綠黨”去督促資本家轉型。而世行報告卻不顧今天人類歷史的基本事實和邏輯，仍然鼓勵以私營企業(yè)為主發(fā)展綠色產業(yè)。其實世行報告也知道私營企業(yè)不會去搞，因此它狡猾地提出“如能獲得足夠融資”，私營企業(yè)也會很積極。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大量給私企投錢，讓私企大膽搞。問題是，只要政府一聲令下，國企即便是低利潤高風險，她們也會努力進軍綠色產業(yè)，而私營企業(yè)則不會。世行從根本上是由資本家控制的，其報告自然會格外偏袒資本家。那么，中國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呢？

2.讓私營機構介入社會保障領域

世行報告的第四個要點談的是“社會保障”問題。其要點在于“動員社會各類主體——公共和民營機構，政府和社會組織——共擔公共服務的融資、提供與監(jiān)督職責。”

眾所周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保障社會福利較好的歐洲，社會保障主要是政府承擔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后依靠政府構建“社會安全網”，社會保障工作也有進步。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后，尤其是在里根及小布什時代，美國社會保障領域搞大規(guī)模市場化私有化，積累了無數(shù)的弊端和問題。今天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不得不重提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的職能，但仍然遭受右翼政客和大資本的抵制。放眼全世界，社會保障搞得好的國家，都是依靠政府。即便是在美國，社會保障方面比較好的領域也是政府主導的。凡是私人資本介入的地方，都是糟糕一片。而世行報告中竟然把私營企業(yè)和政府并列，鼓動讓私營企業(yè)介入社會保障領域，把社會保障事業(yè)變成資本牟利的工具，真可謂喪心病狂。

3.瓦解中央政府財力，確保地方政府財力，促進私營企業(yè)發(fā)展

世行報告的第五個要點談的是財政收入方面的問題。其主要內容是“通過籌集更多財政收入，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履行支出責任，建設穩(wěn)健的財政體系。新發(fā)展戰(zhàn)略所需的企業(yè)和金融部門、綠色發(fā)展、機會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對公共支出規(guī)模和結構都有重要影響。” 在這里，世行報告強調“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并非是考慮普通民眾的利益，而是為了推動私有化。正如前四點所談，無論是國企私有化還是讓私營企業(yè)搞綠色產業(yè)，都會“對公共支出規(guī)模和結構都有重要影響”。為了有效地促進私有化，包括用政府的手段扶植私有企業(yè)搞技術創(chuàng)新和綠色產業(yè)，需要“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推動私有化，財力不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80年代初，美國首席戰(zhàn)略大師布熱津斯基向美國國務卿提交了一份《推演計劃，美國和蘇聯(lián)之間進行斗爭的地緣政治結構》的報告，布氏在報告附注中指出：“不只是又一份關于蘇維埃制度弊病的文件。這是行動指南。”這份報告的意圖試圖肢解蘇聯(lián)，其中寫道： “使帝國(蘇維埃)分散意味著引起它解體……任何頗大的分散--即使完全在經濟范圍內--都將加強非俄羅斯民族蘇聯(lián)公民之間潛在的分裂主義情緒。經濟分散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政治分散。”[]

世行報告的基本思路，無論是肢解和私有化國企，還是強調“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其實都是從根本上限制中央政府干預和調節(jié)經濟的能力，是對布熱津斯基“經濟分散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政治分散”之策略的靈活運用。

4.要求中國開放資本項目，讓熱錢自由出入

世行報告的最后一個要點提出“通過成為全球經濟積極的利益攸關方、主動利用多邊體系和框架并影響全球治理議程，形成中國與世界互利共贏的關系。”

而世行報告提出的兩個具體建議全部是毒性很大的藥方：1、“作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利益攸關方，中國應在挽救陷于停滯的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保持積極態(tài)度，在區(qū)域貿易安排中倡導‘開放的區(qū)域主義’，支持達成多邊投資協(xié)議。”2、“中國金融體系的國際化涉及開放資本賬戶等許多工作，需要穩(wěn)步推進。不過，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關鍵步驟。”

前者要求中國推進貿易自由化。后者要求中國推進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總而言之要求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全方位開放。同逐步要求國企私有化一樣（先讓從27%降到10%，然后再從10%往下降），世行報告知道讓中國一下子開放資本賬戶基本不可能，因此它提出“需要穩(wěn)步推進”，不過它又強調這是“關鍵步驟”，換而言之就是早晚要開放，應盡一切力量盡早開放。

以上便是對世行報告主要六個結論的簡略分析，其本質就是讓國內外資本寡頭控制中國的一切。

此次2012年的世行報告，跟當年美國中情局建議蘇聯(lián)搞的“500天計劃”（以及拉美各國搞的休克療法）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只不過，當年美國在蘇聯(lián)在東歐在拉美，受到的阻力較小，因此美國人提出的荒唐的短時間內大規(guī)模私有化的建議得到了落實。今天，有蘇聯(lián)、東歐、拉美的前車之鑒，中國不容易上當了，中國人對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更大了，再提類似“500天計劃”肯定遭到中國人廣泛抗議：你們把中國人當白癡嗎？于是美國人提供的方案不得不改頭換面地“現(xiàn)實”一些，提出到2030年18年內把國企私有化完畢，這差不多是“6000天計劃”。因此，無論是當年美國給蘇聯(lián)提供的“500天計劃”，還是今天給中國提供的“6000天計劃”，其本質和意圖都是一樣的，都是讓中國和蘇聯(lián)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總而言之，這份世行報告是針對中國當前政治力量格局的一枚精確制導炸彈。

作者系深海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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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短評：這篇文章對世行報告提出的建議進行了逐條抨擊，駁斥了“世行報告沒有國企私有化建議”這一說法，明確指出，世行報告中對國企份額的減少做了精確到數(shù)字的規(guī)劃。這也說明了杜建國在世行行長面前的挺身抗議并非無的放矢。

當然，這也不意味著報告的全部內容都是在貫徹所謂“華盛頓共識”。梅新育在《中國應該如何與世行博弈》一文中說到：“對這份報告的炒作有些屬于過度解讀，因為盡管我并不都贊成，但也談不上如某些輿論所說的那樣是一心一意顛覆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更因為這是研究機構的看法建議，而非決策部門的決策。”

世行報告除了鼓勵民營企業(yè)和私營企業(yè)，也肯定和強調了中國政府在推行經濟政策中的作用，認為政府應當介入。我們可以摘一段報告原文：對中國來說，重新定位政府在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中的作用是更好的創(chuàng)新政策。政府應當致力于發(fā)展新技術，發(fā)展機構。中央政府要首先建立全國研究網絡，調動國家的人才，并減少不同城市的公司之間的技術隔絕。同時，報告還提到在科研方面要增加投資，建立公正而獨立的科研費用評價體系。報告認為，這樣的體系能讓政府對科研方向和財政支出有一個更嚴謹?shù)姆治觥Ｖ袊鴦?chuàng)新政策成功與否，關鍵在于科研網絡的各個部門是否有效工作（科研機構，大學，地方政府，國企和私企等），以及中國的努力是否能與國際接軌。

在發(fā)展綠色產業(yè)問題上，世行報告也提出：經濟活動需要政府通過市場和非市場的手段進行介入。政府必須介入，來使得市場更經濟、更環(huán)保地運作。

在社會保障領域，報告的提法是：非國家的機構應該增加。國家不可能兼顧一切。建立私營或民營機構，例如私人醫(yī)院、私人診所、私立大學等，能提供等多更豐富的資源。社會服務機構多樣化的同時保障服務質量，這需要國家在發(fā)放執(zhí)照、監(jiān)督、委派上承擔重要責任。

梅新育還寫道：“如果說一個徹頭徹尾的弱勢國家沒有能力走這條路，那么，時至今日，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世行份額日趨提高的股東，作為一個吸引了越來越多艷羨目光和學習者的國家，我們已經有能力這么做了。”世行報告的接受與否，取決于中國政府，而不是世行說了算。杜建國的抗議，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這原本可能默默無聞的國家大事上，公眾的熱議表達了對國家的關切，國家的每一步都牽動著公眾的神經，這是幸事。

世行報告洋洋灑灑400頁，冷靜客觀地對待，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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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報告顛覆中國立國基礎

——“中國當前面臨的信息輿論戰(zhàn)”之二

鐘晟 深海智庫研究員

2012年3月5日

目錄

本文概要

一、世行報告的出籠背景

1、世行報告要求中國進一步大規(guī)模私有化國企，否則會面臨經濟危機

2、世行報告從根本上否定胡錦濤過去10年的政策，并試圖影響下一代領導人

3、報告寄希望于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二把手劉鶴能確保高層接受該報告

4、最具爭議的話題是國企私有化--報告體現(xiàn)佐利克、蓋特納等美國政府大員的意圖

二、“6000天計劃”（縮減國企規(guī)模到10%）--世行報告的要害內容

1、世行報告明確提出國企份額應從當前27%縮小到10%

2、通過大力支持民營企業(yè)的方式加快創(chuàng)新步伐

3、讓民營部門獲得足夠融資，抓住“綠色”機遇

4、讓私營機構介入社會保障領域

5、瓦解中央政府財力，確保地方政府財力，促進私營企業(yè)發(fā)展

6、要求中國開放資本項目，讓熱錢自由出入

三、世行的前科：中國第一輪大規(guī)模私有化的幕后黑手

1、世行《1996財年中國經濟報告》的主要內容

2、90年代中后期國企陷入困境的原因

3、世行對中國人民欠下的血債

四、世行報告意圖顛覆我黨我國根本的階級基礎

1、國企高管是國企私有化的阻力嗎？

2、世行報告代表當今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3、國企私有化的阻力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及同情底層的官員、知識分子

4、世行報告的意圖正是要顛覆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的階級基礎

5、近代史血與鐵的結論：只有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才能復興中華民族

五、世行報告顛覆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邏輯和根本思想

1、世行報告鼓動的私有制經濟有多大合理性？

2、公有制企業(yè)是壟斷企業(yè)嗎？

3、中國國企的弊病，正是遵從世行建議的惡果

4、私有制經濟必然導致剝削和通貨膨脹

5、大規(guī)模公有制經濟—民主社會的基本標志

6、假如世行報告的邏輯成立，國家危矣！

本文概要

“世行報告就中國一些在政治上極為敏感的經濟問題展開論述，目的是要對將于今年走馬上任的下一代中國領導人產生影響。報告對過去10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提出了質疑。”報告中詳細說到，國有企業(yè)在工業(yè)總產值中的比重應從目前2010年27％的水平將下降到2030年約10％。世行2012年2月份拋出的這份以國企私有化為綱領的“6000天計劃”并不是第一次作案，世界銀行，正是中國90年代第一輪大規(guī)模國企私有化的幕后黑手。世行報告所代表的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國內外的大資本家階級，這個階級尤其是國外壟斷資本對國有企業(yè)虎視眈眈。假如世行報告的邏輯成立，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完全是一個錯誤。

一、世行報告的出籠背景

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及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合作撰寫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xiàn)代、和諧、有創(chuàng)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在世界銀行網站上以英文版及中文概要的方式公布。[1]

2012年2月29日21世紀網報道稱，在國資委強烈反對下世行報告在發(fā)布前被迫大量刪改：“國資委提出強烈反對意見，并就此給財政部回文，認為《報告》提出的推進國有企業(yè)改革，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例的建議違反憲法，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并要求與相關機構展開辯論。”“財政部就此安排了國研中心專家與國資委官員進行直接交流。最終，《報告》根據(jù)國資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刪改。”[2]

世行報告發(fā)布會也遭受國資委的抵制：“21世紀網從消息人士處獨家獲悉，如果不是因為國資委此前的反對，2月27日世行報告發(fā)布會的規(guī)格將會更高，本已列入邀請名單的超百家中外媒體最終也被縮減至十幾家。”[3]

由此我們可以獲知，在國資委的強烈反對下，世行網站公布的報告雖然保留了其基本的觀點，但已經刪去了那些鋒芒畢露的內容。

值得各方關注的是，在報告發(fā)布的前幾天，這場信息輿論戰(zhàn)就開始了，“六位參與報告編制和審核的人士”向美國《華爾街日報》透露消息進行吹風，這六位編制和審核報告的人士，顯然是整個報告的核心骨干。2012年2月23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吹風報道《世行報告：中國急需深層次改革》，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可代表報告撰寫者的真實意圖，也同時曝光了這場信息輿論戰(zhàn)的真實目的：[4]

1、世行報告要求中國進一步大規(guī)模私有化國企，否則會面臨經濟危機

《華爾街日報》2月23日報道稱：“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一個中國政府智庫聯(lián)合編制的研究報告稱，中國如果不進行深層次改革，可能會面臨經濟危機。報告敦促北京方面縮減龐大的國企規(guī)模，使之在運營模式上更接近商業(yè)公司。以上是《2030年的中國》(China 2030)給出的建議。據(jù)六位參與報告編制和審核的人士透露，報告將于下周一發(fā)布。”[5]

2、世行報告從根本上否定胡錦濤過去10年的政策，并試圖影響下一代領導人

“上述人士（六位參與報告編制和審核的人士）說，報告就中國一些在政治上極為敏感的經濟問題展開論述，目的是要對將于今年走馬上任的下一代中國領導人產生影響。報告對過去10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提出了質疑。在這段時間內，中國政府在國民經濟中所發(fā)揮的作用穩(wěn)步擴大。中國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3、報告寄希望于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二把手劉鶴能確保高層接受該報告

“2010年9月，佐利克訪問北京期間提出了啟動該項目的建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預計明年將成為總理的李克強批準了中國和世界銀行的這一合作項目。報告的作者還寄希望于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二把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高級顧問劉鶴，希望他能夠確保高層領導認真考慮報告中反映的問題。”[6]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鶴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主要組織者。其中的骨干有海聞、江小涓、李劍閣、李揚、林毅夫、劉鶴、劉世錦、劉偉、龍永圖、樓繼偉、茅于軾、盛洪、石小敏、宋曉梧、湯敏、吳敬璉、吳曉靈、易綱、張曙光、張維迎、周其仁、周小川等。[7]這份名單基本與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的骨干名單重合。正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導了中國過去十幾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因此，我們看到，美國人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高級顧問劉鶴……能夠確保高層”接受這份世行報告，一點也不奇怪。

4、最具爭議的話題是國企私有化--報告體現(xiàn)佐利克、蓋特納等美國政府大員的意圖

“報告中最具爭議的話題包括：如何管理國有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在中國的能源、自然資源、電信和基礎設施等產業(yè)占據(jù)主導地位，并能夠輕易地從國有銀行獲得低息貸款。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其他西方官員認為，對國有企業(yè)的補貼扭曲了國際競爭。在國內，批評人士則抱怨這些企業(yè)抑制了國內的競爭，利用壟斷帶來的利潤擴張到其他行業(yè)，上交的紅利卻很少。

參與報告的人士說，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認為，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對國有企業(yè)加以監(jiān)管。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努力保證這些企業(yè)依照商業(yè)規(guī)則經營，而不是為了實現(xiàn)政治上的目的。國有企業(yè)應該將被認為是無關的業(yè)務出售，使私營企業(yè)更容易在所產生的新領域里競爭。

佐利克上個月在芝加哥對經濟學家發(fā)表講話說，中國需要限制國有企業(yè)扮演的角色，打破壟斷，讓所有制多樣化，降低私營企業(yè)進入市場的門檻。”[8]

顯而易見，“六位參與報告編制和審核的人士”通過《華爾街日報》透漏消息進行吹風，這顯然不是個體行為，而是該報告的主導者—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及世界銀行—在有意利用《華爾街日報》進行信息輿論方面的工作。因此《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道，比較真實地反映了世行報告的真正戰(zhàn)略意圖。

二、“6000天計劃”（縮減國企規(guī)模到10%）--世行報告的要害內容

盡管世行最終公開發(fā)布的報告已經被迫大量刪改，但是該報告的主要內容完全與“六位參與報告編制和審核的人士”通過《華爾街日報》進行的吹風報道相吻合。

比如在報告提出：

“為抓住機遇、應對挑戰(zhàn)，實現(xiàn)2030 年的發(fā)展愿景，中國需要在下一階段實施新發(fā)展戰(zhàn)略。鄧小平先生倡導的改革使中國轉向高速增長軌道，他在凝聚共識、推動根本性戰(zhàn)略轉變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后，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zhàn)略轉變。”[9]

此報告認為，“鄧小平先生倡導的改革”是一次“根本性戰(zhàn)略轉變”，而今天的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zhàn)略轉變”。所謂“根本性戰(zhàn)略轉變”究竟是指什么呢？世行報告給出了所謂“六條重要結論”，其中第一條是最重要的關鍵點。這里對這六條內容我們逐條進行分析：

1、世行報告明確提出國企份額應從當前27%縮小到10%

報告提出：“第一，通過下列措施推進結構性改革以強固市場經濟的基礎，即重新界定政府職能，改革和重組國有企業(yè)與國有銀行，發(fā)展民營部門，促進競爭，深化土地、勞動力與金融市場改革。”

“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產品和服務相對減少的同時，需要提供更多的諸如制度、規(guī)則和政策之類的無形公共產品”。

“在企業(yè)部門，應重點關注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包括公共資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措施在內的現(xiàn)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況下實施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發(fā)展民營部門，減少進入和退出障礙，加強包括戰(zhàn)略性和支柱性產業(yè)在內的所有部門的競爭。”[10]

很多人認為世行報告沒有提“國企私有化”，比如趙啟正認為，“沒在世行報告中查到國企私有化的建議”“股權多元化還不等于私有制，這點請大家在研究這篇文章時細心一點”[11]。他們理解的國企私有化，是指國企全部徹底的私有化。其實在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已經臭不可聞的今天，即便是鐵桿的新自由主義者也不會愚蠢地主張國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歐洲很多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保留不少國有企業(yè)。于是當前新自由主義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國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樣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療法”，因為這種建議明顯是愚蠢幼稚的主張，或者說是惡意的別有用心的毒藥，而且“休克療法”在蘇聯(lián)、東歐、拉美眾多國家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義者退而求其次，他們主張分步驟、分批次、漸進的、逐步的私有化。具體地對于中國來說，就是不斷要求縮小國企的規(guī)模，直至國企徹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國企。即使僅有少量微量的國企，這也可以說并非“國企全面徹底私有化”，但是這和“國企全面徹底私有化”又有多大的差別呢？

我們再來具體分析世行報告給中國國企改革具體規(guī)劃的路線圖。在世行報告英文全文版第四章《企業(yè)部門》改革中，明確希望或者說“命令”中國國企從當前的27%的份額到2030年降低到10%的份額。報告中詳細說到：“到2030年，成功的改革和由此產生的結構性變化會給中國留下一個非常不同的企業(yè)部門。……國有企業(yè)在工業(yè)總產值中的比重從目前2010年27％的水平將有所下降，到2030年約10％。很多行業(yè)將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得到很大的整合。”[12]

恐怕中國國企規(guī)模縮小到10%后，他們又進一步要求縮小到1%了。可是這跟全面私有化又有多大差別呢？

讓中國國企大規(guī)模私有化，從當前27%的份額進一步降低到10%的份額，讓所謂私營企業(yè)（在當前中國主要是外資）侵吞那退出的17%，這相當于當前國企規(guī)模的63%。換句話說，世行報告明確提出，未來18年內，當前國企資產的63%要賣給或者廉價送給以外資為主的私營企業(yè)。這就是此世行報告的首要戰(zhàn)略意圖。

2、通過大力支持民營企業(yè)的方式加快創(chuàng)新步伐

世行報告的第二點結論是“加快創(chuàng)新步伐，建立一個開放的創(chuàng)新系統(tǒng)。”在這一部分中，主要談的是科技創(chuàng)新和人才保障方面的問題，具體到落實層面的建議，世行報告給出的是“提高長期風險資本對于新設民營企業(yè)的可及性”。

其實，不管是蘇聯(lián)、德國、日本、韓國還是美國，其高新技術的發(fā)展無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和支持。但是世行報告卻重點強調讓中國私營企業(yè)（包括本土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搞技術創(chuàng)新，這顯然是別有用心地要在戰(zhàn)略層面遏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yè)的崛起。

3、讓民營部門獲得足夠融資，抓住“綠色”機遇

世行報告的第三個重要結論是“通過市場激勵、監(jiān)管、公共投資、產業(yè)政策和制度建設等措施，抓住‘綠色’機遇。”涉及到具體的企業(yè)操作層面，世行的建議是“巨大的市場規(guī)模有助于快速推廣成功技術以實現(xiàn)規(guī)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高投資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資本品；日益增長和充滿活力的民營部門如能獲得足夠融資，將對政策信號作出積極響應”。

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假如要搞低污染的綠色朝陽產業(yè)，應該重點讓私營企業(yè)（以外資為主導）來搞。

要知道，所謂綠色朝陽產業(yè)，是高投入、高風險、長時間、低回報的產業(yè)，以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為根本宗旨的私營資本是不愿投入的，這就是當前全世界仍然以高污染、高能耗為主，產業(yè)轉型難以完成的根本原因。要走出能源危機，要搞朝陽產業(yè)只能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依靠當前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法有效推進。這一點，不僅社會主義者承認，很多發(fā)達國家資本主義政客也承認，因此他們搞了“綠黨”去督促資本家轉型。而世行報告卻不顧今天人類歷史的基本事實和邏輯，仍然鼓勵以私營企業(yè)為主發(fā)展綠色產業(yè)。其實世行報告也知道私營企業(yè)不會去搞，因此它狡猾地提出“如能獲得足夠融資”，私營企業(yè)也會很積極。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大量給私企投錢，讓私企大膽搞。問題是，只要政府一聲令下，國企即便是低利潤高風險，她們也會努力進軍綠色產業(yè)，而私營企業(yè)則不會。世行從根本上是由資本家控制的，其報告自然會格外偏袒資本家。那么，中國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呢？

4、讓私營機構介入社會保障領域

世行報告的第四個要點談的是“社會保障”問題。其要點在于“動員社會各類主體——公共和民營機構，政府和社會組織——共擔公共服務的融資、提供與監(jiān)督職責。”

眾所周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保障社會福利較好的歐洲，社會保障主要是政府承擔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后依靠政府構建“社會安全網”，社會保障工作也有進步。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后，尤其是在里根及小布什時代，美國社會保障領域搞大規(guī)模市場化私有化，積累了無數(shù)的弊端和問題。今天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不得不重提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的職能，但仍然遭受右翼政客和大資本的抵制。放眼全世界，社會保障搞得好的國家，都是依靠政府。即便是在美國，社會保障方面比較好的領域也是政府主導的。凡是私人資本介入的地方，都是糟糕一片。而世行報告中竟然把私營企業(yè)和政府并列，鼓動讓私營企業(yè)介入社會保障領域，把社會保障事業(yè)變成資本牟利的工具，真可謂喪心病狂。

5、瓦解中央政府財力，確保地方政府財力，促進私營企業(yè)發(fā)展

世行報告的第五個要點談的是財政收入方面的問題。其主要內容是“通過籌集更多財政收入，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履行支出責任，建設穩(wěn)健的財政體系。新發(fā)展戰(zhàn)略所需的企業(yè)和金融部門、綠色發(fā)展、機會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對公共支出規(guī)模和結構都有重要影響。”

在這里，世行報告強調“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并非是考慮普通民眾的利益，而是為了推動私有化。正如前四點所談，無論是國企私有化還是讓私營企業(yè)搞綠色產業(yè)，都會“對公共支出規(guī)模和結構都有重要影響”。為了有效地促進私有化，包括用政府的手段扶植私有企業(yè)搞技術創(chuàng)新和綠色產業(yè)，需要“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推動私有化，財力不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80年代初，美國首席戰(zhàn)略大師布熱津斯基向美國國務卿提交了一份《推演計劃，美國和蘇聯(lián)之間進行斗爭的地緣政治結構》的報告，布氏在報告附注中指出：“不只是又一份關于蘇維埃制度弊病的文件。這是行動指南。”這份報告的意圖試圖肢解蘇聯(lián)，其中寫道：

“使帝國(蘇維埃)分散意味著引起它解體……任何頗大的分散--即使完全在經濟范圍內--都將加強非俄羅斯民族蘇聯(lián)公民之間潛在的分裂主義情緒。經濟分散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政治分散。”[13]

世行報告的基本思路，無論是肢解和私有化國企，還是強調“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其實都是從根本上限制中央政府干預和調節(jié)經濟的能力，是對布熱津斯基“經濟分散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政治分散”之策略的靈活運用。

6、要求中國開放資本項目，讓熱錢自由出入

世行報告的最后一個要點提出“通過成為全球經濟積極的利益攸關方、主動利用多邊體系和框架并影響全球治理議程，形成中國與世界互利共贏的關系。”

而世行報告提出的兩個具體建議全部是毒性很大的藥方：1、“作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利益攸關方，中國應在挽救陷于停滯的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保持積極態(tài)度，在區(qū)域貿易安排中倡導‘開放的區(qū)域主義’，支持達成多邊投資協(xié)議。”2、“中國金融體系的國際化涉及開放資本賬戶等許多工作，需要穩(wěn)步推進。不過，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關鍵步驟。”

前者要求中國推進貿易自由化。后者要求中國推進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總而言之要求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全方位開放。同逐步要求國企私有化一樣（先讓從27%降到10%，然后再從10%往下降），世行報告知道讓中國一下子開放資本賬戶基本不可能，因此它提出“需要穩(wěn)步推進”，不過它又強調這是“關鍵步驟”，換而言之就是早晚要開放，應盡一切力量盡早開放。

以上便是對世行報告主要六個結論的簡略分析。我們看到，這六個藥方，都是奇毒無比的毒藥，其本質就是讓國內外資本寡頭控制中國的一切。

此次2012年的世行報告，跟當年美國中情局建議蘇聯(lián)搞的“500天計劃”（以及拉美各國搞的休克療法）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只不過，當年美國在蘇聯(lián)在東歐在拉美，受到的阻力較小，因此美國人提出的荒唐的短時間內大規(guī)模私有化的建議得到了落實。今天，有蘇聯(lián)、東歐、拉美的前車之鑒，中國不容易上當了，中國人對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更大了，再提類似“500天計劃”肯定遭到中國人廣泛抗議：你們把中國人當白癡嗎？于是美國人提供的方案不得不改頭換面地“現(xiàn)實”一些，提出到2030年18年內把國企私有化完畢，這差不多是“6000天計劃”。因此，無論是當年美國給蘇聯(lián)提供的“500天計劃”，還是今天給中國提供的“6000天計劃”，其本質和意圖都是一樣的，都是讓中國和蘇聯(lián)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佐利克在2月27日在報告記者發(fā)布會和研討會上的講話也完全透露了他們的意圖與我們的上述分析完全一致。佐利克說：“報告也是現(xiàn)實的。改革并不容易，經常會遇到阻力。我們試圖甄別改革的障礙，提出改革順序和速效方案——易于實施改革的步驟。我們努力應對短期風險，同時也關注如何推動參與式改革，贏得社會各界的支持，建立基于實踐的反饋體系。”[14]

總而言之，這份世行報告是針對中國當前政治力量格局的一枚精確制導炸彈。

三、世行的前科：中國第一輪大規(guī)模私有化的幕后黑手

世行2012年2月份拋出的這份以國企私有化為綱領的“6000天計劃”并不是第一次作案。世界銀行，正是中國90年代第一輪大規(guī)模國企私有化的幕后黑手。

1、世行《1996財年中國經濟報告》的主要內容

96年前后，陳云去世，鄧小平病危，正是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世界銀行在關鍵時刻發(fā)布的《1996財年中國經濟報告》對中國經濟提出了國企私有化的建議，并在隨后的十年里得到中國新自由主義官員堅定地貫徹實施。

當時計委（發(fā)改委前身）委刊《宏觀經濟管理》對世行報告進行了翻譯轉載。《1996財年中國經濟報告》的主要內容有：

（1）、鼓勵中國繼續(xù)實施高利率的緊縮政策

“由于1995年第四季度投資和生產再度增長的后勁，如果信貸過早擴大，通貨膨脹也可能更加嚴重。上述這些考慮將使中國政府1996年初采取較為謹慎的貨幣政策”。[15]

（2）、鼓勵中國將小型國企全部私有化，將大中型國企產權多樣化，將盈利國企公司化

“由于貿易自由化和非國有企業(yè)的欣欣向榮，國有企業(yè)將通過參與激烈的競爭贏得市場。與此同時，政府削減了對國有企業(yè)的資助。這些壓力促使企業(yè)特別是省、市級企業(yè)進行調整。如果上述辦法均無效，就進行清償。”

“將9萬國有小工業(yè)企業(yè)通過出售和合并轉為非國有企業(yè)規(guī)劃的制訂和執(zhí)行。政府已表明了這一意向。第一階段包括在兩年內出售18個改革試點城市的2萬家國有小企業(yè)。”

“通過產權多樣化、債務重組、業(yè)務重組、鼓勵合并和聯(lián)合，甚至清償來改進現(xiàn)存的1.4萬大中型國有企業(yè)。對于資金虧損較小的國有企業(yè)，可通過裁減工人、投資引進新設備以及融通資金來解決。……嚴重虧損企業(yè)需要關閉，而高盈利的企業(yè)則可以公司化。”[16]

這里世行的報告針對國企的建議分三類：對于高盈利的國企，世行建議“公司化”，何謂公司化？就是說國企內部管理和治理要向外資和私企靠攏，說到底就是要擴大國企高管的權力和利益，讓國企高管拿巨額高薪，敗壞國企。對于國有小企業(yè)，世行報告建議讓工人失業(yè)、把國企徹底私有化。對于大型國企，世行主張產權多樣化，即部分私有化。

2、90年代中后期國企陷入困境的原因

眾所周知，正是在1997-2007這十年時間里，中國國企私有化改革中存在嚴重的巨額國資流失問題。而國企私有化的理由，便是當時眾多國企陷入困境。

90年代后期國企陷入困境的原因很多，比如一大批黨性不強的蛀蟲被任命為國企領導，很多人在國企外開辦自己的私人公司，這些人必然要搞垮掏空國企，將國企資源往私人公司轉移；國家長期對外資稅收三減兩免，對私營企業(yè)偷稅漏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國家稅收長期依靠國企承擔，這等于讓國企變相補貼私企和外資；等等……

長期以來，國企一直是國家稅收大戶。據(jù)河南省經濟學會會長楊承訓分析：“支持國家財力的稅收為例，國有企業(yè)一直占大頭，過去占70％左右，這幾年由于其經濟總量的份額下降，其稅收比例雖有下降，但2005年與2002年相比稅金增加了2237億元，年遞增16％，占當年稅收的近56％（不包括金融業(yè)）。其稅負要比私營企業(yè)高出4－10倍；而大量私營企業(yè)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則是偷逃稅款，估計十多年來全國達10000億以上（約等于建設5座三峽樞紐工程）；其資產有25.7％來自國有和集體企業(yè)，此比例在某部地區(qū)高達45.6％（國家發(fā)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17]

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孫學文指出：“私營企業(yè)快速增長，每年入榜的200或500個‘富豪榜’的平均資產也以5億多元上升。但納稅僅占財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國有經濟（又稱民營經濟）共計繳納工商稅2435億元，也僅占當年全國總稅收11.9%。2005年私營企業(yè)納稅2715.9億元，僅占全國稅收總額的9.4%和全國財政總收入的8.6%。”[18]

除了以上原因外，國家在90年代中期實施的貨幣緊縮政策，也是國企陷入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1996年5月1日央行制定的人民幣貸款利率，一至三年為13.14%，三至五年為14.94%，五年以上為15.12%。[19]這幾乎比今天的利率高一倍。當時中國的經濟主體是國有企業(yè)，且國企融資主要依靠銀行貸款，在長達幾年的高度緊縮狀態(tài)下，大量國企必然陷入困境。否則，假如今天中國再像90年代中后期那樣實行五年這樣嚴格的高利率貨幣緊縮政策，今天中國的絕大部分私營企業(yè)必然要破產。

抑制通貨膨脹的關鍵是要增加供給、限制投機，而斷不能按照弗里德曼的教導，單純依靠貨幣政策，不問青紅皂白地采取給廣大國企斷奶的方式。這不是宏觀調控，更不是計劃經濟，而是休克療法。而這種勒死國企的貨幣緊縮政策，正是世界銀行的建議。奇怪的是，2005年以后，中國的經濟主體已經以外資和私企為主，每年的通脹率遠遠高于90年代中期，但是央行再也沒有實行那么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

3、世行對中國人民欠下的血債

改革開放以來，官僚腐敗獲得的財富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稅收形成的財政收入，即公款、國庫，第二是拿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獲得利益。而后者其規(guī)模數(shù)目遠遠高于前者。前者屬于一般性腐敗，通過進行審計可以得到有效監(jiān)督。當前突出性的官員腐敗不再是貪污公款之類的初級型腐敗，而是更加隱蔽、無法監(jiān)督的腐敗，即利用手中權力為掌握巨額財富的資本家階級服務從資本家手中獲得非法利益。當前中國最腐敗的新自由主義官員為資本家服務的重要手段，就是推行國企私有化改革，將國有企業(yè)廉價賣給資本家（即這些官員的老婆兒子親戚朋友）。

90年代后半期，在世界銀行建議下，中國實行了國企改革和國退私進的私有化，這個進程伴隨的國有資產流失是共和國第一腐敗大案，其腐敗金額遠遠高于其他類型的腐敗金額總和，其危害更是難以估計。但由于追究國資流失可能會撼動新自由主義官員的私有化路線，所以他們一直竭盡全力阻止勞動者對國資流失的追究，甚至猖狂到命令司法機關對涉及工人維權、國企改革案件不予受理的程度。《最高院關于審理與企業(yè)改制相關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三條規(guī)定：“政府主管部門在對企業(yè)國有資產進行行政性調整、劃轉過程中發(fā)生的糾紛，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伴隨著國有企業(yè)被扼殺，多少勞工大眾失去了國家主人身份，淪為受資本家階級剝削的奴隸。幾千萬下崗工人的生活的絕對水平還不如1979年的毛時代，男的被迫去當小偷，女的被迫去賣淫的，不計其數(shù)。

由于中國不能侵略其他國家，中國勞工階級的苦難程度遠遠高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來到人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和其他國家一樣是極其血腥的，中國的國資流失及私有化進程，和英國資產階級搞的羊吃人、美國資產階級搞的屠殺印第安人，日本資產階級屠殺中國人一樣，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無恥地資本運動。

世界銀行（及其背后的壟斷資本和新自由主義官員、學者）對中國人民可謂血債累累。

四、世行報告意圖顛覆我黨我國根本的階級基礎

此次世行報告的最大特點是抓住一些片面的事實為根據(jù)，完全無視中國當前基本的階級與社會環(huán)境，抽象地推銷新自由主義理論。這個報告的基調認為，他們主張的私有化改革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而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是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其實現(xiàn)實情況與世行報告的基調完全相反，支持私有化改革的正是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及其政治和學術代言人，這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而反對私有化改革的，正是人民大眾及其同情底層人民的官員學者。

1、國企高管是國企私有化的阻力嗎？

2012年2月28日，華爾街日報報道《佐立克預計中國將采納經濟改革建議》：“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稱，他預計中國下屆領導班子將采納該行與中國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周一共同發(fā)布的報告中關于全面經濟改革的許多建議。……佐立克表示，中國領導人及他本人都認為，那些已從現(xiàn)有體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員和行業(yè)將對改革形成阻力。即便如此，佐立克仍稱，中國的改革很有可能取得進展。”[21]

佐利克認為“那些已從現(xiàn)有體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員和行業(yè)將對改革形成阻力”，換句話說，那些阻止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官員是出于自身的個人利益，這完全是顛倒黑白。眾所周知，自90年代中期國企大規(guī)模私有化以來，主張國企私有化、參與國企私有化的官員是中國所有官員中獲利最大的群體，這些官員的老婆兒子親朋好友都以民營企業(yè)家的身份參與國企私有化改革，侵吞了數(shù)萬億的國有資產，搖身一變成為暴富階層。相關官員如出于自身利益出發(fā)，只能是積極地推動私有化而不可能阻止私有化。即便是國企的高管，如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他們也會主張私有化、搞MBO、自己拿國企的大量股份。

2010年8月19日，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一場國有企業(yè)改革發(fā)展專題報告會上透露“目前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薪)5.4萬。”[22]而對2009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的全樣本梳理可以得出結論“上市央企CEO平均年薪61.6萬元。”[23]

可以看出，央企中最高工資和平均工資的差距在10倍左右，這遠遠低于當前私企內部的工資差距：和央企同等規(guī)模的私企高管一般年薪都比央企高很多，而私企普通員工工資比央企低，更重要的是，私企的主要利潤被資本家攫取，其收入又比私企高管高很多。

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進程中，新自由主義勢力的主導性越強，改革越徹底，市場化越充分，國企治理與私企和外企接軌越完全，國有企業(yè)內部越腐敗、兩極分化程度越大，比如中國國有金融企業(yè)的高管年薪遠比國企委管理的央企高管年薪高。比如極力主張市場化私有化的普世價值派領袖、招商局董事長秦曉為手下招商銀行高管馬蔚華2007年定的年薪是963萬。[24]這在國資委管理的央企當中是難以想象的。

當前一百多家央企總資產在28萬億左右，并將很快突破30萬億。[25]假如搞私有化，讓兩百個央企高管CEO瓜分這30萬億資產，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假如搞MBO讓管理層持大股（50%以上），每名高管平均獲利750億元，相當于私有化前每個央企CEO工作12萬年的年薪。即便是每個高管拿1%的股權，每個高管也有15億元，這相當于私有化前每個CEO工作2400年的年薪。所以即便是考慮到當前央企高管CEO的灰色收入，其數(shù)額與私有化的獲利遠遠不能相比。

所以，佐利克“那些已從現(xiàn)有體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員和行業(yè)將對改革形成阻力”的判斷完全是黑白顛倒、指鹿為馬。

2、世行報告代表當今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假如佐利克及世行報告的建議在中國得到落實，獲利最大的無疑將是中國當前的國內外的大資本們。其次獲利最大的，是當前央企的高管CEO及主導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官員和學者。誰的利益受損？一定是廣大央企普通職工以及全中國的老百姓，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國企的所有者。而世行報告推薦的國企私有化改革，其本質就是國內外的大資本家伙同新自由主義官員和學者對全國老百姓的一次赤裸裸的徹底搶劫。

據(jù)胡潤研究院2011年9月17日在京公布的2011胡潤百富榜，“1000名上榜企業(yè)家，平均財富59億元，相比兩年前上漲51%。”[26]

而就在五個月前，2011年4月12日，胡潤研究院和群邑智庫聯(lián)合發(fā)布《群邑智庫•2011胡潤財富報告》，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十億富豪大約有4000人，全國百億富豪大約有200人。”其具體內容有：“報告稱，目前全國十億富豪大約有4000人，其中1363人為陽光財富，即《2010胡潤百富榜》的上榜富豪，其余為隱形財富。十億富豪中，企業(yè)主的比重占95%，企業(yè)占其所有資產的75%。”“報告指出，全國百億富豪大約有200人，其中97人為陽光財富，即《2010胡潤百富榜》上的百億富豪，其余為隱形財富。百億富豪中，企業(yè)主的比重也占了95%，企業(yè)占其所有資產的80%。”[27]

通過胡潤研究院的最新數(shù)據(jù)可以分析出：

1、中國大約有4000個十億富豪，其中1000名陽光富豪的平均財富為59億。一般情況下，隱形富豪財產比陽光富豪更多。我們可以估算出，這4000名十億以上的富豪總財產至少高達24萬億，跟中國央企資產總額接近。央企CEO平均年薪是60萬，即便是考慮其灰色收入，與這四千富豪相比，只能算作中產階級。

2、千名富豪資產相比兩年前上漲51%，也就是說，在兩年內，中國頂級富豪的財產增長了51%。也就說，4000名富豪兩年來總資產至少增長了8萬億，平均每年增長4萬億。即中國4000富豪最近幾年年收入至少是4萬億。

3、在這4000富豪中，95%是企業(yè)主，即資本家。那兩千多名隱形富豪都是什么呢？其中一定不乏中國自由派官員的老婆兒子親朋好友。這就是中國自由派官員為何主張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重要原因。

3、國企私有化的阻力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及同情底層的官員、知識分子

通過胡潤研究院的數(shù)據(jù)可以分析（胡潤的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全部是是公開的、透明的數(shù)據(jù)）：當前中國最富有的4000人之階級身份是大資本家，他們每年的總收入在4萬億以上。

中國廣大人民的狀況呢？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2008年全國城鎮(zhèn)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9229元”。[28]而時任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謝伏瞻指出“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已達到3587元”[29]，而這個數(shù)據(jù)普遍被認為高估。換而言之，中國四千富豪一年的收入至少等于10億農民的收入、至少等于1.4億城市在崗職工的收入。也就是說，中國四千資本家富豪一年的收入幾乎等于工農大眾一年的收入。

值得關注的是，胡潤研究員統(tǒng)計的只是中國本土資本家的財富。而早在2007年之前，已經有數(shù)據(jù)指出“我國工業(yè)經濟市場份額31%已經被外資經濟控制,工業(yè)經濟安全進入危機狀態(tài);我國工業(yè)某些行業(yè)市場份額30%以上或50%以上或70%以上被外資經濟控制”。[30]而外資一般擁有自己的獨立的高新技術和自主品牌，其利潤率比中國本土企業(yè)要高很多。也就是說，外國資本寡頭每年在中國獲得的收益比中國本土的四千富豪要高很多。這四千本土富豪和那些外資寡頭正是中國當今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階層。

4、世行報告的意圖正是要顛覆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的階級基礎

以上所述，就是中國當前基本的階級關系。通過本節(jié)的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諸如工人、農民、國企高管、國外資本家、本土資本家的收入和財富狀況都已經十分清晰。十分明顯的是，私有制經濟的大泛濫，正是當前中國社會兩極分化、階級矛盾沖突嚴重的主要病根。那么，世行報告主張的當前28萬億的國企進行私有化，將其股權賣給或者廉價送給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們，誰是最終的得利者呢？無疑是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們。

中國如果采納世行報告的建議，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必然更加加重，中國共產黨將徹底喪失其執(zhí)政基礎(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支持。總而言之，世行報告的意圖正是要顛覆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的階級基礎。

2012年2月27日世行網站公布了世行報告的新聞稿。其中談到：“報告還告誡說，要把目前城市同等水平的服務和社會保障擴大到超過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居民和農民工，會給財政帶來很大負擔，實施時須審慎。”[31]世行報告竟然建議中國暫緩給農民及農民工基本的社會保障，其理由是財政負擔很大。這一點充分證明世行報告站在誰的立場講話。的確，給全民以基本的社會保障，當前財政的確壓力很大。但是原因何在？不正是因為四千本土富豪資本家及那些國外的資本寡頭，他們每年的收入遠遠高于10億中國人民大眾的收入嗎？不正是因為中國國企的份額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太低嗎？不正是因為中國對國內外大資本們的稅收太低嗎？

可以說，當前中國僅剩的一百多家大型國有企業(yè)，是中國老百姓的命根子，是維護中國經濟安全的中流砥柱。中國如果要解決當前兩極分化的問題，建設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進一步擴大國企的實力和份額，并對外資和私企富豪加大稅收力度。

面對中國兩極分化比美國歐洲還要嚴重的這種現(xiàn)狀，即便是搞普世價值與美國、歐洲接軌，中國也應當至少加大對國內外大資本家們的稅收，比如征收高額的遺產稅，來緩解社會保障的壓力。但是世行報告卻建議中國放棄全民社會保障，連美國歐洲都實行的資本主義改良政策都不容中國實行，世行報告居心何在？

世行報告的作者都是中外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們對中國工農大眾何其殘忍，對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又何其地屈膝逢迎。

中國會接受世行報告，自我瓦解自己的執(zhí)政基礎嗎？我們拭目以待。

5、近代史血與鐵的結論：只有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才能復興中華民族

某些人認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完全不需要國企，依靠私企照樣可以。這種觀點其實徹底違背了中國人民自1840年以來近200年的殘酷歷史所得出的血與鐵一般的結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實際上進入20世紀初，自帝國主義形成之后，中國已經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后時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發(fā)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更多地跟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的國家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會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正如毛主席所說：“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32]

以上這種狀況的出現(xiàn)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無論是發(fā)達國家的資產階級還是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其本性就是利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種手段追求資本的增值，追求本階級或者大資本階級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發(fā)達國家資產階級對外表現(xiàn)出強烈的殖民主義和對外侵略的傾向，用對外侵略來緩和內部危機。而第三世界國家資產階級同樣是出于維護本階級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他們傾向性的選擇是屈膝投降，與國際壟斷資本合作，共同鎮(zhèn)壓本國勞動人民的反抗，這是一筆穩(wěn)賺不賠的買賣。如果要與國際壟斷資本對抗，并取而代之，其風險太大。于是第三世界國家資產階級有很強的賣國性、買辦性，無論你是分析汪精衛(wèi)還是分析蔣介石，都是如此。即便是有兩面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其買辦性也往往占主要方面。因此，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主要是賣國主義的，所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民族復興使命的完成往往需要更多地動員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力量，這樣愛國主義的旗幟主要由無產階級扛起，于是第三世界的愛國主義便天然地和社會主義親緣。

第三世界大國那些脫離人民、壓迫人民的統(tǒng)治精英，無論是官僚地主、是宗教神權還是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都只能是賣國的奴才。而這些國家的周邊小國，則有可能依附在西方帝國主義身上走向帝國主義道路。比如，英美系帝國主義一直有扶持日本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的戰(zhàn)略，所以日本一直沒有遭受清朝中國那樣極端殘酷的侵略，而日本明治維新則受到英國的大力支持。1894年日本侵略中國的甲午戰(zhàn)爭、1904年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zhàn)爭，乃至1931年918事變，其背后都是英美勢力。日本實力膨脹后，也想擺脫英美的控制，于是聯(lián)合德國挑戰(zhàn)英美霸權妄圖迅速統(tǒng)治世界，但被蘇聯(lián)和中國共產黨所阻擊，最終在美國原子彈的威力下最終仍然轉了一個圈成為了美國的軍事基地，又成為繼續(xù)對英美勢力抗蘇聯(lián)和中國的棋子。同樣中東的以色列也是類似角色。可以說，自帝國主義為統(tǒng)治核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沒有一個大國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走向復興，變?yōu)榘l(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亞洲的日本和韓國，如果不是英美用之來遏制中國和俄羅斯，也不可能成為二等和三等的較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于中國本土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依附性，中華民族的民族解放是由工農大眾及中國共產黨完成的。同樣，中華民族的復興同樣不能依靠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生存動機的資產階級，這個任務仍然只能有工農大眾及中國共產黨來完成。建國前三十年，中國工農大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公有制和國有企業(yè)，初步完成了國家的工業(yè)化，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在各個工業(yè)領域都掌握了一定的核心自主的高新技術，其中兩彈一星、核潛艇、運十大飛機等項目就是典型代表。改革開放后，國有工業(yè)體系遭受新自由主義勢力的干擾和破壞，中國經濟體系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便一直下滑。在前三十年，中國國企搞了多少高新技術？最近三十年，國家重點扶植私營企業(yè)，他們也發(fā)展了三十年，但他們的主要興趣除了炒房地產、炒地皮、炒煤炭、炒糧食之類暴利投機行業(yè)外，便是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的血汗工廠，對中國科技進步的貢獻可以說基本為零。中國當前自主技術主要在國企手中，私營企業(yè)僅擁有一點微乎其微的核心技術，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大多也是繼承和侵吞前三十年國企的遺產。正是這個原因，中國的境況比非洲等最不發(fā)達國家還是要好很多。

三十年來，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核心產業(yè)和核心技術被外資控制，而中國本土資產階級，本質上只是依附于國際壟斷資本的買辦階級。正如為了個人利益一心要把民族品牌賣給外資的匯源老總朱新禮所說的那樣：“企業(yè)確實要當兒子養(yǎng)，但是要當豬賣……品牌是無國界的，是為全人類服務的，不應該用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待，賣企業(yè)不是賣國。”[33]在中國所謂四千本土富豪中，能夠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微乎其微，絕大多數(shù)都是朱新禮一類的角色，在國際壟斷資本一統(tǒng)全球（即所謂全球化）的今天，沒有國有企業(yè)的堅強后盾，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工農大眾的奮力抗擊，中國所謂的本土四千富豪，只能像朱新禮們那樣，最終成為大大小小的買辦，這是由資本的本性所決定的鐵律。

五、世行報告顛覆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邏輯和根本思想

以上內容我們分析了世行報告的出籠背景、主要內容及真實意圖，并進行了簡單的批判。在此部分中，我們進一步理性剖析世行報告的新自由主義邏輯。

胡錦濤在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根本思想保證。”[34]

對比世行報告中強烈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我們深感“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這一論斷的重要性。

1、世行報告鼓動的私有制經濟有多大合理性？

世行報告主張中國國企要大面積私有化，其背后必然隱含兩個基本論點：1、國企和公有制必然是低效的、失敗的、弊病重重的。2、私有企業(yè)是高效性、公平的、正義的、天然合理的。所以，消滅國企，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是必然之路。

眾所周知，“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更加公平”這個論斷是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核心理念。世行報告便是依據(jù)這個理念要求中國國企大規(guī)模私有化。

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認識上，即私有制究竟是否合理，究竟是否會帶來剝削和兩極分化？

假如有一個地主，他擁有一大塊土地，他雇傭10個無地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在這個地主的有生之年，他沒有參加任何勞動，僅僅憑借他對土地的所有權，便獲得了農民的絕大部分勞動成果，其實這些勞動成果完全可以再買10塊地。他還可以把這塊土地傳給他的兒子，他的兒子仍然可以不參加任何勞動，仍然繼續(xù)憑借他對土地的所有權，繼續(xù)占有農民的絕大部分勞動成果。這種現(xiàn)象顯然是不合理的不勞而獲現(xiàn)象。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叫做剝削。

在上述案例中，把地主改成資本家，把農民改成工人，把土地改成工廠，整個結論仍然成立：

假如有一個資本家，他擁有一個工廠，他雇傭10個工人在工廠里勞作。在這個資本家的有生之年，他沒有參加任何勞動，僅僅憑借他對工廠的所有權，便獲得了工人的絕大部分勞動成果，其實這些勞動成果完全可以再建10個工廠。他還可以把工廠傳給他的兒子，他的兒子仍然可以不參加任何勞動，仍然繼續(xù)憑借他對工廠的所有權，繼續(xù)占有工人的絕大部分勞動成果。這種現(xiàn)象顯然是不合理的不勞而獲現(xiàn)象。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叫做剝削。

正如馬克思對人類歷史所總結的：“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xiàn)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35]

恩格斯曾指出，認為“土地壟斷是貧窮困苦的唯一原因，……醫(yī)治此病的藥劑就是把土地交給整個社會”曾經是“李嘉圖學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極端派提出的”。[36]也就是說，認識到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看到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并不是一件復雜的高智商的問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憑借自己的智力完全能夠明白，世行報告的作者們只要不是白癡也能明白。但是自從“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現(xiàn)代社會主義者要求土地應該共同占有，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種，對其他一切社會生產資料——礦山、鐵路、工廠等等也是這樣”[37]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就不得不裝弱智了，他們很多人就連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不承認了。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xiàn)。……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tài)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38]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財富(包括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第一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第二是來自人類自身的勞動。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價值來自于人類勞動的創(chuàng)造。按照公平正義的理念，來自大自然的財富，應該平等地分給每個人，使每個人都平等地是自然界物質財富所有者；由人類勞動創(chuàng)造的財富，應該根據(jù)人的勞動付出量公平地分配財富。如果一個人憑借各種手段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這如果不是偷盜、搶劫、詐騙，就是剝削。

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即世行報告所謂當今民營企業(yè)家，其實很多是自由派官員的老婆兒子親戚朋友）便是屬于這樣的階級，他們不投入勞動或者僅投入很少的勞動，僅僅依靠他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就無償占有了勞動者絕大部分勞動成果。

資本家階級在產生的初始階段可能還較多地參加一部分勞動。隨著資本的擴大，理論上看，企業(yè)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過雇傭勞動的方式來解決，如雇傭職業(yè)經理人，雇傭技術員，雇傭體力勞動者。而資本家們則逐漸可以完全脫離勞動，他什么都不用干，僅僅憑借企業(yè)的所有權來剝削其他人的勞動成果。所以，既然資本家不投入任何勞動都能獲得大部分勞動成果，那么當他投入勞動時，也必然存在剝削。可以說，職業(yè)經理人的出現(xiàn)揭破了所謂資本家養(yǎng)活工人的最后一層遮羞布，因為任何資本家的勞動都能通過雇傭職業(yè)經理人來完成，但職業(yè)經理人做同樣工作所獲得收入僅僅是資本家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僅僅是由于他們沒有企業(yè)所有權。

2、公有制企業(yè)是壟斷企業(yè)嗎？

世行報告及國內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指責國有企業(yè)是壟斷企業(yè)。可以是，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毛澤東，從未說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是壟斷企業(yè)。蘇聯(lián)的國企從未被定性成壟斷企業(yè)。而毛時代三十年的國企也從來沒有被定性成壟斷企業(yè)，即便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國企也從未被定性成壟斷企業(yè)。可見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不是壟斷企業(yè)。把國企定性成壟斷企業(yè)，并以反壟斷的名義消滅國企，這完全是自90年代后半期新自由主義改革派主導中國經濟改革之后發(fā)生的事情，是新自由主義分子發(fā)起的一場信息輿論戰(zhàn)。

經濟學意義上的壟斷一詞的概念，生產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中，其本質含義是一個人或者少數(shù)人的獨占。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對壟斷一詞的解釋是：

“壟斷monopoly  在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高度發(fā)展的基礎上，一個大企業(yè)或少數(shù)幾個大企業(yè)對相應部門產品生產和銷售的獨占或聯(lián)合控制。”[39]

壟斷(monopoly)這個概念所描述的經濟現(xiàn)象，主要是發(fā)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當中，其最本質的東西，就是個人或者少數(shù)人通過獨占，獲得高額利益。

所以壟斷的概念根本無法安在國企頭上。如果非要成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為壟斷企業(yè)，需要稱之為全民壟斷，應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私人壟斷進行區(qū)別。

壟斷的真正含義，顯然是指這樣的狀態(tài)：一個或者幾個企業(yè)，獨占了某個行業(yè)的產品銷售和供應，而購買者是競爭關系，這樣，這個企業(yè)就可以任意提高產品價格來剝削購買者，而剝削利益歸少數(shù)人所有。

全民所有制企業(yè)是屬于全民的，其利潤也歸全民所有。假如說國企必然就是壟斷企業(yè)，必然要剝削人民，從邏輯上原理上無法成立，這相當于說人民剝削人民自己。

在馬克思看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少部分人壟斷生產資料，都是少部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剝削大部分沒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

資本主義分所謂自由競爭階段與壟斷階段。自由競爭階段，資本家的數(shù)量多些，壟斷階段，資本家數(shù)量少些。但是這種劃分僅僅是在資本家內部觀察的結果。實際上從全社會看，資本家人數(shù)再多，相對于工人也是一小撮。無論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還是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都是一小撮人壟斷控制了生產資料，這一小撮人可以通過這種壟斷權力對沒有這種權力的無產者進行剝削。

資本主義根本沒有出現(xiàn)過所謂絕對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早期的所謂自由競爭，僅僅是資本家間的自由競爭，而不是資本家與工人間的自由競爭。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僅僅是資本家階級通過壟斷控制了生產資料，并通過這種壟斷性的權力剝削工人。

也就是說，按照馬克思的定義，今天的外資企業(yè)、私營企業(yè)才是壟斷企業(yè)，當然大型私營企業(yè)比小型企業(yè)壟斷程度更高。而恰恰國企不是壟斷企業(yè)。國企從制度設計上是歸全民所有的，代表全民的利益。而外資和私企是歸一小撮資本家所有的。按照原理，全民利益當然高于一小撮資本家利益。即便是將國企和私企及外資同等對待，這就相當于把全民利益跟一小撮資本家利益放在同樣地位，這本身就是讓一小撮資本家享受特權。世行報告甚至要讓私人資本的地位高于國企，顯然是在為了國內外的資本家階級進行不合邏輯的無恥辯護。

3、中國國企的弊病，正是遵從世行建議的惡果

當前中國的國企從根本制度設計上看，是屬于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國企的干部、高管應該是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真正的共產黨員。但是如果國企管理者是新自由主義官員任命的，那么他們肯定沒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再加上人民大眾對其監(jiān)督不夠，于是國企在某種程度上會蛻化為官僚所有。

比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義勢力在金融行業(yè)最大，而國有金融企業(yè)高管巨額高薪問題以及系列腐敗問題，都是一種變質和蛻化。而這種蛻化，正是世行報告主張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的結果。而國資委主管的一百多家央企則相對好的多，因為央企高管薪酬尚未跟同等規(guī)模企業(yè)的外資和私企接軌，如果真要接軌，恐怕當前很多央企的年薪至少會漲到一千萬。也就是說，如果改革真正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搞，國企會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的性質，但是如果改革被新自由主義勢力主導，國企首先會首先蛻化成某種程度上官僚所有的企業(yè)，再蛻化成私人資本家所有的企業(yè)。

舉例來說，讓招商銀行高管馬蔚華拿巨額年薪，跟搞MBO讓“馬蔚華們”控股招商銀行有質的不同，前者是讓馬蔚華拿九百萬，而后者則是讓馬蔚華們拿八百億（招行市值）。無論是拿九百萬還是拿八百億，都是不合理的現(xiàn)象。如果你痛恨其拿九百萬，反而去支持其拿九百億，顯然是一種別有用心的陰謀。

在私營企業(yè)中，由于資本家對工人有巨大的剝削，為了維持這種剝削，資本家一般會給高級職業(yè)經理人多于他勞動價值的工資。這就是說企業(yè)高管盡管不是資本家、沒有企業(yè)的所有權，但是他憑借他接近資本家的地位，參與瓜分了工人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也變相剝削了工人。大型私企和外企的高管拿高薪，其實正是在剝削工人。國企高管的年薪自然不能與之接軌。也就是說，國企分配上應該消滅剝削，首先，企業(yè)凈利潤歸全民所有而不能讓少數(shù)人獨吞。其次，同等規(guī)模的企業(yè)，高管年薪應該比私企和外資高管低，而普通員工工資應該比私企和外資員工高。

世行的陰謀分兩步，第一步先讓國有企業(yè)進行資本主義“公司化”改革，擴大國企高管的權力和利益，減少官員腐敗的成本，使國企變成某種程度的官僚所有的企業(yè)。比如世界銀行《1996財年中國經濟報告》便明確提出讓高營盈利的國企“公司化”，即國企內部治理向外資和私企靠攏，國企高管年薪和同等規(guī)模私企和外企接軌。

第二步，世行及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再借人民大眾對國企高管高薪及腐敗的痛恨，煽動進一步的國企私有化，讓私人資本瓜分國企。而第二步的危害其實比第一步更嚴重。而2012年的此次世行報告，便是這個目的。

4、私有制經濟必然導致剝削和通貨膨脹

其實，在西方經濟學里的壟斷分賣者壟斷(Monopoly)和買者壟斷(Monopsony)。什么是買者壟斷？比如沃爾瑪和家樂福這樣的巨型超市，對很多生產廠家來說，由于它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購買方，許多生產廠家必須通過超市打開城市市場銷售其產品，因此，沃爾瑪和家樂福可以極大地壓低進貨價格。

資本家剝削工人，就是一種典型的買者壟斷(Monopsony)。在資本家們的眼里，購買工人勞動力和購買原材料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都必須盡量壓低價格。但是問題在于，整個社會生產資料所有權是歸少數(shù)人資本家所有壟斷的，而工人之間的競爭比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更激勵些。因此，整個資本家階級因為人數(shù)較少很容易就可以聯(lián)合起來，極力壓低工人的工資，剝削工人。我們可以看到的情況是，一個工人所能找到的合適的就業(yè)崗位是有限的，而且是無數(shù)的人在競爭這個崗位。工人被資本家雇傭，在企業(yè)內，資本家是主人，工人完全是雇傭奴隸。工人面對資本家，完全沒有自己勞動力的定價權。勞動力市場的定價權在人數(shù)極少的資本家階級手里，因為這一小撮人，壟斷了勞動力購買市場。

只要工人之間勞動力供應之間的競爭程度超過資本家之間購買勞動力的競爭，那么工人便被資本家剝削。

當然，如果工人很少，資本家很多，資本家之間競爭程度超過工人，就是另一番情況了。這種情況只在想象中存在，在現(xiàn)實社會中，由于生產資料的集中，永遠不會出現(xiàn)。

也就是說，在一個行業(yè)里，無論資本家是1個還是100個還是1000個，他們相對于億萬工人就是一小撮。只要勞動力供應方是億萬工人，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就會遠遠小于工人勞動力間的競爭，這些資本家就是壟斷資本家，他們通過壓低工人工資的這種方式剝削工人勞動力，這是資本第一大剝削手段。

同樣的，在一個行業(yè)里，無論資本家是1個還是100個還是1000個，只要產品購買者是億萬工人消費者，其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就會遠遠小于工人消費者間的競爭，這些企業(yè)就是壟斷企業(yè)，他們之間很容易達成價格同盟，一起漲價，剝削勞動者，提高企業(yè)利潤。再加上一些投機資本的囤積炒作，加大了這種通脹和漲價。資本家們就是通過漲價-通貨膨脹這種方式剝削工人消費者，這是資本的第二大剝削手段。看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再看看這些年出現(xiàn)的“蒜你狠”、“姜你軍”等現(xiàn)象可以明顯看出來，私有制及少數(shù)資本家對產品的供應壟斷，是通脹的根本動力。

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xiàn)出彼此都是虛偽的兄弟，但面對著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40]

5、大規(guī)模公有制經濟—民主社會的基本標志

自私有制產生以來的人類歷史，都處于這樣的一個階段：生產資料相對被少部分人壟斷，而龐大數(shù)量的勞動力之間則是相互競爭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如此：生產資料被資本家階級壟斷，而同時，勞動者之間卻在相互競爭，相互比賤，使工人的工資僅僅維持在工人勞動力勉強完成簡單再生產(即生存并撫育后代)的水平上。

工人如何才能防止自己被剝削呢？最起碼，所有的工人須團結起來，組成團結一致意志堅定的工會及無產階級政黨，這個政黨掌握政權，將生產資料收歸全民所有，這樣工人就可免于被資本家剝削。

總而言之，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生產資料所有權，才是人的第一人權，也是一個社會最根本性的權力。誰控制了它，誰就是這個社會最根本的主人。一個公平、民主、自由、人權的社會，必須要消滅剝削，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基本條件。在這個意義上看，美國不可能是民主、自由、人權的社會。假如美國真的是人民當家作主，怎么會繼續(xù)讓資本寡頭壟斷資本和生產資料并剝削人民大眾？難道美國人民天生奴性強，樂意當雇傭奴隸，而且一當就是二百年？

世行報告、佐利克、蓋特納及國內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一方面極力仇恨國企、咒罵國企壟斷、鼓動消滅國企，另一方面又主張國家在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權。其實這兩個主張完全矛盾。其實如果一個國家是民主的，即人民當家作主的，國有企業(yè)當然就是人民共同占有、共同做主的企業(yè)。民主的國家必然要消滅對人民大眾的剝削。所以一個民主的國家，必然要建設大規(guī)模的國企。只有資本家階級專政的國家，才會仇恨國企、消滅國企，把國企賣給資本家，把工人變?yōu)楣蛡蚺`。

6、假如世行報告的邏輯成立，國家危矣！

以上所討論的內容，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邏輯，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邏輯，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立軍邏輯。

想想90年來，共產黨是怎么誕生的，是怎么發(fā)展壯大的吧。無論是組織工人運動、工人罷工、工人起義，還是組織農民運動、農民起義、打土豪分田地，無論是隱蔽戰(zhàn)線的地下工作還是公開戰(zhàn)場的武裝斗爭，其基本的邏輯就是認為：地主、及國內外的資本家對工人、農民有剝削，工人農民等人民大眾受一小撮地主和國內外資本家的壓迫，而人民解放軍的根本使命，就是要解放人民，解放勞苦大眾，消滅剝削。

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兌現(xiàn)對人民的承諾，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建立起了大規(guī)模的公有制企業(yè)，在30年時間里，依靠國有企業(yè)我們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在一窮二白（黃金都被蔣介石運往臺灣）的基礎上，中國實現(xiàn)與蘇聯(lián)、德國、日本相比毫不遜色的工業(yè)化奇跡。在前三十年里，公有制經濟的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些農村（如小崗村）村干部覺悟低，在某些國企里領導干部覺悟低，因此這些公有制經濟體存在嚴重問題。為了適應這種狀況，改革開放后，我們允許一部分私有制經濟的存在，但是《憲法》第六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1]

鄧小平于1985年3月7日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fā)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yè)發(fā)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zhí)行和實現(xiàn)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42]

《憲法》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何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本質就是要堅持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不變。可以說，《憲法》認為，私有制經濟存在剝削，資本家憑借企業(yè)所有權獲得利益（即按資分配）是一種剝削，《憲法》只允許這種剝削在局部范圍出現(xiàn)，而且要使之受到公有制及按勞分配的限制。但是，即便是按照世行的報告，當前中國公有制經濟也只占27%，已經遠遠不占經濟主體，這已經嚴重違背了《憲法》及鄧小平理論，而世行報告卻主張還要繼續(xù)大搞私有化。所以世行報告的邏輯和解放前中共的黨章是完全對立的，世行報告的邏輯和毛時代的黨章和憲法是完全對立的，世行報告的邏輯和改革開放年代的黨章和憲法也是完全對立的。

所以，假如世行報告的邏輯成立，即地主對農民沒有剝削、資本家對工人沒有剝削，那么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一切活動就完全錯了，這三個組織就從根本上完全不應存在。

總之，假如世行報告的邏輯成立，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都會成為被肢解的對象。而實踐世行報告的最終后果，就是這三個組織的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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