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英文版中有個10%的指標
3月9日 ,想在網絡上找個世行報告的中文版來讀一讀,沒找到,后在世行網上找到英文版,468頁,看了開頭幾頁后得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早就搞好了一個中文版,那就等著以后看中文版吧。
前些天見鐘晟在《世行6000天計劃,把國企規模減至10%》一文中說,世行報告英文版第110頁明確說,國企規模(國企產出占GDP的比重)將從2010年的27%減至2030年的10%。到英文版中一看,果然有這一句: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到10%,還可以叫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么?到1%呢?
3月14日 ,溫家寶總理在答路透社記者問時說,重慶市委應深刻反思。 3月15日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職。
或許薄熙來這久一直都在反思,反思的問題之一或許就是,為何要把重慶國企規模越搞越大,搞到全國第四,國企占GDP比重達40%,而不是27%以下的“主體地位”。據《重慶去年國企總資產達1.52萬億 增速領跑全國》,重慶十二五的計劃是把國企資產搞到2.5萬億。如果真的那樣高速增長,那重慶國企占GDP比重可能至少會在50%以上了。重慶國資委主任崔堅去年底時說,重慶民營企業占GDP比重由重慶直轄之初的26%提高到去年的60%,絕對不會出現“國進民退”的問題。這個保證或結論不太可信,國進民也進,靠不住啊。國企改革使國企越改越多、越改越大,這不是倒行逆施,反對改革,復辟倒退,文革余孽,封建遺毒,死路一條么?
在財新網上找到了中文版
過了這么些天,國研中心組織的中國經濟高層發展論壇也開過了,國研中心該把那個世行報告的中文版放到網上了吧。在網上找了找,果然在財新網找到了。
財新網屬于黨報《浙江日報》下面的財新傳媒集團,該集團總編輯是最受美國推崇的中國女士胡舒立,該女士的著名觀點,就是認為“呼吁實行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是蠱惑人心的文革余孽”,該集團顧問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名譽所長、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等。近水樓臺先得月,原來財新網和國研中心有這層關系。
財新網很有名氣,為慶祝建黨90周年,2011年4月在其網上發了一篇天則研究所茅于軾寫的《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三年災荒餓死三千多萬人,大部分是幫助他打江山的貧下中農。但是他一點也沒有感到痛心。和他有肌膚之親的孫維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殺。他毫無憐惜之意。現在揭發發現,毛澤東奸污過不計其數的婦女。原來他在神壇上,他的人性的獸欲方面誰也不敢說。他從神壇上走下來之后,這些事一樁樁被暴露。其冷血性無與倫比。其心理的陰暗實在叫人吃驚。”財新網后來刪除了這篇文章。但令人驚奇的是,如此這般公開地造謠、辱罵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文章,直到現在在網上還可隨便找到。
中外的很多經濟學人似乎都對毛澤東有血海深仇。2011年5月,國外著名的經濟學人網站發了篇文章,Boundlessly loyal to the great monster,力挺受到烏有之鄉網站5萬多網民實名舉報的茅于軾。文章標題直譯即無限忠于大惡魔,但譯言文上將其譯為無限忠于毛主席(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35303/198956 ),未能忠實原文精神。文章中說,毛派的力量不容小覷。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為試圖恢復對毛的崇拜,已經成為毛派眼里的大紅人。有人就說,封建余毒和文革余孽兩股勢力在阻擋中國改革。鼓吹現代性的中國招商銀行前主席秦曉也警告,中國可能文革復辟。
去年放任一些人大肆辱罵毛澤東,今年親口嚴厲指責文革復辟,在多種場合高呼改革攻堅,殺開血路,死路一條,難道就是為了要繼續瓜分國企?
國研中心好幾個參與或指導世行報告寫作的人都在茅于軾的天則所當特約研究員。而天則所是靠拿美國福特基金會等資本家,或按世行報告中文版中的說法,靠拿民營企業家們的錢維持的。
中文版中沒有10%這個指標
從財新網上下載下來的PDF格式的世行報告中文版文件屬性顯示,這些文件大都是在3月6-12日之間創建、修改的。世行報告發布會是在2月28日,報告的英文版的最后修改時間也是在28日。或許一個多星期后,國研中心的中文版有些新變化了。
非常吃力地對比著看了世行報告專題報告一結構性改革第四章企業部門改革,確實有了點變化,其中最明顯的是,中文版把英文版中那句國企規模從2010年的27%減至10%刪掉了。難道這就是國企改革的最終目的?這個10%的指標到底是外國人定的,還是國研中心的研究員們定的,還是一起研究出來的?中文版上不寫這個關鍵的指標,不知是什么意思?難道心虛了,說漏嘴了,泄露了天機了?還是改革目標更為高遠?5%、4%、3%、2%、1%,0,社會主義自我完蛋?
2月28日 經濟學人網站上一篇文章《世界銀行:2030年的中國》(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7205/255417)說,“我們相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將世界銀行當成了保護傘。面對指責,他們可以將責任推給世界銀行。有時候,在內部討論中,發展研究中心甚至提出了比世界銀行的方案更為大膽的改革計劃”。把國企規模減少到10%這個指標或許正是國研中心自己提出來的。先讓世行的人搞個發布會,聽聽風聲,再來修改中文版。或者,這個10%的指標或指令本來就已存在多年,但從一開始就不想讓中國老百姓知道。
2004年8月,朗咸平發表了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揭開郎顧之爭、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序幕。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流市場經濟學家們、改革設計師們一邊倒地支持顧維軍,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出來的經濟學家郎咸平太左。但卻無人去直接面對郎旋風,后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單刀赴會”,率先正面迎戰郎咸平。
張文魁2004年8月在《中國是否應該停止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一文中說,“對于國資管理和國資改革的國際經驗,我們曾經與世界銀行有過很好的合作研究。我們發現,在那些仍然保留國企的歐洲國家,國企的數量很少,大約百十家或者更少,但分布的行業很重要,如電信、石油、鋼鐵、汽車、航天等,這些企業規模都很大,但全部國企的產出占GDP的比重在10%左右或者更低。而中國呢?國企產出占GDP比重在30%左右。”結論是,應該繼續國企產權改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靠進一步深化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去解決。
據世行報告英文版前面幾頁的介紹,張文魁正是負責結構性改革這一專題的寫作小組的第一小組長。英文版中出現10%這個指標就不奇怪了。原來這個指標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在至少8年前就已合作研究出來了。只不過一直沒有告訴老百姓。國企改革攻堅的目標原來竟是為了成為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
國企改革從2004至2010年搞了6年多,僅從30%左右降到了27%。國資委主任前久說不存在國進民退,確實沒說錯,一直都是在國退民進,只不過國企退的速度太慢了,每年才退0.5%,達不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些改革頂層設計師們的期望值,讓他們覺得很失望。國企每年退1%左右還差不多。那樣成為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就用不了多少年了。或者,早該如國研中心市場經濟所名譽所長、市場經濟學泰斗吳敬璉“大聲呼吁”的那樣,搞法治、憲政等方面的改革,那樣國退的速度就會更快了。
中文版中沒寫要搞私有化
中文版這一章的另一個特點是,確實沒提一句國企要私有化,只提了許多次民營化、民營企業,它一律把英文版中的privatization、private firms譯成民營化,民營企業,譯得很有意思。如果照這樣來譯,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消滅私有制,就該譯成消滅民有制了。那不是在與民爭利搞獨裁嗎?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也沒有把私有化、私營企業說成民營化、民營企業啊?
民營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具體步驟是什么呢,報告中是這樣寫的:
“首先,要加快推進(英文版中用短語as soon as possible)國有企業中的仍未評估資產的證券化。然后政府可考慮設立一個或多個國有資本管理公司或投資基金,由它們作為所對應企業中國有資本的持股者,并在金融市場上實施專業化管理和交易。不同的公司或基金分工負責特定的領域。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可以作為政府代表,逐步實施資產組合多元化和出售國有股。國有企業的紅利上繳給資本管理公司或投資基金,并進一步由它們上繳給財政。最后,將一部分國有資本劃拔給社保基金,以其收益用于彌補未來保障支付需求。”
“在中期,可以通過對剩下的國企進行改制,擴大民間資本參與。根據中國自己過去對國企進行公司化改革和重組的經驗,還有很多大型國企,特別是那些由中央國資委或各省國資委監管的母公司,可以重組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和上市公司。而且各級政府可以減少對那些公司的持股,建立具有專業化管理特征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
這個過程即,盡快評估——證券化——上市——逐步賣出——繼續賣——股權多元化的現代公司。
英文版中說要as soon as possible,有點迫不急待,只爭朝夕的感覺。
而評估,壓縮、操作的空間就很大了,50多萬億的國企資產(117家央企及1萬多家地方國企)經那些國際評估機構、評估師們一評估下來,恐怕會連10萬億都不到。據張文魁2004年反駁郎咸平時的那篇《中國是否應該停止國有企業產權改革?》,“90年代東西德合并后,德國對原東德國企基本上都是以極低的價格出售,譬如以1馬克的象征性價格出售。我們知道,原東德國企的帳面資產達到萬億馬克以上,而出售完之后,政府反而帖進去了幾百億馬克。”“我在調研中發現中國的地方政府在出售國企時也有同樣傾向。以賣價折讓來實現就業和增量資本投資這些目標,實際上就是政府對國企的一種補貼啊!國企在改制時都還需要政府的一大筆補貼,從這個角度也說明國企是非改革不可啊!”按張文魁的思路,把50萬億資產的中國國企1元賣給美國,或倒貼幾萬億元送給美國,完全可能,完全有理,因為能“實現就業和增量資本投資這些目標”。
至于證券化,即將國企的股份制改造進行到底,把目前已所剩不多的那些大型國企的資產經過快速評估后變成股票,變成一些代碼、數字,然后上市,賣,賣,賣。以盡快“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完成將國企規模從2010年的27%減至2030年的10%”或10%以下的指導計劃。50萬億,或150萬億,太多,民企買不起?只要賣就好辦了。多印點錢,物價只用上漲10倍,而股價不漲,就能確保只有國內外的民企才有錢來買國企的股票了。
證券化的最大的好處就是上市后買賣方便快捷,只用在電腦上敲幾下鍵盤,國企的大部分資產就變成“民間資本”所有了。這些民間資本的范圍極廣,按國研中心報告的邏輯,國外所有的資本家,國內所有的資本家,都屬于民營企業家,他們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來買國企的股票,錢多勢大的還可以買到幾毛錢或幾元錢一股的原始股,成為中國“國企”大大小小的、讓人怎么也弄不清其真實姓名、真實面目、真實控制人的股東或“戰略投資者”,等著分紅,或套現。國際壟斷資本更可利用手中掌控的巨額資金,以及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美金,收購兼并,低吸高拋,或直接坐莊,操縱股市、股票,來回剪羊毛。
中國的剩余國企經過評估、證券化、上市,就成為屬于他們的肥羊了。隨時可以屠宰,吃肉喝血,也可以反復剪羊毛。股市確實是西方壟斷資本的一項偉大發明,通過股市他們可以控制全球所有的企業,讓所有企業都變成他們圈中的羊。比起在草原上費力地追逐,在戰場上打得你死我活,這種養羊、吃羊的方法最現代、最文明、最有效率。這種企業最現代。這種國家最現代、最和諧、最有創造力。
賣光國企?
中文版中沒說要把國企減到10%,但多處提到要大大減少國企數量、規模。“如果能夠采取成功的措施并實現企業部門的結構性轉變,到2030年中國的企業部門將和現在大為不同。國有企業數量將比現在大大減少。”“特別要縮減國有部門。”“中國還可以通過新一輪國企重組,進一步縮小國有經濟的規模。如果不進一步縮減國有經濟部門,就很難為民營企業(private frms)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也很難限制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密切聯系。”
國企規模到底要縮減至多少呢?這些年以來,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在大罵國企壟斷,為了證明國企壟斷,2010年國企產出占GDP比重27%這個數據很可能被某些人故意夸大了,國資委官員則多次辯解說不存在國進民退,那國企的真實規模就很有可能連27%都不到,比如說可能只占20%,這樣一來,如果真按世行報告的建議按計劃按比例地縮減下去,恐怕到時候國企所占真實比重10%都不會有,很有可能只在6%左右,比國研中心一些人理想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企還少。
國企10%以下,即全國90%以上的企業都是民營企業家們的了,那么私有制,或者說民營資本將成為中國經濟的絕對主體。而據目前中國對外開放的現狀,28個行業中已被外國“民營企業家”們控制的達21個,每一行業前五名幾乎都是外資控股,則到時候外國“民營企業家”所占份額必在50%以上,甚至可能高達70-80%,外資成為私有制主體中的主體,中國徹底成為殖民地。
孫中山先生說:“凡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然而我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卻想把關系國民生計的國有大型企業也要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真可怕!!!他們想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退回到連孫中山先生所期待的那種資本主義制度都不如的資本主義制度!(2004年的一篇網文《張文魁要舉起楊小凱的新自由主義旗幟搞改革?》)
股份制就是公有制?
張文魁在2010年10月2日的一篇文章《要重啟有時間表的國企民營化改革》中說:“未來五年,各級國資委,特別是國務院國資委,應大力引進境內優秀的非國有企業或者境外優秀的跨國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股央企的股份制改革,只要不是國防軍工和其他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企業,都可以引入非國有的戰略投資者,包括境外的戰略投資者。事實上,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在這方面走的雖然比工業企業要晚很多,但更加大膽、更加出色。連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這樣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大銀行都能夠引入境外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許多大型工業企業為什么不可以呢?在此基礎上,積極推進大公司大集團集團法人整體上市和治理結構的完善。”
不是有人在不停地說十幾家國有大型銀行的股份賤賣給“國際戰略投資者”給中國造成了幾萬億元的損失了嗎?不是有人天天拿中國平安的第一大股東已變成匯豐銀行以及第四大股東是個莫名其妙的源信行來說事嗎?都是謠諑。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銀行都能賣,還有什么不能上市賣給外國人的呢?大家還怕什么呢?銀行賣得還不夠。還應該繼續賣,鐵路也要賣,能賣的都要賣。國企股份賣給國內外民營企業多了,就成“全民所有”了。
3月7日 ,張文魁在《推動新一輪國企改革是推動轉變增長方式》一文中在證明世行藥方是良藥時說: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沒有,國企只惠及了三四千萬員工。大型或超大型國企實行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后,“國資變社保,國企變民企”。這樣就能使國有資產從“全民沒有”以全新方式重新回歸“全民所有”。
但從張文魁說的四家銀行“產權改革”、“全民所有”的實際結果來看,只有極少數的中外“民營企業家”、“戰略投資者”能在國企改革中以極低的價格獲得這些銀行的部分所有權,股權改革完成后,無論他們怎么操作或不操作,都能大賺特賺,年年有分紅,他們才是民,他們才所有。股市上數億普通股民則幾乎都是去給真正的股東們、操盤手們送錢的。從沒聽說哪位小散為炒股炒成這些銀行的“股東”、能分到紅而高興。能保住本金的都已算是炒股高手了。原國企員工的待遇么,得向國內的“民營企業”的員工們看齊了,新國企要向股東們負責。
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如果真是這樣,那中共以前搞的就是私有制。這些“改革派”才是真共產黨。國外搞股份制的都是真共產黨。美國的股市搞得最大最紅火。美國的民營企業家都是真共產黨。美國快實現共產主義了。
消滅政府?
中文版這一章中花了不少的篇幅來指責各級政府“干預競爭和行政壟斷”。報告對國資委的兩個清單特別有意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個清單。2006年出臺了一個‘戰略性產業’清單,軍工、電力、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這七個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中國還有一些“基礎或支柱產業”,其中包括裝備制造、汽車、信息技術、建筑、鋼鐵、基礎金屬和化工產業等,對這些產業,國家要保持‘較強控制力。’”
報告說中國政府廣泛地運用產業政策和行政管理手段影響產業發展。這類干預由三大類主體實施。第一類是中央高層機關(英文版中舉例such as the State Council,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國務院、人大與中共,中文版中沒寫出來)。第二類是中央政府各部委,包括發改委、工信部等。第三類是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構。如山東的鋼鐵產業整合與山西的煤炭產業整合政策。
報告說消除或減輕政府對市場經濟施加影響的辦法是制訂“強化版的《反壟斷法》”、重新審議保護產業清單,將國企限于非市場競爭領域。連國務院、人大和黨中央都不能隨便制訂政策保護自己國家的命脈產業,國資委、發改委、山東、山西等等更不能隨便亂搞產業保護、產業扶持、產業整合政策。市場教真成了一個凌架于一切政府部門之上的神教了。中外“民營企業家”真成了官員們的上帝了?
國資委以后干什么呢?報告很照顧國資委的情緒。報告中是這樣為國資委安排的:“國資委的職能應該限定于政策制定和監督,而資產管理的具體職能應該由管理公司或投資基金履行。”“減少國企數量的另一個好處是有助于加強國資委對(remaining剩余)國企的監管。”國研中心對國資委很關心、很體貼啊,擔心國資委官員管理企業太多而累壞了身體。
不是休克療法
有報道說,世行報告初步形成后,財政部發文至相關各部委會簽,國資委提出強烈反對意見,并就此給財政部回文,逐條反駁,認為《報告》提出的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例的建議違反憲法,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并要求與相關機構展開辯論。
3月17日 ,張維迎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直接指出,5-10年內,國企比重應降至10%左右。未來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要做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正如世界銀行在其《2030年的中國》報告中所提的建議,即國有企業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府可以通過市場轉讓這些股份到非國有部門和個人,也可以通過像英國那樣半轉讓、半贈送的辦法,分給普通的老百姓。張維迎一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就是要搞國企私有化,且要as soon as possible,5-10年內降至10%左右。國研中心劉鶴書記則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一是中國汲取了“文革”的歷史教訓;五是不搞“休克療法”。真是好消息。
確實可能不會是休克療法。休克療法是100%私有,一人一萬盧布,全部分光,然后貶值一萬倍,再在國外資本的資助下集中到幾大寡頭手里,值錢的資源都落到極少數國內外“民營企業家”們的手上,國家分裂,經濟倒退,人口減少,人均壽命下降。對于中國來說,沒有蘇聯那么多的自然資源,自己曾有的自然資源在近30年已大多變成各式各樣的產品用去換美元了,從數量上來看,95%以上的企業都是國內外民營企業家們的了,只剩下10多億勞動力是可供這些民營企業長期持續開發利用的“資源”。如果中國休克了,那全球干活的人一下子要少了多少億啊。國企占10%以下比較合理。僅保留極少數必須的國企,有利于維持社會穩定,有利于維持正常的生產率,不至于因休克、崩潰、倒退而造成全球打工工人人口短時間內劇減。如果中國人只想為自己干活了,那又另當別論。一顆紅心,兩手準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23日,頂頂層設計大師吳敬璉說,“頂頂層設計”該出結論了。七個絕對控制的行業,九個較強控制的行業……
國企改革時間表
2005年2月29日,出臺“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非公經濟36條)”。
2010年5月7日 ,又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36條)”。
2010年10月2日 ,國研中心張文魁在《要重啟有時間表的國企民營化改革》一文中說:未來幾年,需要啟動新一輪國有經濟改革。新一輪國有經濟改革,應該是目標明確有時間表的改革。這個目標就是,重啟民營化,顯著收縮國有經濟戰線,實現多數國有大公司大集團的股權多元化或法人整體上市。下一步的國有經濟改革,一定要設立時間表。為了加快改革進程,一定要設立時間表。
2月22日 ,國家發改委召集45個部委,按照倒計時的強制方式,要求45個部委在 6月30日 之前拿出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實施方案。
以下摘自《3月15日以來被忽視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巨變才剛剛開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203/302113.html)。
3月16日 ,有一則消息悄然出現。在一次級別比較高的常務會議上,與會者確定了《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工作部門分工。會議指出,今年要努力完成任務之一就是要“出臺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新36條’實施細則”。
3月18日 :發改委發布《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繼續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鼓勵、引導民間資本進行重組聯合和參與國有企業改革”。
3月21日 :鼓勵民間資本參與交通運輸建設。
3月22日 :公立醫院可引入社會資本改制重組。
3月20日 :周小川:銀行業改革需打破壟斷
3月16日 :中國信達引入戰略投資者,包括瑞銀資本、渣打銀行
3月22日 :摩根大通將收購百瑞信托19.9%的股份
……
自3月15日起,不出一周的時間,從發改委、財政部、央行、證監會,到國研中心的所謂“世行報告”以及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各部門、各專家空前密集地相互配合,不斷拋出“經濟體制改革”“弱化政府干預”“支持民營資本”“放寬準入”等等言論,涉及銀行、信托、醫改、鐵路交通、市政、科教文衛、資源開發、技術創新等關系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到民生領域的方方面面。表面“國退民進”,為民資發展創造空間,事實上是在給外國壟斷資本大舉進入中國市場鋪路,而目前可以看到,在關鍵領域展開實質性動作的,也正是外國資本。……
2012-3-27 ,中云
財新網 > 經濟頻道 > 世行報告:2030年的中國http://economy.caixin.com/2012/shbg2030/index.html
附:《2030年的中國》專題報告一第四章企業部門改革摘錄
如果能夠采取成功的措施并實現企業部門的結構性轉變,到2030年中國的企業部門將和現在大為不同。
(英文版P110,中文版中沒寫這一句)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大企業——包括數量比現在大大減少的國有企業,將實行現代公司治理結構。
未來,中國需要確定在經濟活動中政府相對于市場和民營部門(private sector)到底要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中國的非國有企業比國企業的生產率和利潤率更高,也更有創新性。
為保持GDP的較快增長,中國需要從當前受到保護的服務業和公用事業部門挖掘提高生產力的潛力。要做到這一點,一個辦法就是沿用當年對制造業行之有效的模式:通過放松管制、對外開放和民營企業參與來鼓勵競爭。
1995-2000年九五期間所進行的大幅改革有力推動了非公經濟的發展,提高了非公經濟(the private and other non-state sector)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從1998年到201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人民幣以上)中,國有企業數量所占比例從39.2%隆至4.5%。在全部工業資產中,國企所占份額從68.8%降至42.4%;國企提供的就業占總就業的比例從60.5%降至19.4%。非公部門經濟產出約占全國的70%。
大多數中小企業已轉為民營(privately owned)。約120家央企也同樣取得了很大進步。很多國企開展了公司制改革,進行了大幅重組(包括削減人員)。然而,國企的平均利潤率仍大大低于非國有企業(包括私企在內)。
民營化和市場化(privat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的改革帶來了大多數制造業部門的活躍競爭。
一種非常關鍵的競爭——國企與非國企之間的競爭——在某些行業,特別是在那些“戰略產業”和公用事業部門,仍然受到抑制。大型國企主導某些生產活動,不全是因為它們本身的競爭力強到足以占據主導地位,而是因為市場競爭受到限制,或者政府賦予它們某種壟斷地位。
在中國,政府干預競爭和行政壟斷的最嚴重方式之一是制定產業清單,對一些產業賦予國有企業完全控制權或優先地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個清單。2006年出臺了一個“戰略性產業”清單,軍工、電力、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這七個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中國還有一些“基礎或支柱產業”,其中包括裝備制造、汽車、信息技術、建筑、鋼鐵、基礎金屬和化工產業,對這些產業,國家要保持“較強控制力。”對于這些產業,民營企業要想進入,會面臨各種障礙和限制。
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這些產業清單包含的產業過多,而且其中很多產業完全可以放開市場競爭。在大多數高收入國家,那些中國認為是“戰略性”的產業,如煤炭和空運等,也有很多民營企業參與。
(中文版P118,英文版中沒這段)盡管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更多的改革還有待開展。例如,中國政府曾試圖收縮并優化國有經濟的布局。2005年,國務院發布了允許私營企業進入國企壟斷行業的原則,并呼吁對國企和私企實行公平待遇。但實際上,這些原則實施起來非常困難,取得的進展非常有限。
盡管非國企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推動力,但效率相對低下的國企數量依然偏多。
P119,從國際范圍看,很少有國家像中國如此廣泛地運用產業政策和行政管理手段影響產業發展。這類干預由三大類主體實施。第一類是中央高層機關(英文版中舉例such as the State Council,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國務院、人大與黨中央,中文版中沒寫出來)。第二類是中央政府各部委,包括發改委、工信部等。第三類是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構。如山東的鋼鐵產業整合與山西的煤炭產業整合政策。
為實現中國的2030年愿景
要改革國企部門、進一步擴大國企和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改善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特別要縮減國有部門和解決“行政壟斷”問題。
進一步改善競爭環境的公平性——特別是小企業和大企業之間、國企和非國企之間競爭環境的公平性,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要著手解決行政壟斷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應重新審議給予國有企業優先待遇的戰略產業、基礎支柱產業清單。在中國,這類清單包含的內容過于廣泛,包括了很多在大多數高收入國家都非常開放的產業,而國有制對這些產業的必要性并不明顯。
今后,要重新定義中國的國有經濟政策,需要強調國有制的重點應當是公共產品提供(in non-contestable markets,只能在非市場競爭領域)。
中國還可以通過新一輪國企重組,進一步縮小國有經濟的規模。
這項戰略(國企戰略性重組)在1998-2003年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但近年來看來進展不大。
如果不進一步縮減國有經濟部門,就很難為民營企業(private frms)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也很難限制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密切聯系。
國有資本如何管理
首先,要加快推進(as soon as possible)國有企業中的仍未評估資產的證券化。然后政府可考慮設立一個或多個國有資本管理公司或投資基金,由它們作為所對應企業中國有資本的持股者,并在金融市場上實施專業化管理和交易。不同的公司或基金分工負責特定的領域。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可以作為政府代表,逐步實施資產組合多元化和出售國有股。國有企業的紅利上繳給資本管理公司或投資基金,并進一步由它們上繳給財政。最后,將一部分國有資本劃拔給社保基金,以其收益用于彌補未來保障支付需求。
國資委的職能應該限定于政策制定和監督,而資產管理的具體職能應該由管理公司或投資基金履行。
在中期,可能通過對剩下的國企業進行改制,擴大民間資本參與。根據中國自己過去對國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革和重組的經驗,還有很多大型國企,特別是那些由中央國資委或各省國資委監管的母公司,可以重組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和上市公司。而且各級政府可以減少對那些公司的持股,建立具有專業化管理特征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減少國企數量的另一個好處是有助于加強國資委對(remaining,剩余)國企的監管。
同樣在中期,中國還可以從兩個方面強化《反壟斷法》,從而進一步推動競爭。首先,可以使《反壟斷法》的有關條款更加明晰,以限制“行政壟斷”。其次,可以重新考慮該法的豁免范圍。
不同規模和所有制的企業應當在更公平的環境里競爭
從中期角度,可以制定和實施一系列法律來限制那些可能造成扭曲的行動,包括產業政策領域的扭曲行動,推動公平競爭。如果強化版的《反壟斷法》仍然留下很多重要空白,可以通過額外的立法來補充(可以以特別法的形式),以便對當前中央和地方政府這種非常普遍的產業干預進行限制。
從長期來說,要維護在單一市場上的公平競爭,中國應考慮限制政府對企業提供的直接或間接資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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