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言的題目叫做“推遲了15年的中美沖突即將兌現”。這個判斷有定量，有定性。定量是“推遲了十五年”指的是“911”事件以來的世界時局的變遷，“中美沖突”是對現在和未來的判斷。口說無憑，立字為據。我們判斷世界格局即將發生一些變動，我們總歸需要一些必要的依據。那么什么樣的東西可以作為依據。最基本的，還是社會科學的分類方法。黑格爾的認識模式是劃分為感性——悟性——理性三個層次。波普爾的方法是把整個宇宙劃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物質世界，第二個是心理世界，第三個是精神世界，這三個世界的劃分具體到判斷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外交政策走向上，可以分為他受到的客觀物質世界約束，主觀認識約束以及個人心理情感要素約束等幾個層次。具體說來:

　　第一個主觀認知層面，我們要把握其政策就要判斷特朗普的言論。特朗普的言論反映了他的世界觀。當然，世界觀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在推特上，被刊登出來的都是被他自己和他的團隊選擇過的。選擇本身也是一種世界觀的體現。可是我們要搞清楚，特朗普哪些言論是測試?是放風?還是真實的政策預演。這些都要進行材料的解析和分析的工作?，F在有一種不好的傾向，把他的言論當作他的政策全部，這種傾向是要不得的。

　　第二個要素是特朗普的心理狀態。既然他的言論未必是他的真實想采取的政策，那么下一個問題我們就需要判斷他的心理。可是心理這個東西也是神秘莫測的。但是他既往的歷史行為軌跡能判斷出來他的基本心理狀態。

　　第三個角度是制約特朗普的客觀因素。這些因素包含基本的兩個更小層面，一是他的行政職位，也就是崗位職責。二是他真正采取的行動。按照外交決策的官僚主義分析法，他的行政職位限制了他想法和言論的限度。甚至可以說，在沒有成為正式的美國總統之前，特朗普的言論可以說是一個自由人的言論，受到的約束有限。而他正式成為美國總統之后，他的行政職位和身份就會發揮對特朗普行為的較大的約束作用。

　　這三個角度都是判斷特朗普政策走向的一般依據。當然最準確的當然是第四個角度，也就是特朗普的真實作為，即他成為總統真正采取哪一些真實的行動，這一點上我們還看不到。因為離特朗普正式成為總統還有幾天的時間。不過一旦特朗普做出的某種現存的行為，再去預測其該種行為就會失去了意義。因此，第四個維度實際上是對前三個維度的檢測與驗證。這是判斷特朗普外交政策走向的四個維度，這四個維度權重不一樣，最大的權重應該是他實際上的行為，其次是他行政職位，再次才是他真實的想法和基本言論。而我們今天在判斷特朗普對中美關系角度的時候，實際上采取的判斷策略主要是可信度最低的言論，主要是他個人推特帳號上的一些言論，這些言論包括和臺灣不清不白的關系，包括和日本、韓國維持原有的關系，這都是他個人帳號上發布的一些具體的言論。這些言論在我們今天看來搞國際關系研究的來看，其可信度還是比較低的。

　　第一，競選語言與決策語言是不同的。根據美國官場的行政制度，特朗普的言論要想一定程度上兌現，因其囿于中期選舉，必須部分兌現諾言。這個諾言并非是推特言論，而是像葛底斯堡演講這樣的施政綱領。在他的施政綱領中，特朗普提出了一些關于控制全球化行為，調整美國的移民政策的政策，他當選之后必定要一定程度進行上“變現“。

　　第二個在他真實想法里面，特朗普從經商開始他是一個什么樣人問題。例如他不是典型的民主黨人，也不是典型的共和黨人。他的情感起伏性較大，是一個性情中人。從他的履歷可以看出，特朗普目光敏銳，有很高的情商，就是熟悉人情世故，熟稔于于各種人打交道，熟稔于權術，能進能退，具有商人的精明等等。對于特朗普來講，并沒有嚴格必須遵循的價值觀，也沒有嚴格需要推行的意識形態，這是真實的特朗普。

　　第三，特朗普的行政職位對他有較大約束。美國總統像帝王一樣位高權重，但是美國總統的想法并不能在施政時期全部兌現。盡管美國侯選總統特朗普對外交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他的自主性在美國政治與法律特別是利益集團的框架內。國會在共和黨的掌握之下，特朗普的執政壓力會減小，但仍然不會動搖美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具體操作層面而言，由于特朗普是一個“素人“，沒有執政經驗，特朗普競選團隊價值觀會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特朗普。

　　綜合以上觀察的基礎之上，我們怎么判斷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總體而言世界將面臨一個重大變局。用中國古典智慧《三十六計》來形容，中國和美國關系從“勝戰時代“走向”敵戰時代“。

　　為什么說中美沖突延遲了15年。是因為“911“事件的影響。小布什當選為美國總統后，把中國列為最重要的對手。但是突發的”911“事件轉移了美國的注意力，大大緩解了我們的政治壓力，使我們獲得了15年機遇期，延續了中國的”勝戰時期“。

　　所謂“勝戰時期“，是指一種搭車的策略。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得益最大。在這個進程中，中國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該”三十六計-勝戰計“中的“瞞天過海”相當于小平的“韜光養晦”;而“圍魏救趙”、“借刀殺人”、“以逸待勞”等都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機謀。但是這些機遇期由于特朗普的當選，實際上面臨著全面喪失的狀況。“三十六計-敵戰計”的策略就是雙方在“勢均力當“下采用的策略。美國的”無中生有“，撼動了中美關于臺灣的基本建交底線，把無爭議轉化為有爭議。特朗普和蔡英文的”暗度陳倉“，互通幽曲，都是擺出了”敵戰姿態“。

　　也就是說，我們在“搭便車“，從勝利不斷走向勝利，從獲益不斷獲益的狀態將可能戛然而止。其實，這個中止時點，本來應該是小布什時期，但是911事件又給中國爭取了十五年。但是現在，特朗普當選以后，我們的這種壓力，我們這種”從獲益走向獲益“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了。除非再有偶發的大沖突轉移美國的注意力，我們才能維持在”從獲益走向獲益“的勝戰時代，而我們今天實際上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突發性事件，我們在大概率情況下將看到未來的中美之間關系進入了敵戰時代，敵戰時代的特點就很多了，可能面臨著大量的經濟沖突與摩擦，可能面臨著不斷的挑釁。那么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特朗普政治走向有幾個特點。

　　第一，集中優勢力量重點打擊對美國安全和地位有直接影響、威脅的國際勢力。很多人對特朗普的演說想法不一，誤以為特朗普是全面戰略收縮，其實不是。特朗普是“全面收縮，重點突破“，重點是在后面的”重點突破“。美國會把那些特朗普認為沒有必要、無意義的軍事力量撤回，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軍事消耗，那么特朗普會采取非常有用的策略，提升其質量。

　　第二，集中優勢為美國爭取到在經濟和商業領域最大的籌碼，這也是特朗普的政策。我們通常會誤以為特朗普會廢除PPP，會中止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我認為是一種誤讀，特朗普只是把這些貿易協定立足點更多的回歸于美國經濟本位，也就是回到美國經濟利益最大化上來，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為其他國家搭便車提供太大方便，但是美國獲益不多。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會追求非常赤裸裸的經濟和軍事利益。

　　第三，中美之間價值觀沖突很顯然會減小。特朗普畢竟是一個商人，他就任總統之后從來沒有強調價值觀，中國國家核心利益，即我們意識形態安全、政權安全可能得到大規模的改善。

　　下面講一下中美之間沖突可能激化對世界的影響。

　　第一，東北亞地區可能會趨熱，東南亞地區可能回趨冷。特朗普認為美國的軍事政策重點之一就是解決美國所認為最重要的軍事安全問題，最重要的軍事安全很顯然不是南海問題，南海問題特朗普認為這些東西對美國安全沒有大危害，但是他認為朝鮮核實驗已經越來越追求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這一點對美國而言，特別是美國的本土安全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威脅。

　　第二個就是要考慮到西部板塊的浮動，我用了一個詞是浮動，因為特朗普想拉俄羅斯，俄羅斯也會考慮它的地緣政治問題。我們擔心俄美聯手遏制中國，但俄羅斯如果完全順從特朗普的意志，那么普京就不是普京了。這中間會有很多討價還價，中國自己也可以施加影響。但是無論如何，中國西部的地緣形勢都可能會面臨一定的浮動，這個浮動就是特朗普可能在中國的西部，特別是中國實行一帶一路過程給俄羅斯施加壓力或以交換利益為代價，使中俄之間的全球戰略協作出現一些裂縫，造成中國西部板塊浮動，這個西部板塊的浮動會造成“一帶一路“前景不明。

　　第三個角度就是中國的南線也就是南亞地區和印度之間的關系。面臨著一定的挑戰，因為在奧巴馬時期對于印度的看法是給一塊糖然后鼓勵印度采取一些針對中國的行為以配合美國，但是特朗普時代這種政策可能發生變化。

　　那么，地區局勢可能如此演化，那么中美關系的走向如何呢?

　　首先，中美經濟關系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不但把特朗普對中國的要價非常高，特朗普在核心利益上可能會顛覆之前的歷任共識。特朗普可能要重建中美基本的政治底線，代價是中國得出巨大的經濟讓步。

　　第二個，從全局來看中美之間可能會有一個全球領導力的劇烈博弈。由于領導人都比較強勢，中美之間在世界領導力方面不可能談攏，心理學上有一種觀點叫做挫折-攻擊理論：如果一個已經是優等的學生，突然從優等生成為次優的學生。他心理上會形成一種挫折，因而表現出對新上位優等生的攻擊性。需要知道的是，這種“挫折-攻擊“不是來源于美國的精英，而是來源于整個美國社會，這種來自美國社會的挫折感使得美國表現出對中國攻擊性是早晚的事情。來自美國社會深深的挫折感會造成一種美國對華非常強烈的攻擊性行為，這種攻擊性行為會體現為中美之間全方位的矛盾。

　　那么，面對以上的問題，中國如何應對呢。

　　我首先要講的是即將到來的，被延緩了15年中美之間的沖突，對于中國來講是一件好事情。為什么講這是一件好事情呢，好事情之一是它會大大的激發中華民族愛國、團結向上的精神。中國人從來不怕外來的壓迫，中國人怕的是人心不齊。用政治學的話語來說，就是中國人靠的是“先進性的團體政治“抵抗了1949年西方對于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圍剿，80年代、90年代西方對于中國的打壓，正是依靠著先進的團體政治，中國人才能克服一切困難。很多人老在講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有多大，但是能比1949年壓力大嗎，能比1959年的壓力大嗎?都不如，既然如此中國人有什么抗不過去呢?關鍵是要中國人團結在一起。這是內部的一種凝聚力。習近平這樣一個有戰略眼光，智慧的領導人出現。特別是反腐個人腐敗行為贏得了民心，贏得了黨心，使中國共產黨變得更加的戰斗力。中國人最不怕的就是擺在桌面上的沖突，中國人怕的就是你對我太客氣。因此這內外兩種結果很有可能大大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熱情，這對中國人是一個極大的好事。

　　第二個極大的好事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面臨最大的阻力是兩股勢力，其中最厲害的一股勢力是跨國金融勢力，這股勢力主要來源于跨國金融集團形成的寡頭集團，給中國的繼續改革造成極大的困境，中國之所以到今天沒有解決轉型成攻，主要是中美跨國金融集團的綁架。中美關系破局，就可以徹底斬斷國內金融寡頭與美國金融資本集團的聯系，從而一舉成功、徹底完成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中國會順勢迎來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我認為這個可能是好事情。

　　第三點，中美破局特別有利于中國將自己的智慧貢獻給世界。為什么西方智慧難以解決全球問題，是由于其天然的缺陷。中國現在不過只是跟隨著西方的腳步來解決世界問題，結果是世界問題仍然無解。但是如果未來，中國能主導，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與經驗，以中國文化為核心主導解決世界問題，世界問題才可能有另外一種解決方案，這也就是我們從90年代開始中國教科書中呼吁的建立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今天有條件，也有能力來解決了。關鍵問題中國人民有沒有這種信心，有沒有這種決心把中國的智慧貢獻給世界人民。

　　總的來說，特朗普當選之后，我們全球的四大地緣政治板塊面臨著一個重新分劃的格局，美國地緣政治學家索爾-科恩把全球的政治分為四大板塊，第一板塊是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歐亞地區，第二板塊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區，還有以美國歐洲為中心的大西洋政治板塊，還有一個板塊是為印度中心的南亞板塊。由于特朗普上臺之后調整美俄關系，調整美歐關系，甚至調整美印關系，這四大地緣政治板塊面臨著新的分化組合的境地。最大的可能是特朗普拉攏俄羅斯板塊、印度板塊共同對付中國，集中優勢國力解決中國問題。因此在2017-2019年中國將面臨一個極大的考驗。但我有信心說，中國人民將走的會更好，中國將更有益于世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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