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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并不把所謂的“中國崛起”、9%的GDP年增長率“功勞”記在“強勢政府”的“巨量投資和海量貸款”上，而是認為：“在于我們進行了市場化的改革和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對接。”，很可笑的是，作為號稱經濟精英的吳敬璉，也不是不知道中國GDP的第二所包含的泡沫和水份，以及其全球第二并不等于“中國經濟崛起”到全球第二。然而還是堅持如此認為，那么，這就是試圖通過“中國經濟崛起”編織中國模式，繼而吹噓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企圖再次為中國經濟更加原始資本主義化提供政治體制改革的腳本。在具體些，就9%的GDP來說，實際上是美國控制的世界銀行利用GDP至強的忽悠功能，把其推薦到各個國家，使發達國家的經濟收入在統計數字上得以減少，而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統計數字，這樣就掩蓋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巨大的差距，也就能把發達國家實行的殖民、掠奪經濟的本質隱藏起來。發展中國家的不良權力和主流用GDP代表政績來障眼下面的人民，從而掩蓋其腐敗政治。實際上，盡管發達國家嘴巴上掛著GDP來忽悠發展中國家，但他們內骨子里算計的是GNP。

近代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權相繼失敗歷史經驗突出的證明，走資派的成長壯大是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反面的主要危險。那么無產階級靠的是什么來防備自己集中統一的政黨在掌權后走向反面?由于多黨議會制不符合無產階級的政治需要，形式上的民主不解決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法治并不制約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壓迫，因此我們要研究的是如何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時期鏟除走資派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和其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需一方面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的區分開來，造就一個政治和經濟地位脫鉤的分配體制，一方面在實踐上把文革期間形成的那種半獨立的群眾組織當成群眾民主監督的主要形式。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日。為此，兩岸在此前后都舉辦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其高潮則是胡錦濤在大陸、馬英九在臺灣分別講話。馬英九歷數了“中華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各種成就，但回避了如何真正落實“民族主義”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首要內容。對于民主問題，臺灣民主還處在非常初級的階段，距離臺灣人民的要求相差甚遠。李敖曾嘲笑臺灣的民主是從兩個爛蘋果里選一個不太爛的蘋果，何嘗不透露出普通民眾的許多苦澀和無奈？如果哪一天參與臺灣大選的領導人，可以不再理會美國、日本等帝國的旨意，以臺灣人民的意志、以革命民族主義為馬首是瞻，臺灣的民主大概可以說畢業了。眼下臺灣的民主，則實在還不到向大陸傳經送寶的時候，也違背了孫中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基本要求。而胡錦濤的講話，強調了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強調了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孫中山革命事業建立新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成就。相對于馬英九，更突出了愛國主義（即革命民族主義）的價值理念；但對民生大計、共同富裕著墨不多。最近30多年，通過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措施，進一步增強了國家經濟實力、也或多或少地提高了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成就非凡。但大陸今日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如何解決孫中山早已提出的民生問題。

金融帝國中心和所謂自由世界中心爆發的“華爾街革命”證明，當今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99%的人民仍然是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財富被掠奪和權利被剝奪，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苦難；貧富兩極分化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共同的弊端；人民大眾與精英統治之間的矛盾，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共同的矛盾；大眾民主革命所遭受的也不再僅僅是本國精英階級的鎮壓，而是在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已經團結起來的世界精英階級的聯合鎮壓。共同的命運，共同的苦難，共同的問題，共同的矛盾，特別是在全世界已經聯合起來的精英階級這個共同的敵人面前，全世界人民大眾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依靠全世界人民團結一致的共同斗爭，推翻資本主義精英統治，在保障“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人人有醫療，人人有學上，人人有養老”這個最低限度人權的基礎上，建設共同富裕和大眾民主的社會主義嶄新世界，按照共同富裕和大眾民主的原則來重新構造世界一體化的歷史框架，徹底擺脫和消除資本主義強加給人類社會的各種危機和毀滅性災難，實現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

他們忽悠中國老百姓“資本主義好”，主要論據是兩條，一是發展快，言之鑿鑿地比較日本搞資本主義“競爭”，中國搞社會主義“斗爭”，看日本發展多“快”啊。二是民主，資本主義美國，三權分立、制衡，多民主啊。日本真的比中國發展快嗎？美國那些有錢人和有權人會支持民主?中國那些私有制“改革家”，鼓吹資本主義“民主”的有錢人和有權人，會讓中國老百姓民主，給老百姓平等?資本主義的“民主”包涵著什么真實目的?看來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什么，有些老百姓被有錢人蒙住了眼睛，這就是筆者提筆的原因。要掰開那雙蒙眼的手。

避開 “社會主義歷史終結”，避開跨國壟斷資本主導世界，避開美國“一超獨霸”橫行霸道，避開炮艦政策卷土重來，大談“冷戰結束”“和平發展”，大談“全球化”，就這“歷史視角”？“世界的眼光”也好，“歷史的視角”也罷， 都是為“改革路線”做鋪墊。周文不惜筆墨描繪這幅“路線圖”，策論條陳講求話語對接，啟蒙眾生注意曲折委婉，行文煞費苦心。周文也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兩個基本點，一曰詆社，一曰褒資。

中國相當數量的“言必稱西方”的法學家們、地方司法系統少量包裝得像學者似的權閥們端出了“死刑廢除論”——那個被他們稱之為“文明”的“標桿”的東西。死刑廢除論被稱為“文明”的東西，那么在死刑存廢的問題上，國際上到底是怎樣的一幅圖景呢？國際上已廢除死刑或者有廢除死刑趨勢的國家的數目似乎比較可觀，然而，執行死刑的國家的人口和占全世界總人口的比例仍然高達60%多，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國、印度、美國及印度尼西亞。而西方那些其中包括高昂的藥物專利費）、戰爭、刑事犯罪、事故、環境污染而失去的難以計數的寶貴生命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卻年年都要對全世界范圍內一小撮在正義的槍聲中被處決的十惡不赦的罪犯發出貓哭耗子般的哀鳴聲。并虛偽的“主廢”人權組織們對由工業文明帶來的生態環境的全面惡化、資源的快速枯竭、人類整體的生命因此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威脅、每年全世界因饑荒、營養不良、疾病、無法承擔的高昂的醫藥費（且他們尊重和維護殺人狂的生命“價值”而藐視和侮辱無辜受害者的生命價值，他們的這種行為也完全違背了上帝的意志。無論多么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殺人行徑都無須償命，這樣的法律制度，對于其他類型犯罪行為在量刑上和刑期執行時的“仁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的法律制度怎能不成為各種罪惡行徑的溫床呢？筆者堅信：在這個星球上，凡是尚存有一絲血性的民族的地方，那些地方將永遠會有針對令人發指罪惡行徑的響徹云霄的正義的槍聲。
 

最近，張木生等人提出當前“只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挽救共產黨”等觀點引起了廣泛爭議和討論。胡耀邦老部下、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炎黃春秋》編委會骨干成員杜光也不甘寂寞，寫了《談談新民主主義的是與非》一文。杜光主張民主主義，批判毛澤東、四項基本原則。通讀此文可以發現，自由派老右派的理論骨干、《炎黃春秋》編委會骨干成員杜光完全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理論白癡，他既對歷史缺乏基本的了解，又對政治概念缺乏基本的辨析能力，還大力主張在經濟上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破除國有經濟，實現徹底的私有化，在政治上實行西方多黨競爭的選舉制度等。杜光是完全認同歐美的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社會的，贊美其為自由的、民主的、人權的社會，代表了人類得普世價值和終極理想。其目的是掩蓋西方社會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真相。因為杜光已經和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階級徹底勾結起來了，而這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完全依附于歐美壟斷資產階級，因此杜光必然極力否認歐美社會之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杜光們的最終目的，是試圖把中國社會變成國內外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

要保證中國在未來的國際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只能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組織起來的人群。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就會立即轉變為流民。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是黨和政府的執政基礎即工農聯盟的鞏固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當前仍在農村。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對日益逼近的外部壓力,中國只能用社會主義公有制把人民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種以群體利益為目標，按勞分配為根本的非個人獲利模式。就是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大多數人的要求就是不受剝削，不受壓迫。所以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給國民平等的財產權，在公有制下，人一生下來就是這個集體的一員，就法定擁有集體生產資料財產的一部分，實現平等的財產權，由而理所當然地分享集體經濟提供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享有平等的人權。公有制搬掉了壓在老百姓上面的有錢人！對新的有權人——共產黨，毛澤東給他們確定了唯一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員干部與工人農民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要無條件地接受老百姓的監督。給老百姓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民主權利，寫入憲法，制約有權人——共產黨。杜絕人壓迫人。而且對于有權人要不斷進行思想的改造，這也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包涵兩個要素，一是經濟平等，二是政治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