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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勇一方面把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罪責洗脫得一干二凈，另一方面卻武斷地把板子打在中國轉型期的“特殊國情”上。這種掩耳盜鈴的說辭，是最近幾十年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慣用之伎倆，其根本目的是想借反共產黨的腐敗問題，來掩蓋資產階級對工農階級的殘酷剝削這一核心本質。戴志勇說靠政府權力搞不成共同富裕，那么靠什么手段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初次分配要按市場規則，再分配則必須要納稅人說了算。”在他看來“缺乏社會的異體監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轉來轉去，又回到原點。

1. 關于領袖：跳出周期律，人民當家作主是根本保證和必由之路。
2. 關于清黨：黨若不能及時清理、純潔黨的隊伍，進行根本性地改變共產黨的工農或工農兵結構邊緣化問題，則黨將不黨國將不國會為期不遠。
3. 關于指導思想：毛主席強調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遵義會議以來的實質上、七大以來法定性的指導思想只能是毛澤東思想。
4. 關于安全：全球化平臺下的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經濟、金融、產業、貿易，甚至把更為具體的技術、管理、海關，都變成了安全新邊界。
5.  關于務虛：離開了動態糾正或正確的政治方向，經濟越是賣力氣，距離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就越遠。
6. 關于民生：毛澤東從來就不反對一定的社會差別，更從所有的政治經濟層面主張按勞分配的公平正義，但他絕不會搞什么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

辛子陵稱：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交融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事實上，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兩種社會制度從根本上講是對立的，不可能“交融”成為一種制度；西方國家正在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兩種社會制度的“交融”只是一種幻想；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因素，不能說資本主義社會里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增多了；民主社會主義是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理論，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前身紅軍、八路軍與新四軍）、中國人民，在九十余年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探索、奮斗、作為中，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發展和揚棄中國乃至世界的優秀文化歷史遺產，開辟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階段論和終極共產主義有機科學結合、實事求是、革命與建設有機結合，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客觀協調，以科學社會主義的紅線，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世界馬克思主義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革命與建設經驗，創造性地變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科學體系。在大的歷史斷代和科學定位上，改革開放只能算作上述三個有機組成部分的自我完善的第三部分，而且遠遠沒有完成，能否完成取決于能否快速的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共產主義理論當年被稱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翻譯成現在的流行語，就是具有“普世價值”，因此也可以稱之為“舊普世價值論”。而現代民主派的新普世價值論，其發展與“舊普世價值論”又很有相似之處。由于不切合實際，共產主義理想最終被人們拋棄了。普世價值論會有什么結果，現在還看不到，但是過程決定結果，既然共產主義思潮和普世價值論兩者的發展過程很相似，有理由預期它們的歸宿也相似。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自己的民主思想，它是具有歷史先進性的思想理論。福山等西方學者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顯然缺乏真正學者應有的客觀和公正。福山不會不知道儒家思想的歷史局限性，所謂“用歷史塑造未來”，不過是用孔子學說來替代毛澤東思想的老套路。用民本思想代替民主思想，這是歷史的倒退！福山關于新毛澤東思想和新儒家思想的評價，意圖實在是明顯不過。更為險惡的是，他貌似在談理論，而實際上在為特殊利益集團提供理論武器。福山，一個將新帝國主義美化為“文明沖突”的文化殖民者，他會客觀地評價中國的事情嗎？中國的福山熱，以及“主流”學者對福山的“高度”評價難道是偶然的嗎？

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過來，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而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特別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級政治的命。中國共產黨人超越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關鍵是人的問題，而不僅是物和生產資料的問題；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治理模式。迄今為止，現代人類社會大致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轉變，第三次大轉型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為標志的，它是對第二次現代轉型的批判和揚棄。

現代中國經濟矛盾是歷史經濟矛盾演化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演化中，世界經濟矛盾的制約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說現代中國經濟矛盾是中國歷史經濟矛盾在世界經濟總體矛盾的制約下而形成的。現實中國經濟矛盾的歷史成因，在于歷史上的集權官僚制和小農經濟。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濟主要矛盾就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官僚資本與農民和工人、個體工商業者之間的矛盾，它表現為依附外國壟斷資本勢力鞏固集權官僚制，阻礙勞動者社會地位和素質技能的提高，阻礙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張維迎這號的“經濟學家”們如此前言不搭后語，連談個道德都能三個人弄出六種標準來，教人想信都不知道該信哪一種。這也不奇怪，因為他們名為“知識分子”，實為“知識騙子”，除了招搖撞騙實際什么都不會，誰信誰犯大傻——憑什么相信一群一貫撒謊、處處撒謊、得意洋洋公開吹噓自己的“打左燈向右拐”如何如何成功，卻又要你相信他說毛澤東如何如何壞都是真話的人？憑什么相信一群一貫自私自利、公然宣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卻又要你相信他鬧“普世價值”是為大家的利益的人？

馬立誠肆意歪曲，將科學社會主義與民粹主義劃等號，將其定義為“極端貧民主義，以窮人是非為是非，窮人的就是對的，富人的就是錯的”， “毛澤東的這句話就是民粹主義：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真是霸權在握，隨心所欲。馬立誠還稱“民族主義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劇了中國威脅論，加強中國和其它國家的緊張關系”——韜光養晦，“養”出了炸館撞擊、黃海軍演和南海攪局，都是“民族主義”惹的禍？他還有意回避了左翼日益走近毛澤東、右翼不擇手段妖魔化毛澤東這一斗爭的焦點。左翼當前的任務是“啟蒙”： 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揭露官僚買辦階級剝奪群眾、崇洋賣國的實質，使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中國私化西化殖民化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