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黨 ——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之際

　　作者：韓毓海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7期

　　引言

　　新中國誕生伊始，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落后的國家(人均GDP排名第134位)[2]，嬰兒死亡率高達200‰[3]，人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4]，成人文盲率高達80%[5]。

　　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中國按實值計算的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6]

　　莫里斯·邁斯納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大部分歷程中，中共遭遇的是最為惡劣的國際封鎖，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中國卻是世界上現代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國民收入(以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大大超過了德國、日本和蘇聯在發展高峰期的增長速度。[7]

　　阿瑪蒂亞·森的研究顯示：新中國遭遇的國際封鎖和壓力，比幾乎同時獨立建國的印度要大得多，但在1952—1978年，中國比印度少死了一億人口，而這不過是中共創造的諸多奇跡之一。

　　出身于國民黨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承認：中共毫無疑問“創造了歷史奇跡”，而黃將這種奇跡歸結為：近代中國遭遇的是高度險惡的歷史環境，即“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共必須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應對這種“非常的環境”。

　　他說：“毛澤東恰是這樣非凡的人物，在異常的時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對抗反常的局勢。”[8]

　　為費正清稱道不已的“偉大的中國革命”[9]，有著極其豐富的內涵，它絕不僅僅指推翻三座大山的斗爭，因為鄧小平將改革也稱為“一場革命”。中國共產黨人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當作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倫理，使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始終訴諸“非常性的手段與創造性的實踐”。

　　而所謂創造性的實踐，在當下的語境里，更多地被稱為“創新”——思想、體制的全面創新。

　　今天，共產黨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黨心渙散、人心渙散、思想文化領導權失落都更深刻地威脅著具有90年光輝歷史的、戰斗的中國共產黨。

　　在嚴峻的危機與壓力面前，除了以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實踐去克服重重困難，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發展、超越中國傳統文明

　　中國擁有偉大的文明，但在近代落伍了。這種落伍，從政治上說，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壓迫的結果，而從文化上看，則是由于舊的傳統文化不能應對現代挑戰所致。

　　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在19世紀會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么會在19世紀后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10]。

　　許多杰出的學者已在破解這個謎團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關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按照麥迪遜的統計：中國經濟一千年里一直在持續增長，并在1820年左右達到了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卻一直是依靠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而維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長則主要是依靠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創新來實現的。如果說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長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話，那么觀察同時期的中國卻會發現：經濟增長伴隨的乃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卻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國。

　　麥迪遜和伊懋可的解釋遭到了兩個方面的有力挑戰。一個挑戰來自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西方的增長方式受資本積累這個基本目標的制約，這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排斥人類勞動的弊端。同時，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飛躍增長不僅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也是近乎無償占有當時還很廉價的世界資源的結果，這包括無償占有美洲的農產品以及世界絕大部分礦產品，西方的增長帶有掠奪自然的特性。因此，從排斥人類勞動和掠奪自然這兩個方面來看，西方19世紀的增長方式是不能持續的。而第二個挑戰是伴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持續起飛而產生的，這個學派把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東亞經濟“奇跡”，解釋為東亞具有大量高素質勞動力的結果，是這些優質勞動力通過建立合作型社會、超越西方單一競爭型模式的結果，與排斥勞動和就業、依靠自然資源的大規模耗散謀增長的方式不同，前者被稱為“勤勞革命”，后者被稱為“工業革命”。

　　今天，我們也可以對“李約瑟之謎”提出進一步的、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的北方貿易體系、以琉球為核心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16世紀中后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于19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盡管在10世紀之后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500年的時間內，由于長期實行經濟、社會上的放任主義，中國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后，開始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這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美洲白銀，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者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錢幣疏》，其中提出中國400年均沒有國家主權貨幣，指出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

　　第三方面的解釋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

　　被列寧稱為“10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開篇即痛陳中國“沒有人才”。他認為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只能是口吐蓮花的文人和獨善其身的“好人”，而不是治理者。

　　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培養、選拔、約束和監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力圖造成一個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從今天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舉措可以被稱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以此加強宋朝的國家能力，然而，在與龐大的士大夫階級的對抗中，他失敗了。

　　實際上，國家治理者的缺位造成的最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于困擾著王安石的“上層”，而在于基層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葉適說：“何謂‘胥吏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于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于奔走進取，其薄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效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11]

　　我們要理解葉適上面這些話，只要讀讀《水滸傳》，甚至是只需認清其中宋公明這個人物的真實面目，就足夠了。研究中國政治史，我們竟然發現，宋代其實主要有兩種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謂無能、無為的“三門干部”(家門—校門—機關門)，一部分就是葉適所謂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無為，后者胡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無為，造就了后者的胡為。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棄基層，并且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制和魚肉基層。而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竟然把放棄基層看作中國政治的最好傳統，把長期被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把持的中國基層說得如同天堂一般。

　　而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過來，一方面分給廣大基層群眾，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而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特別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級政治的命，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解放。

　　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生命線。這句話的核心就是指：必須深入基層、組織和教育基層人民，而并不是去教育精英。

　　中國歷代的問題是：皇帝久居深宮，治理依賴精英，于是統治者聽到的，都是精英的聲音，而精英們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國家大事。共產黨發明了種種方式：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分析最高領導的政策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至于連篇累牘的互聯網文章，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媒體創舉。凡此諸端，無不在于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從而極大地增加國家的組織能力，使十幾億人戮力同心地建設新中國。而其中的要義之一，就在于繞過精英、官僚，而使得政策可以直達基層。

　　還有，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發現之一，就是重新發掘和恢復了中國歷史上早已中斷了的墨家的優良傳統。

　　而這個傳統的核心，就是變“為人民代議”為“為人民代役”，變“代表人民”為“深入群眾”，變“讓人民說話”為“為人民服務”。

　　墨家主張人民的政治，法家則主張積極有為的官僚政治，而儒家先是維護貴族政治，后來就是主張士大夫壟斷政治，政治主體是不同的，三者中哪一個更偉大，不言自明。秦的強大，便是從實行“墨者之法”開始的。秦所推行的法制，與其說是商君法，不如說是“墨者之法”，而這種王子親貴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法制，便是墨家“上同而下不周比”的政治主張的體現。

　　墨家在西漢之后消失了，而對墨家的重新重視，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孫詒讓、章太炎、梁啟超注意到墨家學說主張發展科學技術(造云梯之械)、有利于富國強兵(備城門)的方面，其實誰又能說：近代以來的勞動者革命的思想、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五湖四海的組織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傳統，不是與墨家的政治主張相通呢?

　　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國文明的另一個改造和發展，就是振奮和發揚了武德，并從這一點上深刻地改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和性格。

　　在中國共產黨興起之前，中華文明的武德已經失落了近千年。

　　看看《商君書》最重要的篇章《農戰》，便知我國歷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時代便是秦代，西漢因為繼承了秦“農戰”的傳統，才能夠擊潰匈奴，但是，因為西漢偏重親戚權貴，秦以戰功行賞罰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時代也已經被嚴重破壞了。《史記》對李廣命運的描寫，所謂“雖小，可以喻大”，其中的微言大義就在于此。

　　果然，到了東漢時代，漢人一般都不愿當兵、也不能當兵，兵源多依賴內附的外族，所謂“五胡亂華”之根源，因此早已種下。

　　唐代建國，府兵制是基礎，其核心是選拔品質優秀的農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層選拔積極分子的儀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層壯大積極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來，國家不再重視軍隊，實質上便是不重視基層，因為國家重視“文詞進士科”，從而輕視邊疆、重視中原、輕武重文、漠視武德，結果鑄成安史之亂。

　　唐末國家已經無力動員基層，從此便將基層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這些胥吏則是王安石所謂“奸邪無賴之徒”，于是私兵泛濫，當兵如奴隸、配軍，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來，直到國民黨統治時代，“拉壯丁”就等于征兵，李華的《吊古戰場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搶地的悲嘆，不過凝結為后世兩句俗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可見中國之積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當兵光榮是共產黨、新中國創造的新氣象。新中國的一個偉業，就是結束了落后挨打的局面，毛澤東的一個成就，就是振奮了中華民族的武德。反過來說，如果人民軍隊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實行最先進的制度，軍人喪失了榮譽感，進退憑親貴、賞罰依文詞，中國倘如再次丟棄了“武德”，那么，在這個虎狼世界上，我們中國就危險了。

　　共產黨人必須以科學和革命的態度對待傳統文明，我們認為：只有發展和超越中華文明，才能真正繼承和保存它，只有以革命和創造的態度對待傳統，才能延續傳統，這就是歷史的結論。正是有了堅持這樣態度的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組織能力的長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國人民方才煥發出改天換地的能力，中華文明的腐敗病根才得到了醫治，中國傳統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

　　二、發展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人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在創造性的實踐中又不斷發展著馬克思主義。

　　第一，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超越。

　　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力的發展與人民日益高漲的物質需要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同志認為：建設社會主義，關鍵是人的問題，而不僅是物和生產資料的問題。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只是解決了“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問題，而沒有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

　　這也就是說：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系，乃至人身依附關系，并沒有得到解除，反而有可能會在新的條件下被加強。精英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就可能惡性膨脹。在這個意義上，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并非是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充分條件，因為那樣的國家，不過是列寧所謂“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

　　而多年之后，大衛·科茨則指出：在實行了公有制之后，蘇聯只是變成了一個由“精英”代替資本家來統治的體制，這個體制充滿了精英意識，而沒有人民群眾的聲音。于是，當精英們要求改變蘇聯的性質、要求把“精英俱樂部”變成資本家俱樂部的時候，絕大多數黨員和群眾竟然沒有任何能力，去阻止精英們改變生產資料的公有制。[12]

　　上世紀50 年代，“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中幾乎同時拉開大幕。

　　首先是西德實行了“共決制”，這是一個雙層體制：由監督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共同負責企業經營管理，而職工代表和工會代表在監督委員會中擁有一半席位。德國的“共決制”，使得企業員工在企業管理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隨后，日本企業把人力資源放在了首位，豐田公司先后推行“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制，積極發動員工參加管理。

　　而此時的蘇聯體制不尊重勞動者的主體性，這就反而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變成了自己的“短板”。

　　而在中國，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治理模式，是公司治理模式的創新，因此毛澤東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先行者。他把勞動者的權利和福利放在首位的發展思想，深刻地影響了發展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毛澤東還積極主張中央與地方“兩條腿走路”，主張除了國有大企業外，各部委、各地方乃至基層人民公社都要辦各種所有制的企業。毛澤東的改革理論，打破了蘇聯僵化的中央計劃體制，形成了新中國中央與地方互相補充的經濟—產業格局，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創造了根本的前提和條件。[13]

　　第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破和超越資本主義全球化。

　　早在延安時代，中共就通過發行資本、信用，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而這就是：一，發行獨立的主權貨幣;二，對外貿易以貨易貨，不積累偽幣和法幣;三，征稅發鈔，實行謹慎的貨幣政策。

　　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驗在世界金融史上是獨創的，它成功地避免了當年巴黎公社因沒有掌握金融系統而失敗的教訓，而上述創舉，對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新中國成立伊始，蔣介石將所有的黃金都運到了臺灣，以為沒有黃金的支持，中共就無法發行信用，共產黨就沒有資本，自然也就無法恢復市場，但是，共產黨人懂得：最大的資本和信用并不是黃金和美元，而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在一窮二白的中國，人民政權本身就是最大的資本、就是最大的信用，憑借這個信用和資本，就可以創造市場、啟動市場、發行信用。

　　60年后，面對著國際金融危機的壓力和大規模的下崗失業難局，重慶——這個中國最年輕的直轄市，以“八大國有投資公司”的方式扮演了市場出資人的角色，一舉啟動了重慶的經濟，率先走出了一條變危機為契機的新路。[14]

　　但共產黨人也清醒地懂得：在世界工業化的進程中，沒有任何國家是在資源、資本和技術方面完全依靠自己的，共產黨人要反對的是資源、資本和技術的資本家壟斷，而絕不是拒絕將資源、資本和技術為我所用。

　　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偉大的氣魄開始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與此同時，鄧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改革開放不是卷旗不繳槍，更不是卷旗繳槍，改革開放就是為了發展中國，就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離開了發展社會主義，我們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當前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是：如何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阻止中國寶貴的資源和資本按照資本家的邏輯流向發達國家市場的不幸局面，而絕不是按照資本家的邏輯，去進一步改革中國的金融體系和資源體系。如果走向那樣的道路，遵循了那樣的邏輯，就是使我之資本、我之資源為人所用，而不是使人之資源、人之資本為我所用，如果那樣，我們就背離了鄧小平同志所開創的改革開放道路，如果那樣，我們就真地走到邪路上去了。

　　三、超越西方發展道路

　　從世界歷史路線圖的角度觀察，迄今為止，現代人類社會大致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轉變，分別是公元10世紀開始的“唐宋之變”、16世紀開始的西方社會推動的資本主義大轉變、20世紀興起的科學社會主義大轉變。

　　作為人類第一次現代大轉變的“唐宋之變”，有如下五個重要內涵。

　　首先是交通的革命和世界廣泛聯系的形成。實際上，元帝國已經開拓了一個跨文化和跨歐亞的廣闊的陸上交通線，中國由中古向現代轉變，表現為交通更有賴于運河，由運河而面向海洋，宋、明、清皆定都于運河沿線，1405年發生了鄭和大航海，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從那個時代開始，通過陸地與海洋交通線的開拓，中國已經和世界緊密聯系起來，一個由中國帶動的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開始形成。

　　其次是從經濟上說，宋代的時候，田賦只占國家稅收的不到一半，另一多半來自鹽利、工商貿易關稅(包含海洋貿易和北方對契丹、西夏和遼的貿易)。明正統元年(1436年)，江南官田折納“金花銀”，這意味著皇家土地第一次變成了貨幣資本，一條鞭法實行貨幣稅收，標志著貨幣經濟的普及，標志著市場效率和“勤勞革命”的原則支配了經濟的發展。包括晉商、徽商在內的“十大商幫”開始興起，商品經濟發達起來。

　　第三是焦炭冶鐵技術的突破和迅猛發展，世界能源和制造業技術的率先革命。世界史學界的研究證明：中國從9世紀起就使用焦炭，從10世紀開始宋代普遍地實行了焦炭煉鐵法，這是人類歷史上驚天動地的大事，比歐洲先進約600年。與此相關的是航海巨錨的生產與瓷器燒制技術的突破，標志著第一次現代能源和制造業革命。

　　第四是科舉制度消滅了貴族制度，使得國家能夠通過一種比較客觀的尺度，平等和高效率地從全社會選拔人才、集中人才和掌握人才。

　　第五是文化上走向自由，就儒家而言，就是從注釋“五經”中解放出來，更專注于個人化、思想性和議論性的“四書”。民間文化的發達，導致了四部杰出的長篇小說的產生，與古代和當時的世界比較，應該說這是一次全面的文藝復興。

　　而在上述五點中，在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中被稱為“朝貢體系”的世界貿易和金融秩序，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所謂朝貢，并不是讓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定期來中國納貢、向中國表示臣服。中國一向有“華夏不治夷狄”即不統治華夏文明圈之外國家的信念，所謂“朝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指世界各國人民各自帶著自己的物產和收獲，定期向人類共同的祖先和大自然表示感恩的儀式。[15]

　　中國周邊有許多不同的國家，它們來中國進行朝貢的目的之一當然是貿易，但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卻是通過到中國朝貢來確立自己“內部的秩序”，因為在當時，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周邊的國家此前并不承認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

　　朝貢貿易體制和朝貢金融體制，體現了中國文明對于現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全球合作型社會的理想。這是一個將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與社會團結緊密融和在一起的社會，是一個強調尊重人類共同歷史文化遺產、感恩自然的社會。

　　人類現代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發生在16世紀，并在19世紀達到高峰，這是由歐美國家所推動的，并形成了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核心的西方列強主宰、分割世界的強權秩序。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奠定了現代世界第一個“強權政治”構架，它把西方列強之間的武力競爭與對抗作為國際秩序的基礎。

　　概括起來說，西方現代性以全面競爭型社會為本位、為中心，以軍事和金融擴張為兩個基本動力。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說：在1500年以降的5個世紀里，歐洲統治者們一心致力于準備戰爭、支付戰爭費用和彌補戰爭損失，從中產生了為國家籌集、經營和投放戰爭借款的銀行家階級。1492年，西班牙軍事占領美洲，從而開啟了歐洲以軍事掠奪世界謀發展的殖民地經濟模式，而西方的金融籌款制度又為其軍事擴張提供了強大的金融動力。從金融上說，16世紀以來，歐洲先是以美洲白銀換取中國物產和黃金，為其崛起積累了大量財富，在1810年之后，白銀枯竭卻掌握了大量黃金的歐洲，則以金本位制粉碎了世界白銀貨幣體系，從金本位、二戰后的美元本位到1971年之后由美國國債驅動世界經濟的債務經濟模式，歐美國家通過軍事霸權和金融霸權統治世界的方式沒有改變。由于在歐美崛起的過程中，軍事與金融革命是兩個主要動力，所以軍工集團和金融集團始終是兩個最大的資產階級集團。

　　當然，科學技術的飛躍式發展，也是這次大轉變的一個突出標志，但是，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在資本積累邏輯的支配下具有掠奪自然、排斥人和人類勞動的重大弊端。

　　總之，現代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帶來了人類軍事技術和金融技術的飛躍性革命，但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飛躍式發展，它也造成了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兩次最殘酷的世界大戰，帶來了一個嚴重不平等的世界結構，帶來了南北對抗和東西方對抗，帶來了人類文明遺產的毀滅，特別是帶來了大自然的嚴重破壞，帶來了對科學技術的嚴重誤解和誤用。而最近發生的美國金融危機、全球一系列重大的生態災難、世界范圍內貧困人口的急劇增加，特別是美國在全世界軍事冒險的不斷失敗，標志著這一發展方式正在陷入深刻的危機中。

　　現代人類社會的第三次大轉型，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為標志的，它是對第二次現代轉型的批判和揚棄。

　　首先，馬克思主義主張以合理分配、配置生產資料的方式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弊端就是少數人壟斷生產資料，資本家的性格是不擇手段地攫取短期利潤，這勢必導致生產資料迅速地被配置到“利潤最大化”的領域，生產部門的不平衡和社會的不平等因此就不可避免。

　　第二，主張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趕超發展與促進世界的平等。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從私人壟斷銀行和跨國壟斷企業破壞公平、公正的世界市場入手，深刻描述了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征，提出了通過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的民族革命，爭取國家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的主權，這是發展中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統治以及跨國公司和國際資本金融壟斷、實現獨立自主的快速發展、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市場和更合理的社會的必由之路，蘇聯由一個落后國迅速發展成抗衡帝國主義秩序的世界強國的歷程，證明了列寧道路的正確性。

　　第三，把“為人民謀幸福”、把人民福利、特別是廣大最基層人民福利的提高視為衡量發展的基本尺度。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領中國人民，通過長期的革命和斗爭，不但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而且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斗爭。同時更為重要的是，新中國從誕生之日起，就把人民福利的提高作為衡量發展的基本尺度，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基礎。

　　第四，以和平、合作的發展模式代替競爭與爭霸的發展模式。上世紀70年代末，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精辟冷靜地分析世界局勢，作出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將在一個階段長期共存的深刻判斷，帶領我們回到揚棄而不是簡單否定西方發展道路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指出要抓住資本主義陷入1971年金融大危機的關鍵戰略機遇期，大膽打開國門，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和先進經營管理經驗，通過廣泛的、全面的國際合作推動一個和平、合作、發展的世界新局面。

　　當前，我們必須警惕地注視并有效防御帝國主義的軍事動作，時刻以高度清醒的頭腦、有效的戰略分析保證中國的和平穩定發展，同時還要到世界各地去尋求合作、宣傳和平、合作謀發展，可以從根本上深深地制約美國的霸權主義，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改變世界地緣政治的不平衡局面，給一切霸權主義以根本上的打擊和威脅。

　　注釋:

　　[1]去年年底，清華大學胡鞍鋼、中國社會科學院黃平、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上海社會科學院周建明建議撰寫此文，供大家討論，并責成清華大學鄢一龍博士協助我整理資料。謹說明并深致謝忱，文章的錯誤與疏漏由作者負責。

　　[2] 根據1990年美元價格計算，1950年中國人均GDP為448美元，居世界134位，在納入統計的144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11位(Angus Maddison，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 AD，2010，http://www.ggdc.net/maddison/)。

　　[3] 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五十年(1949—1999)》，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版，第85—86頁。這高于法國的1850年的水平(為146‰)。

　　[4] 系作者估算，據統計，1935年南京市男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29.8歲，女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38.2歲。(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編：《中國社會統計資料1990》，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頁。)

　　[5] 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編：《中國社會統計資料(199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頁。

　　[6] 參見《華爾街日報》：《IMF警世預言：中國時代將近》，2011年4月26日。

　　[7] 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頁。

　　[8]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頁。

　　[9]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

　　[10]李約瑟提出了兩個疑問：其一，為什么中國科技水平和經濟發展在歷史上一直遙遙領先于其他文明?其二，為什么中國科技和經濟現在不再領先于世界水平?(蔡昉、林毅夫：《中國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版，第9頁)。

　　[11] 葉適：《葉適集》第3卷，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808頁。

　　[12] 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13] 毛澤東同志多次指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載于《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14] 重慶市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重慶市高等級公路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建設投資公司、重慶市水利投資有限公司、重慶開發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水務集團、重慶市地產集團。學者崔之元引用羅斯福在“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的講話認為“八大國有投資集團”是“穿著政府的衣服但有著民營企業的靈活性和創新精神”。崔之元：《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與重慶“八大投”》，載于《重慶時報》2011年4月17日。

　　[15]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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