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與共產黨的命運

——對90年歷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產黨員，但從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而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因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前途自然十分關注。在這篇文章里，我想談談我多年積累的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歷史的一些思考，當然也包括對于中國當前現實和未來走向的一些問題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成立之時起，它就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90年的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只要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就前進，黨就會走向勝利；而如果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就要遭遇挫折，黨就會遭致失敗。這已經成了一條屢試不爽、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里我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人可能不以為然。現在主流媒體都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了，也不講階級斗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表現——路線斗爭了，但是，現實卻清楚地告訴我們，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路線斗爭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承認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認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欺騙人民；我們如果也不講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那就會在斗爭中吃敗仗，給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一點是我們所萬萬不能掉以輕心的。

全文近12萬字，共分8個部分，本站將分開連載。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是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二、大革命的失敗的原因：黨還在幼年時期，對馬列還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義論”將馬列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共產黨走向成熟

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五、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關于改革開放

七、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只能是實現共產主義

八、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八、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⒈學習恩格斯對馬克思、斯大林對列寧、毛澤東對馬恩列斯的態(tài)度

恩格斯與馬克思是同時代人，在四十年的時間里，恩格斯和馬克思一道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chuàng)建工作。因此，在馬克思逝世后，有人不止一次向恩格斯提到這個問題，認為恩格斯應該和馬克思齊名，馬克思主義應該叫馬克思恩格斯主義。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的一個注里作了這樣的回答：

“我不能否認，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這以前和這個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chuàng)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fā)。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后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于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做到，至多有幾個專門的領域除外。至于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頁）

同樣，斯大林對于列寧的態(tài)度也很有些類似。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和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談話，路德維希把斯大林與彼得大帝相比，但卻沒有提到列寧。斯大林說，“絕對不行。歷史的比擬是冒險的。這種比擬是毫無意義的。”他在講到自己時說，“至于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是列寧的學生。”“至于列寧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寧是整個大海。”（《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299頁）前幾年，張捷同志在《“歷史的風”刮走斯大林墳上的垃圾》一文里曾講到：斯大林對《斯大林傳略》中沒有明確指出他是列寧的學生這一點表示不滿。他還生氣地說“我現在居然有了各種學說，甚至包括關于戰(zhàn)爭的經常性因素的學說，有共產主義學說、工業(yè)化學說、集體化學說等等。這樣的學說在我這里‘發(fā)現’了整整六種……實際上一種也沒有。”他強調：“我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任何補充的學說都不需要。”因此，在蘇聯只有列寧主義，而沒有斯大林主義。后來的“斯大林主義”不過是西方媒體和反對斯大林的人這么說罷了。

毛澤東對待馬恩列斯的態(tài)度也是這樣。

王明在其所著《中共五十年》中說，“從1941年9月起，毛澤東在同一些政治局委員個別談話時常常提到他想建立‘毛澤東主義’的問題。”他還說什么，“毛澤東曾對他說，‘在建立毛澤東主義時，我保留馬克思主義，我拋棄的只是列寧主義’”，他還說“毛澤東還和任弼時談過這個問題，同樣也受到了批評。”（王明：《中共50年》，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18頁）王明的這些說法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其實，當時王明在黨內的地位已急劇下降，如果毛澤東真的想搞“毛澤東主義”也決不會去求王明。而且毛澤東對于列寧著作非常欣賞，肯定列寧的話說得很多，他講話往往將馬列并提，連中央黨校都叫“馬列學院”，怎么會“拋棄列寧主義”呢？至于說“同一些政治局委員個別談話時常常提到”這個問題，而舉例時只說到任弼時一人，這也很能說明問題：因為任弼時早在1950年10月27日就英年早逝，提別人會有對質問題，而提任弼時就死無對證了。當然，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毛澤東不僅不主張?zhí)帷懊珴蓶|主義”，而且是反對這個提法的。謂予不信，請看下列事實

——毛澤東在1943年4月22日回復時任中宣部長的何凱豐的信中說：“生日決定不做。做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目前是國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作體系去鼓吹，因為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頁）

——毛澤東在1948年8月15日回復時任華北大學校長的吳玉章的信中說，“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在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同上，第303頁）

——1948年底，毛澤東在審閱籌建青年團的文件時，致信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彭真，提出將文件中的“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列主義”，將“在青年團員與團外青年群眾中，廣泛進行毛澤東思想的系統(tǒng)教育””，改為“在青年團員與團外青年群眾中，廣泛有系統(tǒng)地進行馬克思列寧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教育工作””，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毛澤東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為什么不應當江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呢？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些。如果并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996年版，第260頁）。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寫到：“我歷來不相信，我那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自由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頁）

⒉對“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突破”和“發(fā)展”等說法的質疑

在過去，毛澤東講到馬列都是號召人們要學習馬列、應用馬列。早在1938年10月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就提出，“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應當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他還說，“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斗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后，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兩百個系統(tǒng)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zhàn)斗力，并加速我們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同上）1942年整風時，他又提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頁）

毛澤東之所以一再號召人們學習馬列，當然是因為馬列主義的理論對于中國革命的極端重要性，同時也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水平不高，不能適應斗爭的需要。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說，“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yǎng)，現在已較過去有了一些進步，但是還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同上，第533頁）在延安整風時，他又說，“近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人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豐富多彩的內容來說，理論戰(zhàn)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后。”（《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頁）這樣的話，他在1949年3月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里又再次講過。全國解放后他又多次提到這個問題。1971年3月15日，他在審改《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時批示說：“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頁）直到1975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他還在一個批示中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同上，第426頁）

但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學習馬列的事就很少被提起。相反，所謂“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突破”、“發(fā)展”一類的說法卻充斥于新聞媒體和學術書刊。人們不是學習馬列，而是被賦予了 “創(chuàng)新”、“突破” 和“發(fā)展”馬列主義的任務。問題是，如果不首先學習馬列，又怎么可能去“創(chuàng)新”、“突破”和“發(fā)展”馬列呢？

有人提出“與時俱進”這個提法，我們要問：為什么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提出所謂“與時俱進”，而惟獨某個中國領導人會提出這個口號呢？

我們知道，在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繼承了馬克思的遺志，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并且和已經露頭的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傾向進行了斗爭。他連想也沒有想過要“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列寧生于19世紀70年代，他活動的年代正是第二國際背叛馬克思主義十分猖獗的年代。列寧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與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捍衛(wèi)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雖然列寧在新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有所發(fā)展，但是他自己從不言什么“與時俱進”，從不言什么“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而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斯大林提出了列寧主義是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之間橫隔著一個“和平發(fā)展”的第二國際時期；由于第二國際也假借馬克思主義之名搞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為了與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劃清界限，突出列寧主義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斯大林作為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軍隊的最高領導人，成功地領導了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還領導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戰(zhàn)爭，贏得了對德意日法西斯的偉大勝利，為一系列歐亞人民民主國家的誕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把自己僅僅看作是列寧的學生，不承認自己有什么“學說”，更反對說他有什么“主義”。在他看來，“我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任何補充的學說都不需要。”至于毛澤東，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于中國的實踐，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并且領導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進行了探索。但是，他并不同意林彪所說的什么毛澤東思想“全面地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并為此而感到不安，他認為那不過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罷了。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不講什么“與時俱進”，而有人卻大講特講“與時俱進”，關鍵在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堅信馬克思主義是偉大的真理，堅信它并沒有過時，我們仍然應該堅持和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而提出“與時俱進”的人實際上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所以需要“創(chuàng)新”、“突破”和“發(fā)展”了。這里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tài)度是根本不同的。

說到這里，需要討論一個理論問題，這就是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關系問題。有人認為，世界上只有相對真理，而沒有絕對真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們說，真理既是相對的，也是絕對的。馬克思主義者既承認相對真理，也承認絕對真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說，“一方面，人的思維的性質必然被看作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維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他的個別實現情況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頁）關于絕對真理，他還舉例說：“不正是存在著如此確鑿的、以致在我們看來表示任何懷疑都等于發(fā)瘋的那種真理嗎？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內角的和等于兩個直角，巴黎在法國，人不吃飯就會餓死，等等，這些不都是這種真理嗎？這不就是說，還是存在著永恒真理、最后的終極真理嗎？”（同上，第427-428頁）

而俄國哲學家兼經濟學家波格達諾夫卻不以為然，他在其所著《經驗一元論》一書中宣稱，“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包括對任何真理絕對客觀性的否定，對任何永恒真理的否定”，他甚至批評恩格斯的觀點是折中主義。

對波格達諾夫的觀點，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進行了批駁，他明確地說：“人類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夠給我們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對真理的總和構成的絕對真理的。科學發(fā)展的每一階段，都在給絕對真理這一總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學原理的真理界限都是相對的。它隨著知識的增加十二擴張，時而縮小。”（《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他還說，“在辯證唯物主義者看來，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同上，第95-96頁）應該說，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窮盡真理，但是，確實已經大大地逼近了客觀真理，它既是相對真理，又在相當程度上是絕對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僅為19世紀和20世紀以來的歷史所證明，還必將為21世紀的歷史所證明，不然的話，為什么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人們會選他為“千年思想巨人”呢？

但是，有的人卻不是這樣看問題。在這里，我想舉一個“與時俱進”例子。上世紀90年代初，有人突然提出要“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為什么要“深化”？無非是認為過去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已經過時，應該“與時俱進”了。此議一出，許多“精英”積極響應。其實，這些精英過去很少接觸馬克思的《資本論》，對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并無深入了解，然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各種論文專著紛紛炮制出來。但是，這些所謂論著所“著述”的并不是什么“勞動價值論”，它們所販賣的恰恰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貨色。這里有庸俗經濟學鼻祖薩伊的“要素價值論”，有馬歇爾的“供求價格論”，還有什么“物化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論”，“生產力價值論”，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特點只有一個，就是什么東西都有，就是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樣的“深化”，自然沒有什么結果，最后只有草草收場。這件事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仍然是我們時代的真理，想人為地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不像有的人所想像的那么容易。

為了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效性，還有必要弄清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具體的革命策略之間的區(qū)別與聯系。恩格斯說，“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種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們版，第669頁）這其實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它的具體運用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人類文明在當時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實踐證明，這一成果是如此巨大，到現在也還沒有任何一種思想能夠超過它。這正是它至今仍然具有很高時效性的一個根本原因。2007年出現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仍然具有極高的解釋力。一些人把馬列主義看成是過時的，這正好說明，他們對于馬列主義還缺乏應有的、起碼的了解，他們提出要“創(chuàng)新”、“突破”和“發(fā)展”，并不表明他們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高明，恰恰反映了他們與這些經典作家之間的巨大差距，而這也正是他們需要反思和自省的地方。當然，對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革命策略方面的具體應用，需要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但是，其根本，還是對于基本原理本身的掌握，恩格斯把這稱為“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著重號為原有，非引者所加）在這方面不下功夫學習是不行的。

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毛澤東說得好：“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他還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犯錯誤。”（《毛澤東選集》帝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頁）誠哉斯言，不聽不行啊！

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fā)展觀不能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現在的領導人講話和一些報刊文章在講到指導思想時，往往只講“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fā)展觀”，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有關指導思想的規(guī)定卻與此大不一樣。我們知道，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修改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關指導思想的說法，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2004年修改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指導思想表述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2008年修改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將指導思想表述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的指引下”。總之，在2004年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想法》里加上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的內容，但并沒有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在領導人講話和報刊文章里怎么可以刪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呢？《憲法》是全國各族人民都要遵守的，領導人和報刊應該帶頭遵守《憲法》，怎么可以不遵守《憲法》所規(guī)定的指導思想呢？

而且，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寫進憲法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幾十年流血犧牲艱苦奮斗的結果，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并不是一旦成了領導人就一定要在《憲法》里留下自己的痕跡，這樣做的社會影響其實是負面的。

再說，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并不是任何領導人都必然是偉大的思想家。毛澤東有許多理論著述，而鄧小平呢？他雖然也有三卷《鄧小平文選》，但它并不像毛澤東那樣博覽群書，也沒有像毛澤東那樣的哲學、經濟學、軍事學等方面的理論著述。至于后來的領導人，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問題還在于，“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究竟能不能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我的看法是否定的。

在上世紀60年代初，鄧小平曾經談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關系問題，我覺得他當時說的還是很有道理的，很值得我們今天借鑒、參考。現在把它摘要抄錄如下：

“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問題，我曾經在山東、天津談過，后來在中央也議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還談了這個問題，他贊成這個意見。第一，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東西都說城市毛澤東思想。例如，……。第二，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少講了。這種情況，不少報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按照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理解，一個是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保衛(wèi)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要發(fā)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回事。毛澤東思想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里增添了很多新的內容。所以，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并提。當然，也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學習政治經濟學。當然，毛澤東同志在政治經濟學上是有發(fā)展的，但是，講初期的發(fā)展時期的資本主義，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資本論》；講帝國主義，總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講社會主義，列寧和斯大林都有，毛澤東同志也有重要的發(fā)展。所以，不能講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學習政治經濟學，否則人家問你研究帝國主義以那本著作為綱，你怎么答復？扯不清楚。當然，對于帝國主義的論述，毛澤東同志有發(fā)展，例如關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論斷。但是，《資本論》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已經把關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解決了。對待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很嚴肅的原則性的問題，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對我們不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不利。”

（《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頁）

鄧小平的這番話如果用到今天來也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我們不能“光講毛澤東思想”，更不要“光講”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而讓“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少講了”，“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

不要忘記，馬克思是“千年思想巨人”，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也都是偉大的思想家，怎么可以把自己與他們并列呢？又怎么可以用自己的那點東西（現在被一些人說成是“發(fā)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去取代這些人類思想巨匠的博大精深的偉大理論呢？實際上，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說，并不存在什么發(fā)展不發(fā)展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都是成熟的科學的理論，你都要去發(fā)展，不僅沒有這個必要，而且也沒有這個可能。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沒有什么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發(fā)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錯，毛澤東在1938年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確曾經說過，“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有必須有的的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但是，這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顯然不是一回事。因為這里說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應用問題，而不是說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中國化，更不是什么“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且，毛澤東只說過一次，后來也沒有再提過“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因為他找到了更科學的提法，這就是在1941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頁）從此以后，毛澤東就一直使用這一提法，說嗎這是一個更科學的說法。至于“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我沒有見過對它的權威解釋，但是它的不科學卻是顯而易見的。任何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有其理論來源，都要吸收前人的已有成果，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創(chuàng)新”的，怎么能把一種理論稱為“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呢？這個提法顯然是說過了頭了，是不可取的。總之，話不要說過了頭，不要自吹自擂。在這方面，革命導師已經給我做出了光輝榜樣，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才是。

毛澤東說，“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頁）對于一個人來說是這樣，對于共產黨這樣一個黨來說也是這樣。這個正確的政治觀點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就失去了靈魂，就會成為一個徒有外表而沒有靈魂的假共產黨。這是一個多么可怕、多么令人擔優(yōu)的情形啊！

作為一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在此，我要振臂高呼：

只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才能救黨救國！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萬歲！

共產主義萬歲！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逝世35周年，謹以此文獻給我心中崇敬的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偉大的導師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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