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的前一個30年，是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探索中曲折發展的30年。也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為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又有嚴重錯誤的30年。我參加毛澤東誕生110周年在安慶召開的紀念會時說過一句話：要說貢獻，哪位領袖都比不上毛澤東的貢獻大；要說“錯誤”，哪位領袖人物也犯不起毛澤東那樣的“錯誤”。會議主持人后來在總結會議上把這句話用上了，只是各人解讀不同。30多年來，是以否定毛澤東為時尚的，這里，則要講講毛澤東時代五個方面的成就：

（一）經濟建設——建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

“毛澤東不懂經濟”，文化大革命“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說法講了幾十年，似乎成了定論，人云亦云，大家都跟著說。其實，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不在于他懂得什么，而在于他這個時期做了什么。要說毛澤東不懂經濟，實非如此，也許他不懂微觀經濟，但的宏觀經濟比誰都強。最近看到一篇介紹喬宗壽著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發展史》的文章，就稱“毛澤東是前無古人的經濟思想家”。這是作者研究了毛澤東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延安和建國前后，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再從新民主主義制度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兩次經濟變革后，得出的結論。外國人稱“毛澤東是中國工業化之父”或“中國工業化奠基人”等等更多。

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怎樣搞工業化，是有過復雜斗爭與艱難選擇的。有黨史專家將它歸納為三個重要的選擇上，我借題發揮幾句：

1、制度的選擇。中國選擇蘇聯的工業化道路，是共產黨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信仰理想和追求的必然結果。是毛澤東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首要邏輯前提。因此，中國工業化實現之前景必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工業化道路不僅要使社會財富得到大量的快速增加，還要使廣大勞動者成為社會財富的享用者，“既要工業，又要人民”。“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科學、文化技術、工業各方面更好的國家”。將制度選擇與富民原則、強國原則結合起來。因此，在當時條件下向蘇聯學習是唯一的選擇。但毛澤東從來不盲目地照搬，一直在思考外國的東西為中國所用。到了1956年提出《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國就開始走自己的路了。只是探索自己的路并非一帆風順。接著大躍進就碰了釘子。“大躍進”的基本思想是發動群眾運動搞經濟建設，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供給制分配方式，這是具有經濟浪漫主義色彩，忽視經濟基本規律的。但“大躍進”并非全無成效。中國鄉鎮（社隊）企業就是在“大躍進”中產生的經濟創舉之一。同時在大躍進中實施了高積累的方針，在局部犧牲農民利益和壓低社會消費水平的同時，也極大地提高了國營工業的積累比例。正因為如此，大躍進后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中國經濟還是在60年代中期，迅速跨上了工業化飛躍進展的又一個新臺階。因此，在制度選擇上盡管付出了代價，但基本上是成功的。到70年代中期，在毛澤東生前已建成一個獨立自主，相對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一個赤貧的農業國，從什么也不會造到包括“兩彈一星”也能造的世界第六位的工業國家。這樣的成就在世界上還找不出第二個來。

在制度選擇上有個問題說一下，即多年來主張“私有化”的人，抓住三年災害時期餓死人的問題不放，說大躍進時期餓死人除了自然災害外，主要是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并在死人的數字上夸大宣染，從一千多萬、二千萬、三千萬直到六千萬都有，而且都有各自的一套算法和依據。我們不是人口問題專家，接受或反對哪一種說法，都說不清楚。但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千萬以上卻是事實。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里餓死人，確屬嚴重問題。所以，別有用心的人借此大做文章就不足為怪。不過，對我們來說，想弄清這個問題，不如了解點人口常識，端正認識問題的立場態度。我國從秦朝統一記載最早的人口是七千萬，如果按照馬爾薩斯人口論發展到1949年，應該是幾十億的人口，但經過二千多年到1949年時號稱“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為什么這么慢？一是戰亂中戰死，二是饑荒中餓死。主要還是餓死。遠的不說，按照美國駐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的記載說：國民黨時期每年餓死的人都在300-700萬之間。這就是說，把整個中華民國39年的時間里餓死的人在二億左右。這就值得想一個問題，為什么共產黨執政時期餓死人抓住不放的同時，卻在美化蔣介石統治時期？事實是，人口增長恰恰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從當初四億五千萬到70年代的八億，現在的十三億。新中國成立時的人均壽命是34歲（世界人均47歲）到毛主席去世時的人均壽命是67歲（世界人均58歲）。說明中國人口發展同世界比是進步的。這就是對借“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來否定黨和毛主席、否定社會主義的最好回答。

2、途徑的選擇。即用什么辦法搞原始積累籌集資金搞工業化問題。我們是工業創始階段，資本不可能從工業內部（第二產業）產生，當時更談不上第三產業。早期資本主義是通過“圈地運動”和殖民擴張來取得。蘇聯是高積累獲得。中國呢？這對毛澤東在路徑選擇上是很困難的。50年代初有過“先合作化、后機械化”還是“先機械化、后合作化”之爭。當時，一方面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必須以重、輕、農來安排三者關系，一方面中國是落后農業國，歷來就沒有解決過吃飯問題。“無糧不穩”是要造反的。究竟誰該優先，這是面臨兩難的由淺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認識過程。其間有過片面注重重工業時期，又很快意識到農業、輕工業的重要性，開始整體考察重、農、輕的關系，主張工農業發展同時并舉，提出農、輕、重為序的安排，最后確立“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路線和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其實，農輕重也好，重輕農也好，在中國條件下都離不開對農民的索取。但這是一個重要指導思想的轉變。實際上在工業機器建成之前，所有的都是投入，不會給老百姓帶來實際生活的改善，甚至會工業化越搞越窮，只有當工業機器達到一定的規模，才會源源不斷地為社會帶來產品。這也是毛澤東時代注定要過艱苦生活的原因。據資料介紹，日本在工業化過程中是幾代農民的付出，真正給老百姓帶來好處是“二戰”以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吃不了苦中苦”而長期停留在農業社會里。毛澤東和一切目光短淺者不同，在重要的戰略決策上總是從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著眼，從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籌劃。西化派精英把毛澤東時代的艱苦生活和出現的問題歸結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沒有道理的。過去在經濟建設中發生的問題，不論是大躍進，還是文革時期，問題是暫時的、可改的，業績是永久的，許多地方至今還在發揮作用的工業基礎，水利設施等是大躍進時期建立起來的。

3、外部關系的選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立足點，但絕不排除對外援的爭取。建國之初，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對我國進行軍事包圍，還有經濟制裁、海上封鎖，想困死我們，把新生政權扼殺在搖籃里。對外部關系沒有選擇余地，只有向老哥蘇聯求援，而當時斯大林對毛澤東還是不太信任的時候，毛澤東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訪蘇，一住二個來月，蘇方拖延，毛澤東說怪話乃至電話上吵架，嘗到了酸甜苦辣，才簽訂了新的中蘇友好條約，爭取到三億元援助，使中國開始起步。從此，在毛澤東時代先后掀起三次工業建設高潮：一次是50年代以蘇聯支援的156項工程為基礎的建設高潮，一次是60年代中期以“三線”建設為內容的建設高潮。（這是在“借雞孵蛋”的方式基礎上實現自力更生的建設。三線建設既有工業布局的調整，也有戰備的考慮。隨著經濟的發展，使大三線的工業基礎大為加強，包括少數民族的偏遠地區，社會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盡管戰爭沒有發生，但對保衛國家安全，都有長遠意義）；再一次是70年代打開中美關系后以引進西方技術為主制訂的“四三方案”。即以43億美元從美、日、德、法、意、荷、瑞士等國進口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等幾十個項目，主要用來改善人民生活用的，這批設備投入生產后，對改善民生起了重大作用。華國鋒主持召開黨的十一大所訴求的經濟指標（后被譏諷為“洋躍進”）其實主要就是毛澤東、周恩來生前審批的“四三方案”的進一步落實。所以，要說改革，毛澤東是最大的改革家；要說開放，實應從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算起。毛提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固然是長遠的政策，但當時主要是針對敵對勢力封鎖背景下的措施。現在青年中把毛澤東時代視為閉關鎖國、禁錮保守，實屬荒唐。眾所周知，中共與美國打交道始于1944年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此后，毛澤東就向美方表示過歡迎美國來投資，更有多次向有關人士傳遞過他想到美國密西西北河去游泳，直到1970年向斯諾講了這個話，終于在1972年美方主動來敲門訪華，打開了大門，為后一個30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前提條件。

（二）政權建設——建立了一個嶄新的人民民主政權

毛澤東的政權觀念是極強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后，他不僅是在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上該做什么，而且更深層地在政權性質上、各級執政者應有的政權觀念上思考問題。他講一生干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是武化革命；后一件事是文化革命。武化革命是武裝奪取政權，文化革命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即指頭腦里的思想革命或靈魂革命。

這一認識也許會有人說，難怪毛主席一直重視政治運動而不重視經濟建設？這個說法不全面，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一樣都希望盡早把中國經濟搞上去，但誰也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把經濟與政權建設聯系起來想得那么多、那么深遠。在毛澤東看來，經濟問題是哪個朝代的皇帝、總統，哪一個階級的統治或哪一種制度都是要抓的，“民以食為天”么？經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而毛澤東特別注重抓上層建筑，是因為無產階級的政權與歷史上任何一種剝削制度的私有制政權之不同，就在于不單是要把生產力搞上去，更有一個用什么思想、什么辦法去發展生產力和生產發展的成果歸誰所有的問題。這正是單純從事經濟工作者所容易忽視的問題，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爭論的“效力與公平”的問題。效力是經濟問題，公平是大眾的權力或民主問題，將它放大了就是在發展經濟的問題上還要不要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正如80多年前在古田會議上批判過的“軍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一樣換成了“經濟好，一切都會好”，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現在的一些經濟“精英”，像候寶林說諷刺相聲，只管用夾板治鑼鍋病而不問人命死活那樣，只要把GDP搞上去，確保自己政績就行了，其他是不屑一顧的。其結果就不知不覺地在甜甜蜜蜜中使“黨變質、國變色”，使廣大工農勞動大眾再次成為剝削的對象。

毛澤東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比人想得多，也想得早。早在1945年與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談及“周期率”的“窯洞對”，雙方都是圍繞“政權”問題點破全國人民關心的問題，黃在其回憶錄《延安歸來》中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存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夠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治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的這一回答，絕非信口開河，隨機應對，而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后就有深思的一種使命感。因此，他在全國勝利前夕，就提醒全黨同志“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向全黨提出做到兩個“務必”的要求。中央從西柏坡搬移北京稱為“趕考”。早在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版后就推薦學習，多次提到共產黨不能當李自成。新中國成立之初，之所以把充滿憂患意識的《義勇軍進行曲》確定為國歌，毛澤東原委是讓人們“居安思危”。不要忘記得來不易的人民政權。特別是蘇共20大全盤否定斯大林開始，毛澤東已預見到這已不是對個人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對馬列主義背叛的一個信號，加上特權階層的形成，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危險，從而提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口號，加深了保衛無產階級政權的憂患意識。最后發動文化大革命，既是為實現“窯洞對”中“民主治國”“民主治腐”的諾言，也是在國內采取反修防修的戰略措施，嘗試“大民主”方式，造成“人人起來負責”的氣氛“來監督政府”。“文化大革命”在他身后失敗了，但失敗的不等于就是錯誤的。他老人家去世后15年，蘇聯解體了，國內黨政機關腐敗的出現，都表明他晚年圍繞“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實在是建設無產階級政權中值得總結的遺產。

（三）外交建設——奠定了走向強國的基礎

毛澤東從對立統一的矛盾規律出發，一生強調斗爭哲學，對一切舊東西，主張通過斗爭獲得新的進步。在他看來，這是革命者必須具有的一種精神，是革命者首先在政治上應是強者的表現。他的這種斗爭精神，也就是造反精神。他在家里造父親的反，在學校里造校長的反，在省里造省督（省長）的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就開始造舊制度的反，造蔣介石的反；取得政權后，既造國家貧窮落后的反，又造美帝、蘇修的反，并成了“一位支配世界勢力，構劃世界政治版圖的歷史巨人”。這說明毛澤東領導的造反與斗爭，并非一些人庸俗化理解的亂斗亂反，而是符合歷史規律的、講究科學、政策的一種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如他主政的27年中，建國初提出“一邊倒”的政策，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立住了自己的腳跟，獲得了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六十年代后是“一條線”“一大片”的政策，爭取中間地帶，團結了亞非拉廣大朋友，贏得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局面，加強了對美蘇兩霸的斗爭；中美關系打開大門后，并沒有放棄反對美帝蘇修的政策，而是以“三個世界的理論”，進一步敲響了反對霸權主義斗爭的喪鐘。可以推想，如果堅持毛澤東、周恩來時期的外交政策，就不是今天的美國還能耀武揚威的時代了。正如美國前總統布什說：“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是全世界都反美了。”

那么，毛澤東是怎樣從一個受人欺負的弱國走向世界民族之林？大致做了五個方面工作：

1、“二戰”結束后受雅爾塔格局的影響，激發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發憤圖強的決心。中國名為戰勝國，收回了三萬多平方公里的臺灣，卻割出去150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國民黨政府是無能，共產黨是無奈。蔣介石缺乏戰略眼光，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兩次想把琉球群島交還中國管理，卻被拒絕，如今成了美日包圍中國的鏈條，還留下了釣魚島問題。戰后的美國憑著他獨家擁有原子彈而拿著“第三次世界大戰”嚇人，迫使毛澤東以“原子彈是紙老虎”表達反霸斗爭的決心，并武裝了全國乃至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

2、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毛澤東早已看到，中國這個名不符實的大國，要使它強大起來是離不開同霸權主義較量的，而弱者要轉化為強者，則是依靠符合客觀實際的主觀決策斗出來的。和平不是乞求來的，但決不是盲目亂斗亂干，而是在政治上是有理、有利、有節的強者。如抗美援朝的第一招棋就放在阻止美國人越過三八線，毛澤東、周恩來在9月和10月連續三次發表聲明，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話，中國人絕對不會坐視不救。當時的美國無視中國，迫著中國出兵了，并將它擊退了。朝鮮戰爭雖然沒有把美帝趕出朝鮮半島，但對中國來說，其意義遠超戰爭本身。美國建國以后第一次在毛澤東決策面前沒有達到戰爭目的，就是中國的最大勝利，也是中國近代史上重新崛起之戰。有人說，抗美援朝代價太大了。試問對抗美援朝持否定態度的先生們：抗日戰爭中，南京之役，被屠殺30萬人，朝鮮戰爭，我志愿軍犧牲18萬人，究竟該怎么解讀？

3、繼抗美援朝后，連續四次衛國戰爭，確立起中國的威懾力。這四次衛國戰爭是：一是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這是印度在美國支持下，還有與赫魯曉夫縱容下，我邊防部隊屢遭挑釁，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起反擊的。戰爭的結果不僅給印度擴張分子以嚴重打擊，而且將一切戰利品包括被俘人員、武器裝備，不講任何條件，讓他們打著白旗前來領回，既顯示了自衛戰爭的正當性和正義性，更在國際上樹起了中國的高大形象；二是援越抗美戰爭。其實，援越抗美前，還有五十年代中期的援越抗法，是在以韋國清為顧問團長的參與策劃下，取得了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使法國退出越南，才奠定了越共勝利的基礎。以后，美國取代了法國在越南的地位，于1964年前后制造了“東京灣事件”，實際是對中國的戰略試探，如果中越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示弱，就會派兵越過北緯17度線，擴大戰爭。在此情況下，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宣布三句話：第一句，如果美國人膽敢把戰爭擴大到17度線以北，中國的遼闊國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第二句，中國人從來不愿意和美國打仗，但是如果這場戰爭和美國人打起來，戰爭就沒有國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中國人說話從來是算數的（這句話雖是外交辭令，實際是提醒美國人別忘了朝鮮戰爭）。有資料說，當時美國五角大樓就因中國政府的這三句話，一周徹夜未眠，趕緊忙活起來去分析形勢，認為中國的這三句話是要動真的。就這樣，一直到1973年越南問題的巴黎和約簽訂為止，不敢派一個兵越過17度線。1972年尼克松訪華，除了要利用中國反蘇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有求中國在越南問題上讓其體面地擺脫困境。三是珍寶島之戰。這是蘇聯在中美邊境陳兵百萬的情勢下，蘇軍侵犯我烏蘇里江上一個彈丸小島，為國家與民族的尊嚴而發起的自衛反擊戰。它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它捍衛了國家的領土主權，也證明了中華民族不容欺侮。正因為進行正義的英勇反擊，才使蘇聯對中國進行了重新認識。四是西沙之戰。這是中國南海海疆一再被侵占，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于1974年初向南越占領的西沙發兵作戰的。這一戰把西沙收回來了，但鑒于當時海軍力量不足，當今南海諸多島嶼還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下被鄰國占據著。這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遺憾，也是后人奮斗的方向。

4、中蘇論戰。從1956年到1966年間的中蘇論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一次大論戰，也是蘇共在建黨問題上所存在的缺陷而導致走上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并影響中蘇關系正常發展的必然結果。中蘇關系發展大致三個階段：一是建國初期的密月期，我們沒有經驗，唯有照搬蘇聯；二是1956年毛主席發表《論十大關系》之后，中國開始走自己的道路（我們沒有參與國際分工的聯合體）拉開距離，所以赫就用大國沙主義對付中國，三是中蘇論戰開始，走向對立。他還拉攏世界90多個共產黨中43個黨公開罵我們，逼得我們回擊。最終我們準備寫十篇論戰文章，九評一發表，赫魯曉夫垮臺，停止論戰了。中蘇論戰對中國得到兩大收獲：一是從蘇聯老大哥的陣營里真正脫出身來，樹立起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大國形象；二是在既反美帝又反蘇修的政策中，在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戰略支撐點，從而形成了中美蘇大三角格局，但毛主席在接見外賓，在外賓談到中美蘇三角時說，我不要中美蘇三角，我要亞非拉。

5、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彈，增添了中國說話的力量。毛主席說美國原子彈是紙老虎，是不怕它們威脅、恫赫，旨在揭露帝國主義反動虛弱的本質。而當革命者掌握了原子彈，它就成真老虎、鐵老虎，如虎添翼，使帝國主義不敢輕易發動戰爭，和平就更有把握。

（四）文化建設——集中華民族精神文明之大成

文化有大小不同的概念，衣食住行、個人素質涵養等都有各自的文化內涵。它是相對于物質反映出來的一種思想精神。辭書上講，文化就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因此，也可以理解為相對于經濟基礎而言的整個上層建筑，都可以作大文化概念來闡釋。這里不是談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就學、體育、衛生、住房、養老等等成就，而是說說毛澤東是什么樣的治國理念來指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其實，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就是要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建設文化。從貫穿在毛澤東一生的思想理論與實踐活動中看到，有三個基本觀點是最為突出的：

一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大國大黨的使命觀，這是永繞毛澤東心頭的靈魂，也是他用來指導各項文化建設的生命線，是他一貫強調政治的統帥作用和端正各項業務大方向的原因所在；

二是勞動創造世界的人民觀。勞動者既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勞動者的生活永遠是精神文化財富的源泉，所以說，我們想問題、訂政策，不能忘記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尊重人民群眾的基本立場問題，也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依歸，實施共產黨人偉大目標的根本動力；

三是唯物主義的辯證觀。毛澤東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中，高度重視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高度重視精神因素的領導作用，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建設同其他一切私有制政權的根本精神文化區別，同時也是區別進步與保守，劃分左、中、右的思想界限。長期來，一些人（包括自己）不理解毛澤東的主觀能動性的科學運用，也跟著某些權威不加分析思考，指責毛澤東晚年犯了“左”的錯誤。其實是站在右的立場觀點看待毛澤東。

上述三條，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三個側面的集中反映。使命感是奮斗目標與黨性原則的根本立場；人民觀是對勞動者態度的基本觀點；辯證法是從矛盾對立統一觀出發，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基本方法。這幾條一般都懂，也能講，但誰也沒有毛澤東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指導各項文化建設的行動上。這三條的融會貫通，正是毛澤東生前事業之成功的原因所在。因為毛澤東能最好地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力量轉化為人民掌握的物質力量，去戰勝不可能將統治者掌握的物質力量轉化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對手。蔣介石敗在毛澤東之手是這樣，稱霸世界的美國沒有難住毛澤東，反而主動叩門求見毛澤東，也是這樣。所以，毛澤東能受到任何對手的稱道和尊敬。當年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訪華是專門考察毛澤東締造的軍隊為什么服從性主觀能動性都表現那么優秀問題的，毛澤東對他講：這東西你們外國人是學不到的，這里既有民族積淀的因素，也有意識形態內容，并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你不怕赤化的話，可以先學一學辯證法，然而再來研究中國戰略戰術。蒙帥回國后向報界驚呼：千萬不能同中國軍隊打仗，特別是在陸地上。這就是毛澤東用他的軍事文化思想培育了人民軍隊的結果。

毛澤東在文化精神建設上的三大特點，可謂是通向人類解放的普世價值。但有人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包括毛澤東思想，想以“鄧三科”取代“馬列毛”。歷史早已告訴人們：兩種思想文化，兩種不同后果：精神“勵志”激發人們奮斗向上；金錢“勵志”促使社會腐敗墜落。可謂涇渭分明。

北大教授鞏獻田對毛澤東時代的文明作了這樣描述：“建國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國的社會風氣和人們的道德狀況，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的高度贊賞。僅《鄧小平文選》第2、3卷中，就有五處明確的談到，那時我國的社會風氣“是健康的”，“是非常好的”，“社會秩序很好”。我國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水平、社會風氣和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毫不夸張地說，達到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不僅數千年舊社會積淀下來的污泥濁水，諸如吸毒、賣淫、賭博、綁票等，蕩然無存；而且人際關系發生了質的飛躍，助人為樂，團結互助，蔚然成風；爾虞我詐、欺蒙拐騙現象很快消失；夜不閉戶、拾金不昧等中華民族世代渴望的優良道德成為真正的現實；友好、合作、助人、救人的感人事跡隨處可聞。當時的社會犯罪率和自殺率是屬于世界最低的國家！焦裕祿式的好干部、雷鋒式的好公民，成千上萬！人間確實充滿了真正的愛！

鑒于毛澤東時代的文明進步，一篇題為《毛澤東是代表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歷史巨人》（作者胡宗翰）將毛澤東時代的文明是能同古希臘文明相比美的“人類文明的兩座高峰”，不是沒有道理的。古希臘文明是歐洲和整個西方文明的源頭，毛澤東時代的文明可以視為通向共產主義社會文明的開端。因此，古希臘文明的興起，和20世紀中期中華文明興起，時代不同，但意義相通。誠然，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逝世后一些人借口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而丑化、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文化思想建設是徒然的。一切有良智的人們，都應該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尊重歷史，正視現實，把握未來。

總而言之，毛澤東主政的27年中，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在上層領域的文化教育、體育衛生、醫療保險、社會風氣、精神面貌等各種事業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就以近世紀來落后的科學技術來說，2007年廣東省發明協會主辦評選出現代中國為人類世界作出貢獻的四大新發明——人工胰島素、復方蒿甲、雜交水稻、漢字激光電排系統，都是誕生在毛澤東時代。可謂是中國復興與崛起的“科學之春”。

（五）理論建設——提出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理論

這是當今中國社會最為敏感的問題。但既是講毛澤東的成就，是一個不能不講的問題。當前在這個問題上基本是兩種認識與態度：一種是肯定的態度，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仍有繼續革命的問題，當年否定繼續革命是認為毛澤東錯估了形勢，而實際的發展又是毛澤東預見的那樣，是正確的。因此是一個怎樣總經驗，如何繼續革命的問題；另一種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進入社會主義后主要是搞經濟建設，社會問題“以法治國”就行了。我們現在的政策，仍是按否定的認識態度制訂政策的，所以在理論與實踐上都處于尷尬的地位。是這里不便講，也講不清的問題。為什么？1、關系到怎樣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文革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即繼續革命），這是“歷史決議”、鄧小平、葉劍英等講話中都是認可的，因此，否定的是文革中的做法與直接的后果。對此，毛澤東自己也講到文革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仍持“三七開”，即在“繼續革命”理論上堅持其自己的立場觀點、究竟怎么看？2、關系到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和改革的方向問題。誰都知道，改革開放是建立在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和“繼續革命”理論基礎上實施的，也是當時為大眾接受的。但隨著蘇聯解體，國內黨政機關腐敗、國有集體經濟解體、貧富分化、勞動者主人公地位喪失等情況，自然地在民眾中重新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有沒有一個“繼續革命”的問題？3、關系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問題。“非毛”者說毛澤東民主革命有功，社會主義建設有過，文化大革命有罪。“挺毛”者認為，毛澤東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終其一生，就大是大非、思想理論、路線方針而言，毛澤東從來都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文革失敗也敗在他身后。“繼續革命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顛峰”。對“繼續革命”理論的肯定與否定的巨大反差，實際上成了當今思想理論界混亂的癥結。4、關系到毛澤東身后接班人的評價，特別是華國鋒、鄧小平，還有江澤民、胡錦濤等，他們各自對馬列毛，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認識和態度問題。所以，這里只提出供思考。

總之，一個政黨，一種主義，都是有自己的理論來指導自己行動的。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黨之所以能從弱變強，不斷地戰勝敵人，就在于他能用正確的創新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隊伍，指導自己行動。并能產生壓倒一切之勢，而不被敵人所壓倒。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理論，決不僅僅是“文革”的產物，而是與他的政權思想聯系在一起的，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延續與發展。如果擺脫在實踐中那些具體行動上的錯誤，單從理論而言，無疑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實踐這一理論的“文革”在身后失敗了，“繼革”理論被批判了，但失敗的不一定都是錯誤的東西，批判的也不一定沒有合理的成分。須知，毛澤東是表示愿以“粉身碎骨”的殉道者也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成也在此，敗也在此，只能任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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