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創刊時，在北京大學讀法律的我還不知道政治學為何物，因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政治學那時還沒有正式恢復。

　　說起來，中國政治學本來起步并不晚。如果從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設置政治堂算起，中國政治學已有了100多年的歷史，相比現代政治學發源地—美國，僅僅短了十幾年而已。[1]解放前，中國的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是極少數人的禁臠，[2]但政治學的發展卻有點不成比例。1936年，全國的大學不過百余所，其中39所辦有政治學專業。那時，全國在校大學生只有區區幾萬人，政治學系學生的數目卻僅次于法律系學生，是第二熱門的科系。[3]也許，廢除科舉制后，不少人把研習政治看作了通向仕途的終南捷徑。不僅學生如此，學者也是如此。如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學會”首屆干事會有11位成員，[4]其中高一涵、王世杰、杭立武、梅思平、錢昌照、吳頌皋、張慰慈、劉師舜等8人都長期在宦海沉浮(除高一涵、錢昌照外，這些人要么當了漢奸，要么解放后沒有留在大陸)，只有錢端升、張奚若、周鯁生3人(解放后，他們三人都留在大陸)大部分時間留在校園里耕耘。

　　說解放前政治學畸形發展，也只是相對于當時大學教育的規模而言。其實，那時全國的政治學者不過百把人，[5]每個系的教員多則十來位，少則一兩位;每年畢業的學生只有三、五百人。就學術水平而言，那時政治學的理論與方法幾乎完全取法西洋，鮮有獨創性的思考，連教科書也多采用西方教材。學者們的著作對中國問題研究不多，特別是研究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就更少。[6]

　　如果說解放前政治學起點不高的話，那么1952年取消大學政治學系科以后，政治學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就干脆不復存在了。雖然1960年以后，有些大學重建了政治系，但它們當時以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為主，目的是應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爭論，幾乎完全不涉及與國內相關的政治學問題。1964年以后，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三個政治學系改名為“國際政治系”，倒是更名副其實。不過，當時關注的“國際政治”主要是兩類運動，即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國際政治的其它方面很少涉及。

　　1978年，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首先倡導制定規劃，積極開展政治學方面的研究;[7]次年，鄧小平又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8]“補課”的確是當時不少人的共識。在1977年，湖北省已率先成立政治學會;鄧小平號召“補課”前后，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也建立起政治學研究所。不過，標志著政治學重建的中國政治學會成立大會是在1980 年12月召開的。如此說來，《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與政治學重建發生在同一年的一頭一尾。因此，當《中國社會科學》紀念創刊三十周年時，中國政治學界也舉辦了一些活動，紀念中國政治學會成立30周年。

　　政治學的恢復是從譯介資料、培養學生、編寫教材、組建機構、出版期刊起步的。1981年，復旦大學招收了全國第一屆政治學專業的本科生;次年，北京大學也設立了政治學專業。1984年，北京大學、吉林大學等學校開始招收政治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學開始培養政治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其后，全國越來越多的高等院校相繼建立了政治學系，培養政治學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與此同時，從8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幾百名學子進入了西方各國(主要是美國) 的政治學系。我本人1982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開始了自己的政治學生涯。

　　招了學生，就得有教員與教學材料。在80年代初，即使是以前學過政治學的教員，也“撂荒”了30多年，必須重新補課，何況這類教員數量本來就如鳳毛麟角;而那些只教過國際共運與民族解放運動的教員則必須從頭學起、邊學邊教。為此，1980年初，當中國政治學會還在籌備之中時，其籌委會便開始編印《政治學參考資料》(1984年以后更名為《國外政治學》)，主要是譯介西方政治學戰后的發展，一時間它幾乎變成了當時政治學人的“葵花寶典”。1982年，曾在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主修過政治學的趙寶煦教授主編了一本《政治學概論》，成為政治學恢復重建后的第一本教材。經過數年的籌備，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終于在1985年正式成立，并于同年開始出版《政治學研究》，這標志著起步階段的結束。

　　在起步之初，中國政治學會籌備會于1980年擬定了一份《1980-1985年政治學研究選題計劃》。[9]這個計劃包含的四類研究課題已經預示了中國政治學研究在未來30年的發展路徑。列在首位的研究課題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和鮮明的時代特征，如“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法制”，“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馬、恩、列、斯論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第二類課題是對外國(實際上主要是歐美國家)政治與政治學的介紹，如“西方各國政治制度(英、美、法、德、日)”，“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外國政治學現狀”，“評述福利國家”。第三類課題是與當代中國相關的政治學研究，如“基層民主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和完善國家干部制度”，“精簡政府機構，提高行政效率”，“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設置、變化情況”，“市、區、縣與省、市、自治區的關系”。最后一類課題是中外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政治思想史，如“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制度”，“各國政黨史”，“中國歷史上的人治與法治”，“中國政治學說史”、“西方政治學說史”。

　　過去30年，雖然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但大致還是不出這么幾個路向。不過，研究的參照系與重點卻在有意無意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85年，《政治學研究》創刊時，首任中國政治學會會長張友漁在發刊詞中強調，研究政治學，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的政治關系和政治規律”，“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到改革的實踐中去，根據改革的需要，制定科研規劃，確定重點科研項目”。[10]毫無疑問，那時政治學研究的參照系就是國家意識形態。而到了新世紀，談到意識形態時，一些政治學者已開始使用過去時。在新一代學者看來，中國政治學真正需要的是，參照西方政治學進行一次范式轉變，即從注重意識形態的政治學(politics)轉向注重科學因素的政治科學(politicalsciences)。[11]

　　至于研究重點的變化，中國政治學在過去30年似乎經歷了“取經”、“效仿”、“自覺”三個階段。先是從編譯起步，重點是介紹西方政治制度與西方政治學的源流。繼而試圖將從西方學來的概念、模式、理論、方法大而化之地用于對中國政治現象進行泛泛的分析。其后思考逐步深入，開始形成中國本土問題意識，致力于梳理中國政治的關鍵問題，并從“古今”與“中外”的比較視角對它們展開深入細致的分析。

　　新一代政治學人的佼佼者——王滬寧——的學術生涯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12]從1981年在《讀書》上發表“盧梭政治思想的綿延：《社會契約論》讀后札記”開始，[13]到1986年中，他在期刊上發表了23篇文章，[14]其中21篇是譯介西方政治學，如“拉斯韋爾及其政治學理論”(1983)、“生物政治學簡介”(1983)、“美國政治學的系統分析學派”(1985)、“西方政治學行為主義學派述評”(1985)、“當代西方政治多元主義思潮評析”(1986)。[15]這時的中國政治學者大概都像王滬寧一樣，帶著無限的求知渴望，試圖了解西方政治學的新發展、新趨勢、新學派、新思潮，學習、借鑒新方法。他們大量閱讀，苦苦思考，每有心得，便急不可耐地希望向同行推介，尤其是像王滬寧這樣精通英、法兩國文字的學者。

　　從1986年下半年開始，王滬寧的研究重點移至本國。到1992年上半年，他在6年時間里發表了32篇文章，其中屬于譯介性質的只有一篇，與前一個時期形成鮮明的對比。不過，看得出，前一時期的學術積淀對這個時期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雖然研究重點轉向中國的政治現象，但他借助的關鍵概念和分析工具已經不再局限于國家意識形態劃定的范圍，而是更多地源自當代西方政治學，論文列出的參考文獻往往多半是歐美學者的著作。這期間，王滬寧的研究主題相當寬泛，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政治民主、政治文化、政治發展、政治秩序、政治腐敗、中央地方關系、行政體制改革，以至于政治審美、住房改革、村落家族文化、日美關系等等，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確，對西方政治學有所了解后，那時不少中國政治學者都躍躍欲試，希望展示新學來的分析工具如何有助于剖析中國的種種政治現象。

　　在本不肥沃的政治學園地荒蕪過幾十年后，“取經”是非常必要的，“效仿”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停留在“取經”與“效仿”階段，中國政治學的重建就談不上完成。在“取經”與“效仿”的過程中，那些勤于思考的中國政治學者逐漸認識到，西方政治學關注的問題未必是中國政治的真正關鍵問題，西方取來的“經”未必完全適用于分析中國政治。這就為下一個飛躍——本土自覺——打下了認識論的基礎。早在1989年，通過獨立思考，王滬寧已開始嘗試梳理出可能長期影響中國政治發展的六對關系：價值與操作，文化與體制，民主與權威，分化與整合，穩定與發展，情感與理性。[16] 20多年后回頭看，這種概括顯得有點過于思辨、寬泛，但本土自覺的沖動已躍然紙上了。

　　1992年以后，王滬寧的本土自覺逐步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從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進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前，他發表了21篇文章，焦點集中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上。1994年，在梳理中國政治學發展進程時，王滬寧總結道：

　　“中國政治學的基本任務是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民主模式。這個民主模式必須以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原則為基礎，能有效地保證政治體制的效率，保障政治一體化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同時必須能夠適應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如果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模式難以形成”。[17]

　　這短短幾句平實的話，想必是多年反思的結晶，即使今天看，也還是極具啟發性。更重要的是，王滬寧指出，要研究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課題，必須關注四大關系，即超大社會與政治調控之間的關系，一黨領導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系，公有制和政治體制的關系，以及倫理民主與法理民主之間的關系。這四大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國特有的問題，與西方國家面臨的問題很不一樣。對這些問題，王滬寧認為，“西方政治學沒有給出現存答案，恐怕也難以給出現存的答案”。不過，恰恰因為中國政治學者必須處理這樣一些問題，王滬寧自信地預言，“中國政治學大有可為”。[18]

　　不僅王滬寧一個人在其學術實踐中走過了從“取經”到“自覺”的歷程，恐怕大多數中國政治學者都經歷了相似的軌跡，包括像我這種曾留學國外的學人。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學者都同步邁過了前行道路上的一個個坎。90年代中期已進入“本土自覺”境界的王滬寧大概屬于先知先覺者;時至今日，相當多的學者也許仍處于“取經”與“效仿”階段。

　　不過，整體而言，中國政治學過去30年發展迅速，讓過來人回顧起來不免有恍若隔世的感覺。[19]

　　首先，政治學教育蓬蓬勃勃。現在已有百余所高校設立了政治學系或者政治學專業，培養層次從學士、碩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動站，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30年前，中國可以稱得上專業政治學者的人寥若晨星;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政治學會目前已擁有團體會員近百個，個人會員千余人，浩浩蕩蕩、蔚然成軍。[20]

　　其次，政治學研究領域不斷拓展。不僅中國政治、國際政治學、比較政治學、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外政治思想史、公共行政管理等主干學科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政治學的一些新興學科、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諸如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政治地理學、政治傳播學、生態政治學、發展政治學、民族政治學、政策科學等也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并出版了不少介紹性學術譯著和論文。

　　第三，政治研究的關鍵詞發生了很大變化。30年前的關鍵詞是“解放”、“革命”、“專政”、“階級分析”、“路線斗爭”、“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帝國主義”、“三個世界”、“反修防修”;而現在的關鍵詞變為“政治發展”、“合法性”、“權威主義”、“權利”、“正義”、“選舉”、“市民社會”、“公民文化”、“政治參與”、“穩定”、“自治”、“治理”、“憲政”、“利益集團”、“協商民主”、“全球化”，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圖1：對“政治學”的學術關注度[21]

　　第四，政治學研究十分活躍。在1993—2008年間，國家社科基金共資助了政治學類項目658項，立項數從1993年的17項增加到2008年的82項。[22]國家社科基金是中國政治學類最高級別的科研基金項目，其它各部門、各地、各校大大小小的科研基金不計其數。投入增加必然帶來產出的增加。根據公開發行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目錄統計，我國政治學期刊約350余種，每年刊載論文約兩萬篇左右，[23]其中被《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收錄的期刊2000年為32種，2010年已增至39種;[24]其它類別的期刊(如《中國社會科學》以及各大學學報)每年也發表大量政治學方面的論文。[25]從 CSSCI的記錄看，近年來，每年發表政治學論文的學者都在5，000名左右，[26]每年發表的政治學論文也有5，000多篇，而且兩者的數目都一直在增加。[27]想必未被CSSCI收錄的作者與論文應數倍于這些數目。除了論文以外，每年還有大量政治學方面的書籍問世。這一切是30年前難以想象的。從圖1可以看出，在過去十幾年里，對政治學的學術關注度呈顯著上升的態勢。

　　第五，政治學引入了不少新的研究方法。30年前，政治學剛剛重建時，人們熟悉的方法只是所謂舊制度主義，也可稱之為法條主義。那時的政治分析往往是對法律規定的正式制度進行描述與歸納，仿佛實際政治就是如此運作的。其實，實際政治在任何國家都不完全是按正式制度規定的方式運作，這便是西方政治學中發生行為主義革命的原因。中國政治學重建初期最早引入的便是行為主義的分析方法。30年后，各種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都有中國政治學者使用，如個案研究、內容分析(contentanalysis)、比較研究、參與式實地考察、田野訪談、隨機抽樣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抽象模型建立、計量檢驗、博弈分析等等。連政治學系的本科生也滿嘴“因變量”、“自變量”、“相關關系”。當然，目前能熟練自如地運用新方法的人還不是很多。[28]

　　第六，形成了一個中華政治學圈。除了在內地進行教學與研究的政治學者外(包括在大專院校、社科院系統、解放軍系統、黨校系統、黨政機關政策研究部門的學者與研究人員)，還有幾百名從內地出國留學的政治學人，其中不少人已在美國、歐洲、澳洲和日本的大學與研究機構工作;加之兩岸四地政治學界日趨頻繁的接觸，一個學術交流熱絡的華人政治學圈已儼然成形。

　　在高度肯定中國政治學30年發展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蓬蓬勃勃的表面背后也存在著隱憂，這可以從圖2中看出些端倪。

　　圖2：2000-2006年政治學論文引用文獻的語種統計(比重)

　　數據來源：嚴強、魏姝、白云，“中國大陸地區政治學發展報告(2000～2004 年)：以CSSCI 為基礎的評價”，《江海學刊》，2006年第3期，第88頁;魏姝，“中國政治學研究概況分析：基于CSSCI分析”，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5期(2008年)，第89頁。

　　從2000-2006年的CSSCI數據看，7年間政治學論文引用各類文獻共計215，851篇次，其中中文文獻116，034次，占全部被引文獻的54.4%。換句話說，被引外文(包括譯文)文獻占總數的45.6%。這一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會科學的外文文獻平均被引率(33%左右)。[29] 從趨勢上看，政治學論文引用中文文獻的比重不僅沒有上升，反倒呈下降態勢，從2000年的56.6%降至2006年的52.1%，下降4.5%;而被引外文文獻的比重呈上升態勢，尤其是英文文獻的比重從2000年的19.8%升至2006年的26.8%，上升了7%(圖2)。

　　這些數字說明什么?從正面看，它們可以被解釋為，中國的政治學者接觸、閱讀和參考外文學術成果的能力不斷增加。如果說80-90年代論文中引用的往往是一些發表于60-70年代以前的過時外文文獻的話，現在中國學者已經常引用最新的外文出版物，似乎與國外政治學接上了軌。但從反面看，這些數字也說明，中國政治學這個學科受外來影響較大，本土化程度較低，低于其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30]的確，目前中國政治學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來自西方，中國政治學討論的不少熱門話題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公民社會”、“中產階級”、“合法性”);而中國政治學者并沒有自主提出多少可供全球學者討論的話題;即使提了，西方主流政治學也不屑討論。這種反差不僅襯托出西方的學術霸權地位，也暴露出我們自己的失語癥。

　　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原因恐怕是接軌心態。什么叫“接軌心態”呢?這就是一心接對方的“軌”，而忘了問為什么要接對方的“軌”?自己這條“軌”是否一無是處?對方的“軌”是否是唯一的選擇?兩條“軌”接不接得上?有沒有可能另辟蹊徑找到一條更好的路?接軌心態的要害是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批判意識，假定西方主流政治學是先進的、科學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卻忘了想一想這些假定本身有沒有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借用別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沒有什么不好。西方學者的理論思維能力比我們強，我們就甘當小學生，虛心向人家學習。我們也有強項，至少我們對中國的了解程度是他們無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論分析中國的素材，我們大概可以與西方的中國研究者打個平手。持這種想法的人忽略了一個可能性，即某些西方主流理論實際上是有色眼鏡，透過它們看中國、看世界，只會遮蔽我們的認知力。西方主流理論背后往往隱藏著一些未經言明的基本預設。如果我們對它們不了解，就會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這些預設基礎之上的理論架構奉為神明。但基本預設未必是不需證明的公理，如果它們本身有問題，看似高深末測的理論也許只是個精致的思想牢籠。另一種情況是，某些基本預設符合西方社會的實際，由此推演出來的理論因而適用于西方。但這些預設未必符合非西方社會的實際，那些由此推演出來的理論可能并不適用于非西方社會。無論如何，搞清各種理論背后的基本預設是十分重要的;沒辨明這類基本預設之前便“接軌”也許弊大于利。

　　不錯，許多由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的確對我們認識中國與世界具有啟發意義。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看似精巧、新潮的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模型往往帶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和不可避免的盲點。由于這些偏見和盲點的存在，這些理論模型很可能會變成束縛我們手腳的緊身衣和遮蔽我們視野的有色鏡。雖然我們中國政治學者生于本土，對本土有深情的關懷和切身的了解，但西方政治學潛移默化的影響之大，恐怕超出了我們自己的想象。如果不進行有意識的反省，我們往往會不自覺地以西方政治學之“是”為是，以西方政治學之“非”為非。什么叫文化霸權?讓人在渾然不覺中變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權法力的證據。愿意向西方學習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論卻可能窒息我們自己的創造潛力。

　　由此看來，在經過“取經”、“效仿”、“自覺”三個階段以后，中國政治學界應該大膽向前再跨一步：本土化。[31]本土化不是要關起門來發展中國政治學，放棄對外交流。恰恰相反，本土化要求我們全方位地拓寬交流的渠道，不僅與歐美的政治學界交流，也與亞非拉國家的學界交流，并把單向交流變為雙向交流，把取經變為相互學習。本土化并不拒絕借鑒外來的概念、方法、理論，但強調要批判地、有選擇地借鑒，反對來者不拒，反對盲目接納。用魯迅先生的說法，這叫“拿來主義”。本土化也不是要將視角局限于中國，把我們自己變成三家村的老冬烘;而是要時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識，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觀察世界。在批判地吸收外來養分的同時，本土化要求我們具有清晰的本土問題意識，善于從我們獨特的視角對中國和世界政治現象進行創造性的思考，并有意識地在思考過程中創造新關鍵詞、新概念體系、新基本假設、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最終把這種思考上升到一般性理論。只有真正將政治學本土化，中國政治學者才能以自信的姿態與各國政治學者對話，將中國人看中國和世界的心得與各國政治研究者共享。簡而言之，本土化的要求無非是三條：批判的吸收，創造性的思考，平等的交流。

　　長期以來，在研究政治時，我們中國學者已習慣于扮演概念，理論，方法的消費者，進口者這種角色。就如馬克思說的那樣，“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32]本土化迫使我們挑戰自我，在研究中有意識地進行自主理論思考。希望再過30年，當《中國社會科學》創刊60周年時，中國政治學界不僅可以充分表述自己，還能成為概念，方法、理論與思想的生產者和出口者。

　　注釋

　　[1]作為一個獨立學科，政治學的歷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因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那一年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政治學系。參見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The Development of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New York: IrvingtonPublishers， Inc)， p. 21.

　　[2]民國38年間，全國一共只有25萬人獲得大學畢業證書，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直到解放前夕，中國只有89個大學與52個專科學校，在校生8萬余人。見劉海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起伏與進退——以介紹分析一份重要的高等教育統計為中心”，《現代大學教育》，2001 年第2 期，第9頁。

　　[3]孫宏云，《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清華政治學系的早期發展(1926-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75-81頁。

　　[4]同上，第291頁。

　　[5]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學會”在1946年只有會員142人。同上，第290頁。趙寶煦說只有140人，應是記憶有誤，見趙寶煦，“中國政治學百年歷程”，《東南學術》2000 年第2 期，第39-40頁。

　　[6]孫宏云，《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第141-148頁，第377頁。

　　[7]見中國政治學會籌備會，“1980-1985年政治學研究選題計劃”，《社會主義研究》，1980年第4期，第47頁。

　　[8]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 - 181頁。

　　[9]中國政治學會籌備會，“1980-1985年政治學研究選題計劃”。

　　[10]張友漁，“中國政治學的興起—代發刊詞”，《政治學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頁。

　　[11]張國清，“從政治學到政治科學—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難題與范式轉換”，《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

　　[12]王滬寧本科在華東師范大學西語系學習法語，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代政治學科的研究生。畢業后，王滬寧留校任教，作為“中國最年輕的副教授”曾名噪一時;33歲時晉升至正教授，又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教授，后擔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在1995年進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前，他是中國最多產的政治學者。從“中國知網”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在“王滬寧”名下可以查到73篇論文。下面提到的文章數量僅指這些論文。如果加上通過其它渠道發表的論文，王滬寧發表的論文達300余篇。

　　[13]見《讀書》1981年第12期。

　　[14]包括這期間在國內權威刊物《政治學研究》上發表的4篇文章。

　　[15]在這一時期，王滬寧還出版了《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當代西方政治學分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王滬寧，“現階段中國政治發展中的幾對關系”，《社會科學》，1989年第10期，第14-19頁。

　　[17]王滬寧，“發展中的中國政治學”，《瞭望周刊》，1994年第20期，第31頁。

　　[18]同上。

　　[19]已有一些文章試圖歸納中國政治學30年來的成就，如楊海蛟，“中國政治學30年”，《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8年第2期，第48-65頁;林尚立，“相互給予：政治學在中國發展中的作為：中國政治學30 年發展的反思”，《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第67-72頁;王邦佐、邵春霞，“中國政治學學術發展30年”，《探索與爭鳴》，2008年第12期，第11-12頁。

　　[20]曹偉峰，“中國政法大學承辦紀念中國政治學會成立30年會長會議”，《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3月9日，http://www.cass.net.cn/file/20100309260336.html。

　　[21]圖1是根據“CNKI學術趨勢”(http://trend.cnki.net/index.php)制作的。“學術關注度”以“中國知網”知識資源總庫中的文獻為基礎，統計關鍵詞作為文獻主題出現的次數，從而量化學術界對某一學術領域關注度。

　　[22]李振，“國從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項目看中國政治學科發展狀況：基于1993—2008年國家社科基金政治學類立項項目的分析”，《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10年第1期，第60頁。

　　[23]嚴強、魏姝、白云，“中國大陸地區政治學發展報告(2000～2004 年)：以CSSCI 為基礎的評價”，《江海學刊》，2006年第3期，第88頁。

　　[24]《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2010-2011年)目錄》，2009年11月25日，http://lib.nwnu.edu.cn/refer/CSSci2010-2011.pdf。

　　[25]魏姝，“中國政治學研究概況分析：基于CSSCI分析”，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5期(2008年)，第89頁。

　　[26]魏姝，“政治學研究領域學者和機構的學術影響分析：基于CSSCI(2005-2006年)數據”，《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02總第210期，第69-70頁。

　　[27]魏姝，“中國政治學研究概況分析：基于CSSCI分析”，第89頁。

　　[28]參見肖唐鏢　陳洪生，“經驗研究方法在我國政治學：研究中應用的現狀分析”，《政治學研究》，2003 年第1期，第113-121頁;嚴潔，“中國政治學概率抽樣調查的實踐與特點”《江漢論壇》，2006年第3期，第16-20頁;謝韜，Lee Sigelman，“中美政治學研究方法之比較”，《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第2-12頁;馮志峰，“當前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現狀和反思：對九本政治學方法論教材的調查分析”，《甘肅理論學刊》，2008年第5期，第151-156頁。

　　[29]嚴強、魏姝、白云，“中國大陸地區政治學發展報告(2000～2004 年)：以CSSCI 為基礎的評價”，第88頁。

　　[30]此外，CSSCI 來源期刊中也包含了較多的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和外交類期刊，這可能也是造成被引外文文獻比重偏高的原因之一，但它并不能解釋變化的趨勢。

　　[31]王紹光，“‘接軌’還是‘拿來’：政治學本土化的思考”，《祛魅與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32]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7頁。這句話被譯為“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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