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據法新社報道，近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出席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活動時承認，中國在研發疫苗和“疫苗外交”上更有效率，讓“我們(西方)領導人感到丟臉 ”，但“從長遠看，我們(西方)可以更有效率”。

　　毫無疑問，疫情和疫苗問題早已被高度政治化了，馬克龍的表態也折射出當下西方的典型心態。過去一年，西方國家的抗疫代價慘重，但對中國的輿論戰仍有成效。本文作者王紹光先生尖銳地指出，即使西方精英對自身體制的“洗白”經常錯漏百出，但在外媒偏見性甚至抹黑性的輿論引導下，其依然成功塑造了西方民眾對中國抗疫成效“不知道”或知道但“不承認”的態度。他進而指出，抗疫要解決的是公共性問題，從世界各國抗疫表現看，群體本位的文化比個體本位的文化表現要好，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要表現的好，共產黨領導的地區比其他地方表現好，單一制比聯邦制表現要好。2021年，在抗疫下半場的疫苗戰中，中國在疫苗研發和生產上雖有巨大優勢，但目前國內的接種率還遠遠不夠，當務之急是優化接種策略，盡量加快接種速度，及時公布接種數據，讓中國成為接種疫苗最快、人民生命健康得到有力保障的國家。

　　本文為“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文化縱橫專欄特稿，由作者授權原創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最大的疫情，其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遠遠要大于疫情本身，已經影響到全世界每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不僅影響到個體與群體健康，而且影響到經濟、社會、政治、思想意識、人與人關系，甚至可能影響世界權力分布的格局，其影響力恐怕相當于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預示著世界大勢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疫后，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定位也許會發生重大變化，不僅其自身經濟、科技、政治的相對地位會再上一個臺階，各國民眾對什么是理想的、值得追求的社會政治形態的看法也有可能出現轉變。

　　目前，對中國的抗疫，西方大概有三種態度。

　　第一種叫做“不知道”，這是絕大多數人的西方人，他們知道自己本國的情況不佳，但他們的印象是中國更糟糕。這反映在西方的一些民調中。例如，美國有民調顯示，大量民眾認為美國表現糟糕透頂，但他們相信中國表現更糟。“不知道”是絕大多數人，他們一輩子生活在學校與媒體的洗腦中，對西方自身的制度有一種迷之自信。雖然他們完全不了解外部世界，但他們從小到大一直被灌輸丘吉爾的說法：他們的制度是“最不壞的制度”，其它國家的制度，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制度只可能更糟，不可能更好。

　　第二個叫做“不承認”，這是一小部分有知識，能夠接觸西方主流媒體以外信息源的人。他們也許知道中國的一些情況，了解中國抗疫的相關數字，如確診病例、死亡病例等，但他們選擇不相信中國的報告，認為中國的統計存在體制性、系統性的隱瞞，碰到疫情就會低報確診和死亡的數字。所以，他們不承認中國的抗疫成就。“不承認”是偏見的產物。如人們常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第三種叫做“不服氣”。這種人是西方社會中精英中的精英，他們知道并且承認，中國的抗疫比美國強太多，中國通報的數字大體可靠，但卻不服氣。日裔美國人福山30年前曾經寫下“歷史的終結”一文，宣稱其它的制度都已經失敗，只有西方制度才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終極樣板。過去30年讓他很失望，因為美國制度現象出衰敗的跡象，而中國卻一直突飛猛進。這次疫情爆發后，福山密切追蹤，不斷發表評論。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中國的抗疫成就很高，但他嘴還很硬，認為這并不意味著西方民主的失敗、中國體制的勝利。2020年3月份，他說美國應對疫情不如中國，但這不是體制的錯。4月份，他說中國的抗疫很成功，但是別國難以復制，因為只有中國這種體制才能做到。6月份，美國第一波疫情有所緩解時，他樂觀起來，說疫情可能產生積極的成果，比如說自由民主的重生。誰知他話音剛落，美國又出現第二波、第三波更為嚴重的疫情，一直持續至今。到了2020年底，他已經不那么有信心了，只能悻悻地說，西方不一定是輸家，西式民主并不一定不行。

　　“不知道”也罷、“不承認”也罷、“不服氣”也罷，其實都是一個來源，即對西方自己制度的盲目迷信。

　　福山用來證明西式民主還沒有輸的例證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截止到2021年2月3日，1.27億人口的日本，確診病例39.7萬，死亡6068人。人口5200萬的韓國，確診8萬，死亡1448人。人口2300萬的中國臺灣，確診917人，死亡8人。日本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但確診與死亡病例卻比中國多。無論如何，很難叫做成功。韓國情況比湖北以外的任何中國省份都糟糕，也算不上成功。至于中國臺灣，其實即使看現有報告數據，臺灣也比不上人口多60%的鄰省福建(確診541人，死亡1人)。問題是，臺灣的報告數據十分可疑。在疫情中，臺灣奉行的是“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即只要不進行普遍性篩查，就不會有那么多確診病例。然而，已有相當多從臺灣出發的旅客被發現新冠陽性。更可疑的是，臺灣2020年因肺炎與流感死亡人數大大高于預期。以往幾年，臺灣每年死于肺炎與流感的人數通常比上年增加1000人左右，但2020年的死亡人數卻比2019年大增近6000人，也就是比預期多增約5000人，而日本的新冠死亡人數也不過6千出頭。如此推算，臺灣的新冠感染者恐怕也與日本不相上下。一個小省，只因制度不同，抗疫卻比中國其他省份都糟得多，福山們看來選錯了例子。

　　從新冠疫情最初暴發到現在，一年已經過去?；谑澜绺鲊谶@一年里的表現，我們可以做出四點觀察。

　　首先，群體本位的文化比個體本位的文化表現要好。

　　個體本位文化強調個人自由，把個人自由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其標志就是在某國是否出現過抗議口罩令、抗議封鎖令這樣的行動。這樣的行動在歐洲、在美國的很多地方相當常見;直到現在依然層出不窮。在非洲，這種抗議抗疫的活動十分少見。盡管非洲的公共衛生條件、醫療條件很落后，但12億多人的非洲，確診人數、死亡人數比6600萬人的英國還要少。這種巨大的反差看似出人意料，但文化影響下的群體行為模式完全可以解釋。東亞地區抗議抗疫的行動也非常罕見，只有日本似乎有過零星、小規模事件，在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抗議抗疫的活動好像完全沒有報道過。福山試圖把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作為西式民主的范例，也許這是邏輯上的錯誤歸類；它們抗疫表現較好，實際上恐怕更應歸因于群體本位的東亞文化。

　　其次，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要表現的好。

　　現今，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數量不多，嚴格算起來，只有中國、越南、老撾、古巴(朝鮮無數據，不討論)。但這四國的人口加在一起有15億多，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合組織國家)的總人口還不到13億。兩相對比，高下立見。社會主義國家的抗疫總體表現堪稱優異，其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都不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零頭。

　　第三，共產黨領導的地區比其他地方表現好。

　　以印度為例，其總體抗疫表現很差。但它28個邦中，有一個邦是共產黨與國大黨長期輪流執政，共產黨的勢力與影響力巨大，即克拉拉邦。從2016年以來，執政的一直是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疫情之初，該邦是印度疫情控制最好的邦，后來確診病例增加了，因為克拉拉邦是印度對外最開放的邦，有大量人員在海灣地區工作，這些人因疫情回流引發確診病例向上攀升。但盡管如此，克拉拉邦的新冠死亡率是印度各邦中最低的。它的死亡率只有0.35%，比印度的平均死亡率1.44%要低得多。另一個例子是香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因為沒有共產黨直接管理，其表現就比較差。香港那么小一個地方，已經有10,530人確診，有185人死亡，比中國大陸除湖北以外的任何一個省份表現都要差。

　　第四，單一制比聯邦制表現要好。

　　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取單一制，只有20多個國家采取聯邦制。而抗疫表現不太好的國家中，相當多是聯邦制國家，如人們熟知的美國、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羅斯等。以中國附近的兩個鄰國為例，采取聯邦制的馬來西亞只有3100萬人，而采取單一制的泰國有近7000萬人，是馬來西亞的兩倍多。而前者的確診人數是22.7萬人，后者是2.1萬人;前者的死亡人數是809人，后者是79人。

　　為什么具備這四個特點抗疫表現會比較好呢?如果從理論上來解釋的話，其實也很簡單：抗疫是要解決公共性的問題，而群體本位、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領導、單一制都著眼于或有利于解決公共性問題，因此具有優勢。哪個國家具備這四個特點中多一點的特點，它抗疫表現就會好一點。中國同時具備上述4個特點，因此我們抗疫表現突出就不奇怪了。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制度之爭、模式之爭，在平時的情況下好像很難判斷孰優孰劣，因為各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內外環境太不一樣，比較中的不可控變量太多，無法清楚地指出制度、模式變量發揮了多大作用。疫情卻是統一的大考。面對同一種疫情，各國、各種文化、各種制度、各種模式表現不一。如果其中呈現出規律性的東西，我們就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文化、制度起了多大作用。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驕傲地說，這次全球抗疫，中國制度表現不俗。不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抗疫剛剛打過的是上半場，下半場已經開打，這就是疫苗戰。現在，西方政客與媒體再次使出了慣用手法：疫情上半場開始時，他們開足馬力到處散播說，新冠疫情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仿佛中國體制將會隨疫情而崩塌;下半場剛起步，他們又煽風點火，對中國疫苗極盡無端質疑、貶低、抹黑之能事。有理由相信，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再次看到“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局面。

　　中國應該、也必須打贏疫苗戰，但其面臨的挑戰也十分嚴峻，既包括疫苗研發、測試、國際分享，也包括國內接種快速覆蓋廣大人群?，F在，以色列的疫苗覆蓋人口比重最高，達58.8%;排名第二的阿聯酋也超過三分之一。其它覆蓋率較高的國家基本上都是西方發達國家與富裕的海灣石油國家。美國的疫苗接種存在很多問題，但他們接種疫苗的人數已接近人口總數的10%，大大高于我國。最新數字顯示，中國才有3124萬人接種了新冠疫苗，占人口的2.2%，比重低于美、英、德、法、意，離實現群體免疫的目標還相去甚遠。我們既然設計有多條疫苗研發技術路線，有海量的生產能力，就應該盡量加快接種疫苗速度，盡早確定疫苗接種的策略，及時公布接種疫苗的相關數據，讓中國成為接種疫苗最快、人民生命健康得到有力保障的國家。這一場戰爭打贏了上半場，不贏下半場太可惜。相信我們的體制一定能再接再厲，完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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