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

　　《中華魂》編輯部：

　　最近，我從報刊上讀到了辛子陵先生的一些言論，十分困惑。在我看來，這些言論歪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攻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鼓吹民主社會主義。這些言論邏輯混亂，概念不清，但卻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引經據典，頗能忽悠一些人。貴刊的“忘年交書簡”欄目曾發表過不少明辨是非、釋疑解難的文章，對于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很有幫助。現在，我不辭冒昧，懇求你們約請有關專家寫點文章，就辛子陵的言論談談看法，幫助我們在撲朔迷離中進一步弄清是非曲直。如蒙應允，不勝感激。隨信附上辛子陵的有關言論，請查收。

　　謹致

　　崇高的敬禮!

　　鐘永期 敬上

　　復信

　　鐘永期同志：

　　您的信件和所附辛子陵的有關言論已由《中華魂》編輯部轉來。我都認真讀過了。

　　在我看來，辛子陵這些言論的中心思想是，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交融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他在一次長篇講話的結尾，作為講話的總結，說了這樣一段話：“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實際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制度，這個新制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里。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這一段話，是辛子陵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前途的基本設想。然而對于人類前途命運這樣重大的理論問題，他并沒有作任何論證，只是下了個斷語，這是極不嚴肅的。

　　對于他的這一論斷，人們不禁要問，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主觀的想象還是一種客觀必然性?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能夠相互交融成為一種制度嗎?民主社會主義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在于它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嗎?

　　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①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并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②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③

　　同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是從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④正如列寧所說的，他們提出未來的社會制度問題的根據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⑤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不是他們的臆想，而是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論證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別于以往任何生產方式的地方是，一方面，社會的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生產達到了高度的社會化水平;而另一方面，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成果卻被資本家(他們在全社會人口中只占少數)私人占有。這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的矛盾。在生產高度社會化的條件下，社會生產各個部門和各個企業之間的聯系空前擴大和加強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已經結成為一個統一的有機體。這種社會化的大生產，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對社會生產進行統一的調節和管理，同時還要求生產成果也歸社會共同占有和分配。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生產各個部門和各個企業之間的比例關系以及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協調起來，從而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但是，資本主義的現實情況并非如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成果日益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里，歸他們私人占有，服從他們攫取剩余價值的貪婪目的。這樣，就不能不引起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沖突。這一矛盾表明，“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有計劃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占有，以便保證，并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保證社會全體成員享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資料。”⑥

　　生產力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必須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取代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會出現曲折、反復，但這一總的歷史趨勢是不會改變的。辛子陵用任何言辭也否定不了這種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社會制度從根本上講是對立的，不可能 “交融”成為一種制度

　　每一種社會制度都有它自身內在的質的規定性，而同其他社會制度相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有自己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從而成為兩種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有著根本的區別。

　　從經濟上講，兩者的所有制基礎不同，進而生產目的也根本不同。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的落后、發展又不平衡，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但始終是以公有制為主體。資本主義經濟是以資產階級私有制為基礎的。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在市場上按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無償地占有工人在生產中創造的剩余價值，形成了資本家同工人之間的雇傭、剝削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目的是追逐最大利潤。

　　從政治上講，兩者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不同，進而執政的政黨的性質也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處于領導地位，執政的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它代表了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家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對廣大人民群眾實行最廣泛的民主，但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資本主義制度是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國家盡管打著民主的旗號，但歸根到底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不過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表現形式。定期更替、輪流上臺的執政黨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它們都是資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性質是根本對立的。

　　從思想上講，兩者的指導思想、價值觀有著原則的差異。一個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必然占統治地位。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工人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處于指導地位，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則相反，在那里，資產階級的價值觀、自私自利思想占統治地位。

　　可見，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政治、思想各個領域的基本制度角度看，兩者處于對立狀態，非此即彼，根本不可能交融成為一種社會制度。正如列寧指出的：“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相處，最后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挽歌，就是為資本主義唱挽歌。”⑦在當前歷史條件下，放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必然陷入資本主義泥坑。在基本制度層次上不問姓“社”姓“資”，客觀上是會導致資本主義化的。

　　其實，辛子陵本人也不相信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能夠交融，他是在“交融”的幌子下鼓吹資本主義化。他在講話的開頭，說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發展私有制，發展資本主義”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救了社會主義”。這就說出了他的真實思想：中國唯一的出路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他說的“交融”的實質。

　　西方國家正在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交融”只是一種幻想

　　近幾十年來，所謂“趨同論”，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越來越趨同，世界將走上既不是社會主義又不是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說法，甚囂塵上。辛子陵不過是拾人牙慧而已。

　　現實生活給這種說法一記響亮的耳光。從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國家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始終把消滅社會主義制度、恢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如果硬要說什么“趨同”、“交融”，那么在壟斷資產階級心目中，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恢復資本主義制度，“歷史到此終結”。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帝國主義就糾集14國用武力入侵俄羅斯，企圖把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軍事、經濟實力傾巢侵犯蘇聯，妄圖消滅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武力進攻未能得逞的情況下，西方國家改變策略，轉而采用和平演變的方式來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改變顏色，復辟了資本主義制度，標志著和平演變的得手。隨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了中國，對中國加緊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正如鄧小平指出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⑧。西方國家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也主張同我們接觸、發展經貿往來，但這種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對中國的政治產生影響”。用布什總統的話來說，就是要“利用經濟接觸來促進自由”。美國前任駐華大使在就任前向國會保證說，保持中美兩國密切的關系，是為了“促進各種思想向中國自由流通”，“使中國能更多地接受西方價值觀”。歷史和現實都表明，西方國家從未放棄過消滅社會主義的念頭，“趨同論”、“交融論”是違反客觀實際的主觀想象的東西。

　　在西方國家千方百計地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情況下，不去劃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卻鼓吹兩種社會制度相互交融，這只能搞亂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思想，放棄對和平演變戰略的警惕。不能不承認，這種言論不管論者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是配合了帝國主義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

　　既然“趨同論”、“交融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際生活中又是不存在的，為什么會在社會上流行、蔓延開來，得到某些人的認同呢?應該看到，像辛子陵這樣的人是故意散布“交融論”的，目的是為資本主義同化社會主義制造輿論。他們說的“交融”，是要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靠攏”，實質上是和平演變的換一種說法。撇開這些別有用心的人不說，如果單從認識的角度看，有人贊同“趨同”、“交融”，往往是把不同問題混在一起了。主要是這樣兩個問題。一是把運行機制同基本制度混為一談，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運行機制上的某些共同之處，當作社會基本制度趨同了;二是把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同社會制度的趨同混為一談，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貿易往來的密切化，錯認為兩種社會制度溶合了。

　　為了認清“趨同論”、“交融論”的錯誤，在方法論上必須把運行機制與基本制度嚴格區分開來。基本制度體現了一種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它屬于本質層次，每一種社會都有自己的、與其他社會相區別的獨特的基本制度，就這一層次而言，兩者是對立的，不可能趨同、交融;運行機制則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它屬于現象層次，在這一層次上不同社會制度往往會有相同之處，具有共性。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在現象上是沒有區別的，只在本質上有區別，這就是內部的區別。”⑨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在運行機制方面，也就是在現象層次上，存在許多相同的東西，因而可以相互借鑒和學習。例如，兩者都是社會化生產，都需要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要求進行管理;兩者都是商品經濟，也都需要遵循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進行運轉。因此，許多經營形式、管理方法是共同的。又如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作為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嶄新的社會，需要繼承、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優秀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⑩但是，我們能夠向資本主義學習和借鑒的，只是運行機制層次的東西(即使在運行機制方面，學習和借鑒時也不能照搬，而必須有所揚棄)。至于說到社會基本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兩者之間沒有共同之處，不可能相互學習和借鑒。在基本制度層次上，存在的只是取代關系，或者按照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或者在特殊環境下，由于階級力量對比發生逆轉，社會主義國家里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

　　贊同“趨同論”、“交融論”的人，往往只看到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在運行機制方面的某些共性，而抹殺了兩種社會形態在基本制度方面的對立性。

　　為了認清“趨同論”、“交融論”的錯誤，在方法論上還需要把經濟交往同社會制度區分開來。從十月革命至今的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在世界范圍內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的“一球兩制”的時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源配置越來越突破國界的限制，各種生產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配置，從而各國經濟密切聯系在一起，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這是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新的科技革命帶來的必然趨勢。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脫離世界經濟而孤立地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參與和利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而不能“邊緣化”。經濟全球化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全球化帶來了吸收外資、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條件和機會，帶來了出口商品、對外投資的有利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帶來了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壓力和機遇。我們必須抓住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機遇，發展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須知我們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參與經濟全球化、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往來的，這與社會制度的趨同、交融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毫無疑問，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開展貿易、金融、投資等活動時，必須遵守共同制定的規則，例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這叫做“與國際接軌”。但這種“接軌”只限于經貿往來的操作層面，而不涉及社會基本制度。同樣，在經濟全球化趨勢面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需要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這是符合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資本家總是要賺錢的，中國這樣龐大的潛在市場對他們無疑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在同社會主義國家打交道時，他們一方面決不會放棄自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卻竭力通過發展經貿關系、擴大人員交流，向社會主義國家灌輸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把它當作和平演變的一種手段。可見，經濟往來的密切化以及遵守共同的規則，并沒有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各自的根本性質，也不可能使兩種社會制度溶合成為某個“第三條道路”。

　　基本制度與運行機制、經濟貿易往來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我們在學習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經營形式、管理方法，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貿易交往時，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能籠統地說不要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模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很容易把我國的社會制度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的。鄧小平十分注意這個問題，他在談到改革開放過程中借鑒學習資本主義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時，強調這樣做必須有利于社會主義。他說：“到本世紀(指20世紀——引者)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11}

　　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因素不能說資本主義社會里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增多了

　　有人提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里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多了。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社會制度相互“趨同”、“交融”的一個理論依據。例如，戈爾巴喬夫就說過，“資本主義現在遠不是從前那種資本主義了。”“社會主義是一個世界進程，它不限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范圍。我們從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看出了它的許多表現。社會主義的一些特點，諸如公有制、計劃化、社會保障，在某種程度和范圍內已經成了先進的西方社會生活習以為常的部分。現代的民主和法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行動的成果。”{12}戈爾巴喬夫這段話是十分荒謬的。第一，他把資本主義社會并不存在的東西，硬說資本主義已經有了，例如公有制。他把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當作公有制了，這遭到了西方政治家的嘲笑，因為股份制只是資本的組織形式，它本身并不能說明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第二，他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性東西當作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了，例如，計劃經濟、社會保障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可以用的發展生產、保證社會穩定的方法;民主和法制的具體制度(不是指民主和法制的階級本質)，作為社會行為的規范，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有的東西，這一類共性的東西并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本質特征。這些東西是可以相互借鑒和學習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實行這類做法并不等于出現了社會主義因素。

　　社會主義因素，作為社會主義特有的本質特征，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不可能產生的，更不可能越來越多。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過，由于俄國“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13}毛澤東在讀這本書時表示贊同這一意見，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已經產生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建立起來的。”{14}在另一處，他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都根本不能產生，當然也就說不上成長。這是我們同修正主義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義者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城市中的公用事業是社會主義因素，說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歪曲。”“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15}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可以在封建社會中產生并初步成長起來，因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它們是私有制的兩種形式;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產生和成長的，因為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而公有制與私有制是根本對立的，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才能建立公有制經濟關系。至于說到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因素，那更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自發地產生和成長了。美國標榜最自由、最民主的了，但美國決不允許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決不允許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美國法典第18篇第2385條規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動、勸說或講授推翻或摧毀美國政府的行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發表、傳遞、出售、分發或公開展出任何書寫品或印刷品，都要處20年徒刑或2萬美元罰款，或者兩者并罰。”美國共產黨黨綱上出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字樣，其領導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把持政權的壟斷資產階級是不會允許政治領域的社會主義因素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存在的，更不用說成長與發展了。在意識形態領域，資產階級政黨可以容忍馬克思主義的存在(只要不危及資產階級統治)，但決不會同意馬克思主義占據主導地位，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本質特征。戈爾巴喬夫鼓吹西方國家里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多了，正好表明他與鼓吹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伯恩斯坦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叛徒，而他在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他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撇開政治立場，單從認識的角度看，某些談論資本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多的人，主要存在以下幾個認識誤區。第一，把生產力的發展當作社會主義因素了。有人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提高，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生產資源的配置已越出一國的范圍而在全世界進行了，因而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多了。然而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意味著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化，它只是表明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條件越來越成熟了，這并不等于社會主義因素的增多。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并不能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因素，必須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才有可能產生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第二，把運行機制中的某些共同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的因素了。例如，有人認為，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里，運用計劃經濟的方法多了一些，這表明社會主義因素增多了。他們把計劃經濟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了。其實，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只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社會主義可以用，資本主義也可以用。計劃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采用計劃經濟這種方法并不意味著產生了社會主義因素。第三，把國家所有制當作公有制了。有人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里，國家所有制的發展就是社會主義因素的增多。然而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各種社會制度都不同程度上存在國家所有制。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國家所有制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國家所有制的性質取決于國家的性質。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里，國家不管其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所以，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是資產階級私有制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公有制。他批評說，“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這是“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16}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行使生產資料所有權，這樣的國家所有制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才是全民所有制，才成為公有制的一種形式。第四，把福利制度當作社會主義因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工人階級斗爭的壓力下，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實行福利制度，對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提供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障。這無疑對工人階級改善生活、減輕剝削程度是有利的，但它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采取的具體政策措施，不過意味著“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17}而已，工人階級并沒有因此而改變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因而不能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因素。

　　民主社會主義是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辛子陵說，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毫無根據的論斷。從社會制度來說，民主社會主義并沒有“超越”資本主義，它本質上仍是資本主義，只是主張對資本主義制度作若干改良而已;就社會基本制度而言，它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立的兩種制度。

　　談到“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我們必須把思想流派和社會制度區分開來。作為一種思想流派，凡是批評資本主義、揭露資本主義弊病的，都自稱為“社會主義”，歷史上存在過“封建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里揭露了它們的階級本質。民主社會主義也批評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某些弊病，所以有時人們把它當作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就不能這樣說了。不能說凡是承認資本主義有弊病，要求消除這些弊病，就成了社會主義制度了。社會主義制度有它自身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而與資本主義制度有著根本的區別。不具備這些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就不能叫做社會主義制度。

　　民主社會主義竭力反對的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具備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工人階級政黨掌握政權，主張多黨輪流執政，實行議會民主、三權分立那一套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反對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主張維護資產階級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反對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聽任資產階級思想泛濫并起主導作用。一句話，它反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因而它不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它雖然批評資本主義，但只是要求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充當資本主義“病床前的醫生”，而不觸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本身，因而沒有超越資本主義，更談不上是社會主義。維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只要求對它做點改良，怎么也不能叫做社會主義制度。應該說，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模式。

　　在實踐上，連社會黨自己也承認，他們執政幾年、幾十年的某些西歐國家，實行的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沒有因為他們執政而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了。他們從不諱言，他們的執政并沒有把資本主義制度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制度。而蘇聯東歐國家在戈爾巴喬夫之流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指導下，政局發生劇變，社會制度迅速由社會主義演變成為資本主義，這一事實也從反面說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實質。

　　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性質，壟斷資產階級思想家看得很清楚。布熱津斯基就說過，民主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甚至不是“傳播共產主義的用心險惡的招牌。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常常是同共產主義學說的吸引力進行斗爭和為共產主義模式提供另一種民主選擇的最有效的辦法。”{18}

　　至于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那更是完全錯誤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它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在思想建設方面，我們堅定不移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把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相結合，與時俱進，推進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民主社會主義則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甚至把馬克思主義從黨綱中完全排除出去。

　　在政治建設方面，我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而民主社會主義則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主張實行西方的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

　　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而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維護和加強資產階級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主張用對經濟的民主監督取代消滅私有制、消滅雇傭勞動關系的要求，用社會保障來緩和階級矛盾。

　　在文化建設方面，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努力建設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等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而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基礎上產生的資產階級核心價值體系，冒充“全人類共同價值”，并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

　　在社會建設方面，我們明確提出社會和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堅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最大限度地實現、維護、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把共同建設、共同享有貫穿于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過程，而民主社會主義則主張保留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制度，維持階級對立狀態，在此前提下采取一些具體措施維持社會穩定。

　　很明顯，從根本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兩種對立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前者是社會主義制度，后者是資本主義制度。決不能把兩個有本質區別的制度說成是同一種東西，決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混為一談。

　　以上是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供您研究參考。歡迎來信繼續討論。

　　專復。謹祝

　　學習進步，身體健康!

　　您未曾謀面的老年朋友 周新城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l卷，第2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列寧全集》第31卷，第4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2、4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列寧選集》第4卷，第3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毛澤東著作專題選編》(上)，第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鄧小平年譜》(下)，第134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2}戈爾巴喬夫：《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見《未來社會主義》，第19、2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13}《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42—54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30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8年版。

　　{15}《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6、29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8年版。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52、7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布熱津斯基：《大失敗》，第11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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