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概念，不能拿來就用

　　李慎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追求話語霸權，但必須建立維護我國和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話語體系。如何建立中國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我認為應該首先對從西方借鑒過來的眾多概念、名詞進行實事求是的辯證分析。對于符合我國和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概念、名詞等，我們應大膽使用，并要繼續不斷的借鑒引進;對于有些概念名詞我們進行必要的限定;不符合我國和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我們則應果斷停止使用。

　　比如，“國際社會”不單指西方強國，不能說廣大發展中國家就不是國際社會;第二是“恐怖主義”，不能把人們對壓迫、剝削甚至直接武力鎮壓的反抗認定為恐怖主義;三是“與國際接軌”，侵害我國根本利益的國際條約，我們不能與它接軌;四是“融入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背景后邊有政治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我們應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而不能融入經濟全球化;五是“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國家利益無疑高于一切，但是在國際關系理論里面，不能籠統地講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應該是聯合國憲章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高于一切;第六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不能剝奪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此外還有“負責任的大國”、“共度國際金融危機”等等。

　　汝信(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進入現代以后，我們大量引進西方的學術，導致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沿著西方的思路去思考問題。比如“民主”這個詞，可以有各種理解，但現在很多人一講起民主就天然地把西方一些概念套用進去。再比如有些人一講到政黨就認為政黨政治好像就是要你爭我奪來奪取政權，這完全歪曲了它本身的原理。所以有些名詞要正確理解，特別要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的實際經驗重新解釋，創造自己的話語體系。

　　這有兩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要加強研究、正確解釋外來名詞概念，二是創作自己的名詞概念。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取得大量新經驗，有很多新理論的表述，用舊名詞已經不能表達，但要構建這個體系需要非常艱苦的學術努力。

　　有批判精神，話語權更大

　　沙健孫(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迷信西方的教條主義實際上已經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嚴重障礙，無條件地抄襲和套用西方學術思想，必然使一些人喪失獨立思考的精神和自由創新的能力，這同理論創新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馳。美國芝加哥大學有位資深政治學教授說，中國的政治學如果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學，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因為抄得再好，人家也從中學不到任何新東西，但中國的政治實踐已積累了豐富經驗，既有挫折的教訓，更有成功的經驗，如果能夠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就可以給政治學增加新東西，這樣外國人才能來研究中國新的東西。

　　劉海藩(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的話語權或話語體系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就展望的一種表述。這首先包括中國成就，應該充分肯定中國的成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的。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立場就是用唯物主義辯證法批判舊世界，描繪和建設新世界，如果離開這個立場，恐怕就會走偏。

　　我們要有批判精神，科學本身就是批判的。我們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對于這30多年的不足，我們自省總結的不夠，好像一講缺點和毛病就非常忌諱。有批判才有進步，才能真正使我們今后的決策更加科學有效，成就更加巨大，話語權也就更大。

　　程恩富(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西方意識形態已經出現嚴重危機，但現在搞經濟學界的人都知道，在教學和研究領域，西方的話語權肯定占主導，很多大學明文規定，沒有西方學位的人不允許擔任經濟學院院長。這個問題很嚴重，我們應當在借鑒吸收的基礎上，在經濟學方法論上超越馬克思主義、超越西方經濟學，在經濟理論的含量方面也要超越馬克思經濟學。這樣就能和西方經濟學相對應，爭奪話語權。除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都要這樣。

　　于沛(原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所長)：現在在中國史學研究里有三個問題：第一，否定“十七年史學”，認為這是政治說教，不是科學;第二，承認中國歷史科學的發展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但標準是什么?是開始接受西方史學的理論和方法，用西方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改造中國的歷史研究，所以有了科學的歷史學;第三，中國史學的出路在于更系統全面地在21世紀計劃史學理論和方法。這些說明了一個強烈的現實問題，我們沒有自己的或沒有完備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沒有我們自己的話語系統，在這個方面我們正在進行著很艱苦的斗爭。

　　要把中國的事說清楚

　　黃平(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除了不能盲目西化之外，現在存在另外一個問題，即怎么把中國的事說清楚。一方面是西化、洋化、教條，另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理論好像越來越不清楚、越來越不明白、越來越不理直氣壯、越來越不生動活潑，老百姓不懂，干部也不懂。

　　毛澤東提出“三大實踐”的理論時，國內經濟也很差，但這一理論在世界上的影響是很大的。這說明話語體系不是簡單、機械地要等到有錢、有了實力才會影響別人。所以我們應該從主觀上找原因，把中國自己的事、自己的實踐、自己的道路概括好、講好，姑且不提在國際上有多大影響，在外交上有多大話語權，首先是要讓我們的干部、群眾、知識分子、青年人能夠信，這樣，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層面就能夠站得更牢。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話語權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要使我們思想理論觀念做大做強，能站在理論制高點。首先，我們講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不是為風格而風格，為特色而特色。其二，我們講話語體系、話語權，不是要把自己封起來，而是要和世界進行交流。人類文明本來就是交流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包括西方的政治經濟學，空想社會主義也包括費爾巴哈、黑格爾的哲學。我們應有一種開放心態，吸納西方各國和其他各個國家優秀的東西?！?本文是近日中國社科院舉辦的“建立中國的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研討會的摘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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