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理論問題探討（上 1949-1978）

　　鄭彪

　　引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經過撥亂反正，對建國以來特別是50年代中期以來極左路線的錯誤，從理論到實踐都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和反思，為改革開放開辟了道路。從那時起，又一個三十年過去了。經過3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我們又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世界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歷史的經驗需要反復總結。站在黨的十七大的歷史和理論高度，結合改革開放30年的新鮮經驗，回過頭去再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會引起許多新的有益的思考。

　　一、關于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若干基本思路

　　(一)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斯大林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進行了理論概括。蘇聯在1935年農業集體化完成以后，就宣布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了。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蘇聯社會高度一致，高度團結，實際上是認為社會主義沒有矛盾，也沒有階級斗爭。毛澤東將唯物辯證法運用于社會主義社會，提出社會主義的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而且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解決;搞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論述，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紀世界政治家和思想家中也是獨樹一幟的。毛澤東的這個思想，究竟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極左思想，加以否定。蘇聯解體以后，這個問題被實踐重新提了出來。“搞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毛澤東的理論預見已經應驗。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重新研究和評價毛澤東的有關思想和論斷。毛澤東關于黨的八大報告有關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表述的不同看法，理論上的分歧，也在這里(將八大前后的黨內斗爭，僅僅歸結為權力斗爭，這是西方的自由主義觀點)。毛澤東在實踐上沒有解決好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但是否因此得出結論，他在理論上也完全錯了?事實表明，這是一個矛盾：如果理論上完全錯了，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論斷和科學的預見;如果實踐證明了政治論斷是正確的，預見是科學的，說明其所依據的理論有正確性，值得研究。蘇聯共產黨在理論上的失足，有一個很長的過程，在思想方法上是從形而上學開始的，在理論上是從否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開始的，從否認國內階級斗爭到放棄國際階級斗爭(蘇聯放棄階級斗爭，美國卻不放棄，而且絕不放棄“文明沖突”，終于把蘇聯“沖突”垮了);從赫魯曉夫時期的“三和兩全”到勃烈日涅夫的“緩和”;從斯大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到勃烈日涅夫宣布進入發達社會主義，再到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及至到蘇聯解體，這之間有沒有聯系?有什么聯系?與此相聯系的大量問題，都值得重新研究。

　　在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中國需要治窮，這并不錯。毛澤東說中國“一窮二白”，所以對治國先治窮的道理，不是不懂。問題是在當時條件下，還不僅是消費和積累的矛盾尖銳，而是“吃飯和建設”發生尖銳的矛盾，消費基本上就是個維持溫飽問題。如果按照黨的八大的路子，由陳云同志繼續抓經濟建設抓到底，堅持搞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大計劃小自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個提法是后來提出的，但是陳云同志的這個思想是很早就有的)，那樣的話，后來的局面必然大不一樣。所以，問題不是出在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而在于怎樣走社會主義道路。怎樣走社會主義道路，關系到理論上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50年代中期的內外條件下，逐漸形成了左傾路線。路線錯了，是不是理論就都錯了?這個問題不簡單，理論尤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多年來一個流行的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被耽誤了20年。說耽誤，不是說干閑了20年，而是說黨的工作重心不在經濟建設上，“階級斗爭為綱”實際上搞成無休止的激烈內斗，造成損失極大。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指出要分開工作問題和階級斗爭問題，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而妨礙了工作(包括經濟工作)，階級斗爭和工作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所以雖然重新強調階級斗爭，但對經濟工作的影響不大，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得以順利完成。(11)但是，在帝國主義包圍條件下，放棄階級斗爭，任憑人家斗我們，顯然也不行。所以，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的表述，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近30年的歷史證明，正如劉國光同志所說：“前 30年階級斗爭擴大化是一個錯誤，但抓階級斗爭并不錯。還要指出，毛澤東雖然晚年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錯誤，但是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斗爭，還必須注意階級斗爭，還是很中肯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當時看來已經消失，但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是一個基本事實。‘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從國際經驗看，當時的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上臺，蘇共變為全民黨，等等，均預示著國際共運中隱藏險惡的形勢，為后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的演變所證實。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觀上就是想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陰形在中國的出現。但是他在發動‘文革’時，對國內黨內具體形勢估計錯誤，混淆了敵我是非，犯了用全國內戰、急風暴雨式的斗爭方式的錯誤，傷害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我們否定“文革”，是否定它作為政治運動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范資本主義復辟的動機。應該說，沒有‘文革’的預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蘇東劇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災難，“六四” 事件的到來會導向何處，誰也不敢斷言。所以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說得很好，毛澤東同志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列著作，還始終認為他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事實的確是這樣的。”(12)

　　建國初期的中國實在太窮，工業化資金無處措手。所以只能咬牙關、勒褲帶，這一咬一勒，高積累一氣搞了30年。中國苦窮久矣，改革開放以后，調整了國民經濟的比例，抓住發展生產力，就是牽住了“牛鼻子”，也是人心，所以能迅速打開新局面。能這么做，也是由于前30年有了些家底。一面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做大“蛋糕”，一面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正道。建國以來，從來沒有放松發展生產力，只是工業化壓力大，消費基金有限，意識形態必須與之相適應。問題是走過頭了，似乎越窮越革命，越接受社會主義，而“富則變，富則修”，等等。而且，一味以“階級斗爭”為綱，看起來似乎是在生產關系上做文章，實際上還是“馬上治”的辦法。這條道路，使黨、國家和人民吃了很多苦頭，陷入危難。歷史證明這條路走不通，用黨的十七大報告的話說是“倒退沒有出路”。報告其所以這樣講，是因為近年來社會上重新涌起一股對于改革開放全盤否定的左傾思潮。其背景主要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經濟改革進入 “深水區”，若干改革政策失誤等因素，既損害了相當數量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又不合理地加劇了社會分化，社會上對于經濟改革有各種各樣的批評和意見，表現為 2004-2006年民間自發掀起的主要以互聯網為平臺的對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和政策反思浪潮，被稱為1978年以來的“第三次改革爭論”。所謂“第三次改革爭論”，其實不大象爭論，更象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一次民間自發的口誅筆伐。向改革開放前的極左路線倒退，固然沒有出路;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改革，其實是向舊社會倒退，更沒有出路。總的看，“第三次改革爭論”中許多意見的基本傾向、基本思想和基本觀點是正確的，甚至是不乏深刻的。其中絕大部分批評者是支持改革開放的，對改革開放持全盤否定意見的是極少數。但是這種偏激的觀點迎合了社會上一部分群眾的思想情緒，形成了一種左傾思潮。目前，各種思潮之間的斗爭更加激化，發展下去，不利于社會穩定，一旦造成某種“折騰”，有可能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造成某種干擾。但是，斗爭又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 2002年以來中央加大力度調整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特別是隨著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來，采取了大量改善國計民生的措施，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實事求是地說，中央見事早，動作快，提前六年進行重大政策和結構調整，才使得中國在這場世界經濟危機中的表現相對出色，否則局面將被動得多。

　　另一方面，保持社會穩定，既要繼續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否則社會財富增加再快，或是被國際壟斷資本巧取豪奪太多，或是被某些利益集團鯨吞侵潤太多，對外輸送利益太多，人民群眾不能共享發展的成果，國家實力等不到較快的提高，辛辛苦苦，白忙活一場不說，搞不好社會矛盾激化，同樣可能造成某種折騰，甚至是更大的折騰。這些問題都不是就事論事所能夠解決的，需要上升到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上加以說明。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就是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所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理論難點。

　　(二)關于計劃經濟和獨立自主的建設方針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雖然是實行左傾路線，但是國家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從未放松，所以在經濟建設方面還是積累了大量成功的經驗，例如計劃經濟的理論和實踐，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建設方針等等。

　　關于計劃經濟，筆者曾經說：“20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經濟被一些人妖魔化得不成樣子，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反思改革，需要以科學發展觀重新認識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計劃經濟的最大優勢之一在于迅速地(不通過市場機制)將社會剩余產品轉化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沒有外部積累來源，在一個時期內難免會侵蝕一部分必要產品，比如‘挖農民’和長期實行低工資，甚至長期凍結工資。迅速積累的含義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給剩余，不通過市場機制;第二，政治獨立，消滅官僚買辦資本，合營了工商業，剩余不流失于個人(官僚買辦和私人資本)，更不流失于國外，而留在國內，在國家手里轉化為積累。正是在這里，沒有殖民地的后起國家產生了趕超發達國家的可能性，為‘一窮二白’的中國奠定了初級工業化的基礎，還有了原子彈和航天基礎，為今日的崛起插上了騰飛的翅膀。”(13)所以，中國有今天，得益于計劃經濟打下的基礎，正如劉國光同志所說：“有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塊強板。”可是，改革開放以后，在西方思潮的沖擊下，“強板”變成了“弱板”，搞了一段市場經濟，嘗到了一點甜頭(有的人甜頭多一些)，就全盤否定計劃經濟，這種做法不僅被歷史證明在理論上不正確，實踐上已經在吃苦頭。進入新世紀，隨著我國發展和改革在實踐上遇到愈來愈大的困難，理論上和政策上的反思也不斷深化。于是計劃經濟被妖魔化、被埋藏太久之后，重新“出土”。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這句話是什么意思?筆者看來，至少有三層意思：第一，這是在總結一個時期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得出來的結論，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第二，是對今后長期經濟工作全局的具有方向性、指導性的大政策，因為十七大本身是管戰略的，是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作戰略布局。所以中央一錘定音，“不爭論”，將計劃重新寫進報告;第三，這句話根本就是對計劃經濟歷史經驗在當前條件下的一種辨證的重新肯定。今后隨著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深入展開，也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進一步清理，這類表述還會逐漸多起來。十七大以后，特別是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以后，還有人在一個勁兒地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狡辯，有點“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而不自知，或者是在玩危險的賭博游戲。

　　中華民族經歷一百多年的包羞忍恥，一旦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中國人的精神面貌頓時煥然一新，豪情萬丈。五十年代的中國人，窮得叮當響，哪有什么洋房汽車，能溫飽就不錯。但是全民族精神解放，豪情萬丈，大喇叭整天唱“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老百姓是從心里唱。有了自信就提倡敢想敢干， “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毛澤東詞)。當時左傾思潮例如“大躍進”能成氣候，“栽筋斗”，也與此背景有關。80年代中期以后，西化思潮迅速蔓延，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也與長期左傾路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嚴重地挫傷了民族精神和削弱了社會主義有關。

　　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也由于西方封鎖、中蘇交惡，周恩來主持制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十六字建國方針。建國以來，前后兩個30年的歷史都證明，這個建國方針，不但完全正確，甚至字字珠璣，現在也完全適用。自力更生，前些年遭到的詬病最多，一些人把計劃經濟打翻在地，殃及自力更生，甚至認為這是閉關自守的落后表現和自然經濟的反映。現在吃苦頭，知道了，核心技術根本買不到，買資源也很困難。這是因為美國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據海外揭露，“鮮為人知的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外匯儲備進行圍堵，不許中國購買資源與核心技術，只允許中國投資美國國債、垃圾債券和落后工藝。” (14)前些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否定自力更生的人似乎理直氣壯，但是畢竟國情所在，否定獨立自主，則一般不敢明目張膽，于是有學者羞羞答答，明修暗渡，試圖以“開放創新”蒙混過關，但中央還是確立了“自主創新”戰略，這實際上表明中國重新確立獨立自主的建設方針。

　　上文說，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同樣，在理論上和實際工作中放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設方針，也是這樣。楊帆教授說：“長期以來，我們的戰略在一定程度上被誤導。中國經濟理論界盲目追隨美國，片面強調靜態比較優勢。直到今天還有人堅持說，做好低端也不錯。可中國這么大的投資能力，向低端投入已經過多，國內生產能力已經過剩1/3，長期被迫在國際上傾銷。目前發達國家市場萎縮已成定局，我國過剩的低端生產能力，或向內需轉移，或向高端升級，根本沒有繼續以低端出口導向戰略的可能。”(15)實踐證明，歷史條件改變了，但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永遠不會過時。至于艱苦奮斗、勤儉建國，更是中國人民也是國家優秀的傳統。80年代后期社會上奢靡之風已經興起，1988年先師關夢覺先生在全國政協大會發言中大聲疾呼堅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其實意思是包含堅持“獨自自主、自力更生”在內的，可惜那時候已經無人重視。至于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市場經濟大潮洶涌而來，社會上物欲橫流，從南到北，到處“燕舞”，奢靡無度，許多方面有甚于西方國家。直到進入新世紀，許多人才逐漸認識到十六字建國方針是一筆寶貴財富。幸虧2002年以來，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改善民生，調整結構，等于提前六年化解經濟社會風險，否則這次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突然襲來，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困難無疑將更大。2005年冬筆者在海南師范大學舉辦的一次與暨南大學某學者關于金融問題的交流會上發言，提出金融危機難以避免，從現在起就要過緊日子的觀點，與會者為之愕然。轉眼不到三年，美國金融海嘯襲來，正趕上2008年災難連連，“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全國上下都痛感需要恢復艱苦奮斗、勤儉持家、勤儉建國的優良傳統，也痛感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和計劃手段的缺失。劉國光同志指出：“為了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一方面要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用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發展來協助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發揮盡致;另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作用消極后果的泥沼。我們要以我為主地參加公正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自主掌握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擺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周期的陷阱。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反對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歪曲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在國家宏觀計劃導向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用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兩極分化，把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濁流中，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不斷前進。”(16)

　　(三)大力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十七大報告指出：“思想理論建設是黨的根本建設。”又指出：“一定要刻苦學習、埋頭苦干，不斷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業績”。前一句話，抓住了根本;后一句話，短短29個字，有很深的含義。中國是季風氣候，喜歡刮風，中國人又愛熱鬧，歷史上不免大轟大嗡。30年來改革開放，創造的業績很多，但是說真正“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業績”，報告非常嚴謹，總結了十項基本經驗，而且指出“一定要刻苦學習，埋頭苦干”。這里是否有言外之意，提醒我們不要重犯歷史上大轟大嗡的毛病，搞一些只能經得起西方理論檢驗而經不起中國實踐檢驗，只能經得起一時檢驗而經不起歷史檢驗，以及只能經得起部分干部檢驗而經不起人民檢驗的“業績”?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學習不夠，不能老是“走一步看一步”;也因為埋頭苦干不夠，浮躁虛夸太甚。我們太喜歡熱鬧，喜歡浮夸，屁股坐不住板凳，學習思考不夠，理論創新不夠，特別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夠。我們這個民族自古就有非常優秀的善于學習和思考的傳統，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就是犯迷糊，容易上當受騙;殆，就是疑惑，疑惑而不能清醒，還是犯迷糊，還是容易上當受騙。近代以來國內外風云激蕩，中國改革開放腳步匆匆，把國人學習和思考的傳統削弱了。歷史上我們先天不足，對馬克思主義學習不夠：解放前凈打仗了，解放后凈搞運動了，沒時間學;或者少數人學，多數人跟著走。解放后開展學習活動，例如學哲學，效果很好，但總的說黨內理論水平不高，容易犯迷糊，所以改革開放前被“林彪、陳伯達一類理論騙子”鼓吹的極左思潮誤導;而改革開放后被錢鬧的，被西方思潮沖的，更顧不上看書，心里長草，坐不住板凳，于是又犯迷糊，不免為西方鼓吹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所誤導。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主義領袖弗里德曼在1982、1988和1993年三次來華，推動新自由主義浪潮。經過西方不斷推動，也由于內外呼應，1993年新自由主義浪潮卷土重來，這次成了氣候。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泛濫成災，用海外學者鄭永年的話說，“在政策層面，這種盛行于美國學術界的經濟學說對中國的影響遠遠大于對美國本身的影響。中國在包括醫療衛生、社會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產業化和各種變相的私有化要比美國更為激進。新自由主義的一些方面在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都沒有實現，但在中國卻得以實踐。有人說，在整個九十年代，中國是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這并非聳人聽聞。”(17)其實，中國共產黨從改革開放起就注意反對和抵制西方某些勢力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思潮，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表明中國拒絕走西化道路。陳云同志就此多次提醒黨內領導同志，1989年他更是告戒全黨：“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變”。這樣講，當然是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的。2000年1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再次提出反對國際勢力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并明確提出反對新自由主義問題。2003年中央又提出研究和抵制新自由主義問題。2009年“兩會”前夕，劉國光同志提出清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這些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面前，表現出了應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就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末代港督”彭定康說，中國比俄羅斯成熟。不如說中國文化成熟，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一度泛濫的事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能違背;違背了，立馬吃苦頭;同時也表明我們總體上馬克思主義水平不夠，需要大力提高。

　　當前，大力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需要旗幟鮮明地清理長期以來干擾和誤導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

　　中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理論起點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是陳云同志的經濟思想，是中國在五六十年代就堅持的主流思想，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區別于蘇聯的特點，后來被極左路線所否定。改革開放恢復了這個思想的主流地位，相繼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到 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后又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表面上看，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似乎是市場取向，但是實際上計劃與市場一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兩個基本要點。經濟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原本是清楚的，中央領導也是這樣看的。對此，劉國光同志就黨的十四大報告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過程專門作過說明。計劃與市場的辨證統一，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一個根本特色。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所以不能一帆風順，從意識形態和經濟領域來說，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干擾。正如劉國光同志所指出的：“新自由主義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國幾任執政者的主體意識，在我國滲透流行，自稱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影響到學界、媒體以至一些執政官員，現在確實需要認真清理，這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的命運。簡單說，新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復活，針對凱恩斯國家干涉主義不能應付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滯漲問題而崛起，在英美等發達國家一時興盛，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其主要觀點是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在戰略政策方面則極力鼓吹、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它對市場經濟運作具有一定的說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鑒吸收;但作為當代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核心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則必須堅決地反對抵制。”(18)

　　新自由主義作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一種經濟范式、政治綱領，也是一種西方國家的國際政治工具，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后在美英等發達國家、拉丁美洲、蘇聯東歐等國家推行，造成了那里的災難。這些國家后來都有深刻反思。這次美國金融海嘯更將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暴露無遺，在全世界這一思潮現在已經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臭不可聞。在我國，這次西方金融危機也已經充分證明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帶來的危害。以計劃與市場的關系而論，原本宏觀調控在任何現代市場經濟中都是其必要的組成部分，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國家計劃又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這些都寫入了黨的十四大報告。但是一個時期以來，這些正確思想在理論上被妖魔化，在實踐中被排斥，而片面盲目地崇拜市場的思潮泛濫，這是導致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諸多失調的一個理論根源。十七大報告重提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就是對這種傾向的矯正。事實上，正如劉國光同志所指出的，許多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前者如交通運輸、資源開發、生態環境保護、農村設施等基本建設領域，后者如教育、衛生、住宅、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領域，以及調整結構，擴大內需、綜合平衡等問題，都不可能完全交由“看不見的手”去自發調節。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中已經失敗。但是，在思想理論和政策上以及其它方面清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這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的命運”，還是一件需要下大力認真去做的事情。做好這件事情，有益于大大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

　　二、關于防止“和平演變”

　　中國從前蘇聯的演變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看到了共產黨政權得而復失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這個預見已經被歷史證實是正確的。蘇聯的歷史證明 “和平演變”不一定要先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只要上層建筑改變，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即使還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也可以在歷史轉瞬之間，演變為大寡頭大資產階級，而政權和社會結構的垮塌重組以及人民群眾重入水火，都是一夜之間的事情(至于“千百萬人頭落地”，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已見端倪，而在前蘇聯東歐地區是以種族沖突形式而不是直接以階級沖突形式表現出來的)。當然實踐上是否也可以先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然后再等條件成熟，演出與蘇聯大同小異的節目?這個問題，歷史還沒有提供這樣的案例，但是理論上不妨探討。從蘇聯教訓看，從思想蛻變到政治背叛乃至政權垮臺，只要外部條件成熟，垮起來是一夜之間。所以從嚴治黨，反腐敗固然重要，當前思想政治上反“和平演變”，也是當務之急。蘇聯解體的教訓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國情、世情和黨情的變化表明，對反修防修的理論和實踐，還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十七大報告有“世情、國情、黨情的發展變化”的新提法，特別是“黨情”，是一個全新的提法。啥叫“黨情發展變化”，最大的黨情發展變化，就是黨內的經濟分化導致思想和政治分化。如何從理論上分析和概括這種深刻的發展變化，是一個難點。近年來流行的社會階層分析，對實踐中的許多問題回答不了，是一個事實。原因是方法論不行。毛澤東關于“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論斷，使用的是階級分析方法，但是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以思想分析代替經濟分析;背離了唯物主義，陷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但是，事過境遷，滄海桑田，彼時的錯誤論斷到了此時，卻有啟發思想的作用。毛澤東其所以說“資產階級在黨內”，是因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黨外沒有資本積累和產生資產階級的條件。黨內至少當權派有權力，在理論上存在權力資本化的可能性。現在看來，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資本積累，可能性有條件轉化為現實性，黨外資產階級有可能在形成之中，黨內一部分人有條件將權力資本化。這是黨內腐敗的一個經濟根源，否則說不清楚。

　　歷史有時候看起來很荒誕，卻是一面鏡子。《五一六通知》有這樣一段話：“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通知》說，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嚴重脫離實際的政治判斷，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據，事實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如果把時空條件調換一下，對照1985年到1991年期間的蘇聯“改革”時期，再看一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表現和蘇聯解體、俄羅斯慘遭浩劫的歷史，他們是怎樣的一批代表人物呢?俄羅斯難道不是由勞動人民專政變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寡頭專政嗎?誰敢打保票說這種慘禍一定不會在別的國家重演呢?聯系到劉國光同志2005年“8.15”和“11.23”關于經濟學教學研究和國內政治形勢的兩次重要講話以及2009年發表的一系列關于建國60年感言，歷史真的是驚心動魄，發人深省。

　　其實，建國以后的黨內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強我弱條件下中西文明沖突的反映和結果。因為西方老想顛覆中國，戰后世界上被西方顛覆的政權很多。冷戰的背景無疑加劇了政治斗爭的殘酷性。要把“左”的路線下的黨內斗爭和歷史曲折放到冷戰與“和平演變”的大的歷史背景中考察。戰后美國到處制造武裝政變，又搞“和平演變”，在中國黨內引起反應。這也是1966年“文革”發動時林彪發表的關于“政變”的非同尋常、殺氣騰騰講話的國際背景。林彪借題發揮，煞有介事地說：“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而且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險就是出在上層。”他還歇斯底里地叫喊：“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19)席宣、金春明同志指出：“林彪這些聳人聽聞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造成人人自危，極度恐怖的氣氛”，(20)起到了為發動“文革”保駕護航的作用。在那個年代，中國政治“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西方不是不想搞政變，但是苦于無從下手。至于在黨內，那時候，相信基本上并不存在想搞政變的“王八蛋”。5月25日，由康生授意炮制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貼出后，6月1日毛澤東批示：“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21)“毛澤東的基本想法是通過群眾運動來打倒右派，所以“不怕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后還要有多次掃除”，(22)以后又有1967 年的一月“奪權風暴”，這就是要打倒“所謂黨內資產階級”，就是他認為大多數領導干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事實上，“一月風暴”奪了上海市委的權以后，正如張春橋所說：“桃子已經熟了”，于是1月11日對上海“造反派”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出，中央文革取得了與中央并列的空前地位，“實際上是毛澤東一人領導之下的一個特殊機構”。(23)奪權運動到1967年3月27日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24)通過放手發動群眾來解決黨內斗爭和“走資派”，這是毛澤東的創造，事實上也達到了奪權罷官的目的。依靠人民群眾，永遠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所在。問題在于當時并不存在“黨內資產階級”。而且，“文革”只有天下大亂，沒有達到天下大治，證明亂易治難，易放難收。這是因為，總有人火中取栗，容易為歹人所乘，例如，“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則是惟恐天下不亂。他們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判斷和主張，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推向極端”，“制造社會動亂，妄圖實現‘亂中奪權’。”(25)這次美國金融海嘯引發世界經濟危機，美國正因為更加衰落，才更加咬定中國，妄圖“吃定” 中國，中國的國際環境明顯惡化。在這一背景下，有一種勢力又認為“桃子已經熟了”，其實是鋌而走險，打錯了算盤。

　　歷史的復雜性，特別是歷史人物的復雜性，使得任何形而上學的簡單化方法都無濟于事，對任何事和人都需要作具體分析。發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 能夠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得到通過，是與當時在五位中央副主席中排名最后卻能做會議主旨報告的林彪作為掌握軍隊的黨的領袖接班人地位相聯系的。這個接班人被實踐證明完全失敗。但是，為了反修防修，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這五項條件，至今仍值得研究。他在 1964年6月16日的講話中說：準備后事，接班人問題。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接班人，我看有五條：①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 ②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不為少數人，不為剝削階級。③要能團結大多數人。④要有民主作風，不要“一言堂”，不搞家長作風。⑤自己有了錯誤要做自我批評。(26)在接班人的五項條件中，第一條管方向，第二條是目的;這兩條最重要，這兩條丟了，就走了邪路了，就要“顏色革命”了。“顏色革命”以后，會不會 “千百萬人頭落地”，人民群眾會不會“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對這類問題，一些人書生氣十足，根本不懂國際政治，更不懂利害。看看南斯拉夫的命運(國家被肢解，肢解以后大規模的人頭落地采取了種族沖突的形式，而對政治人物剝奪生命則是采取法律形式，通過所謂國際法庭執行)、科索沃戰爭，看看東中歐國家、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等等，再看看前超級大國俄羅斯這18年來靠賣資源走過的悲慘而艱難的道路，就全都明白了。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第三、四、五條都是方法。這五條，非常精練，非常厲害，也非常管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的總結和高度概括，也是黨的寶貴的思想財富，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義。

　　三、“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教訓

　　“文化大革命”，為古今中外歷史所沒有，對這個重大的歷史現象也是文化現象的研究，還很不夠。這里結合當前實際情況，對“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教訓，作一點探討。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以文化的名義來解決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并沒有解決，道德和文化卻成了犧牲品。

　　毛澤東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道路問題，并嘗試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卻沒有成功。不僅沒有成功，還使黨和國家的發展經歷歷史曲折，最后陷入“十年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難局面”(十七大報告語)。無論這種探索在理論上有何意義，問題是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遭到了難以估量的巨大損失，其中道德和文化成為政治的犧牲品，破壞最為嚴重，影響相當深遠。

　　由于文化和歷史特點，中華民族特別重道德和正義，所以自古就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理念。現代國家穩定的關鍵在于人民對國家的政治信任，即人民把國家視為自身福利和安全的保衛者。在中國，想要取得人民對國家的信任，除了福利和安全，還需要國家維護正義，這也是國情。中國文化自古追求正義，也追求長久，因為有正義才能長久。政治上追求長治久安，是為了保護文化長久，民族的福運不衰。任何“江山”都不是鐵打的，執政黨如果不能兌現自己的政治諾言，長此以往，就會引發比政治危機更致命的道德危機。無論其理由如何，這實際上都是在自毀基業。蘇聯解體最生動地證明了這個政治學原理。

　　社會主義條件下會發生經濟危機，也會發生政治危機，否則不需要粉碎“四人幫”，不會發生“北京風波”，蘇聯也不會解體。這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任何政黨的政治危機，都與黨內斗爭有密切關系。政治危機處理得好，可以轉危為安，這在中國共產黨88年的斗爭歷史和60年的執政歷史上，已經有過多次成功的經驗。但是，中外歷史證明，政治危機不是最可怕的，最致命的是道德危機。有的政治危機可以隨機處理，需要的時間相對較短，但要付出長期的道德代價。道德危機不能隨機處理，需要道德建樹來沖抵，這就需要較長的時間。有些政治危機，本身具有道德危機的性質，例如某些并非真正關系到思想路線的權力斗爭;有些政治危機根本就是道德危機，例如美國金融風暴本質上不是經濟危機，也不僅是政治危機，而是道德危機，因為是金融詐騙。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上儒家文化傳統深厚，世道人心特別注重道德也特別崇尚正義的國家，道德危機最失人心。

　　中國自古民心淳厚，所以有儒家思想的領導人一般認為，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這是西方所沒有的。其實也不光是老百姓好，人們常懷念五六十年代黨風好。黨風是啥，還不是道德?當時執政黨政治上雖然開始犯左傾錯誤，但是還占據道德高地。以后，由于左傾路線影響，執政黨的道德優勢遭到削弱，但是主要還在政治層面。除了政治，在一般道德層面，黨風和社會風氣還好，特別是看不到腐敗，大面積腐敗更是沒有。這是國家能平穩渡過三年大困難大饑荒的關鍵，也是能夠熬過十年 “文革”危難的關鍵。

　　但是中國政治的這一特點往往為歷史上的法家所利用，或壓榨百姓，或欺騙百姓，結果適得其反。秦二世而亡，不是亡于變法，而是亡于濫用民力，民心喪盡。正因為民心淳厚，老實，信任政府，所以與此相聯系，中國老百姓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經不起政治上受欺騙，容易鬧信仰危機。老實寬厚的人，又通情達理，受損失能挺過去;一旦受騙，特別受傷;而且是內傷，不易平復。“大躍進”以后，不管餓死多少人，關鍵是，為什么老百姓不造反?沒有出陳勝、吳廣?說到底，老百姓沒想造反。真要造反，是壓不住的。因為當時老百姓搞不懂，饑荒是怎么發生的?那時候沒有互聯網，信息幾乎不流通。共產黨剛剛奮斗犧牲，才有了窮人翻身解放，老百姓不懂理論，憑感覺認識真理。感覺告訴老百姓，共產黨不會有意坑害農民，而且干部家也鬧糧荒，人民雖苦，心里卻得其“平”，因為黨風政風好，所以愿意與黨同甘共苦，共度時艱。現在講共度時艱，就不大容易，成本較高，需要執政黨做出更大努力。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行“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有的干部很不理解：我都讓你吃上肉了，不知感激，反倒罵娘?其實是不讀書，又脫離群眾，不懂中國人雖然吃肉，心里卻不得其平。吃肉還要左顧右盼，街坊鄰居，發現不對了：大宅門里老誰家那小誰，靠“官倒”買了“奔馳”，“發”了多少多少，這一下不平了。不平則鳴，“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對于“文革”期間宣泄中下層老百姓對某些官僚的積怨，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現在的互聯網，也起到這個作用)取消，沒有別的管道，就罵娘了。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國情，資源有限，資本積累有限，人口又多，不患寡而患不均。

　　直到“文革”發生，絕大部分干部群眾一貫相信黨，相信反修防修的理論，劉少奇是“中國赫魯曉夫”，“死有余辜”，也不明白怎么回事。這也是放手發動“文化大革命”，大搞群眾運動的政治和社會條件。直到“9.13事件”發生，“三叉戟”在境外自我爆炸，把人民從夢中驚醒。副統帥“永遠健康”的政治偶像在道德上被事實碾得粉碎，人民終于透過“階級斗爭”看到了政治斗爭和人心的某些過去不了解的方面，感到政治上受到欺騙，道德上心理上難以容忍，于是開始厭惡政治，疏遠政治，信仰危機的種子就此播下。啥叫疏遠政治?還不是疏遠執政黨?信仰危機不是改革開放才有的，“文革”后期已經有了。

　　在中國這個自古重視道德的國家，道德危機的危害有甚于政治危機。“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再次證明，無論地位多高，一旦在道德上處于下風，政治上也就露出軟肋，甚至不堪一擊。林彪事件固然是政治危機，更是道德危機。因為“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這種政治上的背叛和分裂行為，歷來為中國傳統道德所不容忍，最失人心。席宣、金春明同志說：“象林彪這樣在中國共產黨內身居高位的人，竟然組織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謀害黨的領袖，這樣的事件是極其嚴重的。它的迅速而順利地粉碎，說明黨心、民心和軍心，都是不贊成、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的。即使像林彪那樣聲勢赫赫，經營了多年，由網絡了一批黨羽，在軍隊中有很大權勢的人，一旦丑惡面目充分暴露，也就立刻眾叛親離，頃刻瓦解。”(27)為什么“謀害黨的領袖，這樣的事件是極其嚴重的”，而“黨心、民心和軍心，都是不贊成、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的”呢?從中國傳統文化來看，領袖代表道統和政統，“尊王”才能“攘夷”，這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從中國共產黨的傳統看，也是一樣。所以，政治家一旦在道德上失敗，人心喪盡，表面上的東西轉眼就灰飛湮滅，垮起來也是一夜之間。在中國尤其如此。

　　改革開放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四個現代化”的政治理想重新放飛，政治危機和道德危機大大緩解。信息流通速度大大加快。不久以后，人們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一切向錢看”的過程中，看到了以權謀私背后的執政道德問題。這些問題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復雜條件下很快演變為全社會的道德危機，人們發現靠誠實勞動很難致富，搞不好還要返貧，社會底層的窮人感到自己遭到拋棄，受到愚弄，其不滿情緒是可想而知的。拯救政治、道德危機，需要執政黨從道德入手，從社會公正入手，奪回道德高地，重建政治信任。2002年以來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的推出和一系列重大政策調整以及更加嚴厲地打擊腐敗，正是這樣做的，所以得到人民擁護。人民擁護，是因為中央的大政方針占領了道德高地，伸張了正義，所以才有“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取得重大進展的五年”，才有十七大以來的政治局面。

　　第二，長時期大規模地傷害知識分子，極大地損害了民族軟實力，也為改革開放和實現中華復興偉業埋下了政治隱患。

　　知識分子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也是由于建國以后各種復雜的原因，知識分子在劫難逃。信仰危機，也不是社會主義的過錯，是長期“左”的錯誤造成的。“左”的錯誤時間越長，知識分子的失望越大。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人民中最敏感的部分，在西方文化長期重壓下，他們承受著巨大的文化心理壓力，帶著不滿和不安的情緒挖掘歷史原因，于是一些人在20世紀上半葉遷怒于傳統文化，下半葉則遷怒于社會主義。中國要在相對短的時間里走完西方幾百年走過的道路，所以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任務太繁重，矛盾也特別尖銳激烈，所以表現為歷史老是急轉彎(1911年、1949年、1957年、1966年、1978年，建國以后幾乎七八年就來一次)。加以中國去古未遠，沒有足夠的歷史縱深，西方國家不但不給我們時間思考，反而不斷加緊圍堵;我們自己也研究不夠，政策不周，急轉彎就不免折騰。再讓錢一鬧，不免更加浮躁。也不獨知識分子，干部也是一樣。總之，這就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缺陷與我們的優勢和進步同在。中國自古以來，學術引導政治，所以士居四民之首。近代以來，無論革命，還是建設，乃至改革，知識分子都沖在前面。所以，無論歷史作用，還是現實作用，知識分子功不可沒。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又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20世紀初卷起的革命風暴迫使知識分子做出選擇，導致分化，做壞事也不乏知識分子。如同葛蘭西所說，知識分子都必須扎根于他們所認知的階級之中。這種認知是通過主義的選擇進行的，中國共產黨選擇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中主義比較復雜，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有之，崇尚自由主義的有之，也有一些人崇尚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也有清流和濁流，有愛國和賣國之分。與此相聯系，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條件下的知識分子問題。

　　建國初期，黨同知識分子的關系很好，所以有新中國開國大典前后的盛世氣象。以后，左傾思想抬頭，同知識分子的關系開始出現問題。50年代中期，在極其復雜的國內外歷史條件下開始形成“左”的路線，而且從反胡風開始，愈整愈“左”，愈“左”愈整;經過反右“擴大化”再到反右傾，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從思想理論界、文化界一直搞到當時基本上尚不存在的“鉆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搞得人仰馬翻、“落英繽紛”，腥風血雨，且不說政治上經濟上損失慘重，學術文化上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最重大的損失，對中國、對民族文化軟實力最大的摧殘，至今仍然在各個領域能夠突出地感覺到的，莫過于大批民族精英和各類高級人才的損失。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那是19世紀的一種對救亡人才的民族呼喚。“五四”前后，中國人才輩出。可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人才漸漸稀少，到后來十年大革文化的命，文脈幾乎斷絕，以致今日從領導人到全社會都驚呼“沒有大師”，各領域都備感缺乏領軍人物。既然傳統文化斷裂，自己沒有大師，就只好向西方大師頂禮膜拜，造成“理論騙子”或“文化騙子”橫行(前者如 “華盛頓共識”的推行者，后者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之類);或者揠苗助長，制造文化泡沫，濫竽充數了。所以，現在的許多現象有它的歷史根源。

　　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執政黨同知識分子的關系出現問題，雖然也有過調整，總的趨勢是對知識分子政策偏緊，甚至過苛，導致關系日益惡化。特別是“反右和大躍進等運動，完全破壞了科學研究的秩序和應該遵循的規律，使得整個社會喪失了科學精神”，( 28)嚴重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直到1961年提出《科研十四條》和1962年陳毅副總理在廣州會議上代表黨和政府向知識分子致歉，“脫帽加冕”，情況才開始好轉，其實也主要限于自然科學界。但是好景不長，沒幾年“文化大革命”一鬧，又吹燈拔蠟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遭到的摧殘，就不必說了。而且落實政策的待遇，知識分子與干部也相去甚遠。但是，中國由于文化傳統的關系，人民厚道，通情達理，表現為知識分子一般比較“皮實”，比較“經久耐用”。雖然受了委屈，說幾句好話，補不補工資都能忍受，很快就能調整狀態，以國家大局為重，“不用揚鞭自奮蹄”了。

　　知識分子由于職業的原因，喜歡追求新思想。這其中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受傳統影響，價值觀方面偏重精神，追求正義，關注國家民族命運;或者由于出身社會底層、經濟地位等原因有草根情結、平民意識的，清末民初多接受自由主義;后來許多人又轉向馬克思主義;另一種情況是馬克思傳入中國以后，遭到封殺、迫害，在這種條件下，由于經濟地位相對優越和外來思想等原因，價值觀方面更關注自我的知識分子，更容易接受自由主義。然自由主義也分左中右，所以在一定條件下也會分化;第三種是界于前兩者之間的。說“知識分子都必須扎根于他們所認知的階級之中”，其實真正扎根是不容易的，扎得淺，在思想政治上就容易搖擺。特別是在局勢動蕩、刮颶風的時候，不光需要立場“扎根于他們所認知的階級之中”，而且理論上的“根”也要扎得深，才能夠辨明方向，有所堅持，有所趨赴。否則，就容易旌旗動搖，跟著跑。再加上現實中的利益導向，就更是如此。也不獨知識分子，現在的干部，大多有各種文憑，相當一部分根本就是知識分子加冕“轉化”的。所以，現在的干部隊伍構成，已經與以前不同，他們更多地具有執政分子和知識分子的雙重特點。由于傳統文化斷裂和信仰危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知識分子還是執政分子，都容易受到利益誘導，這是與從前不同的又一個特點，也是國情、黨情和世情的新變化。

　　其實這在中國歷史上歷來都是朝廷的責任，前者即所謂吏治;后者對士的管理，屬于文治的范疇，通過對士的使用來實現“文治”即“馬下治”;也有稱君臣(士)共治的。對士本身，因為心理特點，不叫“治”，主要是如何對待和使用，政治術語叫“懷柔”，即籠絡。錢穆先生評論隋文帝，只知有吏治，不知有文治，不如漢光武帝吏治和文治并用。(29)至于“懷柔”或籠絡，這其中也大有區別，一種是比較高級的籠絡，基于政治上的認識較高，實踐上能以人才為股肱，如唐太宗之于魏征等諸賢臣，所以有“貞觀之治”;另一種是認識比較低，加以民族隔閡，視養士為“蓄娼尤”，如清乾隆皇帝之訓斥于紀曉嵐。滿清統治者直到慈禧太后對漢臣都是這種心理，基于權術，用著的時候急如星火;不高興用的時候，棄如敝屣，甚至往死里整。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政策，出入很大，其中多有寶貴的經驗教訓。以宋朝而言，宋朝優待官員，又以能養士著稱。宋朝鑒于唐朝藩鎮割據而亡的教訓，“極力想抑制武人......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對文吏有一種教育與培養......結果文臣雖極端優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結果文臣氣勢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樣像驕兵悍卒般，只來朘吸國家的精血。” (30)宋朝養士并不錯，但失之優容過度，自食其果。表現在每逢國家臨難，就有一班朝臣力主遷都，慫恿皇帝逃跑。宋朝的這一惡習在歷史上延續，到明朝發生 “土木之變”，英宗被瓦剌人劫掠，京師震動，朝臣也學宋朝力主南遷，幸有永樂進士、兵部侍郎(后任兵部尚書)于謙能以宋亡為鑒，挺身而出，力主抗擊，終于轉危為安。

　　說到這里，筆者認為，聯系到近代早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于謙作為民族英雄的意義怎樣評價都不過分。土木之變是在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如果不是于謙挺身而出，拱衛京師，打贏北京保衛戰，而是聽任侍講徐埕蠱惑遷都，必然如于謙所料，明朝必將重蹈宋亡覆轍。果真如此，則中國大局是統一還是分裂，以及半個世紀以后即明正德年間起，中國海軍先后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交戰是否能夠取勝(實際情況是全部取勝)，都是問號，那就禍福難料了。鑒于16世紀以來西人一直騷擾中國沿海，多次與我國交戰，僅荷蘭人盤踞臺灣就長達38年，如果不是明朝海軍的有效抗擊，搞不好等不到鄭成功收復臺灣，西人登陸中國、肢解中國或“以夷變夏”已經得手。溫習這段中西“文明沖突”，筆者不由得為歷史捏一把汗，對于忠肅的歷史貢獻真的應當特別加以大書一筆了。

　　歷史證明，明朝對士大夫缺少“雅量”，失之過苛，屢興冤獄，固然不行。但是太有“雅量”，過猶不及，變成縱容，又可能蹈宋室的覆轍，走向反面。右的思潮，改革開放以后，20世紀80年代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種政治定性，因為這種思潮在政治上是以推翻現存政權為目的，與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一體兩面。20世紀80年代，改革剛剛起步，社會分化尚不嚴重，社會矛盾和相應的風險，已經足以釀成政治風波。現在的天氣早已今非昔比，風高物燥，而火星四濺。一些受外界影響而信奉自由主義的，或處于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往往不注意或看不到這一點，或者看到了也覺得無所謂，這是一種相當糊涂的思想。特別是在蘇聯解體以后，在國際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地要西化、分化、搞垮中國的條件下，極右思潮必然要為國際敵對勢力所利用，內外合流，一旦得逞，必然導致天下大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中國現在的所謂中產，多數人地位極不穩定，隨時可能淪為窮人，而且正在或已經淪為窮人。大部分知識分子，其實屬于窮人范疇。如果信奉自由主義，相當于提著自家的豬頭，拜別人的菩薩。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在蘇聯解體后追悔莫及，就是這個道理。特別是，那樣一來，160多年以來追求的中華復興偉業，好不容易剛剛起步，必將前功盡棄。前功盡棄之后，必將萬劫不復，欲求今日俄羅斯的狀態，也不可得了。

　　20世紀80年代堅持經濟領域不反自由化，是為了保護經濟改革，深化經濟改革。這種做法有其必要性，當然也付出了政治上的代價，留下不小的隱患。這種代價，部分地表現為北京風波，其后就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新自由主義泛濫而導致的嚴重后果。50年代的右派，真正貨真價實的極少，不到被打右派的2%。那時候其實是政策偏“左”，顯得有些人似乎右，未必是真右，所以叫“打”成右派，官方的說法叫反右“擴大化”。當時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親身經歷了舊社會的黑暗統治，心向共產黨，追求光明。許多進步民主人士長期追隨共產黨，新中國建國以后許多人更滿懷愛國、建國和報國熱情，真心真意想為國家民族承擔責任。沒想到，轉眼之間，這一切變成了“引蛇出洞”，隨后的“擴大化”將55萬人打成右派，株連的范圍何止千百萬人。所以，后來信仰危機也有歷史根源。反右運動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價和道德代價，表現為后來歷史的報復。

　　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損害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聲譽;另一方面也為80-90年代的歷史轉折、社會轉型和政治動蕩埋下政治隱患。隨著發展改革的深化和國情世情黨情的變化，歷史上的“老右”逐漸分化，少數人繼續向極右滑去，及至90年代中期以后，連同一部分新生代向右滑得快的，匯合成真右派，而且有的能在西方掛號而享有高知名度。其中有一些屬于50年代原本不夠而被“打”成的右派;沒想到斗轉星移，三四十年以后沒人打，卻自己爭取、坐實了右派(這是民間在網上公議的，這里借用這個提法)。一些人表現得缺乏民族責任感，有的甚至完全喪失責任感，甚至公然仇視愛國主義，將近年來國內的愛國主義稱為“逆流”，或罵以“愛國賊”，真不知是何肺腑?社會上更有一些人思想混亂，流行麻木感，糊涂感。這也是中國現階段轉型期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與“五四”以后到抗戰時期如西南聯大時期有很大不同。這其中既有國際影響、外部因素，也有改革中的現實根源，還有利益分化、社會分化的經濟根源，也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根源。原因是很復雜的，不能僅僅歸結為“和平演變”的外因，所以應對起來也不可以簡單化。80年代以來，全世界都受新自由主義浪潮影響，不獨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始向右劇烈傾斜。80年代世界向右轉，顯得一些中間分子偏左，未必都是真左，不都是極“左”。就是說，真正想倒退的不多。近年來世界又開始向左轉，暴露出不少人偏右，未必都是真右，許多人是糊涂。黨的十七大召開，西方對在中國搞“和平演變”已經徹底失望，現在西方除了直接或間接發動戰爭以外，唯一的一線希望是通過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軍事、外交等領域全方位施加高壓，以及通過“第五縱隊”促使中國人心理崩潰和內部發生“顏色革命”。西方這個算盤打錯了，還是不懂根源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政治抗壓性，低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國人與俄羅斯人不同，在于中國人愈挫愈奮，不容易發生心理崩潰。中國沒有退路，只能知難而上，只能作“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語)。不闖過美國這一關，中國崛起不了。其實，國內真正死心塌地想要配合西方敵對勢力搞“顏色革命”的人并不多，只是有些人一時對西方還有剩余價值，現實中也還有走向衰竭的能量。

　　建國60年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不免有左右搖擺的特征，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合乎規律的現象。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歷了長期極“左”社會環境。改革開放以后，物極必反，矯枉過正，右的思潮興起，80年代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其實那時候社會分化還不明顯，資產階級還沒有分化出來。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思潮泛濫成災，社會急劇分化為階層所不能概括的深度，作為某種特殊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的極右思潮隨之泛濫。其實極“左”和極右，都是禍害。極 “左”時代的社會經濟環境，如同漠河的冬天，嚴寒的氣候環境下，微生物不易活動，很純潔，人不易得病，腐敗也不易滋生;然而什么都不容易生長，人的生存困難，搞不好會饑寒交迫，會餓死人、凍死人。極右時代的社會經濟環境，如同杭州的梅雨天氣，草長鶯飛，樹木繁茂，什么鳥都有，但是氣壓太低，濕度又大，利于微生物繁殖，能誘發各種致命的疾病，尤其是一種“率獸而食人”(《孟子》)的社會病。當年辜鴻銘先生罵西方是“食人獸”，現在一些中國人也在變成“食人獸”，這是剩余價值規律必然導致的道德后果。

　　現在社會分化，知識分子只是一種職業，作為一個完整的階層，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復存在。其中許多人的經濟地位已經完全改觀，政治地位也大為不同。現在的某些知識分子和干部，位居中產之上，養尊處優，脫離群眾，往往相當麻木，又盲目崇拜西方，不要說不像共產黨人，甚至缺少歷史上士大夫的品格和情懷，容易成為右的思潮的社會基礎。正如劉國光同志最近所批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經濟學論壇和文壇上傳播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不少都不是輕量人物。上面所舉言論，有的出自大經濟學家，有的是“改革之星”，有的是財界領袖，有的是黨校精英。他們中一些人，在非意識形態的，中性問題上某些觀點，也許是可取的。他們附和新自由主義的主張，也許是不自覺的。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將會把中國帶向財富集中于少數人而多數人享受不到果實的“改革成功”的道路上去。鑒于他們在社會上在媒體上的強勢地位所造成的影響，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31)諸如此類的現象，既有現實原因，又有歷史根源，但無論什么原因，在國際上 “文明沖突”的今天，都極大地削弱了中華民族的軟實力。

　　第三，傳統文化斷裂不得，否則會為全盤西化開辟道路，會象顧炎武說的“亡天下”。

　　一個缺乏統一的文化認同而僅僅以某些理論上未必靠得住的政治信條來界定自己和維系的社會，是一個可能一時穩定卻隱藏著極大不穩定的社會。政治易變，文化是穩定的，可以傳承幾千年;政治信條不都是穩定的，有時是很不穩定的。前蘇聯是一個例子，意識形態崩潰導致蘇聯解體;在中國，信仰危機了，還有文化支撐。所以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立身之本。

　　席宣、金春明同志說：“‘文化大革命’10年，是新中國科學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時期。”(32)那么，反右運動就是“次黑暗”的時期。一個“最黑暗的時期” 再加一個“次黑暗”的時期，結果造成了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文化斷裂。現在的中國，一方面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果實，另一方面也在承受著歷史上傳統文化斷裂帶來的后果。所謂“文化斷裂”，在中國由來已久，但是“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最嚴重的。這次造成的文化斷裂，至少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在全國范圍內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被破壞和損毀;二是全國范圍內(涉及所有學科)大批重量級專家學者和無數有造詣的優秀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身心遭到嚴重摧殘而提前離世;三是文化、教育、科技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四是對全民族的精神、道德、文化、心理和綜合素質產生了長期的無可估量的負面影響。這是造成當前我國遭遇現代化“人才瓶頸”和道德危機的直接原因，不是沒有人才，而是當前社會各界普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級人才，缺少領軍人物，最主要的還不是缺少大師級人才，而是缺少中國自己的真正的思想家。筆者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分析蘇聯解體的歷史原因時指出，蘇聯自赫魯曉夫以后黨內缺少真正的政治家，都是黨務活動家和國務活動家;更缺少思想家，因為優秀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理論家都在斯大林時期被消滅了。這是造成五十年代以后蘇共和蘇聯戰略能力持續下降而最終敗于美國的重大原因。蘇聯人才素質不行，主要不是科技教育文化人才不行，而是政治人才不行，包括黨的思想理論不能創新，導致經濟政治長期不能改革。文化斷裂對我國現代化進程造成的影響，與蘇聯的這個問題有類似之處，但性質、原因、表現和影響又很不同。中國是政治上強，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雖然歷史不免左右搖擺，歷經坎坷，終于能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當代中國避免蘇聯厄運的一個根本原因。

　　(本文系拙著《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第六章“歷史的飛躍和曲折”的第二節，該書2010年有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若干理論問題探討（下 1979-2009）

　　鄭彪

　　引言

　　綜觀近代“文明沖突”的歷史和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在各種文化對西方文化的現代化搏弈過程中，東亞文化的表現最佳。其歷史依據是日本的現代化道路最早成功，現實依據是中國道路正在成功，必定成功，而且中國道路成功的國際意義，難以估計，非小國所能比擬。東亞歷史上是儒家文化圈，現在雖然總體上還是，但是已經有不小的改變，例如韓國已有1/3的國民信基督教，近些年基督教對中國的滲透也不可等閑視之。筆者堅持認為，中華復興、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就是當代“修齊治平”。某些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至今在思想理論上對傳統文化抱有偏見，實踐上也不善于與文化保守主義者建立文化統一戰線，其實是不夠明智和缺乏遠見的。西方在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和文化方向上不遺余力，30年來使出了吃奶的力氣，近年來眼看功虧一簣，不能成功。對此，西方心里非常清楚，也非常失望和無奈。20世紀初中國沒有走土耳其道路，80年代以后仍然沒有走當代土耳其道路(新自由主義)，而是半路折回，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歸根結底，這是堅持了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文化的這種自信，植根于它在道德上達到的人類文明高度。這種強大的文化力量隨著改革開放帶來財富的不斷涌流和國力的日益強大，將不斷日益強大。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能夠始終自強不息、一往無前，克服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邁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腳步的根本原因所在。

　　當前，改革開放處于關鍵時刻，理論和實踐問題成堆，但是歷史的大趨勢不可逆轉。從理論上說，最重要的是從政治經濟學上廓清大是大非，為下一個四十年掃清道路。至于總體上，只有文化復興才能支撐中華復興的偉大事業。中華復興，包括文化復興，需要學術引領，需要創造條件，培養和造就真正能夠在政治和文化上引領中華民族前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和文化學術大師。

　　一、中國何以在世界經濟危機中一枝獨秀

　　20世紀以來，世界經歷了兩次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即1929-1933年的大危機和2008年這次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次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中，都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一枝獨秀的景觀，前者是戰前工業化時期蒸蒸日上的蘇聯計劃經濟;后者是堅持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經濟。所不同的是，戰前蘇聯經濟通過外貿與西方經濟發生密切聯系，主要以資源換取大量西方先進技術和設備，但是沒有卷入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也就沒有卷入西方經濟危機的旋渦，并通過戰爭崛起，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一方面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由于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要求，允許各種私有制經濟發展，也推動市場經濟發展，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大量地和迅速地生長起來;也由于長期實行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很高的程度;在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這兩方面因素作用下，特別是在加入WTO以后，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同時，也使得這種經濟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越來越大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這次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這是造成我國GDP增長速度從2007年的13%驟然下降為2008年的9%，第四季度更降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為6.1%的主要原因。(29)劉國光同志指出，外貿依存度高導致我國經濟遭致世界經濟危機沖擊大，只是造成我國經濟困難的外部原因，根本原因還在內部。“內部的因素，除了在經濟發展方面，投資消費比例的扭曲、房市股市的周期波動等影響外，主要是在經濟體制方面，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對下降，市場化改革的突進和國家計劃調控的相對削弱，等等，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在中國經濟中起作用的范圍越來越大。這樣，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就很自然地被資本主義世界的周期經濟危機卷進去了。”(30)

　　中國既然卷進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就必然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犯一個病：相對生產過剩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在我國分別叫做生產能力過剩和內需不足，這在經濟學上是一回事。在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生產過剩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是由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是資本積累規律導致的兩極分化帶來的。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治之癥，只能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得到強制性解決，破壞性很大。劉國光同志指出：“我國這些年來，過度追求市場化的快速發展和鼓勵私人逐利，使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近年的0.47，超過國際警戒線，這是居民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富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貧者的消費傾向雖高，但由于沒有錢，不能多消費。而低收入的貧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數，于是把總的社會平均消費傾向拉下來，把最終的有效消費需求拉低。所以，中國當前遇到的問題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實質上是類似的，就是受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作用的影響，人民大眾有購買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不能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31)

　　中國經濟的困難，對中央和政府的壓力最大，老百姓也感同身受，但是中國比較能扛，又不事張揚;以這次金融海嘯論，西方國家底子厚，其實承受力強，卻連呼救命，特別要求中國“救命”，表現得特愛咋呼。這其中有復雜的原因。總起來說，在這次危機中，美國、西歐和日本等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已經降為負數，其它國家的經濟下滑速度也較中國為大，而中國由于長期高速增長，這次雖然速度下降很大，畢竟還能保持不俗的增長。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于，發達國家除了日本以外，其它國家都是赤字財政，特別是美國長期雙赤字(財政和國際收支)，長期靠發債度日，所以火紅的眼睛都盯著中國兩萬億美圓的外匯儲備。正因為如此，半年多來西方關于要中國“救美”、“救資本主義”、甚至“救世界”的各種呼吁充斥媒體，美國甚至由希拉里國務卿率團來華，高唱中美“同舟共濟”，不斷向中國兜售國債和“G2”(“中美共治”)設想。現在，美國又出幺蛾子，與西方國家聯手圍堵中國外匯儲備：不許買西方核心技術，不許買資源，只許購買美國國債、垃圾債券和落后工藝。

　　為什么中國卷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而又能表現相對出色?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換言之，中國沒有照搬西方模式，這是中國經濟卷入了這場世界經濟危機，又能表現相對出色的根本原因。由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就沒有象有些國家那樣，一頭扎進新自由主義，全面推行“休克療法”、“華盛頓共識”，而是保留了社會主義經濟因素。例如，在關鍵的重要領域保持了強大的國有實力;國家保持了強大的財政金融的資金實力，保持了大量外匯儲備;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加強宏觀調控，特別是保持了國家計劃調控的余地和保留了發改委這樣重要的中央計劃機構;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相對謹慎，如資本帳戶沒有完全開放，銀行運作尚未完全與外國接軌;等等。正如劉國光同志所說：“總之，中國經濟并沒有照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沒有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如同某些‘主流’經濟學者所竭力主張的那樣。”(32)正因為如此，中國應對這次危機時能夠出拳快、出手重，表現出傳統體制下就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調控能力，與一些西方國家適成鮮明對照，也為西方所羨慕。30年來中國能夠在國際風云變幻中，在國內發展和改革的大風大浪中做到這一切，并不容易。由于中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且中央對時局早有預見，從2002年起就開始進行重大政策調整，包括就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做出決定和部署，提出貫徹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推動黨和國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等等;如果沒有這一切，這次世界經濟危機突然來襲，中國顯然沒有現在這樣相對寬松和主動的局面。

　　所以，“思想理論建設是黨的根本建設”(十七大報告語)，這是一個歷史證明的千真萬確的真理，也包含著對改革開放長期實踐的新鮮經驗的概括和總結。

　　與此同時，還應當看到，中國共產黨能夠在國際風云變幻中，在國內發展和改革的大風大浪中堅持現代化，拒絕西化和分化，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在這條道路的背后，有傳統文化潛移默化的支撐作用。也因為幾千年來傳統文化根深蒂固，1842年以來，中國人一直致力于現代化，但是西化思潮從來沒有成功。就連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優秀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從根本上說也是儒家文化鐘出來的。《周易·系辭》曰“繼之者善”，能繼是為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文化道統政統學統的繼承者，是中華復興歷史使命的承擔者。所謂執政黨優秀和成熟的政治-文化根源也在于此。這一點，放眼世界各國看一看，比一比，不難得出結論。西方列強在1900年沒能肢解中國，唯一的原因不是別的，是列強畏懼四億中國人民。因為如果把四億中國人都逼成義和團，那就是西方的一場夢魘。后來，中國有了共產黨，西方在中國就再也難以得手，蘇聯對中國的控制也不能實現。現在西方再次想肢解中國，進而對中國文化和人民進一步施以“文明沖突”，最大的政治障礙是中國共產黨。多年來，中央一直強調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加強反腐敗力度，十七大報告列出專章闡述“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并將該工程列為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的一個主要議題，說明中央在政治上非常清醒。如果挑開天窗說亮話：這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走向終結的時代，是一個地球諸種危機深重的時代，因而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文明沖突”更加尖銳的時代;時代將問題提得極為嚴峻和簡單：中華民族要生存和繁衍下去，不想步非西方文明那些滅亡和衰落民族的后塵，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政治核心，這一切的關鍵取決于黨的建設偉大工程。

　　二、“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新解

　　胡錦濤同志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三不主義”，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關注的焦點，主要在“不折騰”。于是圍繞“不折騰”的含義，海內外頗有些議論。

　　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央的政策有不同的解讀，早已是社會各界的常態。對中央政策各取所需，為我所用，也不是個別現象。例如“不爭論”原本是一種政治智慧，在實踐中卻變成某些人搞“一言堂”的工具，自己把持著話筒(話語權)，告訴別人“不爭論”。這次中央提出“不折騰”與當初提出“不爭論”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也要防止有人濫用中央政策，以“不折騰”為擋箭牌，而搞“單邊主義”的“折騰”。所以對于什么是“折騰”，需要定義。

　　中國文化崇尚正義，孔子說“政者，正也”，(33)這是中國春秋時期對政治的定義。《左傳》說：“國將興，聽于民”，就是以人民利益為旨歸。所以孟子曰： “聞殺一夫紂矣，未聞弒君”，(34)可見在孟子看來，武王伐紂，不叫“折騰”。現在實行依法治國，執政黨也要在憲法范圍內活動。在憲法范圍內活動，不能算“折騰”。世界各國通行叛國罪，日前中國政府判處某間諜死刑，有國際輿論反對，但國家照判不誤，這也不叫“折騰”。近年聞韓國舉國上下大肆整肅“韓奸”，俄羅斯普京大規模整肅寡頭和內奸，最近更推出法律以維護歷史尊嚴，老百姓叫好，未聞“折騰”。所以“折騰”既有其傳統文化的含義，也有其國際慣例，更有其現實針對性。其實，“不折騰”是代表中央的一種政治態度，也是一種政治智慧。樹欲靜而風不止，黨中央不想折騰，人民希望安居樂業，可是想折騰的、一直沒閑著不斷折騰的，在國內外大有人在;你不折騰他，他非折騰你，而且大有得寸進尺，登鼻子上臉，不折騰出頭決不罷休之勢。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不僅如此，國內外都有一種勢力，如魯迅先生所說“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只許自己折騰別人，不讓別人折騰自己，“這種人，萬勿同他接近。”所以，也不能把“不折騰”絕對化，不能作繭自縛。在筆者看來，中央講“不折騰”是從穩定大局著眼，從人民利益出發，包含有中國古代“不擾民”(35)和“政簡刑輕”的理想，所以“不折騰”是一種菩薩心腸;而“不動搖”自有霹靂手段，類似新疆“7.5事件”和各種恐怖主義活動，不鎮壓根本不行;至于“不懈怠”，則兩者兼而有之。剛柔并濟，恩威并施，是古今為政之道。不這樣，根本沒法干。筆者這樣解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也基于對黨的政策的全面理解。說了半天，事物發展有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還要看國家大局、人民群眾過得去過不去，說到底，得順乎國情民意。

　　“不折騰”三個字，有深意，引起評論，有不同解釋，見仁見智。在筆者看來，現在左、右兩邊都有人要折騰，顯然右邊的更甚，更急不可耐，因為跟“外邊的”相聯系。借用湯因比的話說，左派是忍無可忍的“被動反應”;右派一直是主動進攻，得隴望蜀，欲壑難填。所以，“不折騰”三個字要聯系全篇講話精神才能正確理解，還是反右防“左”：兩邊誰也別折騰。這樣理解才能得其真義，而不是把“不折騰”三個字摘出來，加以自己的想象，自說自話。或者自己折騰完了，拿“不折騰”當免戰牌，恐怕都不是“不折騰”的原意。

　　其實有時洋人看中國問題，往往能一針見血。前德國總理施密特2009年指出：“(中國)如果在內政上沒有不測事件發生，我想未來 40年到50年中國將達到科學技術的顛峰。”(36)美國學者查爾斯·庫普乾說：“到新世紀第三個十年的時候，中國可能作為世界領導國家之一出現在舞臺上。如果那時候它的國內政治還沒有發生急劇變化，那么美國面臨的就不只是另外一極，而且還是一個潛在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主要對手。”(37)可見西方對中國崛起都有所保留，就是看中國內政是否會發生“不測事件”或“急劇變化”，出發點各不相同。所以中國一定不能自己折騰。不折騰，就是妥善處理內政外交上的各種矛盾，這當然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善于學習，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因為一切惡勢力，最致命的弱點是非正義，見不得光，是一種“見光死”。在中國這樣一個自古以來崇尚正義和社會主義崇高理想、基本制度早已經深入人心的國家，尤其如此。

　　一部西方現代史，并沒有外部壓力，但是階級斗爭、宗教戰爭、對外擴張、文明沖突不斷，而且戰爭一直打到今天。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直處在西方巨大的壓迫之下，所以這160多年歷史上階級斗爭、抗擊侵略者的民族戰爭，包括內戰、內亂的確不少。這并不是中國人偏好內斗，或者喜歡搞階級斗爭，更不是搞什么 “告別革命”所能解決的。歸根結蒂，這一切都是在近代以來中西“文明沖突”背景下發生的，是湯因比說的“挑戰反應”的表現，不是中國人愿意“折騰”。中國現代史上階級斗爭采取了激烈殘酷的形式，也是由于外部壓力大，民族危機深重，加以內部社會財富總量很少，人口又多，階級之間除了你死我活的斗爭，沒有回旋的余地。社會財富總量少，就是窮，窮則思變，也容易窮急生風，這也是建國以后建設和改革一再急于求成和左傾路線形成的經濟根源。毛澤東說：中國有七億人口，不斗行嗎?這樣說也是基于中國國情：人口太多，社會財富總量太少，又沒有外財可發，沒有國際空間可以擴張以緩解和轉移國內矛盾，象近代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那樣。經過30年改革開放，現在我國社會財富總量比起過去要大得多，同時社會結構急劇改變，社會分化包括階級分化看起來也難以避免。完全沒有分化的社會結構，似乎不利于社會進步;分化嚴重的社會結構，不利于社會穩定。現在的一些社會沖突是否帶有某種階級沖突的苗頭和性質?這個問題值得研究。紙里包不住火，理論要能夠先行，才能未雨綢繆。現在的社會分析，需要揭示全社會的共同利益，也需要科學地揭示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目的主要未必在于進行斗爭(也不能排斥斗爭，因為斗爭是客觀存在)，而在于正確地進行疏導和社會調節，也就是進行必要的社會妥協。現在國家也有條件通過調節社會財富總量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構建和諧社會。在任何國家，這樣做都不是沒有沖突的。1890年美國實行《反壟斷法》，政府同壟斷資產階級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對抗，但是政府勝利了。羅斯福新政也是充滿斗爭的。戰后西方國家的福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高達60-70%的所得稅，能沒有斗爭?但是都已經實行幾十年了，未聞“折騰”。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在19世70年代以前，是對窮人狠;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不僅驚醒了工人階級，也驚醒了資產階級以后，資產階級政府機靈得很，他們實行反壟斷和高稅收、高福利等政策，從決心和力度看，對壟斷資產階級也挺狠：高達60-70%的所得稅，還不狠?但是狠得有眼光，“講政治”，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而且，一旦有機會，西方國家政府會不失時機地反攻倒算，如美英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以，西方國家的百多年來的制度演變也是充滿斗爭，但也未聞“折騰”。可見無論東西方，正常的斗爭與“折騰”，都不是一回事。百多年來壟斷資產階級政府處理階級斗爭和社會矛盾的手段，其中大有文章。在這方面奧巴馬政府不如羅斯福政府，不是因為現在的美國政府笨，而是他們認為現在國際國內階級力量對比沒有20世紀30年代那樣嚴峻，似乎沒有革命形勢。他們不懂歷史唯物主義，所以看大勢老犯錯誤。

　　根據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精神，在當前西方加緊折騰中國的背景下，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斗爭，無疑具有階級斗爭的性質。但這只是“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不可重復歷史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陷入“折騰”;除非發生戰爭，必須“不動搖、不懈怠”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這恐怕也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題中應有之意。

　　另一方面，反華勢力不會消停，國際階級斗爭正在出現新的形勢。從世界范圍看，兩極分化的加劇，中產階級的大面積淪陷，新自由主義破產和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推動著世界政治向左轉，國際上反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斗爭和發達國家國內政治狀況正在出現新的階級斗爭形勢。沃勒斯坦認為，1990-2025-2050年期間，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壽終正寢的時期，也將是不大安寧、不大穩定、不大公正的時期。主要的斗爭將在新的貧困者同新的富翁和富豪之間進行。因此，他說：“今天和今后50年，我們的任務是烏托邦主義的任務。”一個時期以來，在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在俄羅斯、中東歐，在拉美國家和世界其它地方，國際上類似的動向是引人注目的。一個并非驚人的事實是，在柏林墻推倒20年后的今天，在全世界已經出現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墻倒眾人推的形勢，一種積極主動地推動世界體系向健康公正方向變動的新左翼政治力量和運動正在世界范圍內聚集和興起。

　　在當前國際國內新形勢下，如何把握時機，應對挑戰，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考驗。“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是一句話，三個“不”字連用，有其特定的含義，不能割裂。豈但三個“不”字不能割裂，整個講話都要放到黨的十七大的背景，聯系十七大報告的精神來理解，才能得其真義。掌握了十七大報告的政治基調，也就掌握了胡錦濤同志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講話的政治基調，也就不難了解“不折騰”的真義同樣在“反右防‘左’”。

　　三、繁榮社會科學與建設思想庫

　　做官需要讀書，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個道理中國人懂得最早，也最早制度化，這個經驗近代被西方學了去。讀書做官制度化起于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設五經博士官，至少比西方早約2000年。中國古時候，往往書讀到進士及第才能授官。但是也不敢過于自信自專，特別是做到封疆大吏，一般都要請一批幕僚或師爺。縣太爺，七品芝麻官，也至少要請兩位師爺，一曰錢谷，二曰刑名。幕僚，在現代政治中，西方叫智庫，現代中國叫政策研究室，廣義上說包括社會科學院，大學、部委的研究機構等等。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使用了“智庫”的概念。智而曰“庫”，言其多也。智庫，就是領導人的外腦。古代尚且需要外腦，如此復雜的當代，外腦日益重要。外腦固然重要，但是內腦是決策的根本，所以無論外腦如何重要，不能完全代替領導人自己讀書，長學問。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推進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為黨和人民事業發揮思想庫作用，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和優秀人才走向世界。”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看似老生常談，但是要“為黨和人民事業發揮思想庫作用”，這種提法不僅前所未有，而且觸及了中國軟實力問題。

　　世界進入“思想庫”時代。現代國家無不有自己的思想庫。二戰以后，思想庫在西方國家更是得到長足發展。其實，中國歷史上久有思想庫的傳統，這不是牽強附會。

　　中國自古有道統，就是儒家傳道的系統，它反映了儒學的淵源。道統是中國傳統信仰，孔子在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就是因為他代表道統。道統高于政統，學術高于政治，這是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有維系社會的無盡好處，其要端有三：一是使從政者每遇大事，有所咨詢。思想庫在中國古代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齊國的稷下先生制，以后有秦國的博士官制，漢朝的太學制，等等。二是形成一個有牢固民族傳統文化根基的士林階級，并帶動影響社會，則無論如何刮風，甚至政治亂于上，社會仍可以安于下而不至大亂。中國歷史上的亂世，如錢穆先生所言：“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力量之貢獻，乃遠過于政治力量。換言之，中國歷史文化大傳統，寄存于下層社會，實更大于上層政府。”(38)回顧幾千年歷史變遷，道統對中華民族的作用居功甚偉。然而時代變了，道統既需要繼承，也需要與時俱進。近代孫中山先生首倡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實際上是將西方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結合起來，作為新道統而立于民國法統之上。新中國建立以后，實際上社會主義成為新道統，但是這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均未成熟，新道統在某些方面未能經得起歷史檢驗。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西風漸烈，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義在官產學領域和全社會造成的危害，幾乎動搖國本。其所以不致重演蘇聯故事，其原因除了執政黨的堅強領導以外，也要看到，盡管經過百年來文明自戕，但是世世代代傳統文化和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在社會各層次深入人心，無形中起到重大作用。黨的十六大以來，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黨的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并非孤立憑空產生，乃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是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產物。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弘揚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等等，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自是一體，成為中國的新道統，永遵勿失，而高于法統之上。所以恢復道統地位，與時俱進，實為全民族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大計著想，對此不可以存官學門戶之見。

　　三是移風易俗，使得全社會尊學向學，表現為政府對社會的教化作用。尤其是現在，經過30年改革開放負面因素的影響以后，移風易俗的任務相當艱巨。恢復中華文明的道統地位，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指導地位不矛盾。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指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而且指導地位并不等于可以取代傳統文化，相反要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用十七大報告的語言叫賦予中國馬克思主義以更多的民族色彩。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各有其不同的意識形態功能，只能相輔相成，不能互相替代。結合得好，這是中國意識形態的優勢。西方沒有道統，只有法統。如果說有，則是宗教。蘇聯解體后，東正教在俄羅斯取代了馬列主義的地位，正如雷日科夫所說“丟掉了蘇維埃價值”，削弱了俄羅斯民族的軟實力。中國在世界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同時，必須在中國化上下大力氣，必然提高中國傳統文化和道統的地位。

　　中國歷史上重視道統，又實行科舉取士，所以古代公務員多是讀書人出身，這個優秀傳統到元明清就每況愈下了，因為專制獨裁不需要學者，改為帝王獨裁和迫害士人的傳統。到袁世凱當國，雖是竊國獨裁，畢竟時代不同了，比較重視顧問的作用，那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需要。中國共產黨直到新中國建國以后一段時期，黨內外總的說來是有民主的。但是主要由于歷史原因，后來發展到七億人一個思想，不需要也不可能有思想庫。所以，現在中央提出社會科學要發揮思想庫作用，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近年來，國內圍繞思想庫發表了一些文章，總體上對建設思想庫的研究還剛剛起步。筆者認為，不應當把思想庫的定義和功能搞得很窄，似乎成了政策研究室。中國現代思想庫的作用和功能至少應當包括幾個層面。

　　第一，基本理論層面。基本理論研究是一切科學研究的基礎。基本理論研究要出思想，出理論，出成果，出人才。而思想和基本理論是管戰略的，管長遠的，管方向的。出人才是決定性的。基本理論研究關鍵是創新，貴在立足中國，亦中亦西，融會貫通。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科學界向西方學習最起勁的時候，西方的社會科學出現大問題。2000年沃勒斯坦在一次演講中說;“1989年以來的世界社會科學，情況是可悲的。大家談論的都是全球化——而且幾乎不管是什么政治傾向的人都在談論全球化”，“這一術語模糊了我們的視線”，“世界的社會科學沒有給我們提供有用的工具來分析1989年以來世界體系中發生的事情”。(39)這其實是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全球流行社會科學去政治化的必然結果。社會科學去政治化，符合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所以，這方面中國需要形成自己的學科理論，推出自己的優秀理論家，推動中國自己的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中國的學術理論需要與時俱進，需要創新，但是沒有必要一味追求什么國際思潮、國際獎項，更沒有必要以贏得國際喝彩為學術目標。中國是擁有悠久歷史和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和優勢。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大國，中國思潮也是國際思潮。學者沒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論，實際上難以進行高質量的國際交流，也難以贏得國外同行發自內心的尊重和獲得真正的國際學術地位。不下大力研究基本理論，戰略研究就失去依據，政策研究就失去方向;缺乏理論高度，就必然陷于就事論事。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就是基本理論的決定性作用。相反，改革開放不可能一帆風順，主要是受到國外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干擾，包括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反映在思想理論上，根本原因是在政治經濟學等基本理論層面出現偏差，導致一個時期實踐上某些重大政策出現失誤，甚至可能模糊發展和改革的方向。所以，思想理論戰線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首先要求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理論創新，才能保證思想庫的正確方向。基礎理論研究也要有議政能力和政策建議能力。黨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基地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院和黨校等有關系統，但領導權和指揮棒在中央，最重要的是學術評價標準、激勵考核機制和有關政策的基本原則要根據國家民族的需要和中國國情來制定，不能盲目追隨西方。當前這方面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第二， 傳統文化層面。我們現在所從事的事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好，實現現代化也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歸根結底都是中華復興的偉大事業。中華復興的偉大事業，既需要強大的基礎理論支持，也包括需要優秀傳統文化支持。中國歷來重視用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來鼓舞廣大干部群眾，傳統文化中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優勢。當代國際競爭，愈來愈表現為綜合國力的競爭，愈來愈表現為文化之間的競爭。所謂“文明沖突”，也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參與全球化不能失去本民族的精神家園和文化特征，相反要極力將本民族的文化加以國際化，這一點早已經成為發達國家19世紀的社會共識和一貫國策。在這個問題上，100多年來中國左右搖擺，走過不小的彎路，耽誤了不少時間，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個任務實際上相當艱巨，至于報告提出“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則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當前弘揚傳統文化的工作首先帶有搶救、啟蒙和普及性質，具有無比巨大的社會需求，更有深遠的意義，是中國思想庫的光榮使命。

　　第三， 國家戰略層面。十七大報告提出，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統籌能力，世界眼光，戰略思維，都是國際戰略能力問題。無數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表明，政治思維、理論思維和戰略思維能力，決定國家的戰略謀劃、戰略預見、戰略決策和戰略實施能力。戰略能力決定國家命運。國家戰略研究，為當代每一個國家生存和競爭所必須。戰略研究也要出思想，出理論，出人才，要培養造就中國自己的戰略家。這方面是中國思想庫突出的短板。

　　第四， 各級黨和政府的政策形成層面。政策形成是以基礎理論和戰略研究的成果為依托，基礎理論研究和戰略研究歸根結底要能夠指導政策或者轉化為政策，才能變成現實的軟實力，才能發揮思想庫作用。政策研究也要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政策研究系統直接服務于各級黨和政府，是最直接的思想庫。

　　無論基礎理論研究、戰略研究還是政策研究，都要有議政、咨詢和提出政策建議的能力，有與政府溝通的渠道，有影響政策的渠道和機制，有參與形成國際性、全球性議程的能力。中國思想庫體系的建設，關系到中國的命運，不僅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色彩，而且必須理直氣壯地“講政治”，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這是黨和國家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體現，本質上是全球化條件下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問題。

　　實際情況是，西方多年來對中國社學社會科學的影響是驚人的。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越來越受到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的直接影響。據披露，2008年3月20日美國福特基金會駐北京辦事處舉行盛大招待會，歡送該基金會在華項目的負責官員。用某媒體報道的話說，原因是該官員連續九年在華任首席代表，其“工作的必然結果是，將“中國的社會科學和公益界”引進了一個“求‘錢’若渴的時代”。又據某知名政策研究機構負責人說，“參加者的人數之多，層次之高，學科范圍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令該負責人“震撼”的是，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起在華活動20年，“僅僅用了4億美圓就獲得了對中國學術界如此規模的影響力。”他說，中國的外貿每年有數千億美圓的順差，但在學術和政策影響方面則存在著巨大的逆差。中國現代國際關系學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指出，接受和尋找外部資金甚至海外機構和跨國公司的贊助資金，已經成為很大一部分中國智庫當前謀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影響最大的還在于，“外部資金進來的同時，乘機也將國外的評價標準和價值立場引了進來。表現最突出的就是，中國社科研究機構和大學研究機構的學術評價機制和激勵考核機制，幾乎全部追隨西方體系。”結果，造成中國軟實力的“巨大虧空”。(40)

　　對于這些存在多年和眾所周知的現象及其復雜的背景、原因，篇幅所限，這里不作分析評論。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許多現象都是事實，盡管總起來說當前社會科學研究的現狀與黨和國家的發展需要不相適應，但是這不能反映中國思想庫的全貌、主流和實質。

　　首先，中國思想庫的總體方向是中國共產黨把握的，其主流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從根本上說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為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中華復興的偉大事業服務的。這些都不是西方國家所能左右的。以黨的十七大報告為例，“報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關鍵階段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做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報告描繪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為我們繼續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中的這段話在政治上極有分量，很多從事思想庫工作的人未必都讀過。什么是主流?這就是主流。主流與非主流的區別，在于能否引導黨和國家前進的方向，而不在于其它。而且主流和非主流是相對的，不是一成不變的，非主流可以轉變為主流，主流也可以轉變為非主流，也可以“邊緣化”，甚至死亡。正如著名海外學者鄭永年最近所說：“中國的自由主義似乎已經死了。除了一些毫無結果的挑戰官方的行動之外，自由主義的諸多論述與中國的現實越走越遠，也越來越不相關。”(41)這一切都是一個時期以來中國思想界發生的重大變化。所以，中國的思想庫也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導權，由中國自己掌握著，西方國家和美國的影響力早已經呈現出“邊際效益遞減”趨勢。對此，他們看得很清楚，內心很悲觀，也很無奈。國人也應當看清楚。

　　其次，中國思想界現狀的形成由來已久，情況復雜，需要加以分析。從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看，大多數人主要是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社會科學思潮和理論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既有消極的方面，也有其積極的方面。有一定能力的學者自會分辨，在為數不是很少的一些人中間存在對西方理論盲目崇拜的傾向，主要是受大氣候和利益導向影響，也有中國改革內在的原因。國際資助一般應當是合法的，受到西方各種資助的人畢竟不多，而且情況也很復雜。所謂“拿人家的手軟，吃人家的嘴軟”，雖然是普遍現象，真正心甘情愿將自己的學術生命與國際勢力聯系在一起而且死心塌地的人，畢竟極少。而且有些走得比較遠的人在社會上的形象已經被自我矮化，影響式微，甚至走向反面。所以，只要加以正面輿論引導并輔之以必要的政策導向，情況必定會發生變化，而且已經在發生變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中國必須整合和建立適應新形勢需要的自己的思想庫隊伍和體系，這是戰略任務，也是當務之急。所謂“適應新形勢需要的”，是說中國思想庫的現狀，顯然不能適應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戰略任務的需要。突出的問題一是“軟”，首先“吃人家的嘴軟”，是指為中國利益說話時“嘴軟”，為外國或跨國公司利益說話時則比較“嘴硬”。其次，為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挺身而出的人在網上愈來愈踴躍，但是各種媒體配合的還很不夠，這種聲音也還不夠大，許多自由主義學者患了集體“失語癥”。其實這是個意識形態政策和輿論導向問題。第二個突出問題是“散”，中國的思想界，從業人口很多，看起來也有高校、各級社科院和黨校等等幾大體系，高級職稱、學位漫天飛、遍地流，其實力量很分散，思想很渙散。問題很多，也不都是意識形態和輿論導向問題，既有更深層的利益導向問題，體制、機制和政策問題，也有國際背景。所以需要靠改革來引導方向，整合隊伍。所謂整合和建立“中國自己的思想庫隊伍和體系”，是實踐提出來的重大任務。改革開放30年來，思想分化、利益分化、社會分化，國情、世情、黨情都在變化，這些都是事實，也難以避免。一個突出的教訓是，中國要想避免蘇聯的厄運，抵制國外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就必須建立一支在任何情況下都忠實于國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上和學術上過硬的思想庫隊伍，這一點在本質上與軍隊國防建設沒什么兩樣。

　　(本文系拙著《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第七章“改革開放和中華復興”的第二節，該書2010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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