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拋棄福利國家

　　來源：《文化縱橫》2012年第二期 作者：薩松

　　[原編者按]關于歐洲危機的討論，《文化縱橫》雜志雖已登載過一組封面文章，但由于危機依舊在蔓延，目前為止還沒有恢復的跡象，所以仍值得關注。另一方面，一直以來的討論，都缺乏深入歐洲內部的視角，為此，我們特組織這三篇文章，來推動這一討論的深化。福利國家被看成是此次危機的主要罪魁之一。但在英國歐洲史學家薩松看來，這一政策恰恰是歐洲有別于美國的自立之基。與他不同，在另一位歐洲問題專家托雷夫蘭卡看來，歐洲的分裂已是板上釘釘之事，并給出五大理由，言之鑿鑿。要把從古羅馬以來就四分五裂的歐洲重新摶聚在一起，并非易事，托雷夫蘭卡以一位“局內人”的目光，讓我們再一次深入了解這一問題的復雜程度。在英國騷亂幾個月之后，吳敖祺做了一個有力度的剖析。他深入淺出的敘述，帶領我們看到掙扎在各種臨界線上的英國及其民眾。但作者的旨歸，還是在中國。實際上，歐洲是否能走出危機，它的衰落或復興，都將關系到世界格局的分化與重組，這與中國在東方的崛起恰恰形成映照。這也正是我們一再關注它未來命運的關鍵所在。

　　歐洲福利制度的誕生，是與其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緊密關聯的。這并不令人奇怪。在 19世紀，充滿活力和信心的資本主義廣受歡迎。即使那些叫囂著預言資本主義必將垮臺的反對者們，最終還是拜倒在資本主義的紅裙之下，不得不放下意識形態的武器。但是從 20世紀 30年代的那場經濟大危機到今天，資本主義卻成為所有人都想拯救的對象，同時又很害怕它衰落，因為沒有人能預言它的后果。

　　1950 年代之后的幾十年間，資本主義的反對者比擁護者贏得更多支持。即使在繁榮的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引起了很大的焦慮;除了那些被折磨的工人和受威脅的農民外，中產階級也許更害怕：工人被煽動罷工、經濟不確定、社會地位驟變、霍亂和天花，以及令其聞風喪膽的窮人。

　　從歷史角度來說，資本主義的反對者描繪了資本主義的局限和止境，在勉強接受這宿命且喪氣的資本主義的同時，一直在尋求其他的可能性。與此相反，真正的資本主義擁護者則一直努力破除所有法律和政治的障礙，以便讓自由市場中的競爭和個體經濟能夠充分發展。但是他們也明白，如果放任資本主義發展的話，那么至少在短時期內，會產生許多受害者，從而會培育反對者，給自己添麻煩。

　　與此同時，迅速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漸漸發現，一味抵抗并不能持續很久。與其等待資本主義垮臺，還不如去推進改革。當然改革的結果是使資本主義變得更容易忍受。

　　于是，一個利益集團，盡管還不正式，在一些落后國家出現了，野心勃勃地想趕超英國。這些人如今被稱為新自由主義者。但是由于第一次全球化(緊隨 1873年大危機的世界貿易擴大化)后，國家必須采取適當的措施來改善人民生活，變成共識。所以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很清楚他們處在社會對抗的邊緣。即使是 1880年代以前的俄羅斯帝國，發展工業已經在統治精英中成為廣泛共識，但還是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來限定最長工作時間，以控制資本主義的惡性擴張。

　　一、福利政策與社會主義精神

　　歐洲福利政策(還有民主化和民族主義)也是在歐洲國家構建過程中出現的。很顯然，如果國家不制定一些擁有社會基礎的政策，那怎么來確保不同階級人群能夠都熱愛這個國家呢?主要有： 1.對工人階級的再生產費用進行社會化的平攤(例如養老金、國民保險和醫療體系)。 2.改善工作狀況(健康與安全，以及限制工作時長)。 3.允許工人們成立自己的組織(行業聯盟)以保護自己的權利。

　　最初，歐洲福利政策是非社會主義者引進來的，很多時候是因為那些工人階級政黨或行業聯盟的施壓。第二共產國際在 1889年通過的首部綱領以及 189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埃爾福特綱領》中都提倡憲法、政治權利、法律援助、免費醫療救助、免費喪葬、免費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各個層面的改革。

　　早在 1880年代，俾斯麥就已經在德國為工人們引進了強制性的健康、意外事故、老年人和傷殘保險制度。 1920年，把保險對象擴展至白領工人， 1927年又增加了失業保險制度。

　　在 20世紀 30年代的挪威和瑞典，農民和工人政黨之間的妥協幫助少數黨的工人政府崛起，并且推行了社會福利法案、失業保險、養老金制度、工人最低工資，以及補貼給農民和漁民的物價補貼。瑞典在 1933~1938年間，由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政府引進了增加就業的政策、針對大家庭的房屋補貼政策、增加養老金、幾乎全面覆蓋的生育補貼、帶薪假期以及針對新婚夫妻的國家貸款資助。

　　19 世紀，英國保守黨政府針對民眾失業以及使用童工的狀況，已經實施了一些社會改革。但最終是自由黨政府在 1904~1914年間把英國構建為一個福利國家。其中，在 1908年，針對 70歲以上的較低收入者，政府給予了適當的養老金補貼。在 1912年，政府還實現了一部分免費醫療救助，并且在 1914年推行了強制性的校園免費餐。此外， 1911年國民保險制度還為低收入者、失業者提供了病假工資和免費醫療。這些費用由雇主、雇員和政府共同出資完成。

　　以下是各種國家社會保險體系的大致類型。 (見表 1)

　　福利政策在二戰之后得到穩固。 20世紀 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以及蘇聯對納粹的抵抗，導致了西歐左翼勢力漸增。這種增長一直持續到冷戰爆發，促使西歐的福利政策進一步穩固。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在戰后到處不得人心。那些年可以說是“純粹”資本主義思想跌入最低谷的時期。每個人都熱衷于讓政府進行干預和結構性改革。沒人愿意回到 30年代的那場經濟大危機當中去。大家都在努力為左翼尋求支持。因此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主義領導人阿爾契德·加斯貝利在 1944年 7月 23日的演講中提到卡爾·馬克思和耶穌都擁有平等和世界大同的思想，都是“贖罪的真實典型”。

　　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在 1947年的《阿倫綱領》中聲明：“確立德國經濟的新結構，必須首先明確那個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然結束。”即使是在 1949年的《杜塞爾多夫綱領》中，仍舊非常清晰直白地在篇首就闡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德國人民的切身利益是非常不公正的。”

　　那些支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發展的人群，則主要聚集在自由黨的旗幟之下，一直受到各地選民的嚴厲壓制。在 1945~1950年之間，沒有任何一個完全的親資本主義自由黨成為政府中的多數派。無論是社會民主黨、社會基督徒還是傳統的保守黨派，時代潮流都傾向于社會改革。歐洲各地的左翼政黨看起來都是最適合推行社會改革的，他們會向特權階級斗爭，促使這些社會改革成為優先處理的國家事務，并且比其他任何黨派都會花更多時間和精力來尋求解決方案。在英國，選民們的選票說明了，他們相信工黨是推行福利政策改革的。

　　英國，正是二戰后最直接、最重要、最具有深遠影響力的福利改革的發生地。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贏得戰爭為福利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社會環境，它的環境比那些戰敗國(例如德國和意大利)或者是戰爭中被侵略占據的國家(例如法國)都要更好一些。此外還有其他原因：工黨徹底的選舉勝利，使得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占有議會的絕大多數席位。無論如何，在 1945~1950年期間，社會壓力給予了福利體系構建一種巨大的推動力，即使當時換成是一個保守黨組建的政府可能也會推行一些福利政策。事實上，英國保守黨已經被當時流行的《威廉·貝弗里奇報告》(一份關于如何建立英國福利國家的藍圖)所刺痛，再加上在二戰后的遞補選舉中落敗，它也已經準備采取適當的措施去進行社會改革。

　　福利國家也可以看作是為了滿足發達資本主義的發展需求，尤其是對其私營經濟部分，因為資本主義自身無法提供以下條件來促進再生產：

　　· 擁有一群思想上沒有敵意的勞動力，而且不必為他們提供工資以外的健康保險和養老金。

　　· 一套高效的交通體系、教育設施，以及低價供應的重要物資，諸如煤、電等。

　　由此看來，福利國家不僅改善了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同時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也穩固了資本主義體系。這其中還有一個自社會主義運動開展以來就存在的無法避免的困境：成功逼迫資本主義對自身制度進行改革、改善人民的境遇，是否也算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穩固和合法化?這種短期內的制度改良是否會反而使資本主義的壽命得以延長?

　　1946 年的英國《國民保險法案》和 1948年實施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所共同遵守的普享原則，本來是英國的獨特之處，但后來也被北歐諸福利國家普遍采用。 1946年的《國民保險法案》意味著福利政策是公民權利的體現，而且將用國民稅收統籌支付。在法案的第 309段中，有這樣一句話來說明福利政策是全面覆蓋的：“保險計劃將覆蓋全民，無論其收入多少。”這成為工黨福利政策和英國建設福利國家的長期奠基石，得到了各黨派的支持，并且把市場和福利供給隔離開來，互不影響。二戰后的數年，社會民主福利國家政策主要在英國實施。英國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福利國家。

　　這并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偏見的問題。二戰后歐洲被迫引進實施福利系統，其背后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已無法實施美國的高工資體系。在 1945~1950年間，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被迫實施可以控制工資水平的政策，即使某些吸收了社會主義者的政府也是如此。福利政策可以確保本國企業家利用低工資水平和國際同行競爭。這些福利國家可以使工業的兩個主要階級達成一種政治妥協，從而避免長期深陷矛盾斗爭。

　　那么這種普享性的福利政策是否有社會主義性質呢?如果社會主義是一種狀態——一種“目標狀態”，這種狀態被定義為一種特殊社會秩序的全面構造，那么福利政策的普享性并不算是社會主義精神，因為它是與一個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系統共存的，甚至還可以更加穩固資本主義系統。但如果說社會主義指的是民眾間的社會關系，那么普享性的福利國家是通過向全民(無論其收入多少)提供服務或商品，這其中體現了與資本主義精神共存的一點點社會主義精神。

　　二、當前的危機及歐盟問題

　　《威廉·貝弗里奇報告》盡管是一種很大程度上良化的形式，但仍是英國建設能解決失業、傷病和老年人問題的福利國家之基礎。這是建立在統一比例繳納保險費的基礎上的。每個人在工作的時候都上繳相同數量的保險費并獲得相同的福利收益。這種統一比例的繳費方式在 20世紀 60年代被棄用，然后改為沿用至今的一種收費原則：對最低規定額度以上的收入進行有比例地征收保險費用。大部分開銷都用于養老保險，此外還要對守寡者、殘疾人士、失業者以及生育孩子的母親們給予經濟支持。

　　英國的養老金占國民保險費用的 80%還要多，但僅僅是英國 GDP的 5%。盡管英國國內一直對養老金的危機都有異議，但是相比較而言，其他諸如荷蘭、西班牙、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養老金問題更大，因為這些國家中用于養老金的公共支出還要更多。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養老金的公共支出至少是英國的兩倍。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情況還會更加嚴重。到 2050年，歐盟國家不再是 1個老年人對應 4個在職工作者，而是只對應 2個。老齡化問題有以下四個原因：歐盟國家當前的低出生率;戰后嬰兒潮時期的人口都進入老齡化的階段;人口壽命將繼續延長;涌入的移民無法補償人口低出生率和日益延長的人口壽命。

　　有五種解決方法來應對上述問題： 1.增加移民比例，但是需要應對日益強烈的反移民者。 2.增加稅收，但是鮮有政黨可以處理好這樣的社會改革。 3.提高女性就業者的比重。女性就業者數量可以增加，但是可能會在 2018年減少。因為如果女性出去工作，就不能留在家里照顧老人……所以國家可能會比以前支付更多。 4.制止提前退休的趨勢。這是很多國家都在采取的措施，但是仍舊難以執行。 5.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產出。在目前的意識形態環境中，沒有什么國家可以做到(因為如果對產出不加以監控，又會嚴重威脅到環境)。

　　綜上，這些措施能否發揮作用，還在未定之天。這就使得我們在談論歐洲時，似乎不可能不提及“危機”一詞。有些人唯恐復雜混亂的局面會持續下去，因為他們夢想一個聯邦制的歐洲，一個忘記各自歷史差別的歐洲，一個歐洲人可以發現或者重新發現共同身份的歐洲。而其他人非常害怕歐洲成為集權制，害怕幾個國家被迫綁在一起，害怕讓所謂的“外國人”來干預自己的事務，因此反而樂于見到歐洲的持續混亂。

　　參與歐洲選舉投票的人在數量上而言是很少數的。歐盟對他們而言似乎是一個無關的枝節問題，對有些人來說甚至是一種妨礙。也許歐盟不能贏得這么多人的心也不足以為奇：歐盟想成為政治生活強有力的控制者，還需要擁有比現在更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想要獲得更大的力量，它又必須得到歐洲人民的支持，需要贏得人心。這是歐盟發現自身存在的一種惡性循環——一個主要的僵局所在。

　　但是歐盟最嚴重的失敗就在我們眼前：在國際事務方面尤其是當今世界范圍的經濟萎縮情況下，無法用同一個聲音去訴求。令人感到詭異的是，即使歐盟當前危機重重，在這六年之中，它的成員國依然在增長——從 6個變成 27個。它這樣的組織仍有許多其他國家想要加入，目前土耳其、馬其頓共和國和克羅地亞就想要申請加入。此外，也沒有成員國著急離開。如此可見，它所帶來的收益肯定超過其支出。

　　首先，“歐洲”(歐盟)被看成是一個讓德國和法國和平相處的機會。這仍然被看成是歐盟的最大貢獻，盡管我會思考如果沒有歐盟這兩國是否就會發生戰爭。

　　其次，“歐洲”成為一個經濟區，一個共同市場。一個共同身份就此確立。身在歐盟就意味著身在經濟繁榮的一邊。這是一種讓人覺得歐盟在“有效工作”的幻覺。這就是說服英國留在歐盟的原因。丹麥人和愛爾蘭人緊隨英國人。然后希臘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加入了，因為歐盟意味著民主和進步。同樣因為類似的原因，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也加入了。

　　想要一個“更加緊密的聯盟” ，并不是那么讓人熱衷，盡管這一點是在《歐盟憲法條約》篇首就已提出。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身在歐盟所能獲得的利益，但是很少有人會希望歐盟各國進一步聯合，而更少人會覺得歐盟能清晰界定他們的共同身份。

　　雖然很多歐洲人并不渴望一個“更加緊密的聯盟”，但是他們都希望有一種可以聯合歐洲的“社會”因素，即福利國家因素。這并不足以為奇，因為沒有人會愿意獲得更少的養老金、更昂貴的醫療費用、更長的工作時間，不過令人驚訝的是更長工作時間又作為一種“自由”和“權利”被販賣給英國人民。今天支持社會福利的歐洲人，昨天還在慶祝無限制的自由市場，顯示出對自我調控能力的動人信念。包括撒切爾夫人在內，沒有誰是以廢除福利國家的政策來參加競選的。他們以削減稅收為競爭口號，但又無法應對“獲得越少，支出也越少”的數學規律，最終只能終止減稅政策。

　　直到最近，歐洲一體化的強烈思潮是“市場化”歐洲而不是“社會化”歐洲。消極的一體化行為，即廢除那些阻撓歐洲內部競爭的障礙，曾經一直都被視為比那種制定共同政策的“積極的一體化”更加重要。事實上所有保守黨和許多(也許是大多數)左翼政黨詮釋的主要任務，就是認為主要阻礙歐洲發展的原因是勞動力市場的阻滯、過度的社會福利保障，而一定程度的違反常規和私有化將會確保經濟增長、穩定和更多的國民就業機會。正如喬治·阿克洛夫( George A. Akerlof， 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羅伯特·希勒( Robert J. Shiller，耶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在他們 2009年出版的《動物精神：人類心理如何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為何與全球經濟緊密相關》一書中所說的，經濟行為的法則是如何從經濟學家那里傳送到智囊團、政治精英以及公共知識分子，最后抵達至大眾媒體。這已成為一種政治頌歌：“我是自由市場的信仰者。”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在以前從未成為一個時代最重要的主流思想：沒有在充斥著保守主義和政府全方位干預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成為主流，在 19世紀末也沒有。甚至在 19世紀 80年代那所謂的曼徹斯特自由派已失去影響力的英國，也沒有。

　　只有在 20世紀 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才變成了新經濟全球化的最重要訴求，這種全球化與 1890~1910年時期的全球化截然不同，而是有系統地繞過了民族國家。

　　市場化的勝利不僅僅體現在那些自身市場已經充分發展的地方(西方國家)，還出現在了一些很少有人會期待勝利的地方。如越南、中國、巴西和印度等國，全球性的自由市場已經讓這些國家大大受益。

　　但是，新自由主義的危機，還是在沒有出現可靠替代者的時間段里發生了。老一套凱恩斯體系是建立在一個遠離全球化時代的基礎之上的，而且是在政府確實可以控制國家經濟的前提之下。這已經不復可能。政府都在努力保護自己的人民不受全球化的影響。目前已有(或者將來會有)一些人試圖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管理體系，但是只有那些最樂觀的人才會深信這樣的一個全球性政府是有可能建立的。有人認為霸權主義會重組全球經濟，就如同當年美國在 30年里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來重組西方的經濟，這幾乎就是一種空想。

　　目前美國依然擁有強有力的軍事實力和文化實力，但是它已沒有能力也沒有足夠的威信去做冷戰期間它為歐洲國家所做的事。這是當年小布什沒有領會到的，但奧巴馬已然非常明白。

　　歐盟，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貿易聯盟，不可能成為一個新霸主。它更是無法規劃一個通用的經濟計劃、稅收政策、福利政策、法律和治安條例、安全保障政策以及外交政策。

　　目前的經濟危機為歐洲提供了反思的機會，反思如何才能構建歐洲身份認同。盡管身份認同經常被視為積極的希望，但我們仍應警惕其構成的基礎。對歐洲共同的身份認同，意味著要背負過去那些有關優越性和種族偏見所帶來的恥辱;而且它還透露出一種氣息，這種氣息被法國人稱之為“文明的使命”，也被英國人稱之為“白種人的責任”。從歷史角度來看，歐洲并不僅僅是一個發表《人權宣言》的地域，它也曾是執行過殖民政策、參與過奴隸貿易、出現過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古拉格集中營的地域。那么對歐洲人而言，現在誰才是“他者”呢?在 2002年，新保守主義評論員羅伯特·卡根，在他的《天堂與實力 :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一書中，提出了歐洲人的一個新的“文明的使命”，即相比較美國式的強健的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歐洲人需要用更多“間接”的外交方式來解決沖突、構建國家間的友好關系。

　　考慮到作為一個積極模范的美國的實力，它所提供(還將持續提供)的有關現代化的所有形象如此久遠而深入人心，如果我們不把歐洲和美國清晰地劃界區分，就很難想象出一個強有力的歐洲共同身份。我并不是指反美國主義是發展歐洲共同身份的所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在當前這個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反美國主義無論如何都沒有用途和意義。但是一個國家只有不執行霸權主義，才可能有所改變。而身為霸權國家的美國，所付出的代價就是集正反面典范于一身。

　　但是一個非美國式的歐洲統一身份，其實現基礎又將是什么?

　　這基礎絕不可能是軍事力量。歐洲的軍事力量與之相差巨大，歐洲人不需要為此白耗力氣。只要根據 2006年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報告，就可以說明世界軍費在 1996~2005年這十年間增加了 34%，而美國占其中的 80%，并在全球軍費開支中占據了大約一半( 48%)。英國、法國、日本和中國則各自大約占據了 4%~5%。這其中體現出來的軍事力量不均衡是顯而易見的。歐洲被迫保持一種和平狀態，因為自身無法為好戰的行為買單。

　　這還不僅僅是軍事的問題。同時在一些與軍事相關聯的事務上，美國和歐洲國家同樣存在巨大差異。在面對政治分歧的時候，歐洲更傾向于多邊政治談判而非軍事干預——這并不是因為歐洲人更加友好，而是因為軍事力量薄弱。正如一位英國外交政策官員所引用的一句名言：“如果你有一把錘子，所有問題都會變成小釘子。”

　　歐洲共同身份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福利國家。但是只有在全民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福利國家才能最好地發展。如果一個國家的失業率很低，那么它的課稅標準也會很低(因為失業者是無法交稅的)，這樣就很難為福利國家征收足夠的保險費用。而且失業問題還會增加社會問題(包括犯罪和毒癮)、減少人均壽命以及增加疾病風險，換言之就是增加福利國家的負擔。低就業率的解決之道就是經濟增長，但是西方國家又很難達到。此外也可以通過增加稅收來支持福利國家，但是這又會更加影響經濟增長，而且也不受人歡迎，最后可能會導致政黨的更迭。表 2是幾個發達國家漸增的債務數據圖。在歐洲，多數這樣的債務借款會用于養老金以及日漸高昂的國民醫療費用。在美國，私人債務則多用于維持一定的個人消費水平(多用于住房)，公共債務則主要用于特別昂貴的老年醫保和傷殘醫療補助、可怕的軍事裝備及突發性危機。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歐洲的“社會性”，與其他兩類主要的發達資本主義(即美國和日本，相對而言擁有很發達的貿易聯盟和社會民主政黨，但實力與野心都有所下降或消失)有所區別。市場化的歐洲也許身處危機之中，但依然是一個社會福利的歐洲。此外，這也得益于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單一民族國家，是目前為止共同身份認同的主要根源。

　　法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曾在 1998年 3月的《世界外交》雜志上發表文章《新自由主義的本質》，里面提到新自由主義極其強烈的象征力量。它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原則，更是一個系統化解構集體主義的策略，使得消費可以逐步個人化。經濟狀況隨之可以從社會特征中剝離出來。以最純潔面貌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把自己打扮成為唯一的理性法則，而與此同時那些社會特征(貿易聯盟、政黨、民族、家庭等特征)則似乎變成了發展經濟的阻礙。

　　面對當前的危機，我們應該嚴格質疑新自由主義學說的流行，因為這個“主犯”已經過度削弱了對財政部門的管控。反而卻逼迫歐洲各國去限制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國家福利。當經濟增長乏力時，這就是一個危險的政策，因為它取消了歐洲人的社會保障。一段時期內社會高度穩定，將一定是歐洲各國在未來十年內的主要特征。

　　(作者單位：英國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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