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塔•哈內克 魏文編譯

　　《科學與社會》雜志在2012年4月特別號將用于現在爭論的關于社會主義中心問題的討論。哈內克和另外5名來自不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應出版者的邀請參與了這次討論。

　　出版者提出的問題是：1，為什么今天談社會主義?2，生產的社會主義組織的主要特點;3，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刺激和覺悟的水平;4，社會主義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5，在社會主義參與制計劃的中心問題。

　　一，為什么談21世紀的社會主義

　　一種遠離蘇聯社會主義的新的社會主義。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垮臺以后，社會主義這個詞過去和現在都有嚴重的負面的負擔。在柏林墻倒塌和蘇聯消失之后，拉丁美洲和世界左翼的知識界感到困惑。我們知道的對社會主義的東西比我們想要的東西更多。我們曾譴責缺乏民主，專制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的中心計劃，不尊重分歧，試圖平均的集體主義，將重心放在生產力的進步上而不注意需要保護自然的生產主義，教條主義，企圖強加無神論，迫害信徒，為了領導過渡的進程只需要一個黨。

　　但是在蘇聯社會主義消失的同一時期，在拉丁美洲開始出現民主的和參與本國治理的實踐，展現一種對資本主義而選擇的我們想要建設的社會。不僅是展現新的社會，而且在實踐中表明能夠以透明的、不腐敗的、民主的和參與的管理，這在我們的一些國家左派通過選舉得到政府準備了政治條件。

　　這些光芒開始照耀我們的次大陸，并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失敗以及近年來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得到加強。一種面對資本主義而選擇的社會主義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如何稱呼它?是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有勇氣將這個面對資本主義而選擇的社會主義稱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用“社會主義”這個詞恢復了永遠有效的價值：“愛、團結、男女平等”，并添加了形容詞“21世紀”，以便將新的社會主義區別于20世紀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的錯誤和偏離。但是必須注意到35年前70年代初在智利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在人民團結聯合左派的支持下取得的勝利已經開始了世界上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第一次經歷。雖然3年以后他在一次軍事政變中被推翻了，卻留下了他的教訓。如果說我們這一代從那次失敗中學到了某些東西，那就是如果想以和平的方式過渡到這個目標，必須重新思考到那時在世界上已經實施的社會主義的計劃，因此必須制定另一個更加符合智利現實的計劃，以和平的方式實施計劃。看來這就是阿連德在使用他的民俗理論時想讓人們直覺了解的東西，被比喻為“有葡萄酒和香檳的社會主義”，旨在在建設一個民主的扎根于民族的-民眾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我認為智利的經驗應當作為第一個實踐經驗去考慮，它企圖遠離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過渡到今天我們所說的21世紀的社會主義。

　　關于社會主義、民主和人的全面發展。米歇爾•萊波維次說過，21世紀的社會主義具有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人的發展通過革命的實踐(改善環境，人的自我改造)去實現。根據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未來的社會有助于人的所有的潛力的全面發展。資本主義造成的分裂的人類將被全面發展的人類所代替。正如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第一稿中說的，“組織讓每個成員能夠在完全自由的情況下發展和利用他的潛力，因此不改變這個社會的本質”。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最后版本中，這個新的社會作為一種聯合體出現，“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因此，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不能由一個政府和一個啟發性的先鋒隊的決定而出現。不能從上面以法令去實現。它是一個靠人建設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在改造環境的時候也改造自己。它不是一種贈予，是一種征服。

　　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21世紀的社會主義的產科醫生。我們可能會問為什么在拉美本世紀首先出現這種選擇性的建議。我認為我們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的形勢可以以某種方式與20世紀初革命前的俄羅斯的情況比較。那時候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它的恐怖就是我們面對的新自由主義和它的恐怖：貧困和饑餓的擴散，財富的分配越來越不平等，自然受到破壞，我們的主權越來越喪失。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說已經夠了，首先行動起來抵抗，然后走向攻勢，使提出反對新自由主義計劃的總統候選人獲利勝利。這些拉丁美洲的政治領導人經歷了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經歷的同樣的抉擇：或是采用資本主義的措施以便試圖拯救他們的國家向前進，這可能意味著讓人民遭受更多的痛苦，或是面對資本主義開始建設一個選擇性的社會，也就是說，走向另一種模式，使他們的人民成為新社會主要的建設者。換句話說，面對新自由主義模式明顯的失敗(已經表明它不能解決拉丁美洲人民的問題)，出現下列抉擇：或重建資本主義的模式，即有明顯變化的新自由主義，更多地關注社會問題，但是仍由資本主義的邏輯推行，或是向建設一個選擇性的計劃前進。

　　使人進退兩難的是僅是奪取政府如何通過這個政府向社會主義前進。正如玻利維亞副總統阿爾瓦羅•里內拉說的，沒有經濟的和文化的條件作為前進的基礎。這曾經是1917年向列寧提出的進退兩難，今天向我們許多現在的統治者提出來了，嚴重的問題是在我們的情況下沒有取得國家的權力。在我們的國家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物質和文化的條件很弱，而且也沒有更重要的和至今公認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不擁有國家的一切權力，只有國家的一小部分權力。我們知道國家的權力不限于行政的權力，而且也包括立法的和司法的權力，武裝力量和政府的地方機構(州和市政府)和其他的機構。因此取得政府和擁有國家的一切權力不是一回事。這是在智利左派的某些階層所犯的錯誤之一。當時說政府應當采取更激進的措施，沒有注意到當時存在的力量對比，好像是阿連德贏得選舉時就是做到擁有了國家的所有權力。

　　我認為取得國家的權力是一個復雜的進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做到擁有武裝力量，或如同有人稱之為“暴力的壟斷”。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認為，在智利阿連德推動的進程與玻利瓦爾革命進程之間有著根本的差別：前者是一種沒有武裝的和平過渡，委內瑞拉的進程是一種和平過渡，但是有武裝，不是因為人民武裝起來，而是因為武裝部隊的絕大多數支持進程。

　　一方面，我們應當考慮到我們的政府繼承了一個國家機器，它的特點是具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功能，但是不是為了走向一個人道主義的和團結的社會; 走向一個把人放到它的發展的中心的社會，而是也如同變革的重大角色一樣走向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實踐表明與激進左派的某些階層的教條主義的理論相反，一個革命的政府能夠利用這個國家，將其履行成為一個在建設新社會中的工具，推動一個導致逐步取得國家的一切權力的進程。

　　但是，我們應當說明這并不意味著應當局限于利用繼承的國家，革命的政府需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去建設新的機構的基礎，建設新的政治制度的基礎，創造民眾成為主角的空間，為民眾的階層從最簡單的水平到最復雜的水平行使權力，這樣將創造一個從下層建設的新的國家，或是一個取代舊的國家的國家：正如恩格斯在事情的管理中說的，對人的統治將被取代。

　　那么，當我們還遠離能夠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的時候，我們為什么叫社會主義者?我們這樣稱呼那些決定走上長期的和艱難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政府，它們已經開始實施旨在走向這個目標的措施。

　　二，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的主要特點

　　我們將指出21世紀的社會主義提出的生產組織的某些特點。首先它把人放在中心的位置，由一種人道主義的和團結的邏輯支配，目的是滿足人的需要，而不是獲取利潤。其次，尊重自然，為共產主義而斗爭—我們的目標不應當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好。第三，建立一種新的辯證法：生產—分配—消費，其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由勞動者組織社會的生產，旨在滿足居民的需要。第四，由一種尊重自然和尋求人的全面發展的新的觀念指導。第五，更合理地利用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一個參與制的分權的計劃，它與蘇聯官僚主義的高度集中的計劃是對立的。

　　下面再做一些具體分析。我們的辯證法：生產—分配—消費。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如果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社會產品的分配方式取決于在這個社會里生產資料所處的分配方式。為了讓社會的財富能夠滿足國家所有的居民的需要，重要的是主要的生產資料不被少數人獨占和用來為他們自己牟利，而應當是社會的集體所有制。但是社會所有制與國家所有制不是同一回事，盡管21世紀的社會主義傾向于認同國家所有制，盡管列寧堅持將國家化與社會化區分開來。國家正式代表集體，但是為了讓集體實際上占有生產資料(工廠、礦山、土地、服務)，所需要的比一個簡單的沒收資本家的法律行動和將這些生產資料交到國家的手里要多得多。

　　在蘇聯以及跟隨它的榜樣的國家，不是一種勞動者對生產進程的實際占有，而是將生產資料簡單地國有化。這些生產資料不再為少數人所有，以便成為自然的國家的所有制。但是，生產進程本身發生的變化很少。在大工廠里工人繼續是機器的又一個螺絲釘面已，在他們的工作中心很少或沒有參與做出決定。說不好聽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保留生產的等級制組織，經理有一種“專斷的”權力，命令從上往下傳達。可是我們不應當使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詞，當大部分多余的產品不是落入私人(領導人、經理)的手中，而是落入國家的手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為了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為了解決社會緊迫的需要。

　　由勞動者組織的生產。國家成為生產資料合法的所有者，為了談到社會所有制，需要勞動者占有生產的進程，他們參與組織這一進程，不是感到自己是機器上的又一個螺絲釘，而是感到能夠貢獻他們的思想和通過實踐取得的知識，可以把思想和行動結合起來，在工作時作為社會的人將實現他們全面的發展。

　　有趣的是在阿連德時期的智利，他們提出的勞動者參加國家的企業的管理的目標之一是“人格的全面發展”，讓勞動者與任何公民有同樣的權利，“在他們工作的企業內部不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這是不可思議的”。

　　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不能允許保持使勞動者神經錯亂的不可觸碰的勞工進程，不能保留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分離。工作的人必須了解整個生產進程，必須能夠控制這個進程，能夠發表意見和對生產計劃與年度預算做出決定，對分配包含他對國家貢獻中多余產品的分配做出決定。

　　列寧認為大工業要求存在“一種嚴格的和絕對的意愿的團結”，以便領導“數百人、數千人和數萬人的共同勞動”，黨的任務應當在于“指導”群眾，“幫助他們協調在公共的會議上討論勞動的條件，無條件地服從蘇聯領導人的意愿，在勞動期間他是獨裁者”，堅持應當學會在公眾的會議上將民主與“工作期間鐵的紀律”結合在一起。

　　我們能夠更好地確定社會所有制，它作為那種屬于對他們擁有的事情做出決定而受到影響的團體的所有制，其比例符合受影響的程度。它與“賭金保管者”的觀念有相當多的共同點。遵循它支持的救濟原則，至少在理論上，在歐洲共同體多層次的政府的結構中，關于普遍性的程度和做出決定的范圍社會的所有者是不同的。在普遍的最高層做出的決定攙雜著更多的占有，將影響到更大比例的人和在最低層實現的利益。在每個層次，社會的所有者需要在他們之間進行談判，以便對他們擁有的東西的使用達成一項協議，使這些東西滿足集體的利益，這由他們自己確定。

　　但是，我們能夠說勞動者已經準備好積極參與操控企業嗎?除了例外的情況，他們沒有準備好，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從來沒有興趣與勞動者共享關于操控企業的更有技術性的知識，不僅是有關生產的方面，而且在有關企業的貿易與資金方面。將這些知識集中在經理的手里是允許資本剝削勞動者的機制之一。因此，為了在自我管理或共同管理的進程中取得進展，應當邁出的最初的步驟之一是允許勞動者占有這些知識，為了能夠運用這些知識，他們應當在實踐中開始進行管理，同時應當在企業的管理和行政事務的技術方面進行培訓。

　　滿足公共的需要。如果生產資料是社會所有制，它意味著是所有人的所有制，所生產的產品應當符合人們的需要，剩余的產品不能被那個小的特別的工人團體占有，而是應當與地方的或全國的社會共享。但是，誰決定這些需要呢?應當是確定需要的人們自己，通過一個參與性的計劃的進程將其放在優先地位。

　　一個新的效率的觀念尊重自然和尋求人的全面發展。21世紀的社會主義需要一個新的效率的觀念。不能繼續用資本主義的生產率來衡量效率，在資本主義如果做到生產剩余價值，才是生產性的：生產率以在一定的時期產品的數量來衡量，這是否符合人們的需要，是否破壞自然則無關緊要。在智利南部，日本跨國公司的效率以在一定的時間內砍伐樹木得到的木材數量來衡量。這種衡量不考慮對智利森林的破壞，不考慮它對氣候變化將帶來的后果。

　　在社會主義效率必須考慮兩件事情:首先，一個企業如果在生產時不破壞人類的前途，不破壞自然，才是有效率的; 第二，一般沒有注意到的是一個企業生產的雙重性。表面上它在將原料變成產品時，只生產商品或服務，但不是這樣，在生產的進程中還有另外的變革因素，這個因素就是勞動者本身：男人和女人在勞動時，也就是在將原料變成產品時自身也在發展，或者說畸形發展(傷殘)。在這個意義上，在社會主義一個企業除了物質上的生產，它還允許勞動者作為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將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相結合，參與他們的企業的管理，它才是有效率的企業。但是為了使這種參與成為現實，而不是形式上的，需要勞動者理解他們參與的生產進程。

　　人文發展的投資也是生產性的。因此，在社會主義應當考慮將對勞動者的發展的投資看作是一種生產性投資。培訓不應當認為是與勞動日分離的某種東西，相反，整個勞動日里將一定的時間用于勞動者的培訓，這是工作的一部分。因而這意味著對一個社會主義方向的鋼鐵企業的效率與一個資本主義的鋼鐵企業的效率不能用同樣的參數去衡量，前者決定每個工作日用兩個小時培訓勞動者，包括他們的技術能力和企業管理的培訓; 后者將整個勞動日用于生產產品。如果效率只用產品的數量來衡量，資本主義的企業就可能獲勝，盡管這還要看，因為已經證實當勞動者對他們進行的勞工活動的意義更有覺悟時，就會對勞動有更大的動力，這積極地反映在他們的生產率的提高。相反，如果我們衡量效率不僅看勞動生產率，而且也看對自然的尊重和勞動者的人文發展，無疑，一個自我管理或共同管理的社會主義企業比一個資本主義的企業有優越性。

　　三，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刺激和覺悟水平

　　蘇聯的制度沒有做到鼓勵勞動者。如何做到讓勞動者有興趣、有質量和效率地生產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必須面對的挑戰之一。在這個意義上蘇聯的制度失敗了。菲德爾•卡斯特羅在蘇聯垮臺以前意識到了這一點，當時他在古巴人民政權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社會主義還沒有能夠找到如何取代資本主義的鞭子以鼓勵生產。人們以為找到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解決辦法是使用資本主義掉了牙的武器：回到家庭的和個人的刺激，與此同時并鼓勵私人所有制。但是，個人的或家庭的私人所有制是能夠刺激勞動者的唯一杠桿嗎?

　　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的感覺似乎是為了決定勞動者面對他們的工作可能有的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為什么當時的口號 “工廠是工人的!”和“土地是農民的!”在蘇聯模式中不起作用?因為國家以勞動者的名義占有工廠和土地，與這些工廠和土地服從勞動者從屬于勞動者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是有很大區別的。

　　參加管理：一種重要的鼓勵。鐵托對此完全理解，他拒絕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國家模式，企圖在南斯拉夫推動一個勞動者廣泛參與的經濟模式，將生產資料交到勞動者的手里，讓他們進行自我管理。能夠參加管理的事實，他們的意見受到重視，他們勞動的結果為勞動者謀福利，他使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的工業取得了非常積極的經濟效果。大幅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古巴研究員達里奧•馬查多給我們的回答是，據東歐的社會主義經驗“勞動者從來沒有感到是生產資料和服務的主人”，從法律上說他們是所有者，但是這沒有伴隨著“一種參與行使(權力)”。在他們勞動的時候，其他人從上面決定“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

　　在委內瑞拉電力部門的勞動者中間出現了這種承諾的所有權的感覺?？ㄟ_非電力公司是反對派的另一個目標，電力工人組織起來以便阻止任何破壞公司的圖謀。這是長期反對過去的政府將企業私有化的斗爭的產物，這些勞動者在他們爭取收回企業的斗爭中開始提出管理的問題，前任經理實際上已經將企業拆毀。勞動者提出了糾正在南斯拉夫一些偏向的想法。

　　這對國家是一個戰略性的公司，必須避免在由勞動者管理時變成維護個人的或團體渺小的利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重要的是管理的成員除了企業的勞動者和經理外，還應有有組織的社區的發言人，因為歸根到底電力公司不屬于電力工人，而是屬于所有的委內瑞拉人，委內瑞拉人的聲音應當通過接受公司服務的社區傳達給公司。為了指出公司的缺陷，提出解決辦法和為其落實提供合作，這些社區應當有發言權。梅里達電力公司實施了這種管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明顯地改善了服務。過去因公司提供的服務差而受到社區譴責的電力工人現在受到親切的對待，稅收大幅度增加，非法獲取電力服務的家庭減少了。由勞動者提議的一名地區經理，一名總經理支持這項決定，一名工會領導人與工人結合在一起，和諧地與經理工作，與工人和社區舉行會議討論如何改善勞動，講解這些成果。這里存在所有各方的共同責任，為了這樣做可行，工人需要能夠信任領導企業的人。為此，重要的是在涉及任命上述企業的經理干部時工人的聲音被聽取。

　　但是，為了讓工人參與企業的領導，這不純是形式上的，而是根本的，工人接受有關的培訓以便進行有效的管理。一名工會領導人對我們說，當工人感到他們的意見受到重視時，他們準備三倍至四倍地工作，因為現在他們愉快地勞動。“過去是為了一份工資而勞動，現在是真心地工作”。我們認為能夠參與做出決定是對勞動者主要的鼓勵，讓他們在勞動的活動中自己表現得最好。這樣勞動不再是出讓，而是從精神上履行工人的義務，使他們感到有用，是比他們自己的企業更大得多的一個家庭的組成部分，使他們自己能夠實現最大的發展。

　　可是這個目標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讓我們記住我們的勞動者受到過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精神的教育。他們努力勞動的動因更多地與經濟刺激相聯系。需要一個文化履行的過程，以便他們能夠擺脫過去的這種遺產。隨著新社會的逐步建設，這些人將參與他們勞動的中心的管理。他們會感到勞動不再是一種負擔，而是他們的潛力的一種表現，他們將采取團結的行動，感到滿意，理解價值比擁有更重要，推動他們行動的精神鼓勵會越來越多。我們說過，這是一個逐步的過程。

　　為了思考對勞動的的刺激和動機，我覺得考慮中國和越南的經驗是重要的。在那里很清楚地看到進程一步步前進的必要，在分配剩余產品中犯了錯誤時，開始時過多地注重集體使用的報酬(為了滿足社區的需要，特別是孩子和老人的需要)，根據每個農民的貢獻而得的報酬減少，因為貢獻更多的人傾向于離開合作社，因而對農民的整體造成損害，因此合作社里更窮的農民決定減少其百分比以便再次吸引他們。

　　同樣巴西農村無地勞動者的運動的經驗也是重要的。它開始的政策是在所有的家庭之間平均分配，而不考慮每個家庭在勞動中的貢獻。這使那些更努力的人泄氣，支持游手好閑的人，而正是在需要增加生產的時期。以后過渡到根據勞動日分配的方式，最后根據勞動的小時進行分配。這種方式對鼓勵多勞動的人比過去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是被認為是不公正的，因為每個成員的生產率是不一樣的：一個有力氣的年輕人在一個小時內可以比另一個年紀大和力氣小的成員收獲更多的玉米。巴西農村無地勞動者的運動的領導肩上有找到衡量每個成員的貢獻更有效的方式的挑戰。

　　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考慮在未來的社會應當如何分配：是根據勞動的數量或是以其他的方式進行分配。在討論中有人認為沒有發生分配方式與將分配的產品應當存在的關系。由于“這種數量……根據生產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應當改變分配的方式”。我們今后的巨大挑戰是考慮到過去的遺產，如何實現建設未來。當然在開始的時候重要的是尋找刺激和獎勵努力勞動的方式，因為不大努力工作的人與靠毅力和熱情工作的人掙同樣的錢是不公正的。還必須鼓勵創造性和革新。但是我認為隨著人們的文化和價值逐漸改變，應當實現逐步的發展，以至使人收到更多的報酬，這是對他們最好的鼓勵，由于他們的工作正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做出貢獻，使他們感到幸福，他們正在建設一個對所有人更好的社會。我們不能用資本主義有缺陷的武器建設社會主義，但是也不能考慮在一朝一夕放棄這些武器，我們應當逐步減少使用這些武器，使我們能夠創造社會變革的條件，使人們以其他更有力的動機去勞動，而不是只靠純粹的個人興趣。

　　四，社會主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或進程

　　關于社會主義所產生的思想來自于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應當被另一個解決它內在的矛盾的社會取代。這個對資本主義而選擇的和后資本主義的社會被馬克思稱為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通過一個長期的和痛苦的分娩之后從資本主義社會生長的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在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在自己的基礎上發展了”：一個“合作性質的社會，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在這個階段“個人對勞動分工奴役般的屈從消失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也消失了”; 在那里勞動變成為人的重要的第一需要，人實現了“在他們所有的方面”的發展，完全超越了資產階級的法權，每個人根據他的能力為社會提供他能做的一切，從社會得到他需要的東西。但是，是什么原因使馬克思做出這種兩個階段的劃分呢?這引起了許多歪曲和爭議。他這樣做是為了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計劃，即被更多了解的“哥達綱領”，它陷入許多不一致，把屬于取決于所指的社會類型的建議混雜在一起：是在談不完全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是從資本主義的德國而衍生的社會主義社會。一件事情是指出目標，另一件事情是為了實現這項目標而提出具體的措施。

　　但是，馬克思關于未來的社會應當是怎樣的思想是從哪里得來的呢?這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一種投機思想的產物，而是源于對資本主義本身的內部矛盾的分析。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新社會的物質條件，其中之一是集體的勞動者存在技術上的需要，另一個條件是為了滿足人的更加迫切的需要所需要的生產能力的提高。但是馬克思不僅指出有利于出現一個有選擇的社會的條件，而且同時在研究資本主義對勞動者和環境的矛盾和負面后果時，指出什么事情是需要拒絕投資或改造成它的反面以便能夠建設這個社會。如取消對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投資，因為這與生產進程越來越社會化的性質是矛盾的，表明需要將基改造成為集體的或公共的所有制，以便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另一方面，是為了使經濟不引向個人的利益，而是引向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利益。

　　必須消滅日益增加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這是資本主義剝奪所有知識或勞動者與生產進程相關的能力的結果，要使勞動成為一種將體力和腦力同時結合的活動。必須消滅精神錯亂的強迫的勞動，這種勞動最大限度地榨取勞動者的潛力，將其看作是機器的又一個螺絲釘。建立一種讓勞動者致富的勞動制度，使其實現人文的發展，因此他不再感到勞動是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需要。必須結束對自然的破壞和農村-城市的區分。這種投資導致在生產過程中將勞動者放在主角的即中心的位置。

　　由于這些投資，馬克思可以想象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是什么樣的，他將其命名為共產主義社會，我們將把它稱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這里我想指出對我來說不只是一個已經結束的目標，即一個烏托邦的目標，它向我們指出道路，對此我們應當越來越多地接近討論它。

　　為了理解社會主義和它的過渡必要的觀念，使用一些有助于區分社會上不同的抽象的水平是有用的。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抽象的社會，其特點是一種生產關系統一的制度，人們知道對馬克思來說這是圍繞這個制度構建整個社會的核心。這種抽象的水平使我們更容易看到上述社會的本質特點而不失細節，但是實際上存在的是不同的生產關系正常地共存的具體的社會，其中一種生產關系統治其他的生產關系，它的特點浸透到社會的其他部分，使其有自己的名稱。為了命名抽象的社會，我們使用生產關系這個詞。比如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我們正考慮一個抽象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說，一個單獨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社會，或是一個馬克思在《資本論》頭兩卷中思考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采用了三種不同的觀念：它的因素的系譜，全面發達的資本主義和向全面發達的資本主義的過渡。第一個(系譜)指的是基本的因素在歷史上起源的方式，沒有這些基本因素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不能存在：一方面，勞動者擺脫整個生產工具被迫出賣他的勞動力以便生存; 另一方面，積累一定的資金能夠投入購買這種勞動力。這些因素在歷史上可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出現(封建的、奴隸制的生產關系的解體)，為了一個邏輯結合在一起：獲利最大限度的利潤。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開始存在時，歷史地結合成同一種關系，資本的主人準備購買勞動力以便獲利利潤，而勞動力的主人不能做別的事情，只能出賣勞動力以便能夠生存。但是這種關系從開始出現就不是完善的，隨著時間越來越強調資本對勞動力的統治。比如在開始時，女裁縫們聚集在一個大棚里為一個資本家企業主工作，她們在手工勞動中獲利技術鑒定。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但是不能完全控制生產的過程，還得依靠這些女工的技術。資本家努力占有這種技術，但是為此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通過引進越來越先進的機器用于生產過程，一步步剝奪工人控制生產資料的能力，將工人的創造性降至最低限度，提高生產率，使得資本家和他的雇傭人員越來越多地控制經濟各部門的生產進程，增加剩余價值的生產。

　　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在開始時純是形式的—將逐步變成一種現實的所有制。當時，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自己的基礎上鞏固，尋求日益增加推動其擴大再生產的利潤是經濟的邏輯，而不需要額外的經濟措施來強迫工人像先前的階段那樣屈從于資本的統治。

　　在談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時，除了形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要素以外，我們應當區分另外兩個觀念：我們說的是全面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生主方式，在這里將工人與生產資料完全分離，工具統治工人，而不是工人控制工具，此前的階段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過渡階段，在那時形成初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要素逐步改造，以至工人完全失去對生產進程的控制。

　　社會主義：基本的因素，過渡的類型和目標。如果回顧我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做的事情，我們應當由此確定我們稱之為形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特點的基本因素(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稱為共產主義社會)。這些因素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和工人通過對他們參與的勞動過程的組織和控制的生產進程。將這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邏輯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邏輯。

　　形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因素可能有不同的來源，同樣形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因素也是如此。在左派掌握的政府獲得勝利的國家，戰略資源已經在國家的手里，已經具備社會所有制的法律因素并有相當的進展。在其他國家可能存在合作性的措施的重要進展。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誕生的生產者的各種合作盡管仍然是團體所有制的表現，而不是社會所有制的表現，可能以重要的方式對生產資料進行集體的管理。在一些地區可能存在印第安社區的實踐，那里存在社會所有制和將產品用于社會的表現。另一方面，因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的集體勞動的技術需要，勞動力遵守紀律，勞動力的職業化，都是可以有利于生產進程集體管理的因素。

　　根據這些因素的發展，我們可以考慮存在或多或少為建設社會主義準備好的公司。從抽象的觀念來說，社會主義社會從生產資料不再是資本家所有制的地方開始，它已經轉到革命的工人的國家手里，同時勞動者開始將生產資料控制在他們的手里，受到人的全面發展的邏輯指引。但是只有通過一個過渡的進程，法律上的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制)不再是形式上的社會所有制，以便走向一種現實的社會所有制。在一開始作為生產資料的主要出現，代表全體勞動人民，也就是說，代表整個社會，因為這是一個男女勞動者的社會，此前他們以精神錯亂的方式工作，被看成是一部大型機器上簡單的螺絲釘，他們應當一步步成為生產進程的主人，直到對生產進程的占有成為現實的集體的占有。以后我們會看到除了勞動者在工作中心的參與，還需要社會的參與，應當通過一個參與制的計劃的進程確定部分剩余產品的用途。

　　我們這里說的是社會主義內部的過渡，在這個社會里已經完整地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但是我們應當將這個過渡的進程(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一個階段)與一種社會形成或一旦掌握了權力或部分權力(只是政府)的具體的社會的歷史的過渡區分開來，革命的民眾社會集團決定走上通向自己的目標漫長的道路，為人民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和社區越來越多地以主角參與創造條件。我們應當記住：社會主義不能從上面下命令實現，這是一個應當由人們建設的進程。

　　這種歷史性過渡的特點和速度取決于每個國家的特點：組成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每個因素的情況，資本主義之前的生產關系還可能有分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程度，但是也取決于所繼承的文化的很重要的形式，取決于民眾主體的加強和力量對比是有利或是反對走向社會主義的進程。比如可能存在生產合作社，在那里勞動者參與企業的管理有很大進展，但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或占有沒有考慮和由滿足社會需要的邏輯指引，而是被追求團體的利潤的邏輯指引。在一個繼承了由資本主義訓練的勞動力的社會里向建設社會主義前進與在一個缺少勞動習慣和勞動的速度完全不同的農民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同的。

　　至此，我們談到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第一個階段和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過渡。但是我們能說是一種完全發達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嗎?我們應當和可以指出我們前面說過的想要建設的社會的基本特征，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明確的目標，怎么能向這個目標前進呢?另一件事是我們想到能夠在頭腦里以完成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而這種生產方式此前并沒有成為歷史的現實。

　　總之，我將“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走向必須前進的地方的地平線，我把那些為實現這一目標而斗爭的人稱為“社會主義者”，將旨在實現這一目標的社會進程稱為“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我完全認同馬克思1890年8月21日寫給奧托•別尼克的信說的：“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先是單位個國家進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即便是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

　　五，社會主義的參與制計劃的集中制

　　沒有參與制計劃就沒有社會主義。我強調這一點不僅是因為我們應當消滅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且是因為我認為只有通過這個進程社會才能占有它生產的勞動成果。

　　生產資料是人類的財產。以前我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因素之一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我曾經提醒這個問題值得更多地發揮，已經到了這樣做的時候。為了理解這個觀念，必須注意到財富的起源是什么。眾所周知，馬克思認為財富有兩個來源：自然和將來自自然的原料轉變為使用價值的人的勞動。

　　但是我們記住，人的活的勞動生產新的使用價值，但是也有《資本論》的作者所說的：“死的勞動”，也就是加入到勞動工具中的勞動。過去的這種勞動也成為一個生產財富的重要因素。這些經過改良的工具、機器，當然還有科學的智力的發現大大提高社會的生產率，這是一代傳給一代的遺產，是一種社會的遺產，是人民的財富。但是，這些財富或社會的財產屬于誰呢?由于整個的欺騙過程，資本主義使我們相信這些財富的主人是資本家，因此，在必要的情況下資本家準備放棄這些財產，如果對他們的損失進行補償的話，這說明資產階級的法律在種補償時為什么沒有修改，而認為它是公正的和自然的。相反，社會主義從承認這些遺產是社會的遺產出發，因而認為這是應當被用來為整個社會謀利益的財產，而不是為私人的利益服務。這些加入了幾代人的勞動的財產不能屬于專門的個人和專門的國家，而是屬于人類。問題是如何確保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是將這些財富非私有化，將其變成為社會的財產。

　　但是，由于在21世紀初的人類還不是沒有邊界的人類，這種行動應當在每個國家開始，第一步就是將戰略性的生產資料轉為體現社會的利益的一個國家的所有制。

　　澄清與所有制觀念有關的方面。先要理解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什么。這種所有制可以和一些情況有聯系：能夠使用、享有和支配生產資料，這是通過它們生產的結果。區別法律的權利與使用、享有和支配生產資料的能力也是重要的。我們將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在行動中支配它們具備的能力也就是控制和管理生產的進程的能力稱之為有效的占有。我們將生產資料的有效占有與支配生產資料和它的產品集中在同樣的人手里的情況稱為生產資料的實際的所有制。

　　馬克思談到，在制造業的階段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法律上的主人，還沒有完全控制生產資料：生產資料還應當適應人的組織體制和勞動者擁有的技術。但是在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出現相反的情況，機器使生產的組織越來越獨立于勞動力：勞動者完全失去了對生產進程的控制，資本家在做到控制整個生產的進程時，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實際上成為主人。另一方面，可能出現實際的所有制與法律上的所有制不在同樣的人手里。一項土地的計劃可能將土地國有化，也就是通過國家將土地變成所有人的所有制，授予耕種土地的權利，為社區或地區中心支配在土地上收獲的成果。國家可能有法律上的所有權，而社區擁有實際的所有權?，F在可能存在其他的法律上的所有權與實際的所有權相結合的情況。可能出現一種法律上的所有制與一種有效的占有分離的情況，也就是說，存在支配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的權利在生產產品的第三者手中的情況。這就是農奴生產的制度，地主在法律上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因此留下一部分生產的成果和直接的生產者農奴，地主讓給他一塊土地，他實際上擁有這塊土地，用他自己的勞動工具，用它進行生產，因此留下另一部分產品。

　　國家所有制只是一種法律上的變化。另一種情況是法律上的所有制與實際的所有制的分離出現在國家干預一個企業時。從法律的觀點來說資本家繼續是所有者，但是干預者(國家)支配生產資料和企業的產品。

　　在社會主義的初期，主要的生產資料轉到國家手中并不意味著所有者法律上的變化以外的東西，勞動者繼續服從于一種外部的力量：現在是新的社會主義的經理，勞動者在生產進程中所處的地位沒有變化。這是一種形式上的集體所有制，因為國家代表社會，但是實際的占有不是集體的。因此，恩格斯認為“國家對生產力的所有制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在其內部已經具有正式的手段，這是為了達到解決的辦法”。

　　這種解決只能是以有效的方式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因此協調占有和改變生產資料的社會性質的生產方式。為此只有一道路：社會公開地和不拐彎抹角地擁有這些生產力，不承認其他的方向。

　　參與制計劃：社會擁有生產資料的形式。這意味著什么呢?社會是某種很抽象的東西：可能是整個人類。這是決定誰應當有效地擁有生產資料，即誰應當有權使用、享有和支配這些生產資料。需要區分社會所有制的不同水平，其每個水平是由受對他們擁有的東西做出的決定的影響的團體確定的，與受影響的程度有關。根據這個邏輯，一個為一定的個地區—比如一個公社--生產面包和甜食的面包店，它的勞動者來自本公社，原料來自這個地區的農民，所有權應當是這個公社的。它成為國家的所有制沒有任何意義。相反，一個戰略性的企業如石油公司，勞動者的集體自認為是這些本來屬于國家的全體居民(或是人類的)的財富的所有者是荒謬的。這不意味著這些勞動者不能或不應當參加該企業的管理。生產的剩余產品不能只用于改善企業職工的生活條件，而是應當用于企業新的投資，支持附近的社區的發展，在成為整個國家的財富時，大部分剩余產品應當貢獻給國家的預算。這個企業法律上的所有權應當由國家掌握，它代表全國，對生產進程的控制應當控制在該企業勞動者的手里，但是生產過程中獲得的產品的用途在扣除為了生產進程的再生產和按勞動進行分配之后，應當由整個社會確定。

　　如何做到在公社和在社會確定這些產品的用途?這里參與制的計劃進程發揮一種很重要的作用，它完全區別于官僚的參與。根據所有制的不同水平，參與制計劃的進程的角色將是不同的。在公社的面包店，關于生產多少，用什么原料，產品的質量和品種，產品什么時候做好，如何分配，對企業的維修和擴建投資多少等，應當由使用原料進行生產的人們的代表，由在面包店工作的人們的代表和消費面包和甜食的人們的代表確定。在石油公司，雖然該企業的勞動者應當參與石油生產進程的管理，參與對再投資、擴大投資、貿易、剩余產品的社會使用的管理，整個社會應當通過它的不同的發言人參與企業的管理。

　　社會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中心特點之一，但是為了存在實際的和非純形式的社會所有制，那么需要社會通過實施參與制的計劃，公開地和不拐彎抹角地占有這些生產資料，其方式取決于所涉及的社會所有制的水平。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3期，摘譯自2012年3月28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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