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盧麒元

　　自由主義，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同時，衍生出一個令人遺憾的的副產品，那就是殖民主義。自由主義為了替急劇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尋找出路，為發達國家經濟擴張進行了理論解說。自由主義一旦打上國家的烙印，立刻變成了意識形態工具。自由主義所謂的自由，在民族國家爭奪生存空間的歷史時期，只能是主體性的自由。那是一種先自由者的自由，那也意味著后自由者的不自由。先行自由者的自我解放的武器，最終演變成為對后來自由者奴役的工具。這雖然是歷史的諷刺，但卻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德國人是歐洲的后自由者，為了爭取對先自由者的自由，德國歷史學派進行了百年論戰(請參閱筆者拙著《掠過佛萊堡》)。百年論戰不能解決問題，他們不惜進行了兩次世界大戰。在現實的歷史中，中國曾經是英美的同盟國;然而，就哲學意義而言，中國本應該是德國的同盟國。歷史的陰差陽錯，讓中國長期處于哲學的迷茫當中。也因此，中國人的愚蠢仍然在繼續著。

　　別以為穿了馬甲，我就不認識你了。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改頭換面之后有了全新的名字：比較經濟優勢理論。所謂比較經濟優勢理論，本質上就是讓中國認同并順遂后自由者的劣勢，接受先自由者的游戲規則，進入預先安排好的國際分工角色，在“國際新秩序”中充當一個和諧的“農民工”。如果，你有興趣了解德國歷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的百年論戰，你會驚奇地發現，比較經濟優勢理論幾乎完整山寨了奧地利學派的陳詞濫調。當然，至少還是多了一件馬甲。馬甲的名字叫發展經濟學，或者趕超經濟理論。這很符合發展中國家政治家的胃口，也很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民意。于是，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歷史時期，比較經濟優勢理論也就成為了硬道理。最令人震撼的，還不僅僅是這幼稚的理論。還有“發明”這個理論的“經濟學家”，他竟然是一個抱著籃球游泳“投誠”的敵軍軍官。中國人確實不像德國人那樣呆板。但是，中國人是不是也太幽默了。

　　其實，能將劣勢說成比較優勢，倒不僅僅是出于幽默。那是相當有哲學智慧的。但是，請中國的知識分子注意“說成”這兩個字。說成不等于變成!德國歷史學派用一百年要爭辯的焦點就在這個地方。說成是容易的，一個“投誠”的軍官幾年就辦到了。但是，變成就太難了。那需要三樣東西：科技發展、管理進步、文化繁榮。那大概真的需要100年。最為嚴重的還不盡于此。科技、管理、文化的進步無不是對舊有秩序的挑戰。挑戰往往是要流血的。歐洲被燒死的、被吊死的、被槍斃的無以計數。中國人過去將變成說成變法，2500年來，搞變法的人鮮有善終的。顯而易見，這對于國內的先自由者，這對于國際先自由的國家，都會構成嚴重的威脅。對于先自由者而言，這就是不和諧。解決這種不和諧，最佳的方式就是摧毀這個國家的教育、學術和傳媒。說來令人心痛莫名，他們竟然做到了。于是，歷史就會發生抱著籃球游泳的滑稽一幕。于是，中國就產生了比較經濟優勢理論。于是，一部可恥的賣國理論走入北京大學成為顯學。于是，一個充滿謬誤的投機理論開始指導一個大國的偉大經濟實踐。

　　在所謂比較經濟優勢理論指導下，中國終于形成了三大經濟理論誤區：

　　第一， 唯速度理論。

　　今天中國人聽到保8已經麻木了。因為，我們已經對唯速度理論習以為常了。中國人直觀地接受了一個錯誤的經濟學邏輯：國家富強=經濟發展速度;國民福利=經濟發展速度。其實，如此拙劣的觀點根本經不起推敲。無論是國家富強，還是國民福利，都來源于財富的增長。財富是凈資產概念。凈資產的積累與經濟發展速度并非正比例關系。國家和國民的財富，根本來源于科技、管理、文化的長足進步。但是，經濟發展速度卻是多元的。三大進步可以促進經濟發展速度;同時，轉讓財富也可以促進經濟發展速度。例如，賤賣資源、賤賣勞動力就可以提高經濟發展速度。所有率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先自由的國家)，都不會單純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他們更關注總資產收益率(ROA)的增長。與GDP的速度邏輯相對立，ROA邏輯是的生產力邏輯。這才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根本所在。請注意，中國的GDP是美國的10倍;而美國的ROA是中國的10倍。我們在唯速度理論的誤導下，自動進入原帝國主義殖民地的角色，野蠻地開發資源，殘酷的壓榨勞動力，和平實現國民福利跨國轉移。我們光榮地保8之后，面對負數的西方GDP，已經無法計算我們的偉大了;但是，我們的ROA極有可能也出現負數，一個流盡了鮮血的“烈士”是否堪稱“偉大”!

　　唯速度理論，是毀滅追求現代化國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一個用百米速度開始馬拉松比賽的運動員，值得喝彩嗎!那些鼓勵運動員用百米速度開始跑馬拉松的主流經濟學家，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沒有區別，他們可以在西方獲得崇高的聲譽和地位。但是，他們親手毀滅了他們的祖國。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義，我卻不能不憎恨我國的新老自由主義者，我們還沒有培養出饒恕賣國求榮者的雅量。

　　第二， 唯美元理論。

　　今天的中國人聽到政府購買美國債券已經麻木了。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綜合國力與外匯儲備掛鉤的邪門邏輯。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成功灌輸了一個嶄新的財富概念：美元就是財富。要知道，這是一個錯誤到不值得一駁的經濟學判斷。但是，這已經成為中國管理層的潛意識。幾乎成為中國的又一個硬道理。當年，英國是世界工廠的時候，他們生產一切，但他們只要黃金與白銀，他們不斷增加對外直接投資(FDI);后來，美國成為世界工廠，他們仍然是只要黃金，也是不斷地增加對外直接投資(FDI)。現在，輪到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了，他們卻不讓中國囤積黃金，他們限制中國增加對外直接投資(FDI)，他們拼命鼓勵中國購買美國債券。這里面有兩個極其陰險的動機：一是，財富放在了別人家里，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抵押物;二是，債券是極其脆弱的紙上富貴，這是喪失實際意義的數字國力。我們用短短的三十年，卻不戰而被屈人之兵!

　　唯美元理論，是控制現代經濟殖民地的最有效工具。一個將兒子送去作人質的人，是沒有資格討論反抗的。請注意，當聽到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聲音不要太興奮。至少，美國人就不會當真。因為，一個沒有多少黃金，也沒有多少FDI的國家，并不具備建立國際貨幣的信用基礎。我甚至不敢想象，一旦風吹草動，極度依賴國際貿易而無法控制硬通貨的中國如何自持。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義，我卻不能不憎恨我國的新老自由主義者，我們還沒有培養出饒恕賣國求榮者的雅量。

　　第三， 唯投資理論。

　　今天的中國人聽到招商引資已經麻木了。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將投資與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改善管理等等相掛鉤的奇怪邏輯。我們確實看到了投資的好處。但是，我們是否意識到投資背后的問題呢?特別是外國FDI的歷史意義呢?當我們將寶貴的資源和核心資產拱手相讓的時候，我們自覺進入了價值鏈的末端，我們被壓在全球財富再分配金字塔的最底層。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成為了世界金融超市的特賣場。招商引資成為一個時代的硬道理。出賣國有資源與國有資產也成為一個時代的硬道理。唯投資理論在中國是單邊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賣而沒有買的硬道理。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怕賣得不夠快，竟然發明了冰棍理論，這種同樣出自北京大學的新殖民理論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于是，類似于劫掠圓明園的悲劇竟然以喜劇的方式上演了。那些反對再賣的人士，倒頗有一些義和團的味道。早晚會有一天，會有一個明白人來盤點中國的總資產凈值。那時候，中國人終將知道唯投資理論的歷史意義!

　　唯投資理論，是劫掠后發達國家財富的最有效方式。南美洲國家六十年來的悲慘經歷，正是以投資方式進行的新殖民主義的經典案例。今天的南美洲開始了新的國有化，他們在默默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在調侃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時候，難道就不想一想六十年后嗎?或許，根本不用再等六十年了。我們已經看到比南美當年更瘋狂的移民潮。精英走了，資源走了，資本也會走的。留下的將是污染、貧困、仇恨和墮落。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義，我卻不能不憎恨我國的新老自由主義者，我們還沒有培養出饒恕賣國求榮者的雅量。

　　一個人賣國不容易，一個人將賣國上升到理論高度尤其不容易，一人賣國而受到國內外廣泛的尊敬和愛戴那是相當的不容易。奧地利的經濟學人開辟了一個極壞的先例。后發達國家效仿者從此絡繹不絕。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確實了不起，他們是西方自由主義當之無愧的東方傳人，他們成功實現了西方人用槍炮無法完成的殖民理想。當然，一種學說成為顯學，僅僅靠學者是不夠的。他們需要同盟者。這一點，在人窮而志短的國家并不困難。中國已經有了一個準確的名詞概括這一類人：特殊利益集團。中國高貴的思考者還是有的，我可以列出一長串的名字。不過，在新自由主義成為顯學之后，至少北京大學不再需要非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了。非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被巧妙地屏蔽了。諾大的中國，已經很難發表一篇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文章了。你能想象一下，哈佛大學或者劍橋大學全部是社會主義者的景象嗎?但是，北京大學竟然成為新自由主義者的天堂。北京大學就是這樣幽默!當然，中國的管理層是中國精英當中的精英，他們有時候比北京大學還要幽默!設想一下，有誰敢聘請華爾街流氓來自己的家里辦學，并請他們培訓未來的行政精英和商業精英。設想一下，有誰敢于將新殖民理論寫進自己的計劃和報告，而絕不介意千古留名!

　　孫子曰：上兵伐謀。我以為，上上兵伐哲學。一個國家，對真善美的追求一旦被扼殺，人們就會毫無顧忌的比賽假惡丑。當假惡丑超越審美，進入制度、法律和行政領域的時候，物質文明已經毫無意義。我們無法接受精神文明的崩塌。我們流血犧牲追求的并非一個動物世界。

　　自由，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詞匯!遍讀中國古代哲人的著作，竟然找不到這個詞匯!中國人天生不愛自由嗎?求仁，求道，何故不求自由?在讀到公孫龍的白馬論和堅白論之后，我明白了中國古代哲人的高貴之處。他們是相對論者，他們不愿意讓主體的自由，演化成為對客體的奴役。他們甚至不允許中國的帝王獲得絕對自由。不強調自由的中國人，是真正明白自由深刻內涵的大智慧者。在閱讀康德和黑格爾時，才發現他們有著與中國古代哲人幾近相同的認識。他們的相對論，成為德國歷史學派反對奴役的有力思想武器。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并不刻意強調自由，何以偏偏一些經濟學家竟然敢以自由主義者自居呢?因為，自由，在我執之下，是一種卑劣的自我之私，那是人性邪惡的張揚，而這正是資本主義一切理論的依據。事實上，自我的自由，意味著其他人的不自由，意味著大自然的不自由。這就如同斑馬線意味著紅綠燈一樣。所以，資本主義的人文結果就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就是環境毀滅。自由，在你這美麗的偽裝之下，多少邪惡得以橫行!

　　我憎恨那些拾人牙穢的中國新自由主義者，厭惡他們那些卑劣粗陋的理論。但是，我也不能完全認同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兩個方向相反的分支而已。而理性主義本身就存在嚴重的缺陷。理性主義一旦走入極端，毀滅的恰恰就是天理和人性。中國人不要繼續在理性主義中爬行了。我們應從中國的古典哲學出發，結合西方近現代的文明成果，建立中國特有的思想體系。

　　我們把希望寄托于年輕人的身上。很希望北京大學的年輕學子率先覺醒，很希望全中國的年輕學子不再被迷茫，很希望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啟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在殘酷的金融危機中，我們的國家正在承受嚴峻的考驗，我們的國民正在承受痛苦的煎熬，我們不能放任新自由主義者自由出讓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會缺乏思辨的勇氣。我們決不介意為了中國的未來與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進行新的百年論戰。

　　最后，我想用王陽明先生的話語結束全文。

　　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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