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資本主義最深處

　　讀何新著《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有感

　　作者：肖斌

　　由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學者何新研究員主編，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的《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以下簡稱《統治世界》)，是我國迄今為止以共濟會為主題，研究和介紹最為全面、詳盡和深刻的一部著作。

　　全書共分三卷，作者采用一般性和典型性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一方面對共濟會的產生、發展與演變作了歷史維度的厘清和梳理，使這個在資本主義世界里隱秘多年的“影子政府”逐漸浮現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又借助一系列翔實的中外文獻和史料，列舉了以疫苗、人工病毒與轉基因為代表的生物戰和減少世界人口計劃兩個明證，引證了神秘共濟會力圖掌控資本和統治世界的諸多預謀。通篇拜讀后，發現其中有三個方面內容值得思考。

　　第一，探尋共濟會背后的原動力——資本的精神與邏輯。

　　作者在該書中開宗明義，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共濟會的組織形式，就是“一種將政治家、工業家、金融家和媒體融合在一起的方式”，其目標就是實現所謂“全球一體化”，即“由西方金融銀行家、工業家和知識精英聯合控制的超國家實體化的世界政府”。在這里，無論是政治家、工業家，還是金融家、知識精英，他們無外乎都是資本人格化在不同領域的具體體現，盡管分工不同，卻都是在忠實地執行著資本嗜血逐利性的不變法則，資本的張力慫恿他們通過各種非人道和反文明的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等諸多領域攻城略地、巧取豪奪。

　　共濟會象征著資本，而統治世界的實質就是在于資本壟斷。

　　在這里，筆者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作者在書中對骷髏會(共濟會下屬的一個分支)的“入會儀式”曾經有這樣一段描述：“34歲的宣誓者低頭凝視著掌中的人頭骷髏。這個骷髏是空的，像一只碗，里面盛滿了血紅色的酒……他閉上眼睛把骷髏傾向嘴唇，將酒長飲而盡，然后放下骷髏”。這使筆者不禁想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段頗為相似的話：“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值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①由此看來，共濟會的神秘入會儀式不正是印證了資本的邏輯與精神嗎?

　　第二，警惕資本聯合與勞動分化的雙重趨勢。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際與共濟會的百年抗爭，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改組正義者同盟、成立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初衷，是致力于用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組織去對抗資產階級的國際聯合組織，最終實現全世界范圍內的共產主義。但歷史和現實都在反復告誡我們，在兩種聯合的無數次較量中，仿佛正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樣——“資本家的聯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聯合則遭到禁止并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1期·158·會給他們招來惡果。”①

　　事實上，從共產國際成立之日起，它就一直遭受著共濟會對它的分化和瓦解，這體現在思想上它要不斷克服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影響;在組織上要用民主集中制來取代密謀宗派色彩;在行動上要協調好階級問題與民族問題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對抗中，資本的聯合逐漸趨于隱秘化和實質化;而勞動的聯合卻趨于分散化和形式化。

　　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共運走向低潮，資本聯合與勞動分化的趨勢就更加明顯了。一方面，各國資本在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下，進一步整合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形成了一個“國際帝國主義的”或“超帝國主義的”總聯盟;盡管他們在內部存在著和平與非和平的斗爭形式，但只要面對整個工人階級、面對抵制工人階級前進運動的共同利益，“競爭中的虛偽兄弟”就會立刻結成“資本旗幟下的共濟會團體”，并且大資本早已接管了這場戰役的領導權。另一方面，伴隨著國際資本集聚和積累的不斷加強，勞動在社會財富分享中的相對比例不斷下降，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受到侵蝕和削弱，階級意識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喪失，整個工人階級面臨著由“自為階級”向“自在階級”退化的風險。

　　第三，認清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虛假性。關于“兩個斯密”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爭論在以前不乏先例，但把共濟會和這兩者納入關聯的研究卻寥寥無幾，而作者無疑注意到了這一點，揭示出斯密的《國富論》、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共濟會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進而為我們認清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虛假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如果說，當時的斯密還在糾結于怎樣用折中的辦法去處理好《國富論》的科學性與功利性兩者之間的關系，而這種折中主義恰恰反映在其理論體系中的諸多“自相矛盾”的狀態上;那么后來到了庸俗經濟學那里，這種矛盾狀態卻竟然被人為地、活生生地消解和忽視了。

　　原因很簡單，因為“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者的壞心惡意。”

　　令人遺憾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定不幸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并一直延續至今。縱觀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們或許只能找到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列奧尼德·康托羅維奇;但他的獲獎絕非是諾貝爾獎對他的偏愛，而是得益于線性規劃所固有的工具理性而非價值判斷以及與美國人佳林·庫普曼斯的團隊合作。而更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無非是恪守共濟會的特定意識形態和政治準則，并為之服務的。

　　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從斯密到眾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們見證了昔日“國民經濟學的路德”是何以墮落成為今日“資產階級辯護士”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虛假性是與生俱來的，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危機的不斷涌現，其理論假設與內核會被實踐不斷證偽，其固有的腐朽性和辯護性會日益凸顯出來。

　　當然，本書也和其他著作一樣，有其局限和不足。例如，該書在資料整合和篇章結構的安排上還有待優化，在個別專題的深度和廣度研究上還需進一步加強。不過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聲明的那樣，“本書不是一種嚴肅的學術考證，而僅是一個情況綜述性介紹”。或許正因如此，該書才方能為我們今后研究共濟會及其相關問題提供更為廣闊的線索和視角。

　　而更為重要的是，走近資本主義最深處，面對共濟會，正同當年馬克思在揭露巴枯寧的種種陰謀時所說的那樣，“要對付這一切陰謀詭計，只有一個辦法，然而是具有毀滅性力量的辦法，這就是把它徹底公開。把這些陰謀詭計徹頭徹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們失去任何力量。”在這一點上，何新先生做到了!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系)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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