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不再適合當今世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系列反思

詹得雄 　

資本主義不再適合當今世界？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一

資本主義發出了緊迫的SOS信號。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在今年達沃斯論壇期間，對《德國金融時報》記者說：“人們絕對可以說，當前形式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再適合當今世界。”凱雷集團常務董事戴維-魯本斯說得更干脆：“如果我們西方不在3到4年內馬上改進我們的經濟模式，那么我們中的許多人一生所經歷并認為最佳形式的那種資本主義就玩完了。”
人們只能感嘆世道變化之快。在上世紀90年代初，西方還在歡呼資本主義已經征服了世界，“歷史終結”了。才過去不到20年，現在輪到資本主義喊救命了。資本主義病得很重，病史很長。19世紀的繁榮與災難且不去說，到了1929年，資本主義大病一場。這場大蕭條催生了羅斯福新政和歐洲的福利國家。不過，讓美國真正走出蕭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遲遲不參戰，軍火和軍需工業十分興旺。它還跟德國和日本保持“正常貿易”。
二戰結束，美國成了西方的首富，西方資本主義漸入佳期。20世紀50年代經濟開始增長。60年代似乎是黃金期。經合組織經濟體年均增長5.3%。但是，問題也在積累，通貨膨脹加劇，1967年英鎊貶值14.30%。那時，美國已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70年代是重要的轉折期。軍費的無底洞令美國在1971年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鉤。擺脫了金本位之后，美國加快了印鈔機的轉速，開始把禍水引向世界。在通貨膨脹與生產停滯同時發生的所謂“滯脹”壓力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開始大行其道。在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的領導下，自由化進程開始了。到20世紀9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步伐加快，他們相信市場有自我調節的能力。
對此滿懷信心的重要人物就是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信貸和舉債經營迅速發展，股市一度繁榮。讓人難識真面目的金融創新——比如復雜衍生金融產品之類——泛濫成災。他們玩的是“正面我贏，反面你輸”的擲硬幣游戲。據報道，市場上金融債券達600萬億美元之巨，是實際商品貿易的10倍。難怪有人形容是10匹惡狼（金融投機）盯著1只羔羊（實體經濟）。資本主義到了如此荒謬的地步，能不出事嗎?1992年歐洲出現匯率機制危機，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了。

未能發揮應有作用

美國《時代》周刊網站2012年1月19日的署名文章說：“資本主義顯然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為所有人創造經濟機遇和更美好的未來。我們在學校里學到，資本主義是一種獎勵勤勞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后，得益于資本主義的往往是有背景和有特權的人。”這種制度獎勵了投機者，懲罰了老實人。人們不得不感嘆“美國夢”破碎了。老百姓對自己和下一代能否過得更好喪失了信心。這也就迫使“占領華爾街”的人對占人口1%的富人發出了怒吼。
現在西方開始質疑堪稱為資本主義基石的東西。例如，個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被認為是金科玉律，但希臘債務危機導致私人債務減記，這就等于剝奪了個人的財產。又如，“大到不能倒”導致納稅人為金融寡頭的錯誤買單，這不是動搖了自由競爭的原則嗎？
病根到底在哪里？西方不少人認為，現在并不是資本主義病了，而是政府病了。大家承認，所謂資本主義就是把什么都交給那只“看不見的手”來處理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賭場資本主義”是行不通的。錯就錯在政府的政策有誤。如果改變政策，資本主義仍然有效，因為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其他哪種經濟制度更善于創造財富和促進發展。
但是也有不少人不這么認為，他們想起了馬克思。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一方面生產了豐富的產品，另一方面又讓生產這些產品的人買不起這些東西。這是問題的癥結。當美國1%的人擁有40%的財產的時候，誰還買得起新型的汽車和住房？要說政府的作用，首先得看是為誰服務的政府。去年4月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特里•伊格爾頓的著作《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他介紹了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即資本主義是一種不斷演化的歷史現象。馬克思解釋了它如何興起、運行以及它最后的結局。

前途如何留給歷史

那么，資本主義是不是會馬上死亡呢？許多人認為不會。新的、可以有效代替它的東西似乎并未成型。正如“占領華爾街”的人提不出具體的主張和方案一樣，現在還看不到代替資本主義的具體的理論和實踐。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客座教授巖井克人的觀點有代表性他在去年11月著文說：“資本主義并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理想制度，但人們現在還只能在這種制度下謀生。這就是我對現實的看法。”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去年9月在日本《文藝春秋》月刊上著文說：“事實證明，一切都交給市場而不對其進行任何干預的主張是行不通的，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關鍵是要取‘中庸’之道。也就是說，既不能走極端的社會主義道路，也不能完全依賴市場原理，而要走徹底的現實主義之路。”
在智囊人物為資本主義出的主意中，有一種說法一時盛行，那就是“國家資本主義”應該代替“自由資本主義”。他們認為今天日子好過的國家實行的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甚至把中國也歸在這一類。如果政府的有形之手運作得好，無形的手就能發揮巨大的作用。但在當今西方學術界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教授不這么看。他認為，不管哪國的政府都一直有“有形的手”，都有“國家干預”。他說：“真正的問題是哪些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最為完善，不僅僅在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方面，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還在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增長成果方面。”
看來，雖然不滿情緒高漲，西方現在要救資本主義的人多，希望它馬上死亡的人少。到底前途如何，只能讓歷史來回答了。

西方民主還真是一個問題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二

金融、經濟危機進入第５個年頭，生活在西方的人當然要問：“我們怎么了？”質疑的矛頭不僅對準經濟制度，同時也對準政治制度。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年初答記者問時說了一句：民主還真是一個問題。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他的原話是這樣的：“今天的問題是，在失控和可能僅為少數人自私地謀取好處的金融體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來給予我們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標的情況下，民主是否還能繁榮，這還真是一個問題。”
對于西方多黨議會民主的質疑由來已久。民主思維與城邦民主制度的發源地在希臘，但現代民主肇端于西歐，成型在美國。它同基督教、特別是新教的教理密切相關。從反對封建主義的角度看，它是進步的，是有利于社會走向平等的。但人們注意到，民主是一個過程，它是從不民主漸漸地演進到較為民主的。這種探索還遠未結束。
就說一人一票吧。開始時富人、男人才有選票。英國到２０世紀初，城市人口占總人口９０％以上了，還沒做到一人一票。美國在獨立戰爭后，一大批復員的窮人呼吁要土地，當政者十分恐慌，于是設計出了一個個障礙，讓窮人、黑人、婦女都不可能在議會中占有一席之地，一直到１９６５年才做到一人一票。根據美國的法律，美國總統也不是一人一票直選的。美國的兩黨制讓選民只能在他們設計好的框架內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有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中國留學生與一位美國室友一同觀看美國競選的電視。那位美國青年對中國學生說：“我們美國人多么可憐，只能在兩個傻瓜當中挑選一個。”這半是玩笑，半是真話。
然而，在美國政客的嘴里，美國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是全世界的樣板。他們拿它當棍子一樣去敲打一切與他們不同的民主模式。看誰不順眼，就給你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最近俄羅斯的大選就是一個例子。普京當選，他們怒火中燒。

民主政治金錢至上

２０１０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企業的選舉獻金可不設上限。這就為“權錢政治”大開方便之門。沒有錢，政客無法競選。拿了誰的錢，就得為誰服務。西方甚至有人比喻說：“金錢是民主的母乳。”美國的院外活動勢力十分活躍，那是在合法地進行見不得人的勾當。這樣的民主制度，從程序上看，似乎很民主，但這種民主給廣大老百姓帶來什么呢？中國俚語說得好：“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軟。”這可是普世真理。
現在美國人在反思，為什么議會要在１９９９年廢除１９２９年大蕭條后第四年，即１９３３年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呢？那個法案規定一般商業銀行不得從事投資銀行那樣的投機生意。如果那個法案沒有廢除，２００７年的次貸危機也許不會發生，或不會那么嚴重。原因很簡單，華爾街太強大了，他們可以操縱議會，讓符合自己利益的新法案通過。
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在失控和可能僅為少數人自私地謀取好處的金融體系”，就是這么“合法地”建立起來的。這是制度性的腐敗，也是最大的腐敗，它的效果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爆發后，英國女王到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與經濟學家見面，問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它的到來？”有人汗顏，也有人不平。英國《泰晤士報》刊登前議員馬修•帕里斯的文章說：“事實是，許多人都預見到了，卻沒有人聽他們的意見……西方的思潮是相信并重用任何告訴我們可以擁有一切的人，并且全盤接納他們為我們打造的金融產品和政治方針。”這些痛心之語道出了到底是什么在主宰西方民主的真諦。
受“占領華爾街”的影響，英國也出現了一個“占領倫敦”的運動。他們有一個經濟學家工作組。它的兩名成員今年１月２５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說：“世界正面臨經濟危機。但我們政治體系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使得危機無法以一種保護最大人群利益的方式加以解決。”美國“占領華爾街”的一位代表、２４歲的瑪麗亞在達沃斯論壇上說：“我們的目標就是獨立思考。我們關注的不是解決方案，我們想改變尋找解決方案的過程。”這些言論給人的信息是：人們反思的不僅僅是經濟政策，更關心導致這些政策的政治制度。

自相矛盾陷入窘境

反思涉及到了西方民主的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即這種民主的合法性。合法性現在是西方大亨拿在手里敲打別國的一根狼牙棒，動不動就說你的政府缺乏合法性。然而，這根棒現在看來要敲到他們自己的頭上了。
據埃菲社今年１月２７日報道，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一些知名學者一致認為：“歐洲民主已經被貪婪的金融市場綁架，而且這個沒有底線的市場現在已經威脅到了人權和政治權。”葡萄牙社會學家阿•德•桑托斯說：“歐洲的民主和憲法都不合格，現在主宰它們的是高盛公司。”他說，目前的危機讓人“有理由認為資本主義是反民主的。”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若里翁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對法國《論壇報》記者說：“選舉改變不了什么。……在這個逐漸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們已經沒有任何回旋余地。無論身在哪個陣營，他們唯一能做的是假裝還控制著局面。解決問題的希望只可能來自那些明白問題本質的人。”
他們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要不要帶來經濟的發展和老百姓的安居樂業？如果只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當然程序也是很重要的），卻只讓少數人發大財而帶不來大多數人的幸福，這種民主是合法的嗎？
西方該趕快行動了，不要總是拿著民主大棒去找敵人。德國《時代》周報網站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４日的文章借用一個卡通動物的形象說：“我看到敵人了，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個人主義是至高無上的嗎？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三

西方掛在嘴上的價值觀是“自由、民主、人權”，其實，內心里最核心的價值觀是個人主義。應該歷史地看待近代的個人主義，發展到現在，它的弊病已暴露無遺。
西方人向來自視甚高，慣于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審視、指責別人。他們把外交稱之為“人權外交”，只要是同他們想的、做的不一樣，都斥之為異端邪說，有些人甚至恨不得讓你馬上從地球上消失。

個人主義弊病叢生

他們經常掛在嘴上的價值觀是“自由、民主、人權”，其實，他們內心里最核心的價值觀并不是這些。真正指導他們言行的、起決定作用的是個人主義。對他們來說，個人主義是至高無上的，自由、民主、人權之類，都是從個人主義派生出來的。
應該歷史地看待個人主義。近代的個人主義，是在反封建主義的過程中形成、壯大的。它體現了個人對王權的反抗，對神權的蔑視。新生的資產階級有了它，就可以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和吃苦精神，去爭取自己的利益。他們由此出發去爭取個人創業致富的自由和人與人之間在法律規范下的民主。因此，應該說近代個人主義的出現是時代的進步，同時又推動了時代向前發展。但發展到現在，它的弊病已暴露無遺。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網站2010年4月9日發表該刊主編莫蒂默•朱克曼的文章說：“從心理上說，我們的企業文化歷來珍視個人主義、創業精神、務實態度和發明創新。隨之而來的也有對法治的持久尊重。”如果個人主義的定義限于這樣的范疇之內，看起來很美。但是，現實生活中每天都在發生的，卻是一些個人和個人集團在侵犯、剝奪另一些個人和階層的利益。美國學者曼庫爾•奧爾森在他的《國家的崛起與衰落》一書中說，美國制度的老化產生了一種“資格文化”：“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優惠稅額、特殊撥款、指定款項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特權，一點一點啃食國家財富。”吊詭的是，這些啃食者的價值觀也是個人主義。
智利學者胡安•卡洛斯•艾科爾茲2009年12月撰文指出：“近幾個世紀以來，自私自利成為人類的動力源泉。這就是給人類歷史帶來空前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發動機’。”這臺發動機給人類帶來了繁榮，同時也帶來了殖民地、種族滅絕、黑奴、世界大戰和對環境的破壞。今天，很多西方人已在質疑個人主義的局限性和正當性。探討個人主義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劃清個人主義與合理、合法的個人雄心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界限。

唯利是圖不思長遠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對華爾街的貪婪怒不可遏。這種只顧自己發財不惜坑害別人的卑劣行徑，是不是還能用“個人主義”來解釋和寬容呢？如果還稱他們是“個人主義者”的話，只能叫“極端個人主義者”。學者們指出，反對國家監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其核心就是這種個人主義。因為個人主義反對權威和對個人的各種各樣的支配，特別是國家對個人的支配。他們把國家看作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弊病，追求讓“無形的手”自己發揮作用的“無為而治”。里根總統就是這種主張的熱情鼓吹者。
在個人主義的支配下，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已呈現出唯利是圖、不思長遠的社會風氣。議員的眼光只看到下一屆自己還能不能當選；董事會里的股東們只想著今年和明年還能不能贏利。不可否認，一些民眾養成了干活要少、福利要多的懶散習慣。至于國家這艘船會遇到什么風浪，駛向哪里，似乎都不在個人的考慮范圍之內。
美國專欄作家保羅•法雷爾在今年1月10日的文章中寫道：“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杜邦公司一位退休總裁說：‘讓投資者用長遠眼光看問題很難，他們最多能看到未來兩年。’”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軍火商只想多賣武器；議員只想多討好選民；金融家只想多賣證券。從個人主義角度來看，他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都合情合理，無可指責。
資本主義的一大魔法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變成商品。它可以冷酷無情地把一切珍貴的、高雅的、有尊嚴的、貞潔的東西，拿到市場上去展賣，變成赤祼祼的金錢交易。難怪美國學者埃里克•霍弗講了這么一句憤世嫉俗的話：“每項偉大的事業都從運動開始，然后變成生意，最后變成勾當。”

東方文明值得借鑒

西方有頭腦的人已抬起頭來，客觀地看待現實，還常常把頭轉向東方，看看那里發生的事情。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法國哲學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接受法國記者采訪時說了一些意味深長的話。他說：“當今世界有兩種思想在交鋒：第一種就是重視個人的人權思想，也就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面對笛卡爾，中國的意識形態更加主張境遇主義。個人已融入宇宙空間、家庭，而非我們從希臘人那里發現的侵害他人權利的思想。”他并不完全贊同中國的意識形態，并且覺得中國是不是有點“對國民和自由的否定”的意味。但是，他說：“今天，我們正在失去潛力，而遠東正處于上升階段。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不知道從何處著手解決問題。民主制度已變成了一種不真實的、依靠傳媒出名且毫無自信的、完全變成短期的制度。”
法國電力集團公司執行副總裁馬識路2011年撰文指出：“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的個人主義衍生形態50多年來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強制性地建立起來，其依據是，最能夠代表總體利益的莫過于所有個體的利益，這一思想對人類是有害的，甚至是自殺性的。”
馬識路欣賞中國的理念。他說：“植根于一神論的西方在建構一種有關人與社會關系的個人主義觀念時，中國卻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方面發展了社群主義和整體主義的觀念。”他認為：“中國政體更注重整體的統一和對秩序的維持，……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更說明了殖民主義的西方帝國和中國帝國之間的區別，中國從事的是商業貿易，而非殖民。”
馬識路的愿望是：“世界需要中國，以審視自身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社會模式；中國也需要世界，以完善自身的社會政治模式。”

世界向何處去？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四

當今世界還處于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與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它病得很重，不同的人對它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占主流的人認為它還有救，只需要做些調整而已；同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它正在一步步接近死亡。

資本主義前景難料

美國《時代》周刊今年1月30日發表的題為“如何拯救資本主義”的署名文章說，當前最大的問題是“資本家成了自己最可怕的敵人”。里昂證券公司分析師邁克•梅奧說：“與外面的抗議者相比，大銀行的CEO（首席執行官）對資本主義的威脅更大。”“無論變革的呼聲多么響亮，資本主義都不會消失，……面臨的挑戰是改革資本主義。要加強其實現增長的能力，解救受壓迫者，同時減少全球化和貪婪行為的負面作用。其結果如何將決定資本主義和世界經濟在今后二三十年的命運。”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改革能否取得成效？要讓大銀行的CEO良心發現，自己監督自己，顯然行不通。那么，通過議會制定法律如何？遺憾的是，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網站今年1月13目的署名文章所說：“兩黨往往尋求相同的資金來源。在馬克•吐溫的小說《鍍金時代》中，競選資金的重要來源是鐵路資本家，而如今則是華爾街。”這也正是一些人憤而發起“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原因。他們對在現有體制內解決問題感到沒有信心甚至絕望。資本主義改革的前景到底如何？如果改好了，會不會走向社會主義？如果改不好，會不會走向法西斯？會不會出現大動亂？這只有讓時間來回答了。
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想走出另一條路來。具有代表性的是，當每年滑雪季節在達沃斯舉行高層經濟論壇的時候，另一些所謂“草根人士”則召開“世界社會論壇”，動輒就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上萬人參加，今年已開到第12屆。他們帶來了形形色色的意見和設想，最能概括他們愿望的口號是：“世界可以是另一個樣子的！”這確實道出了千千萬萬底層受苦人的心聲。但是，到底是個什么樣子？如何去實現？這兩個問題尚無可信的答案。不過，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是，西方國家的年輕人已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對社會主義這個觀念懷有恐懼感，反而愿意把它作為一種出路去思考。“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經常是他們的參照物。

關注生存而非殺戮

西方還有人想得更深一些。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這里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是：幾百年來鼓勵人們不顧一切地、有時甚至不惜用戰爭手段來實現發財致富美夢的資本主義理念，會給世界帶來什么？地球還能不能承受壞境的破壞和戰爭的摧殘？美國專欄作家保羅•法雷爾今年1月10目的文章呼吁，應該“把重點放在解決人類面臨的真正的重大問題——人類的生存而非殺戮—一上”。他說：“忘掉戰爭機器吧。是的，忘掉所有威脅、軍事演習、恐怖蔓延、自我膨脹，以及所有從維持6000億美元戰爭機器中撈取好處的特殊利益集團。……我們能夠、我們必須、而且我們將會很快醒悟，要重點解決人類文明生存的問題，讓中美兩國攜手努力，考慮該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支撐地球上（到2050年）的100億人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其實，人類要生存，不僅需要物質，而且更需要精神。地球孕育了人類，人類應如何在地球上相處？人類應如何對待地球？千百年來，許多先知先覺的圣賢都發出了自己的呼聲。宗教領被、思想家、哲學家和政治家都留下了許多醒世恒言。遠的不說，80多年前，印度的圣雄甘地指出當時社會有“七宗罪”：“沒有原則的政治、不勞而獲的財富、沒有理智的享樂、沒有人格的教育、沒有道德的商業、沒有人性的科學、沒有犧牲的宗教。”對照當今現實，哪一條不是說得入骨三分？
1948年11月10日，時任美國陸軍參謀長布雷德利將軍在波士頓商會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午餐會上說：“我們有無數科學家，卻沒有什么宗教家；我們掌握了原子的奧秘，但卻摒棄了耶穌的訓諭。人類一邊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蹣跚而行，一邊卻在玩弄著生命和死亡的危險秘密。這個世界有光輝而無智慧，有強權而無良知。我們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們精通戰爭甚于和平，熟諳殺戮遠甚于生存。”他是在美國向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之后3年多講這番話的。
我們可以把這段話看成是一位有良心的軍人給世界敲響的警鐘。此后沒幾年，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也提醒大家警惕“軍火——工業集團”的貪婪。可惜，此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并沒有引導人類走出歧途，相反卻又制造了更多的苦難。大資本家手里又多了一件武器，那就是金融欺詐。

美國處在十字路口

一些西方有識之士希望中美兩國能攜手合作共同應對人類生存面臨的挑戰，是值得贊賞的，這也正是中國人民的愿望。可惜的是，現在，美國一方面國內經濟困難，另一方面卻又搞什么“戰略東移”，企圖在亞太地區拉攏一些國家搞一個對付中國的包圍圈。前兩年剛剛說“同舟共濟”，怎么一轉身又舞刀弄槍、挑撥離間呢？這么個架勢，怎么搞中美合作呢？這只能給中國人留下—個印象：美國人說話不算數。
美國現在正處在十字路口，一條路是堅持冷戰思維，繼續充當全球警察，用霸權為本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謀取最大利益；另一條路是正視現實，改變經濟和政治的陳舊思維，與世界各國平等相處，為人類的生存和繁榮共謀良策。何去何從，事關人類的前途、世界的命運。作為資本主義領袖的美國，望你好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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