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 　
   

    西方“馬克思學”是標榜對馬克思的思想與概念進行超越政治的重新研究的思潮，由于其倡導的客觀、純學術、反權威態度迎合了當下一些人厭惡政治和獵奇的心態，因而擁有一定的市場。據某些媒體報道，西方“馬克思學”是繼“西方馬克思主義熱”后，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又一熱點。在民主政治問題上，西方“馬克思學”提出的諸多觀點構成了20世紀西方學者民主理論重要的部分，也是值得深入辨析的理論。

    一、統治階級和國家

    毫無疑問，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國家實質上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對于這個觀點，西方“馬克思學”學者也承認它有一定的現實依據。但是，他們認為，把國家視為統治階級的“工具”這一理論有著許多重大的缺陷，首先是關于“統治階級”這個概念。密利本德認為，統治階級所以“被稱作‘統治階級’，是因為它擁有并控制絕大部分物質生產資料和‘精神’生產資料，并由此控制、操縱和指揮國家或在國家中占支配地位。但這一概念是建立在階級權力自動轉化為國家權力這個假定之上的，實際上，并不存在這種自動轉變”。由于階級權力是一種市民社會權力，因而也是一種受到反對勢力挑戰的公然維護特殊利益的權力；而國家則是一種公共權力，因而必須得到公眾的“同意”才具有合法性。從前者向后者的轉化，取決于許多條件和社會各階級關系的狀況。米爾斯認為“統治階級”這個概念把復雜的政治事務簡單化了，它不僅抹殺了在經濟上處于支配地位的階級內部的利益沖突，也取消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復雜關系。“如果在強調經濟制度的同時，也給予政治秩序和軍事機構以應有的地位，我們就必須把資本主義社會上層集團的概念看得更復雜一些，而不能像馬克思尤其是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只把它簡單地理解為‘統治階級’。密利本德也認為，任何一個階級都是由不同的、因此也是潛在的或事實上互相沖突的部分組成的社會整體。既然馬克思承認“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那么也就意味著承認資產階級還有其特殊的事務。這樣，國家的“自主性”（獨立性）便不言而喻，而“工具”論則難以成立。“只要那個階級不是鐵板一塊（它決不是鐵板一塊），那么它就不可能像委托人對代理人那樣行動，‘它’也就不能夠簡單地把國家當作‘它的’工具”。讀者可以從上述“高明的”議論中看到這些西方“馬克思學”學者原來只是根據“字眼”來理解馬克思的著作，而不努力去領會它們的精神實質。他們的邏輯是，既然馬克思把現代國家看作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操縱和使用這個工具的就只能是“一個意志”、“一雙手”，因此，整個階級就必須是“鐵板一塊”。否則，怎能把它叫做“工具”呢？這種淺薄的推理，難道也稱得上是嚴肅的批判嗎？把“政治事務簡單化”的究竟是誰呢？
    西方“馬克思學”學者們認為馬克思的國家概念遇到了兩個事實的挑戰：其一是被剝削階級利用國家去限制財富權力，維護自身利益，業已取得了成效。“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受到了工會的限制，而工會也是通過國家起作用的”。其二是消滅了私有制并不能夠消滅國家權力。“‘第三世界’和共產黨社會中的國家第一個和最明顯的特征是國家和行政權力的非常顯著的膨脹，特別是共產黨政權”。他們認為這種情況證明了馬克思國家概念的基本錯誤。但是，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僅僅是被經濟所決定的消極的東西，它能發揮巨大的反作用，并有著相對的獨立性。正如列寧曾指出的，如果政治是無能的，那共產黨人又為什么要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斗呢？但是同時，政治服務于服從于經濟，這又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是以保護私有制為前提的、不可能根本觸動壟斷資本的利益；反過來，社會主義國家強化國家權力，雖然有自身的失誤，但根本原因還是外部環境的壓力，處于保護經濟基礎的需要。從長時段看，“國家消亡”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客觀趨勢。事實上，許多西方“馬克思學”學者一方面指責馬克思忽視政治實體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責備馬克思忽視了政治權力膨脹的危險性。看來，對唯物辯證法的頑固拒絕，使他們始終難以把握馬克思國家學說的真正含義。

    二、形式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活力”

    西方“馬克思學”學者提出：“一切權力，包括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都是危險的”。因為一切權力都有一種獨立自主、凌駕一切之上的傾向，因而其獨立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關鍵在于能否加以控制和利用。既然經濟權力是經濟弱小者所不具有的，那么他們改善處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政治力量來控制經濟權力的濫用，“因為政治力量能夠控制經濟力量，政治上的民主也是由被統治者控制經濟力量的唯一方法”。他們所反復吹噓的“民主政治”，就是在西方世界存在了幾個世紀的法律形式上的民主。在他們眼里，這種形式上的民主不僅意味著所有公民享受同等的政治法律權利，而且這種法律沒有任何傾向性，它創造“對一切人都開放的機會”，其實這是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觀點。例如，哈耶克就認為：真正公平的法律，“普遍性的條規，有別于具體的命令的真正的法律，旨在適用于不能預見其詳情的情況，因而它對某一特定目標，某一特定個人的影響，事前是無法知道的。只有在這種意義上，立法者才可能說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據此，他居然把馬克思關于法的階級性的觀點視為“通向極權主義”的道路。然而，這種視私有制為天然合理的法制，是不是代表了一種階級傾向呢？這種完全不考慮立法的社會受益情況的立法者，是不是一種虛構呢？歷史證明，這種“形式上的民主”至多只創造了一個有限的“公平競爭”的環境，它何嘗能夠實際地消滅剝削和社會不公正呢？甚至連美國當代自由派思想家約翰•羅爾斯也不得不提出：必須從“結果平等”的原則實施上去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社會結構。
    對“形式民主”的崇拜是建立在對國家崇拜的基礎上的。因此西方“馬克思學”學者幾乎一致地把馬克思關于“國家消亡”的觀點視為空想。實際上，階級對抗是一種歷史的、特殊的社會矛盾，而國家則是適應這種特殊矛盾需要的特殊公共權力。因此，對抗消失不等于矛盾消失，國家消亡不等于公共權力消亡，但是將采取與今天根本區別的形式。“形式民主”不僅不是真正的民主，而且是不具備“消亡”資格的民主。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在不斷實現社會主義民主過程中，加上國際條件的配合，國家才趨于“消亡”，而民主也隨之消亡。“馬克思學”學者在這里又一次暴露了其無法超越資產階級法權關系的狹隘眼界。

    三、官僚政治的合理性

    現實社會主義中最引人注目同時招致非議最多的就是官僚政治，即“國家集權主義”。但是，在一些“馬克思學”學者看來，“在20世紀中葉，官僚主義已經成為一切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問題”。因此，必須具體分析其產生的社會條件。根據他們的分析，現實社會主義的所謂“官僚政治”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1。它是前工業社會國家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一種方式。2．它是不發達國家實行經濟起飛的重要方式。3．它也是一種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社會模式。
    綜上所述，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官僚政治問題，上述三種觀點雖然在評價上大有出入，但它們觀察問題的視角卻大體一致，這就是以工業發展階段為中軸。實際上，上述三種觀點分別代表了工業發展的三個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經濟發展的“起飛”和“工業社會”。以此為理由，也就程度不同地肯定了官僚制度的合理性。它們的共同之處還在于其著眼點都集中在生產工藝方面，而對于社會關系方面則不予重觀，且對生產力狀況作了單線條解讀（實際上相對落后國家也有先進生產力），因而雖然避開了“社會主義異化論”者的某些片面性，卻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另一種片面性之中。

    四、特殊歷史條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

    在許多“馬克思學”學者看來，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馬克思學說之間并沒有什么聯系，尤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上。“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在實際上是一種工人的民主，它是逐漸為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政治和社會的完全民主讓路的。”而布爾什維克主義則以“黨的專政代替了工人階級民主”，其理論根據就是列寧關于階級、政黨、領袖相一致的觀點。“列寧的天真想法所反映的，是他無力去想象他的對于工人的最大利益的概念能在事實上同工人實際的最大利益有所不同。”這種觀點認為，由于列寧在理論和實踐中的這一失誤，致使俄國革命走上了極權主義國家的道路。“蘇聯和任何其他地方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少數共產黨或黨的領導者，對于無產階級和廣大居民的一種公開專政”。但是在米爾斯和拉斯基等人看來，上述這種空談“民主”的觀點，實際上只能葬送當時的革命，而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唯一的選擇。
    但是，也應該指出，米爾斯等人對于“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解釋，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思想的界限。他們總免不了從抽象的詞義出發，從古羅馬獨裁者或盧梭的“強迫人們變為自由”的名言中，尋找“專政”的來源。因此，他們總免不了把“專政”（自然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是反民主的少數人專權、剝奪公民自由的專制暴力；而無論他們如何為“無產階級專政”辯解，承認它有存在的種種理由，然而總免不了把它視為一種災難和邪惡。這樣，他們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和全盤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實踐的觀點也就往往難以真正區別開來，更不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普遍意義。

    五、民主和專制的“雙重變奏”

    西方“馬克思學”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指責，可以歸結為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即反民主的極權主義。這也是許多西方“馬克思學”學者認定現實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學說之間缺乏直接聯系的主要根據。然而，相當一部分西方“馬克思學”學者把極權主義與馬克思學說聯系起來，力圖證明在馬克思學說中就有導致極權主義的因素。
    這些西方學者指責馬克思學說中具有極權主義思想方法之處有二：一是無產階級和社會其余部分的劃分，二是無產階級中形成了“自我意識”或掌握了理論的部分和其余部分的劃分。這兩個劃分就使得少數人操縱真理成為可能，從而蘊涵著極權主義傾向。但是這種指控似乎故意回避了一些事實。比如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化趨勢究竟是馬克思的主觀臆造還是資本在自身的增殖、積累和集中過程中形成的？馬克思一再強調工人階級不同于其他勞動階級之處的兩個重要方面（即從資產階級那里獲得了教育和文化，與先進的大機器生產相聯系）究竟是不是事實？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最大區別在于，資產者由于壟斷生產資料而形成了狹隘的既得利益，而無產者由于完全喪失了生產資料而在根本利益上保持一致，這又是不是事實？如果這些都是事實，那么就起碼不能把無產階級的團結和階級意識視為神秘主義的虛構，更不能由此推導出所謂極權主義的思想結構。
    在許多西方“馬克思學”學者的分析中，由于馬克思過分強調政治對于經濟的從屬性，忽視了其獨立的存在，因此，在馬克思的學說中，政治思想始終是零碎的，甚至似乎空白。他們認為，這一失誤是至關重要的，它帶來雙重后果：一是馬克思沒有看到政治權力的危險性，沒有考慮如何限制其作用的問題，因而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另一是馬克思忽視了利用政治權力推行社會改良的可能性，因而過分重視了“革命”的作用。
    西方“馬克思學”學者特別強調馬克思對政治的“疏漏”以及對社會主義國家極權主義產生的影響。關于馬克思的政治學觀點問題歷來有兩種提法：一種是馬克思在他的實踐中未遇到的、或未作理論概括的問題，包括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具體理論，確實需要今天的社會主義實踐去發展；另一種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馬克思學說的攻擊，如極權主義一類的指責，這是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必須堅決拒絕的。我們雖然高度重視政治的作用和政治制度的建設，但卻不把政治視為可以凌駕于經濟之上的獨立核心，因為這并不符合事實。
    上述的簡論表明，西方“馬克思學”確實是立場、觀點、方法差異極大，無法一概而論的流派或思潮。從政治上說，有同情共產主義的左（如C．賴特•米爾斯、R．L．海爾布隆納等）、兩面批判的中（如約瑟夫•熊彼得、丹尼爾•貝爾等），以及堅決反共的右（如雷蒙•阿隆、F．A．哈耶克等）之分野；從歷史觀上看，有技術理性史觀（如加爾布雷思）、多元理性史觀（如丹尼爾•貝爾）、有試錯或進化理性史觀（如卡爾•波普爾、F．A．哈耶克）以及觀念理性史觀（如劉易斯•科塞）等之爭辯；從對于人類未來的展望上，則有“電子工業社會”論、“后工業社會”論、“超資本主義”等之區別。但是，他們又確實追求或標榜對馬克思學說進行純學術、“價值無涉”的客觀研究，自認為開辟了與馬克思主義傳統不同的研究路徑。實際上，由于抽掉了工人階級世界觀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質，他們的研究也可能在這個或那個具體問題上有所突破，但整體的把握上則由于無視無產階級實踐、否定社會科學的黨性原則而難有作為，其在意識形態方面則大多迎合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包括他們中許多人主張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品格，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又是以工人階級實踐為基礎的，因此，離開工人階級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必然是無源之水，去除工人階級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必然誤入歧途，這就是考察西方“馬克思學”得到的基本啟示。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49期，摘自辛向陽著《20世紀西方民主理論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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