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都是科學瑰寶,其歷史地位不是“主觀夸張”的結果,而是經得起千百萬人民群眾歷史實踐檢驗的客觀真理。揭示這些重大理論創新的客觀歷史根據,才能達到理論自覺。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必然性;時代之問;唯物史觀
總結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需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學習、領悟這些歷史經驗同樣需要唯物史觀和正確的黨史觀。《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作出了一個重要論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對于這一論斷的理解,不能僅限于概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成就,也不能止步于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之間的邏輯關系,更不能將此視為無需論證的當然結論。權威不是人為樹立的,科學理論創新成果不是主觀臆造的。對于思想理論重大成果的科學界定,必須從唯物史觀出發,從更加開闊的歷史視野,以更加徹底的理論眼界,闡明其形成的歷史根據和主客觀條件,才能真正統一認識,凝聚力量,達到新的理論自覺。
一、歷史必然性:研判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
創新成果必須貫徹的唯物史觀原則
評價科學理論的創新成果,必須從科學的歷史觀出發。在唯物史觀看來,人的歷史活動及其文明成果的演進是有規律的,人類思想史上重大成果的形成也是有規律的;科學思想成果的出現,不能簡單歸結為“天才大腦”的靈光突現,更不能歸結為主觀評價的需要,而要著眼于歷史必然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梅林曾深刻指出,對于馬克思偉大思想的出現,“在過去的時代就是最天才的頭腦也不能把它硬想出來。只有在人類歷史的一定點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這個觀點具有普遍意義,適用于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及其后續發展的一切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只有充分揭示這個歷史“一定點”的全部條件,即歷史必然性,才能揭示科學理論形成的秘密。只有區分科學理論、天才猜測和美好愿望的界限,才能準確把握科學理論創新成果形成的歷史根據。
不把觀念當作現實,不把價值訴求當作客觀真理,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作為觀念文化的全部思想成果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因此,不同的社會存在狀況決定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成果;而思想文化成果的不同類型,則具有不同的價值和評價標準。美好愿望植根于人類努力“向善”的人性訴求和道德實踐,往往通過文學作品、宗教故事、神話傳說以及哲學思想來表現,如《詩經》中描繪的“大同”。美好愿望雖然也有其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具有重大的社會影響,但由于其超越了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只能作為價值訴求,不可能成為科學理論,不具有實踐的指導意義。
不把“歷史預言”、合理猜想和科學理論混為一談,是唯物史觀的又一要求。天才猜測往往出現在社會發展主要矛盾已經顯現但還不成熟的時期,因而是對不成熟的社會矛盾的不成熟理論回應,如空想社會主義。天才猜測雖然也有一定的客觀歷史根據,但沒有充分的實踐條件,常常表現為天才大腦的“杰作”,不具有歷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
作為揭示歷史必然性的科學理論形成,唯物史觀提出了以下基本原則。第一,歷史規律不是既有的、抽象的,不是只要有天才大腦就可以隨時“發現”的,而是隨著現實主要矛盾的形成而具體地、歷史地生成的,因此歷史必然性首先是客觀可能性??茖W理論必須著眼于已經提上實踐日程、具備了實施解決條件的課題。自從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消除貧富分化的要求就不絕于耳,但是,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說它“無關緊要”,是因為如果社會歷史還沒有分化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從根本上消除貧富分化就還不具有實踐意義。只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成型、主要矛盾成熟,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才具備客觀可能性??茖W理論的創新,首先要在客觀可能的基礎上提出時代之問。
第二,歷史規律不是想象的、隨意的,而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是人們必須順應的時代潮流,因此歷史必然性本質上是客觀必然性。社會生活紛繁復雜,歷史變化令人眼花繚亂,人們的感受更是千差萬別。什么是浩浩蕩蕩的潮流,什么是不可抗拒的趨勢?唯物史觀的絕對要求是:“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這種基于辯證綜合的“事實總和”,不是個別的“實例”,更不是單純的主觀感受,而是歷史大勢的客觀根據。恩格斯把共產主義革命的客觀根據,奠立在社會化生產力和現代無產階級的形成這一“事實的整體”上,指出:“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么,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于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科學理論的創新,就是要在科學分析現實矛盾的基礎上努力把握和引領時代潮流。
第三,歷史規律不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而是可以通過集體智慧去認識,通過科學實踐去驗證的,因此歷史必然性表現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時代精神和客觀規律、客觀真理的一致性,表明人類并不是歷史規律的玩偶,而是可以在歷史活動中認識、利用客觀規律從而獲得創造歷史的自由。通過時代精神揭示歷史必然性,體現出歷史偉人的歷史作用。但以往的歷史偉人只是不自覺地充當了時代的代言人,往往以救世主自居;只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偉大領袖完全自覺與階級、人民、民族融為一體,成為忠誠的人民公仆和忠實的人民代言人。實際上,階級、人民、政黨和權威的領袖共同構成了自覺創造歷史的人民主體,其中,黨的領導核心是人民主體自覺創造歷史的靈魂。因為只有這一核心的形成和確立,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的主體才是現實的。科學理論的創新,就是要充分闡明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時代精神的精華。
二、“兩個時期”的歷史重疊:面對21世紀歷史拐點
“世界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根本上說就是近代以來嚴重落伍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通過融入世界歷史,趕上時代潮流,重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過程。在這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一以貫之的偉大社會革命過程中,由于主要矛盾、時代特征、挑戰與應對的變化,必然呈現出若干相互銜接又有所區別的歷史階段,而反映這些階段性變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成果也就實現了相應的歷史飛躍。21世紀世界歷史表現出的新特點,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的歷史前提。
當代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歷史關口,可謂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和平發展、開放融通、合作共贏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固守舊的發展理念、模式和格局的勢力不斷掀起逆流逆風,力圖抗拒時代潮流。疊加突如其來、持久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進入了“動蕩變革期”。與此同時,我國進入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兩個時期”的歷史重疊,表明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歷史大轉變的關口:強勁的時代潮流和不可預料、難以把控的風險日增同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潮流與逆風逆水的逆流并存。處在這樣的歷史交匯點,世界呈現出相互激蕩、風云變幻的多面性,容易產生“向何處去”的困惑。“人們對未來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這是有別于以往任何時候的歷史新階段,對基于這一歷史階段發出的時代之問的科學回答,必然催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分析把握歷史大勢,正確處理中國和世界在新的歷史階段的關系。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大變局的本質,是二戰以來國際秩序在積極維護中的歷史性重組,是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安全等格局的深刻變革。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深刻揭示了當今世界動蕩變革的三大趨勢。
世界的轉型變革首先是引領經濟全球化力量的轉變。“經濟全球化是我們謀劃發展所要面對的時代潮流。”處在十字路口的當代世界的重要聚焦點,就是如何看待當前經濟全球化所表現出來的“雙刃劍”效應。“雙刃劍”證明了長期以來放任資本逐利推動的經濟全球化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難以持續,而且必然引發各種社會沖突;固守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的資本壟斷邏輯已經千瘡百孔。新的引領力量、新的發展理念,是今天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將他國的發展視為本國的機遇,將本國的發展轉化為他國的機遇,在互利合作中實現共贏,破解了當代世界發展的諸多難題。正因為如此,中國在自身不斷發展壯大中,對于世界的影響力、感召力也不斷增強,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中逐步從跟跑者變為諸多領域的領跑者,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以合作共贏、命運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取代資本任性逐利的一己之私、零和博弈,是經濟全球化在今天發生的最為根本性的變化。
世界的轉型過渡還表現在現代化新道路的開拓?,F代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匯入世界現代化的潮流是歷史的必然。但長期以來,西方敵對意識形態制造的“神話”,就是把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吹成“普世模式”,鼓吹現代化即西方化。力主中國通過改革走“西化”道路的人,為了掩蓋其“走邪路”的實質,首先抹殺道路之爭的意義,鼓吹現代化是一個沒有道路分野、沒有主義之辨的普世過程。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選擇和斗爭是個可笑的偽命題,因為現代化過程中的貧富分化并非資本主義獨有,“發生這種過程的兩個主要原因在于技術和人口,而不是社會和政治原因”。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因此也就必定是一個“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的過程,不存在“姓社姓資”的斗爭。實際上,資本主義現代化是不公平、不可持續的現代化,也是片面的、對內丟棄人的全面發展、對外擠壓剝奪別國公平發展機會的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表明,發展中國家在今天必須走符合自身實際的現代化新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全面創新之路,以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為鑒,以歷史潮流為據,以造福本國和世界人民為宗旨。中國的現代化,打破了“國強必霸”的邏輯和后發展國家必然淪為西方附庸的怪圈,走的是一條根本區別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中國在積極融入世界發展中保持自身獨立性,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點的、區別于當今任何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從以資本逐利為中心到以人民為中心,以兩極分化為動力到以共同發展為激勵,以犧牲生態為代價到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以犧牲獨立自主、依附式發展到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發展中國家要走出適合本國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本質上是走出一條有別于西方現代化的創新道路。
世界的轉型過渡還表現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人類文明大道積淀了人類歷史活動的優秀成果,其趨勢為時代潮流和時代精神所把握。當今時代潮流所顯現的“世界轉型過渡”重要動向就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開創。20世紀晚期出現的“歷史的終結論”所折射出的,就是在人類歷史相當一個時期占據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優越”論。它把西方的制度設計視為人類制度文明的頂峰,不相信離開了西式的民主自由,還能有什么更好的制度;它肆無忌憚地把西方價值觀稱為“普世價值”,毫不掩飾對于其他價值觀的蔑視和拒斥。然而在當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彼此尊重和交流互鑒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這一趨勢表達了三大訴求:一是文明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不竭動力,不存在某種高高在上、君臨天下的文明中心;二是不同文明的共處之道是相互尊重、交流互鑒,不能以此搞價值觀對抗、“文明沖突”;三是文明多樣性具體要求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道路和制度的權利、國際關系的民主化以及不同文化間的正常交流交融交鋒。“盡管文明沖突、文明優越等論調不時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不竭動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是各國人民共同愿望。”
對三大歷史趨勢的準確把握,表明今天世界歷史發展出現了“新拐點”,已經不是主觀愿望,而是日漸成熟的客觀現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由此揭示了“世界向何處去”這一時代之問的新內涵,剖析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為科學解答這一時代課題奠定了堅實的客觀基礎。
三、“兩個大局”的同步交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的中國之答
世界大變局中最為顯著和深刻的變化,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成為影響世界變局的重要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我們既要認識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形成和展開的,也要認識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本身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組成和深刻動因;既要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機遇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又要通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正向發展。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發展也離不開中國,這既是中國和世界關系的基本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基本歷史依據。
兩個大局的“同步交織”,從現實基礎上奠定了當代中國發展的新歷史方位,決定了當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性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有自身作為世界歷史性存在的事物,才能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馬克思對現代無產階級世界歷史使命的論證,從一開始就確立了這樣的原則:只要認識了自己,就認識了世界;只要實現了自身,就實現了改造世界。他指出:“無產階級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產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產階級的協助就已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它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這個原則之所以重要,就因為它不僅是對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具體闡發,對資本主義滅亡規律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對認識歷史客觀規律的現實基礎的確立。
中國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對世界而言就是貢獻。如果說,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全部理論和全部實踐的主題,那么這一主題與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在今天正在趨于一致;如果說,中國的改革發展在以往還有許多屬于自身的特殊性問題的話,那么在今天,我們改革發展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都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在開放中通過世界各國的合作才能得到解決??梢?,我們今天正處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領時代才能走向世界。”這就是說,在今天,把中國的歷史經驗總結好,概括出其中的規律性認識,就能真正搞懂我們面臨的時代課題,深刻把握世界歷史的脈絡和走向;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能破解當代人類“向何處去”的難題,引領時代潮流。這就決定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必定是原創性的理論貢獻,必定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解決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過程中,成功破解了三大世界性難題。這就是:成功破解消除貧困這一世界性難題,破解國家制度定型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相協調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難題,破解長期執政而不陷入貪腐的世界執政黨難題,并形成了相應的理論創新成果。它不僅彰顯了中國方案、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精神的普遍意義,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奠定了堅實的現實根據。
首先,破解消除貧困這一世界性難題,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貧困問題不僅長期伴隨著人類歷史,更是當代世界的重大全球性問題;貧困問題不僅在廣大不發達國家存在,也在發達國家廣泛存在。因此,消除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現象,真正成為世界性的難題。我國于2021年順利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貧困問題的解決難在突破資本的邏輯?,F代貧困問題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兩極分化、保持失業(貧困)人口既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最大限度攫取剩余價值的必然結果。因此,解決貧困問題,本質上是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是國家制度根本屬性的改變,也是價值觀的根本轉變。經濟發展要落實到“以人民為中心”,國家制度要彰顯“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價值觀上要從追求自利最大化轉變為“共同富裕”。資本主義在私有制和個人利己主義的市場價值導向下,僅靠“慈善”方式當然解決不了貧困問題。我國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表明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臻于定型。這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核心價值觀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其次,破解了國家治理這一世界社會主義的難題,形成了在完善國家制度中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社會主義國家都誕生于戰火中,其制度建設一開始都具有戰時體制的特點。而在長期和平建設的條件下、尤其是在全面開放的條件下,如何克服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脫節,是世界社會主義沒有真正解決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缺乏堅定性,理論不徹底、清晰,導致政治上不清醒、堅定。遇到實踐發展對制度設計提出的新挑戰,要么懷疑甚至丟棄理論,要么回避挑戰固守理論,因而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構建上難有真正的突破。第二,缺乏創新性,區別于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等重大政治理念長期停留在批判功能上,沒能解決這些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可操作性,以落實到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中。第三,缺乏自覺性,沒有抓住如何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一關鍵性問題,真正把堅持黨的領導和黨的自我革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建設的核心。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國家制度的建設,在制度本質、制度建構、制度效應上,形成了以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理論,突破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制度建構和國家治理的難題。應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經驗和教訓的內在統一上說清悟透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和靈魂,做到毫不含糊和毫不動搖。這就是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和優越性”,“中國有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是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與此相應,是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形成了制度化的確保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的完整思路,解決了這一世界性難題。
最后,破解了保持執政黨長期執政而不陷入腐敗這一世界性執政難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拒腐倡廉理論。國家權力是階級社會形成的、自發地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公共權力。公權私用,脫離人民是其慣性,故有“權力導致腐敗”之說。因此,如何保持長期執政而不腐敗是困擾各國執政黨的一大難題。西方國家只能靠制度上的“政黨輪替”“權力制衡”應對,但治標不治本。
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日益深入和外部環境日益復雜的條件下,長期執政而不腐敗,對中國共產黨也是新的考驗和難題。經過艱難探索和不懈努力,我們不僅取得了反腐敗的壓倒性勝利,而且基本上走出了一條有效拒腐保廉的路——把這一難題納入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作為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和自我革命的抓手,把握黨風廉政建設規律,“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不敢腐方面,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在不能腐方面,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是依法設定權力、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而不想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腐敗理論特有的,是對腐敗問題的治本之道。我們堅信以權謀私必將同私有制一道,在人類歷史走向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過程中被消滅。因此,我們堅信科學信仰的力量,堅信對于我們,人民的信任和贊譽將壓倒權力的誘惑,堅信廣大共產黨員能夠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三大世界性難題的破解及其相應理論成果的形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奠定了厚重的現實根據。
四、“兩大關系”協調統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新飛躍的守正創新
得到全黨和全體人民的高度認同,成為黨和人民同心同德、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飛躍實現的思想和情感基礎。這一基礎的關鍵,是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正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成果之間的關系。黨要確立一個新的指導思想并不容易,這不僅關系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成果本身,還關系到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黨的七大之前,經過四年的“延安整風”,其中包括歷時11個月的六屆七中全會,全黨才達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統一,在黨的七大才成功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今天,我們要不斷增強“四個意識”,首先要在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向黨中央看齊。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秉持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一貫原則,把學風即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作為第一位重要的問題,強調堅持前提下的發展,繼承基礎上的創新,將其概括為“守正創新”。由此出發,深刻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成果同馬克思主義的雙重關系:一是堅持和發展、繼承和創新的關系;二是“源”與“流”、“根”與“樹”的關系。
就第一重關系而言,源自對典型資本主義科學解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要運用到資本主義極不發展的國家,必須經過創造性轉化。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既反對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又要反對離經叛道的機會主義,把堅持和發展、繼承和創新統一起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創新性集中表現在指導思想上的創新:一方面,要把本國歷史發展的實際需要,提升到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高度,必須尋找兩者的歷史匯合點,從世界歷史的新角度重新思考民族生存和發展問題,形成可以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接軌的理論視野;另一方面,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地轉換為符合本國歷史發展階段需要的理論指導,必須在階段性目標、革命方式、行動綱領、戰略策略等方面有大突破,形成具體指導實踐的行動指南。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實際相結合仍然是今天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的唯一途徑,其成果仍然是體現這一科學理論生機活力的唯一形式。就此而言,必須毫無保留地肯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原創性,毫不動搖地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
就第二重關系而言,雖然馬克思主義必然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其基本理論仍然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根和源,仍然具有跨越具體時代的普遍指導意義;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創性成果,本質上依然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把握和引領時代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發展。我們無論取得了多大的進步,開辟了多高的思想境界,都不能忘記這個本源,更不能丟棄這個根本。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參天大樹之根本,就是我們黨和人民不斷奮進的萬里長河之泉源。”
歷史充分證明:“馬克思的思想理論源于那個時代又超越了那個時代,既是那個時代精神的精華又是整個人類精神的精華。”馬克思主義通過創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奠定了認識和把握世界及其客觀規律的科學基礎;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運動規律的揭示,剖析了社會歷史沖突的根源、客觀趨勢和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在此基礎上論證了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條件及其歷史使命;通過剩余價值規律的揭示,闡明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邏輯,揭示了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內在根據;通過原始社會解體和私有制起源研究,以及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總結,揭示了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達到消滅階級、進入無階級社會的現實道路。這些基本原理,是我們今天還必須努力堅持的科學真理。
毛澤東同志指出,學風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學風是否端正,不僅關系到黨的理論創新成果的科學評價,更關系到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這一根本,是檢驗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試金石。中國共產黨由衷地認識到:“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這是全黨高度團結統一的思想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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