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俄國十月革命，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典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中國人民找到了科學的理論武器，從而實現了由舊式民主革命向新式民主革命的轉變。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一批先進分子由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李大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李大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革命精神及其豐富的思想理論著述和斗爭實踐，體現了十月革命在中國深刻影響和導向作用的歷史軌跡，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激勵后人為共產主義事業繼續前進。

一、傳播馬克思主義，尋求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并逐步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是無產階級政黨建立的前提條件。近代中國經過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特別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一定的發展，工人階級有了新的覺醒，為接受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奠定了社會的和思想的基礎。19世紀末開始，中國就零星有一些刊物、文章提到馬克思及其學說，也出現了諸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片段的翻譯。應當肯定，這種情況確實深刻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馬克思主義已引起這個東方大國內梁啟超、廖仲愷、朱執信等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的關注，但這時馬克思主義還只是作為一個學派被提及，其影響力較有限，有的革命家還用來附會自己的主義，用以證明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因此還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傳播。之所以我們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傳播，是因為:首先，它達到了應有的廣度，比較全面、持續不斷地介紹和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其次，它達到了應有的深度，是被作為科學的信仰加以傳播，并開始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起點。李大釗作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就充分體現了上述兩方面的特點。

　　李大釗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是從介紹十月革命的性質和意義開始的，這不但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新的取向，而且也使得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親切感。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時，中國的辛亥革命已在6年前發生，雖然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結束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偉大的歷史功勛，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鞏固和發展革命成果，并沒有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國家的情況反而一天天壞下去。其間發生了袁世凱、張勛兩次復辟帝制的反動逆流，而孫中山針對袁世凱專制主義的“二次革命”也以失敗告終。正如魯迅所言：“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1](P455)這反映了當時一般先進分子在經歷對民主和科學的呼喚之后，對資產階級領導的這場革命感到徹底失望，同時對前景依然迷惘的深刻反省。于是，有識之士開始了對中國革命發展新方向的探索。正是在此歷史契機下，北方鄰國發生了十月革命，人民當家作主，這對中國先進分子的影響力和震撼力是十分巨大的。

　　此時，中國的一些報章也加入世界反動勢力集中全力誣蔑和攻擊俄國革命的大合唱，一些報章充斥了“布爾什維克之陰謀”、“過激派陰謀”、“過激派侵入之危險”、“赤禍”等聳人聽聞的報道。李大釗則以敏銳的歷史眼光和大無畏的精神，于1918年先后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等著名文章，集中闡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質及其歷史意義。他明確判定處在不同歷史時代的法、俄革命有著迥然不同的性質，并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2](p226)他認為正是這一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強調對于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們的態度“唯有翹首以迎”，“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2](P228)他還較深入地分析了十月革命，指明了其指導思想、革命目的和革命的依靠力量：指出指導這一革命的是布爾什維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指明這個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即經濟制度的根本變革;闡明這個革命是依靠群眾運動的力量，認定這種20世紀的群眾運動必將戰勝一切反動勢力而取得勝利。這在相當程度上展示了俄國革命所蘊含的基本內容。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李大釗把十月革命比喻為“驚秋之桐葉‘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他進而認為，十月革命對于垂危的中國，“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2](p268)此后，他更加明確地把中國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開辟的“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3](P67)這種對于歷史時代發展的正確說明，表明中國革命開始有了新的取向。這相當大程度上啟發了一批先進分子，幫助更多的人開始將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進而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

　　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廣播,李大釗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較全面、系統而深入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他在1919年《新青年》“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發表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是在中國第一次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重要文獻。他明確說明寫這篇長文的目的，是要“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3](P16)他對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原理進行了系統闡述：“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怡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3](P19)文章還強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共產黨宣言》，“檄告舉世的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3](P32)誠然，作為早期文獻，文章表述中還有個別提法不夠準確，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及其意義的理解是正確的，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李大釗在他的傳播工作中集中了很大的精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目的是要為中國人民提供新的科學的“認識工具”。這是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目標。為此，他先后寫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19年)、《史學思想史》(1920年)、《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1920年)、《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1920年)、《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1920年)、《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研究歷史的任務》(1923年)、《史學要論》(1924年)等一系列文著;與此同時，從年起，他還率先在北京大學等校開設了《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和《史學要論》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此外，他還在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校發表《史學與哲學》、《研究歷史的任務》等演講。正是這些文著、課程和演講，比較系統而準確地闡述了諸如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歷史變動發展的深刻原因是在社會內部的矛盾運動、社會經濟狀況決定一切歷史現象、社會革命的發生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等。在社會歷史領域，這些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得以廣泛傳播，使得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這不但奠定了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而且也使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有了全新的內容，真正成為戰斗的旗幟。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在當時高校史學界乃至全社會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3](P221)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研究不是書齋式的，而是在實踐中尋求救國真理，尋求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因此，他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注意引導先進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1920年，在李大釗指導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和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相繼成立，吸引了校內外—批先進分子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并引導他們走向工農中去，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建黨時期50多位早期黨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李大釗的影響而走上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革命道路的。如青年毛澤東兩次來到北京，都得到了李大釗的幫助而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從此再也沒有動搖過。1949年3月，當中國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時，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入北平，他在行進中看到古都城垣，引起了對往昔歲月的記憶，無限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4](P125)這句發自肺腑的贊嘆，是對李大釗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偉大功績的最生動的評價。

二、李大釗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和回答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初期，李大釗就比較自覺地主張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應用于實際才能發生效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問題與主義”的一場論爭，1919年，在同胡適的論戰中，李大釗明確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并行不悖”的道理，同時強調：“_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于現在需要的企圖。”[3]P3可以說，李大釗初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光輝思想，他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都秉承著這一正確的學風與觀點。

　　(一)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從感性推進到理性階段

　　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民主革命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但中國近代以來在長時期內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還停留在感性階段，在反帝斗爭中或采取單純排外的錯誤做法，或對它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前者有義和團運動的悲劇;后者有如毛澤東所說，中國民主革命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一生“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吁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5](P1474)

　　因此,近代中國革命慘痛的歷史教訓，都與這一根本性的缺陷相聯系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開始進入從感性推進到理性的階段。李大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系統而廣泛地傳播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理性認知。

　　1919年1月，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_文中，李大釗第一次準確地表述了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曰本軍國主義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其實質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這與民族自決主義是直接對立的。他明確主張“我們主張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凡是亞細亞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該解放”，[2](P270)即實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自決的斗爭任務。他還深刻揭示了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軍閥統治者之間的主子與奴才的關系，[2](P341)引導人們把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同反對封建勢力的斗爭聯結起來。其《再論新亞細亞主義》—文，深入總結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歷史經驗，闡明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思想：一方面，要不懼怕帝國主義，要重視“民眾勢力”。“世界上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像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筑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轟然一聲，歸于烏有”，[3](P77)這是對帝國主義外強中干本質的辛辣寫照;另_方面，要認清帝國主義兇惡的面目，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特別強調:“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從前‘以夷制夷’的覆轍。”[3](P77)并在反帝斗爭的問題上闡述了國際主義思想。李大釗正是在深入認識帝國主義本質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對待帝國主義的正確思想。一定意義上而言，這與毛澤東后來提出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思想是相似相通的。這深刻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反帝斗爭的過程中，理性認識和策略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二）指明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先鋒，是新的領導力量

　　近代中國新舊革命轉換的主要標志，就是領導權的變化。十月革命后，李大釗認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中表現出來的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偉大的歷史力量，并加以熱情歌頌。他指明今后人類發展的前途必將是“勞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文章中預測了中國工人運動必然會發展起來。李大釗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既受本國資本家又受外國資本家的壓榨：“歐美各國的經濟變動，都是由于內部自然的發展;中國的經濟變動，乃是由于外力壓迫的結果，所以中國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犧牲更大。”[3](P147)因而中國無產階級有堅強的革命性。他批駁了那種認為“中國勞動者與社會無關”的錯誤論調，指出他們能夠組織起來，同世界各國無產者聯合，在本國社會中發揮重要的作用。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后，黨內有人對于工人階級的力量表示了悲觀失望，對于工人運動采取了消極的態度。[6](P124-125)但李大釗在追悼列寧并紀念“二七”大會上發表演講，充分肯定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先鋒作用：“現在中國是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試看全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誰能反抗?只有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當先鋒的亦只有無產階級。”并聲稱正是工人階級的這種革命精神“引導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軍閥并國際帝國主義”。[7](P394)雖然當時全黨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還處在不完全自覺的狀態，而李大釗表現出了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指明農民群眾是偉大的革命力量

　　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度，中國共產黨只有把廣大農民組織起來，才能保證民主革命的勝利。李大釗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極為重視農民群眾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在經濟落后淪為半殖民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其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8](P76)并且斷定農民群眾中間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8](P85)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為了把農民群眾廣泛深入地發動起來，李大釗還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首先，提出只有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才能保障其階級的利益，“喚起貧農階級組織農民協會”，這是在鄉村中開展農民運動的“第一要緊的工作”;[8](P84)其次，要注意武裝農民，只有這樣才能抵抗一切反動勢力的壓迫，他強調農民武裝是農民自衛的性質，要嚴格防止被軍閥、土豪、土匪利用;再次，“耕地農有”是廣大貧農的急切要求，革命當局應該“按耕地農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民”。[8](P83)他還號召進步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到農村去進行工作，開展農民運動。[8](P133)李大釗對農民的正確態度和策略，同毛澤東后來所堅持的正確方向是一致的。

　　(四）指出中國的社會問題要“根本解決”

　　李大釗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在社會改造問題上主張“根本解決”。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在討論廢娼問題時就提出：“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后逼著一部份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2](p334)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思想界發生的“問題與主義”論爭，其中涉及對中國社會改造是要根本解決，還是點滴改良。也就是說，是通過漸進式的點滴改良，還是要進行革命變革的根本改造。針對胡適的改良主義的主張，李大釗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沒有你使用它做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_個_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反復闡明中國問題“根本解決”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他指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為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針對胡適脫離當時的政治現實，反對根本解決，李大釗明確指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3](P6)也就是說，只有進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如若只進行點點滴滴、枝枝節節的改良，不但在當時社會制度下無法實現，而且也永遠不能指明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李大釗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回答，闡明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為當時人們關注的社會改造問題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五）指明中國革命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

　　年1月，李大釗《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_文反駁了那種認為只有實業發展了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觀點，指出：“在現存制度下不可能發展實業”，要“使人們了解發展社會主義實業的方法，就是說勞動者能為自身的利益而發展實業需要有一個過程，掌握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同時他表示這是一個需要繼續研究的問題。[3](p255)這反映了李大釗見解卓越，同時也體現了他勇于探索的特點。李大釗在對當時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比較中正確地選擇了社會主義，并具體闡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澄清了對社會主義的種種誤解。要特別指出，由于他十分重視介紹唯物史觀的工作，并努力運用這一新的歷史觀闡述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面臨的重大問題，因而他在說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時，是充分重視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的。他認為，未來社會主義實行國有經濟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一切生產事業都歸國營，則小工廠都合并于大規模的工廠，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因為，“從前私營的經濟組織之下，有很多很重要的生產事業，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難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則國家都一律照辦”。他認為，這樣做能夠有效地、合理地利用和發揮各種資源的作用依據經濟的組織與方法，把資本、勞力與天然均成經濟化，利用自然力開發富源，俾利國用。”他還認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有了強大的國營經濟，還可以同國際進行經濟合作。總之，在李大釗看來，未來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具有很大的好處，“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下，無論工農生產事業均漸擴大，生產自然增加。此時最經濟的運輸法日漸擴張，既便于材料的供應，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產事業、分配事業均有利益”。[7](P136)論述社會主義時，同樣指出不同國家實行社會主義，要把共性和個性結合起來，既要遵循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要和本國的實際相結合，要表現出自己的特點。他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李大釗正是根據這種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原則，指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7](P197)上述這些看法表現了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深入的見解，這對我們今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富有啟迪意義。

　　如上所述，李大釗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和回答，對實現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并同社會主義前途相連接的偉大轉變，做了理論上的重要準備。這種開創性的工作功高至偉。

三、學習和弘揚李大釗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

　　“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這是老一輩革命家吳玉章1959年為《李大釗選集》出版題寫的詩句，是對李大釗在中國率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偉大作用和意義的生動寫照，同時也體現出十月革命道路深遠的歷史意義。李大釗英勇就義時年僅38歲，但他在短暫的一生中，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的貢獻，彪炳日月，輝煌千秋。他的一生，是戰士與學者兩種品格完美結合的一生，是共產黨人學習和弘揚的一個偉大楷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永遠不忘初心，而李大釗革命的一生就是我們黨初心的一個重要原點。

　　我們要學習李大釗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愛國情懷和人民情懷是接受真理、通向革命的重要前提。有至誠的愛國情懷就比較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思想;有熱愛人民的情懷就比較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當李大釗還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時候，就形成了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他積極參加救亡圖存的實際斗爭，并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做過一定程度的分析;他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9](P138)正是在這樣思想的指引下，他不斷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開始，他以西方的代議制度為學習的方向，冀望再造“青春之中國”。當歷史證明這條道路走不通的時候，他發出了“一代聲華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的慨嘆。[8](P251)但真誠的愛國和人民的情懷使他不會頹廢，而是為“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進行著不懈的探索，終于通過十月革命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李大釗自覺地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直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堅定的理想信念，使李大釗具有一往無前、視死如歸的革命品格。1957年，李大釗就義30周年之際，陳毅以詩作生動地描述了李大釗一生高尚的品格，他寫道：“革命思想早，行動守紀律，就義從容甚，大節凜不辱。計公操翰墨，前后十三年，先驅好肝膽，松柏耐歲寒。自學渾不倦，誨人何其勤，沒有宗派氣，內外從如云。北京同就義，鮮血久愈紅，人民柴市節，浩氣貫長虹。負隅終自誤，等待緣何情，其實真愛國，合作可三能。屈指捐軀日，迄今三十年，人民大統一，告慰更向前。”[10]李大釗為人民的解放事業達到了忘我的境界，是一位大無畏的革命戰士。在艱苦的斗爭歲月中，他始終英勇頑強，不屈不撓。他曾用下面這樣的話表達了隨時準備為真理而獻身的高尚情操：“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3](P84)他被捕后，受盡各種酷刑，始終無所畏懼，堅貞不屈，嚴守黨的秘密，體現了一名共產主義者崇高的革命氣節和無限忠誠的革命精神。他在獄中仍不倦地宣傳革命真理，鼓舞大家的斗志，贏得了全體難友的尊敬。他的夫人和兩個女兒與他同時被捕，但他“在獄二十余日，絕不提家事”。他在獄中所寫的自述中，回顧了自己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的一生，表達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偉大抱負;為了保護同案青年，他最后聲明：“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8](P230)為了不使同志們遭受無謂的犧牲，他堅決阻止了北方鐵路工人的劫獄計劃。李大釗革命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人黨性的最好寫照。

　　回顧李大釗革命的一生，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是何等偉大而崇高，這是對真理的信仰，對科學的信仰，是建立在理論自覺基礎上的為人民解放事業而獻身的革命精神的充分體現。正是這種理想的力量，使他敢于在反動統治的心臟播撒真理的火種，點燃被壓迫、被侮辱的人們心中的希望;當五四運動后期，改良主義者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竟把李大釗要“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主張稱作“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李大釗則公開表示，“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3](P4)他堅信真理必勝，人民必將獲得解放，但他又清醒地認識到革命的道路是艱難而曲折的，他堅定地表示：“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7](P375)白色恐怖之際，許多同志勸他離京南下，但他考慮北方革命工作的需要，毅然決定留下堅持斗爭。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就是理想信念的巨大力量。

　　重溫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我們深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絕不會因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暫時挫折而失去真理性的光芒，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絕不會改變的。一切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加以仇視和咒罵的歷史近視者，都將被證明不過是歷史的小丑而已。在今天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理想信念失落的嚴重情況下，學習和弘揚李大釗堅定信念和革命精神，對踐行習近平“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號召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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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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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李大釗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李大釗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李大釗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陳毅.紀念李大釗同志殉難三十周年

　　[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2755/4948258.html.

　　(作者簡介：梁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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