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經濟矛盾的形成

　　現代中國經濟矛盾是歷史經濟矛盾演化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演化中，世界經濟矛盾的制約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說現代中國經濟矛盾是中國歷史經濟矛盾在世界經濟總體矛盾的制約下而形成的。

　　中國經濟矛盾屬于經濟矛盾系統中的國度性矛盾，它包含制度、體制、結構與機制、經營管理、對外關系等各個層次，同時體現著基本經濟矛盾和商品經濟矛盾兩個一般性層次的矛盾，是這兩個一般性層次矛盾的特殊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矛盾的基本內容，就是勞動者素質技能與社會地位的矛盾及其表現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矛盾的各范疇的具體存在。

　　經濟生活的國度性決定了中國經濟矛盾的特殊性，中國經濟的國度性是歷史形成的，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就有了嚴格、嚴密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并對經濟起著總體制約作用。經濟的國度性體現在：一、國家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二、國家規定著特定地域內總體經濟矛盾的存在。三、國家是一定社會和歷史條件的集合體，這些條件都在國家的范圍內對經濟生活起著制約作用。四、國家是政治對經濟制約作用的集中表現。五、國家是文化發展中的一個基本單位，并且是文化從總體上制約經濟的范圍。六、經濟矛盾各層次在國家范圍內的相互制約和統一。

　　中國經濟矛盾是現實的存在，具有特殊性，它是活著的中國人利益和意志、人格與權利、交往與關系對立統一的集合。現實的中國經濟矛盾又是歷史的中國經濟矛盾演變的結果，歷史上的經濟矛盾因素，有的已經消失，有的仍以變化了的形式存在并作用于現實。

　　中國經濟矛盾因中國人而生，也只能由中國人從其存在和關系中進行歸納、分析、綜合，才能得出內在的規定。

　　現實中國經濟矛盾的歷史成因，在于歷史上的集權官僚制和小農經濟。秦漢以來兩千余年，中國的基本制度是集權官僚制，這是以武力為基礎的大一統專制，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權由國家掌控，其派生的占有權則由國家分配給官吏和農民，而且可以買賣。土地占有權還派生出使用權，由地主租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由于廢除了封建領主制，農民擁有了相對獨立的人身權，除了皇帝在總體上對全體臣民的人身統治權外，農民并不在人身上依附于官吏和地主，只有少數奴仆的人身權還歸貴官豪門。農民的勞動力主要用于由自己占有或租來使用的土地上，其收獲物交租和稅之外，就歸其家庭消費，形成以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雖然農民有相對自由的人身權，但他們的勞動力不是作為商品，而是用于自家占有或使用的土地上，因而不表現為所有權。

　　中國很早就有了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但由于集權官僚制和小農經濟，并未進入商品經濟形態，也未能改革手工勞動的農業生產方式而進入工業生產方式，而是停留在以農業為主的產品經濟階段，從而嚴重制約了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

　　鴉片戰爭的失敗，宣告了集權官僚制的沒落與腐朽，而工業化了的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也嚴重沖擊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徹底改變了舊有的經濟矛盾態勢，形成了新的矛盾。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濟矛盾由以下幾方面勢力所構成：一、官僚地主階級中的“開明”派或“識時務”者轉化的官僚資產階級;二、外國壟斷資本對中國的滲透與控制;三、仍舊存在的地主階級;四、私人資本家;五、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中生存的農民和個體工商業者;六、初步形成的工人階級;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根據地中的少量公有制經濟。

　　這七方面的矛盾勢力可以組成若干矛盾，其中主要矛盾就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官僚資本與農民和工人、個體工商業者之間的矛盾，它表現為依附外國壟斷資本勢力鞏固集權官僚制，阻礙勞動者社會地位和素質技能的提高，阻礙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官僚資本是現代世界經濟矛盾制約中國經濟矛盾的集中體現，也是現代中國經濟矛盾特殊性的集合。官僚資本是現代中國經濟矛盾系統中主要矛盾的一個方面，新中國成立前是主要矛盾方面，新中國成立后是次要矛盾方面。規定中國現實經濟矛盾，必須抓住官僚資本這個關鍵。

　　中國古代的集權官僚制是由以皇帝名義的國家掌控全國土地所有權和人身權的大一統專制，它要求并創造了小農經濟，二者的矛盾是中國古代的主要經濟矛盾。由于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和農民的個體性，加之以重農抑商為基本國策，在中國不能形成與集權官僚制相對抗并進而取代它的經濟制度，因此嚴重阻抑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業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的轉化，中國經濟也就停滯在集權官僚制與小農經濟的矛盾狀態中。兩千多年來，集權官僚制對商業和手工業的抑制，限制了資本化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形成，相應地，勞動力所有權也難以確立，使經濟處于手工勞動的小農經濟為主的簡單再生產，小農經濟的簡單再生產又支撐了集權官僚制的再生產。由于集權官僚制的長期統治，使本來先進發達的農業生產方式在兩千年的簡單再生產中停滯，而當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其工業化了先進武力和商品沖擊中國時，集權官僚制的腐朽和小農經濟的落后立刻顯現出來，中國被動地進入變革時期。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敢于和能夠侵掠中國，就在于其資本雇傭勞動制較集權官僚制先進，在于這個制度所促成的工業生產方式包含的軍事技術及其武力。當西方列強的壟斷資本將世界上其他落后地區瓜分完畢后，唯一還未殖民地化的就是中國這個老大天朝了。因此，外國壟斷資本入侵中國并形成對中國的控制，就成為必然。

　　外國壟斷資本入侵中國，是以武裝侵略奪取各種特權，既包括租借權、內河航行權和治外法權等明顯不平等的權利，也包括貌似平等但實際不平等的各項權利，如在中國舉借外債時被附加了許多損害主權的條件。利用在工商口岸設廠的特權，外國資本在中國進行投資，雇傭廉價勞動力和掠奪資源，由此控制了起步階段的中國工業。據估計，在抗日戰爭前夕的1936年，外國資本壟斷了中國發電量的77%，機器采煤量的72.5%，生鐵產量的95%，棉紗產量的29%，棉布產量的64%，卷煙產量的58%。外國壟斷資本還霸占交通運輸業，而且絕大部分的公用事業也控制在外國資本的手中。[①]另據統計，從1917年到1931年，外國資本之滲入華商紗廠，至少有22起之多。其中，有眾多的華商紗廠最終遭到外國資本的兼并。[②]

　　外國資本的入侵，既是從外部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又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內在因素，導致中國經濟矛盾的重新組合。一方面，加速了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的解體，沖破了中國延續幾千年以農業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產品經濟，另一方面，外國資本的入侵對中國國內的資本積累造成嚴重阻礙，剛剛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自由資本，不僅其技術依賴外國壟斷資本，還受到外國壟斷資本以其雄厚資本和武力保護的特權的壓制，很難形成與外國壟斷資本競爭的實力，只能作為外國壟斷資本產品的零售商和資源的采購網點。

　　從自由競爭發達起來的外國壟斷資本，是不會幫助促進中國自由資本的發展而為自己樹立一個強大競爭對手的，而它們又無力將中國這個超級龐大的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變成類似其在非洲的殖民地，于是，它們采取了在中國扶植一個能夠代表其利益，并能掌控政權的官僚資產階級，通過這個階級控制來操縱中國經濟。

　　中國官僚地主階級中的“開明”派，深切認識到中國的傳統農業技術與西方工業技術的差距，也正是在外國壟斷資本侵略的同時，中國內部的農民起義和革命運動興起，“開明”派的代表人物清楚外國壟斷資本雖然在侵掠中國，但還不至于毀滅其政權和制度，而國內的農民起義和革命卻會從根本上危及其統治。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他們投靠外國壟斷資本成為其政治代理人和經濟上的買辦，并借助壟斷資本的武力、財力來鎮壓農民起義和革命運動。不同于官僚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注意力不再只集中于土地和收取租稅，而是放在資本化的工業、商業和金融業等獲利更大的行業。他們以政治專制保證其壟斷地位，排擠、壓制私有資本，并通過為外國資本財團充當買辦，以政治權力為之推銷商品，或出賣主權和資源，搜刮財富，維護集權專制和攫取更多的剩余勞動產品。

　　中國的官僚資產階段與其官僚資本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一、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二、以袁世凱為首領的北洋軍閥統治;三、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統治。官僚資本的存在形式，一是官僚個人所有的權貴資本，由其本人或親屬、親信經營。它的運行和效益，主要從屬于其所有者的政治地位和活動，受其政治生命和政治斗爭的支配，充分體現出“官財一體”。二是官僚資產階級以其政權所有的國家資本。這部分資本，名義屬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其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收入，是社會各階層勞動群眾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由政府以稅、捐等名義聚合并投資于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要害部門，如金融、交通、軍工、能源等。表面帶有“國有”的形式，但其剩余價值的收益權和資本的支配權都屬于特定官僚集團，主要是維護和鞏固該集團的總體政治權力。其經營管理也按官僚政治的機制，經營者、管理者都有行政級別，并由政府任命，實際上已成為官僚機構的一部分。三是以政治權力參加和控制私有資本，擁有其股份來分紅，或干脆不投資直接收取利潤。四是參與外國資本為之提供獲取資源和經營便利，收取回扣或分紅。

　　官僚資本的突出特點，就是壟斷性。官僚資本充分利用了兩千多年集權專制的優勢，努力排斥商品經濟的競爭機制，而以政治專制來保障其壟斷。官僚資本的壟斷首先體現在金融資本，進而壟斷全部經濟。具體表現是：通貨膨脹，以此搜刮民財;專買專賣制，壟斷市場;壟斷外匯和黃金買賣;把持海關，壟斷對外貿易;官僚走私;產業統制;壟斷礦產、森林資源。

　　官僚資本的主體是官僚，它的根據在于政治專制，而非資本經營。它是舊制度在現代的變種，而非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工業化的先導。官僚資本以其政治專制和經濟壟斷，嚴重阻礙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激化了經濟矛盾，甚至危及中華民族的延續。

　　然而，中國歷史的主體并不是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二的官僚資產階級，而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者。官僚資本以其掌控的國家主權換取外國壟斷資本的扶持，不僅損害了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利益，也壓制了私人自由資本的發展。作為中國經濟矛盾主要方面的官僚資本，與中國經濟矛盾的的各方面的對立都已激化，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中的先進分子以社會主義為旗號，組織、領導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革命。中國革命的武裝斗爭階段推翻了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初級的公有制和民主制，為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創造了必要前提。其一，從政治上否定了集權官僚制，消除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其二，從法律上規定了平等的公民權，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每個公民從法理上說都有平等權利參與經濟生活;其三，初級公有制是勞動者協作進行工業化的必要形式;其四，國家是總體上組織、協調經濟發展的必要機構;其五，確立了國家主權，形成了抵御外國壟斷資本干涉中國經濟的屏障。

　　中國的初級公有制經濟，主要有全民或國家所有制和集體(合作)所有制兩種形式。新中國建立后，立即著手做的，就是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家所有并經營的企業。在建立和發展國營企業的基礎上，新政權對農村經濟進行了加速度的改革。先是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了普遍而徹底的土地改革，按農村人口均分土地占有權，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這個兩千余年農民的夢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毛澤東明確提出以合作制改造小農經濟，并在短短的五六年時間內，運用行政集權體制，實現了全國的合和化，又于一九五八年將合作社變為人民公社，合作制變成了集體制。與此同時，還展開了對個體工商業經營者的合作化與以公私合營方式對私有資本企業的改造，使之變成國有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變革，使中國經濟矛盾發生了質的變化。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中國經濟矛盾從形式上看是比較單純的，即只有國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制度形式，前者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工業、服務業，后者主要體現在農村和農業。當時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與黨政機關文件，都以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來規定中國經濟矛盾，并在中共八大把“先進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要矛盾。按照這種規定，中國經濟發展取決于處理好國家、集體與個人三者的關系，由此提高生產力。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中期開始，毛澤東就不同意用“先進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規定中國社會和經濟的主要矛盾，主張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或“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來規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這種觀點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變成中國思想界的主導，此時的政治經濟學也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這種規定容易讓人費解：自五十年代中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后，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何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既然沒有資產階級，又何人來“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對此做了兩點說明：一是“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廣大工人、農民、“小官”、知識分子的矛盾，二是“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可見，毛澤東的思想中絕非是把已經被改造的工商業資本家視為主要矛盾中的一方，也不認為他們是“資本主義道路”的主導者和執行者。他從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認知中，看到了集權官僚制在新社會的傳統及其對公有制經濟的制約，看到了行政集權體制既得利益者與人民群眾的對立。或許是受到當時中國思想界語境的限制，或許是政治上的顧慮，毛澤東還是使用“無產創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這些術語來表達他對中國社會與經濟主要矛盾的思想，從而引起費解和誤讀，導致他為解決主要矛盾的努力不能成功，但他后來關于“官僚主義者階級”、“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提法，卻已表明他的著眼點和方法。

　　即使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初級公有制經濟中，其主要矛盾也絕非從現象上所看到的“先進生產關系與落后生產力的矛盾”，或者“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矛盾”。而是有更深層的原因，必須從現象中概括、揭示其本質，才能規定其主要矛盾。

　　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初級公有制經濟的矛盾，已是現實中國經濟矛盾的歷史前導，現實的中國經濟矛盾是其演化的結果，并承繼展開了其中的基本內容。為此，下面專門對這個時期的經濟矛盾進行分析，以明確現實中國經濟矛盾的歷史成因。

　　[①] 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編：《恢復時期的中國經濟》。

　　[②]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87-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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