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普適性與特殊性問題

房寧

　　[摘要]民主既是普適的又是特殊的。民主的普適性是形而上的，是就價值觀層面而言的。民主的特殊性表現在制度層面，民主制度是具體而特殊的。

　　[關鍵詞]民主；普適性；特殊性

　　民主的普適性和特殊性問題，是民主政治理論研究中的一個基礎性問題，也是一個在現實中備受關注的問題。近來國內理論界、學術界關于民主政治研究中有不少討論涉及這一問題。在理論上搞清這個問題，有利于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中正確地看待和吸收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同時也有利于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中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提高自覺性、減少盲目性。

　　一、民主觀念中包含普適價值

　　作為一種社會觀念，民主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利意識，是社會成員對社會公權的要求與主張，它要求和主張國家權力應當屬于人民、屬于占社會主導地位的人們。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平等觀時說過：“大家知道，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隨著。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著。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的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資產階級的平等論本身為依據了。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的話柄：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47-448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無產階級的平等觀以與其對立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觀為依據，可見二者的精神實質是相通的，只不過無產階級的實踐要求更加廣泛和徹底。

　　恩格斯對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兩個對立階級在平等觀上共性的論述，說明了人類的平等觀在不同階級之間具有普遍性，我想這也應當適用于我們對民主普適性的理解。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條件下的不同階級、不同人群在思想觀念上肯定存在差別，但其精神上的一致性以及價值取向的共通性也是存在的。這種共通性反映了人類社會在歷史進程中思想文化的進步性。民主觀念的差別是歷史與社會條件造成的，而其中包含的一致性、共通性則是人類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發展的成果。我國第一個民主白皮書《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開篇第一句話，即是“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價值觀是人們對于客觀事物的主觀評價體系，是人們的一種偏好。權力的共治和人民權利，不僅是古希臘城邦自由民的追求，不僅是掌握財富的資產者的追求，也是共產黨人、無產者的追求，是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盡管什么是“共治”、什么是“人民”，在不同時代其含義大相徑庭，但前人追求共治和民權的理念啟發了后人、被后人所繼承。這就是價值觀上的共同性，它構成了人類精神文化遺產和政治文明成果。我想，所謂民主觀念中包含的普適性，就是指自古以來人類對于人民主權的向往與追求。

　　二、民主制度是特殊的

　　民主觀念中包含具有普適性的價值，民主制度卻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人類追求民主愿望是共同的，但實現民主的道路卻各不相同。民主觀念是一種精神現象，它來自實踐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實踐，上升為一種社會理想。而民主制度則是現實的，它要受到歷史與現實的社會條件的規定和制約。因此，歷史與現實中的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總是各具特色，表現出多元性和多樣性的特征。人類社會的制度變遷，從本質上講不是精神文化現象而是政治歷史現象。從根本上講，社會制度是人類對于重大的社會歷史問題的規范化、法律化、程序化的解決方案。社會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前提是面臨的重大社會歷史問題，從根本上講，制度不是來自人們的主觀而是來自解決問題的現實需要。因此，對于每一個國家與民族來說，它所遇到的時代課題與任務是其選擇和建立什么樣的社會制度的根本原因，時代課題與任務設定了制度選擇與建設的目標。除此之外，歷史文化傳統、現實環境條件和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變遷的三大要素。

　　歷史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進程。一個事物，既是一個過程的結果又往往構成下一個過程的原因；每一個時刻，既是一個終點又是一個起點。連續性對于社會發展變動起著無法避免的約束作用。任何一個制度的選擇和建立都不是突然的、偶然的，人們可以從它的身上看到歷史的影子。一種現實的制度必然要受到以往制度以及相關因素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以習慣、習俗的方式表現出來。以往制度以及相關因素對一個新制度的建立及其變化的影響，被稱為“路徑依賴”。其實，不妨把“路徑依賴”更泛化地稱為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

　　影響制度變遷的第二個要素是現實環境和條件。人們不能憑空解決社會問題，人們要受到環境的制約和資源等物質條件的限制。馬克思說過，人們只能完成他們能夠提出的任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人們只能根據他們可以掌握和運用的資源，同時考慮到國內外的現實環境，做出決定和選擇，建立起這樣或那樣的制度。而且，還要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地進行修正和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講，制度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面。

　　影響制度變遷的第三個要素是意識形態，即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意識也會對制度變遷產生影響。這是影響制度變遷的主觀因素。制度變遷不是純粹的客觀進程，但主觀因素的作用是有條件的。主觀因素是在客觀因素設定的可能性空間范圍內發揮作用的。

　　由于世界各國在其歷史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和任務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現實環境條件和意識形態不同，因此，世界各國的社會制度各有不同是毫不奇怪的。而且，不僅各國制度之間有所差別，即使是一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制度也有所不同，這也是人類社會制度發展史上帶有規律性的現象。

　　就民主制度而言，一個國家選擇和建立什么樣的民主制度，在一種制度類型下選擇什么樣的具體的民主形式，則是由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任務決定的，是受到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條件和這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深刻影響的。由于諸多變量的存在，一個國家即使選擇了民主政治的道路，那么最終它具體選擇什么樣的民主形式也必然是千差萬別的。用一個統一的指標對這樣一個復雜的歷史進程進行判斷是不科學的。

　　概括起來說，我認為：民主既是普適的又是特殊的。民主的普適性是形而上的，是就價值觀層面而言的。我們承認民主具有普適性，表明我們認同民主作為人類一種長久的理想追求的精神價值。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有的學者講：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的特殊性表現在制度層面，民主制度是具體而特殊的。人們追求民主，卻不能任意地實施民主，民主是有條件的，各國的民主制度、民主實踐因具體的歷史環境與條件而不同，因歷史任務而不同。有的學者從民主特殊性的角度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命題：我們能夠實行什么民主。

　　堅持民主觀念上的兩點論，可以為我們正確地對待民主問題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承認民主普適性的邏輯意味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繼承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吸收和借鑒人類以往民主政治實踐的有益成果；民主特殊論的邏輯意味是：必須拒絕照抄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模式。堅持民主普適性與特殊性的兩點論，我們才能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中，做到既博采眾長又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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