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尊嚴、平等和正義這類概念比較抽象，它們的實際意義取決于不同時代人們所做的解釋。這些概念的核心主體是人，對人的詮釋是一個具有實質性的問題。對于“人”這一概念的解釋，中國傳統(tǒng)有其非常重要的優(yōu)勢，同時，這些優(yōu)勢在西方的思想發(fā)展過程中也得到了印證。

第一個優(yōu)勢涉及自然和文化的關系。中國的思想傳統(tǒng)特別強調人的社會性。這也是西方的社群主義非常強調的一點。講到人和人的尊嚴、平等與正義，人是作為活生生的個體而存在的；但是，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的社會性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向度。中國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比如，在近代的西方傳統(tǒng)中，人性（human nature）和自然（nature）是用自然法（natural law）的概念來覆蓋的。但是中國從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文化（culture）和自然（nature）之間的區(qū)別，特別強調了文化的重要性。

這個可以用來解釋福山先生報告中的一個例子。他提到，西方是從基督教關于上帝造人神學信條而引出人的尊嚴的結論。因而，在西方基督教傳統(tǒng)的國家中，墮胎是個很大的問題，因為人與非人的自然界限非常重要，而且其來源是神創(chuàng)造人。福山先生指出，在亞洲，這種爭論就相對少一些。

關于這種現(xiàn)象，我曾經問過劉述先先生，他給我的回答很有趣。我問道，一般談到墮胎問題，傳統(tǒng)的世界觀往往非常反對。在基督教傳統(tǒng)深厚的國家，特別是天主教國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儒家傳統(tǒng)中這會不會是一個大問題？他稍微想了想給了我一個回答。他認為，儒家傳統(tǒng)不會那么強烈地反對墮胎。這點與福山先生所說的是一致的，但是他的解釋是，儒家強調人在本質上是社會的產物，胎兒和新生嬰兒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還沒有進入社會化的過程，因此胎兒的犧牲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的犧牲。對人的社會性的強調可以更方便地幫我們理解現(xiàn)代的一些問題。這是中國傳統(tǒng)的第一個優(yōu)勢。

中國傳統(tǒng)的第二個優(yōu)勢涉及“權利”和“責任”的關系。現(xiàn)代新儒家常常說，西方人重“權利”，中國人重“義務”，這有點簡單化，但并非完全沒有根據(jù)。最近幾十年中，關于“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的倡導者基本上都把重點放在了“義務”這一方面。“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觀念的重點是在“權利”上，而“全球倫理”觀念雖然沒有“全球正義”那樣有深厚的學術基礎，但也不容忽視。舉個例子，在消費者社會，消費者的權利當然很重要，但是西方一些國家如挪威的消費者教育規(guī)劃中，不僅有消費者權利的內容，消費者的義務也有相當?shù)钠ＯM者的責任和義務在消費社會中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對于人的重視可能有其獨特意義。

中國傳統(tǒng)的第三個優(yōu)勢涉及理性和意志的關系。西方的傳統(tǒng)從基督教一直到康德，都非常強調人的選擇能力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從理論上來講，至少是從康德開始，不再是籠而統(tǒng)之地強調選擇的重要性，而是強調選擇應該是理性的。中國儒家的“天理”、“天道”等對人的教化的觀點特別強調人的行動的自覺原則。自覺原則和自愿原則對人的自由實際上是缺一不可的。

從當代處境來講，適當強調自覺原則有相當緊迫的必要性。我主張現(xiàn)代民主的核心概念不僅僅是“自主性”（autonomy），而是“有責任的自主性”（responsible autonomy）。“有責任的”這個限制語在當今社會越來越重要。當今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兩個以S打頭的詞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一個是sustainability，一個是security，即可持續(xù)性和安全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可以改變我們對原來的一些做法的理解。例如目前乘客在飛機場所經受的那種安檢，在二三十年以前，甚至在十年前，都會被認為是羞辱性的，是被檢查者完全不可接受的。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人對于尊嚴、自由的理解實際上是有彈性的。一旦涉及到可持續(xù)性和安全性問題時，原來很珍視的一些東西恐怕也需要做出一些妥協(xié)。

福山先生提到了中國的“壞皇帝”問題。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們目前也在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強調主要領導監(jiān)督，領導班子建設和執(zhí)政黨建設，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但西方民主制度下也有一個與之對應的問題。比方說，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持續(xù)性，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這樣生活的話，地球是不堪承受的。但是在民主政治之下，要避免這樣的局面幾乎是很困難的。如果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堅持要按照美國這樣一種大規(guī)模消耗自然資源的方式繼續(xù)生活的話，那將對整個地球和人類構成極大的威脅。“壞皇帝”是一個麻煩，“壞公民”怎么辦？羅素1921年在《中國問題》一書中說，中國有很多缺點，但是中國的缺點也有一個優(yōu)點：它們只害中國人自己，而不像西方的缺點那樣會害別人，害全世界。對于這一點，對我們思考中國價值和西方價值的時候有一些啟發(fā)。

第二，在對尊嚴、平等和正義理念的論證中，福山先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即強調西方現(xiàn)代性是有偶然性的，而且西方內部現(xiàn)代化道路是有多樣性的。這兩個觀點似乎與他在《歷史的終結》中的觀點不太一樣。但這本身并不是問題。重要的是，他在對這些理念的論證中放棄了規(guī)范性的論證，而比較傾向于功利性的論證。也就是說，在他看來，這些觀念的正當性，特別是普世的正當性，恐怕更多地取決于其所帶來的物質繁榮與進步。從哲學的角度來講，這樣的論證不是一種規(guī)范的論證，而是功利主義的論證，或者說是一種經驗的論證。從我剛才所舉的幾個例子可以看出，這種論證有其麻煩之處，因為從歷史上來講，可以舉出很多現(xiàn)象，如殖民主義、種族清洗、世界大戰(zhàn)、生態(tài)危機等很多問題，恐怕都與尊嚴、平等和正義等抽象理念有著很大的關系。

第三，觀念（idea）和制度（institution）之間的關系。福山先生在最后的論證中指出，觀念為制度進行辯護，而制度要壓制觀念。這種分析有些過度簡單化，事實上，觀念不僅僅用來為制度辯護，實際上也有對制度的批判，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制度也會對觀念提出問題和壓力。其實觀念不是那么簡單的。抽象而言，自由、平等、團結和尊嚴這些概念，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事情，用中國人近年來喜歡說的話，即都是“好東西”。但“好東西”里面都是有文章的，是有張力和矛盾的，如果解決不好會引發(fā)很多問題。比如說，自由有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之分，平等有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之分，團結有普遍的團結和特殊的團結之分，尊嚴有抽象尊嚴與具體尊嚴之分。如果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來的話，就不再是簡單的主張自由或不自由、平等或不平等的問題了。

第四，中西價值的異同。福山先生提到，中西之間的實際差別并沒有粗看之下那么大，這一點我非常贊成，在這里我補充幾點理由。

第一點，中國傳統(tǒng)是講人的尊嚴的，對人的尊嚴是有其獨特的論證方式的。《荀子•非相篇》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生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這正是對人的尊嚴的一個很好的論證，它與福山先生所說的基督教的論證完全不同。我們甚至還可以說，荀子的論證倒是在世俗化的條件下更容易堅守的一個論證。但不管怎么樣，在肯定人的尊嚴這一點上，中西的價值差異并不是那么的大。

第二點是我受余英時先生的啟發(fā)想到的。余英時先生認為，其實中國和西方都有最高的普遍原則，這些最高的普遍原則都是適用于每個人的。在西方，這種普遍原則的代表是“正義”，而在中國，這種普遍原則的代表是“仁愛”或“理”。這些原則或價值都有普遍性，但問題是每一個文化不僅僅是由單個價值所構成的，而是由一系列價值所構成的，而這些價值之間的排序方式很可能是不一樣的。不僅橫向地比較，排序方式是不一樣的。即便就同一個民族來說，在它的不同的時期，價值排序方式也可能有不同。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的價值排序，就與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價值排序，也不那么一樣。考慮到這樣一種因素，中西的價值排序差異是很正常的。

第三點是當代世界不同民族共同的生活條件，即全球化、市場經濟、現(xiàn)代法律制度、產權制度等等，是使得我們分享一些重要價值的重要背景。這些生活條件實際上都是由一些共同的理念作為基礎的。要引進現(xiàn)代法制和市場經濟等等，必然在理念上也會受到西方的影響。

第四點，西方其實也在受中國的影響。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在《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中，有一個中國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叫張彭春，是《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的副主席（主席是羅斯福總統(tǒng)的夫人）。概括起來，他有三個最主要的貢獻：第一，《世界人權宣言》的草案中有一條表述有著強烈的宗教色彩，張彭春提出，不應如此表述，其意見被最終采納。第二，他建議將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放到宣言之中，他把“仁”翻譯為“conscience”。現(xiàn)在，我們在宣言中可以看到這樣一段話：“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富有理性和良心。”“良心”這個詞正是張彭春建議加進去的。第三，張彭春在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宣言起草代表之間的溝通作用非常為人稱道。羅斯福總統(tǒng)夫人在回憶錄中說，他“給我們大家都帶來了極大的歡樂，因為他具有幽默感，從哲學的角度考慮問題，幾乎在任何場合他都能引述機智的中國諺語來應對”。有學者說，“中國代表張彭春當年把儒家的一些理念和觀點引入《世界人權宣言》的審議過程，這種努力導致了宣言的最后形成并通過，在智慧的高度上，張彭春對宣言形成所盡的責任比誰都要大。他將更有普遍性而非純粹西方的思想注入于世界權宣言之中。”我想強調的是，說這句話的是一位西方學者。

（本文是童世駿教授在福山演講現(xiàn)場點評總結整理，并經其本人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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