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錯誤思潮出現的歷史及國際背景

　　本刊記者沈聰（以下簡稱記者）：改革開放以來相繼出現了危害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潮，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憲政改制、普世價值和儒化中國等等。您能否結合這些現象，談談意識形態方面的錯誤思潮泛濫的歷史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北京大學梁柱教授（以下簡稱梁柱）：早在改革之初，就出現要求以資本主義為取向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逆流，受到鄧小平同志嚴厲的批評和抵制。但是，隨著改革不斷深化，各種錯誤思潮紛紛登場，輪番進攻。雖然它們多以“學術研究”的名義出現，卻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思潮，因為它們都是以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自己的政治訴求的。如新自由主義就是以“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為主要特征，誘導走上西化、分化的道路，成為某個大國的附庸。又如民主社會主義，既用民主來指責共產黨執政下的政權不民主，又用非科學社會主義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以圖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再如歷史虛無主義則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及其偉大成就，全面否定黨的領導和黨的領袖，為全面復辟資本主義開道。所以說，它們的攻擊目標和自己的政治訴求都是不加隱晦的。這種現象，不是個別人的罪孽，而是一種歷史現象。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就要從產生這種現象的歷史背景中尋找原因。首先，它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形勢下的一種歷史現象。以蘇東劇變為標志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急劇轉入低潮，這不能不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思想走向。其實，革命低潮的出現并不可怕，因為歷史的進程不是直線的，暫時的失敗是不能夠改變歷史所昭示的發展方向的。但可怕的是，因為低潮的到來，革命隊伍中會有一些歷史的短視者，把這種暫時的失敗絕對化、凝固化，他們會因此驚慌失措，喪失信心，甚至另找出路。正是這種理想信念的失落，使他們轉向西方祈求所謂的“普世價值”。所以，各種錯誤思潮的涌動，不時泛起，是同這些年來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理想信念失落緊密相關的。這是值得我們密切注意的。其次，反映了新時期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某種逆向發展訴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之后，正當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的時候，社會上就出現一股懷疑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他們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在思想理論領域提出了所謂“告別革命”“告別烏托邦”“告別主流意識形態”的口號。他們提出的改革觀的主張就是：在經濟上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全面徹底地實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實行西方多黨制、三權分立;在意識形態上要求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顯然，這種改革觀的實質，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和價值觀，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這種情況告訴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全過程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否則就會亡黨亡國。再次，是對西方反共勢力企圖通過“顏色革命”西化、分化社會主義中國的一種呼應。西方反共勢力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企圖是一貫的、公開的、露骨的。他們所謂的攻心戰主要是開展思想理論攻勢，進行文化思想滲透。而這種文化思想滲透的目標主要是集中在妄圖摧毀共產主義思想理論體系，瓦解人們對它的信仰。與此同時，他們還極力物色社會主義國家的反共分子，培育他們需要的“第五縱隊”。這些正是各種錯誤思潮長期以來興風作浪的一個重要的國際背景。

　　意識形態領域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和國家長治久安

　　記者：我們應該如何深刻認識意識形態工作弱化帶來的問題和危害?

　　梁柱：在這方面，前蘇聯的解體給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教訓。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綜合的，但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推行一條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機會主義路線。這位被稱作“蘇共二十大的產兒”的戈爾巴喬夫，不僅在否定社會主義歷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馬克思主義方面，直接繼承了赫魯曉夫的衣缽，并將它推向了極端。他們以否定斯大林為起點，進而把矛頭直指列寧和十月革命。誣蔑十月革命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陰謀”，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是“封建式的專制獨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制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皇、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謬說甚囂塵上。這樣完全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使這個世界第二強國不費一兵一卒而轟然倒塌，而這時卻沒有一個人出來維護自己的黨，這個歷史教訓是深刻而慘痛的。

　　能否做好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事關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的工作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弱化。這不但使各種錯誤思潮泛濫，橫行無阻，嚴重消解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引起了群眾嚴重不滿;而且也使我們失去了一些應當堅守的輿論陣地，不但不敢亮劍，失去了話語權，有的還為錯誤思潮提供活動舞臺，喪失了自己的領導權、管理權。這種情況也是前些年各種錯誤思潮一再興風作浪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要充分認識這種情況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對黨和國家的事業會造成嚴重的危害;要深刻認識人民群眾是相信真理、擁護真理的，只要我們敢于堅持真理，善于表達真理，真理就一定能夠戰勝謬誤，也一定能贏得人民群眾的心。我們一定要堅守好、發展好黨的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良好局面，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

　　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期加強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路徑

　　記者：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要求全黨要切實做好思想理論準備工作、組織準備工作、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意識形態工作。如何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實踐中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

　　梁柱：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作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的全面性布局，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體方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可靠路徑。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是關鍵。因為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不但已經被前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所證明，而且也為我們黨內揭露出來的嚴重腐敗現象和理想信念失落現象所警示。我們只有全面從嚴治黨，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才能保證我們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

　　關于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實踐中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是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題中之義。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在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重要性時強調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本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是載入國家憲法的，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加強黨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要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全面從嚴治黨依靠教育，也靠制度。”要加強黨內教育，引導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從根本上扭轉一些黨員、干部包括高級干部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不深甚至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錯誤傾向，真正在理論自覺的基礎上堅定自己的信念，這樣才能真正重視意識形態工作。要真正做到守土有責，堅守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輿論陣地。要深切理解只有掌握話語權，才能有主動權，才能保證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要有紀律保證。重新修訂并于2016年施行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明確規定：“通過信息網絡、廣播、電視、報刊、書籍、講座、論壇、報告會、座談會等方式，公開發表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黨的改革開放決策的文章、演說、宣言、聲明等，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這是含糊不得的。

　　這里還要指出，我們要清醒地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將會是長期的，這是因為國內外敵對勢力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臺，還要頑強表現自己，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同時也同我們某些干部或是思想觀念上同他們沆瀣一氣，或是故作“開明派”，不守土、不負責，甚至助桀為虐有關。

　　打贏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為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站好崗放好哨

　　記者：歷史和實踐反復證明，每當我們黨和國家建設發展順利、面臨喜事大事盛事的重要時刻，國內外敵對勢力總是要興風作浪、制造麻煩，社會上的噪音雜音也會增多。因此，黨員領導干部如何保持政治定力，打贏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為黨的十九大召開創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氛圍?

　　梁柱：你說得很對。這是國際霸權主義對別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搞“顏色革命”慣用的手法，他們往往是利用這種時機，利用或制造矛盾，通過小恩小惠鼓動群眾上街，搞“街頭政治”，而最終目標是要顛覆現有政權。國內一小撮反共分子同樣如此，他們散布各種謠言，蠱惑人心，制造事端。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我們的領導干部要保持政治定力，沉著應對。那么，這種政治定力來自哪里呢?首先是要不忘初心，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我們黨的歷史，是風雨兼程為人民的歷史，是黨的領導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的面貌和人民的命運，所以我們黨的事業是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只要我們永遠不改變這個初衷，永遠同人民群眾保持魚水和血肉相連的關系，我們就一定能獲得勝利的源泉。同時我們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自覺地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行動聽指揮，這是我們應對任何艱難復雜局面、奪取勝利的根本保證。再就是每個領導干部都要勇于擔當，增強自己的政治敏銳性，為黨的十九大的勝利召開站好崗、放好哨，創造良好而健康的政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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