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庫無智”，“有智無庫”
智庫，過去叫“專家庫”。顧名思義，智庫就是智慧的倉庫，或者智者的倉庫。智慧的倉庫也好，智者的倉庫也罷，總之是存放智慧、儲備智慧、匯集智慧的地方。
不久前，我讀到一篇討論智庫的文章說，根據賓州大學的2017年全球智庫研究，目前全球有6846個智庫，其中美國占了1835個，中國則有435。另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的說法：“目前我國有近2000家各類政策研究機構，約90%是體制內的，主要設立在各級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技系統和企業。”
這篇文章還提到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李成博士對中國的智庫贊賞有加，并預言：“海歸日后成為中國智庫發展的生力軍”。
在這篇討論智庫的文章中，智庫是否“有庫無智”，或者是否“庫多智少”?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在我看來，智庫與智慧的關系固然重要，然而，智庫里面有沒有智，有多少智，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于：進入智庫的“智”，到底應當如何定義?如何衡量?如何評價?則很值得一議。
誠也然哉，20世紀末以來，對于中國的改開以及中特理論的構建發展，智庫和智者們是盡了力滴，是做出了巨大貢獻滴，其功績是抹殺不了滴。但是，在肯定其功績的同時，也應當實事求是地指出：尸位素餐的智者，在智庫中大有人在——是為“有庫無智”;至于“智慧和智者來自于智庫之外”，也并非個別案例——是為“有智無庫”。
“有庫無智”與“有智無庫”，做出這樣的判斷并非沒有依據。這不，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說：
【“近幾年世界經濟有好幾次重大波動，我們的經濟學家都沒有很好的預測到”，“在有些重大事情上我們不僅沒有預測到，還出現了一些誤判”，“當時的石油價格一桶漲到147美元，我們的經濟學家誰也沒預測到石油價格還會跌倒50美元以下”(許善達：《別再誤判了!美國降低企業稅，中國整個稅收思維要變》)】
其實，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指名道姓，肯定得罪人。所以，本著“實證”之精神，我只拿文章來舉例，這叫對事不對人。若有冒犯，實出無奈。
比如,我最近看見一篇大作《中國頂端1%的家庭擁有全國近1/3的財產》，文章作者嚴肅地指出：“截至2014年，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不足1%，而頂端1%的家庭擁有全國近三分之一的財產。”怎么辦呢?文章開出的藥方是：“中國需要更加智慧地處理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不均這兩個目標的沖突”。
怎么個“智慧”法?文章沒說。但是我以為，文章作者既然位居高端智庫，又是長江學者，那么，他應當貢獻的，就不僅僅是“要更加智慧地處理”這樣一個空洞的“智慧”，而應當是“采用什么方法來處理”才“更加智慧”的智慧。
有人斥責我很無知，說：“文章嚴肅地指出了兩極分化的事實，難道這不就是一個學者貢獻出來的‘智慧’么?”
然也，然也。“然也”之后，我必須指出：在兩極分化早就是婦孺皆知的今天，如果智庫們還在繼續貢獻這樣的“智慧”，有意思么?這樣的貢獻，貢獻的究竟是“智慧”呢，還是為了“置喙”而貢獻的一個姿態?
如果非要用“智庫”的范疇來定義這樣的貢獻，那么這樣的貢獻最多也就是對于時事的“明智”和“明哲”而已。
(二)立場錯了，一切白搭
《中國頂端1%的家庭擁有全國近1/3的財產》，這篇文章引發了學術群里的討論。一位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博士生尖銳地質問：“原因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結果呢?對策呢?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才能防止這種惡果出現?”
這位博士生分析道：“這篇文章讀完后的感覺，作者就是一副隔岸觀火的姿態”。“隔岸觀火確實是可以超然世外地保持‘客觀的’、‘中立的’、‘沒有價值取向’的姿態來描述對面的火的”，“但你是經濟學家，不是美國的經濟學家，連皮凱提都敢倡議對資本征收全球性的財產稅，以提高勞動收入的占比。我國的經濟學家們對資本總是三緘其口，繞到最后實在繞不過去，要開藥方了，就一定搬出國有資本說事”。
為什么非要“繞著走”?為什么要拿公有制和國企說事?在我看來，說輕一點，是揣著明白裝糊涂，自欺欺人;說重一點，是繞不過去就指鹿為馬，顛倒是非把人帶進溝里。所以，這還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問題。
問題在于，這種“揣著明白裝糊涂”的做法，恰恰被當今社會視為是很有智慧的明證。詩人北島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在馬克思主義已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墓志銘的語境下，面對時代的呼聲，西方經濟學的“繞著走”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智者們暢行無阻的通行證了。
我注意到，當兩極分化的現實再也繞不開的時候，智者們搬出了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來說事;當金融危機的現實再也繞不開的時候，智者們搬出了“明斯基時刻”來說事。
問題在于：把握兩極分化的邏輯，難道《21世紀資本論》比馬克思的《資本論》更科學嗎?剖析經濟危機的根源，難道“明斯基時刻”比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更深刻嗎?非也!
智者們之所以要拿皮凱提說事，并非《21世紀資本論》比《資本論》更科學，而是因為，在拒絕了《資本論》之后，也只有皮凱提在面對兩極分化的時候沒有睜眼說瞎話。
智者們之所以要拿明斯基說事，并不是因為明斯基比馬克思深刻，而是因為，明斯基更容易被主流經濟學容忍。與主流經濟學相比，明斯基是非主流;但與馬克思相比，明斯基又成了主流。主流經濟學對危機已經失去了解釋力，馬克思的理論直指資本主義制度，又太有攻擊性了——怎么辦呢?屁股決定腦袋，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還是拿明斯基說事吧，聊勝于無。
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李楊質問道：
【“為什么我們組織了那么多學者，安排了那么多課題，花了那么多錢，歷經那么多年，卻未能產生哪怕與皮凱提接近的成果呢?”(李楊：《全部經濟學因為互聯網都要重寫》)】
在我看來，在奉西方經濟學為唯一科學的語境下，“投入那么多錢，歷經那么多年”，不產生為兩極分化洗地的成果就謝天謝地了，又怎么可能產生出與皮凱提接近的成果來呢?
立場錯了，方法論錯了，投入再多的錢，耗費再多的時間，都是白搭!
(三)七個重要結論
(1)智庫里面裝的，未必都是智慧，其中有不少“成果”和“建議”，或許是跟智慧不沾邊的垃圾而已。所以，不要以為，智庫這個名稱與智慧全然等價;更不要以為，智庫的數量越多，我們這個社會的智慧就越多。
(2)智慧未必都裝在智庫里面。英雄不問出身，高手就在民間，“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是人類歷史的常態，更是階級社會的法則。所以，真正的智慧，大量的智慧，最可靠的智慧，就蘊藏在人民群眾的呼聲和訴求之中。
(3)學歷越高，不等于智慧越多;頭銜越大，不等于越是智者。智慧與否，并不是單一的中性判斷就可以確定，關鍵是智慧到底為什么人服務。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么，再小的智慧都能夠煥發出巨大的正能量;若以少數人的利益馬首是瞻，那么，智慧越多，帶來的破壞和災難就會越嚴重。
(4)智庫固然是儲備智慧的地方，但智庫并不是產生和養育智慧的地方。道理很簡單，智慧的產生和形成來源于社會實踐，離開了鮮活的社會實踐，象牙塔里的智慧也就離垃圾不遠了。所以，不是說，只要搞了一個智庫，列一串名人的名單，從此就有了智慧。
(5)毛主席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對于智庫，我們既要尊重，又不能神話。借用一句老話：有智庫論，但不唯智庫論，重在政治表現。為什么要強調“政治表現”?因為：
(6)對于中共執政的性質以及執政的要求而言，只有“德才兼備”者，才是和合格的智庫成員。司馬光說：“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無德無才，不能入選智庫;有才無德，同樣不能入選智庫。德的內涵很豐富，對于共產黨員來說，首要的就是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對于黨外人士來說，首要的則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立場。
(7)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在構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過程中，眾多海龜做出了貢獻。但是，盲目崇洋媚外，不分主次地任由西方經濟學壟斷講臺，邊緣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至于逐漸喪失了意識形態話語權，這里面的“偽”，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么?所以，對于“海歸日后成為中國智庫發展的生力軍”的預測，我以為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和謹慎的態度。
(201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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