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念“偽君子年代”
——紀念毛澤東誕辰124周年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最近幾年來，我時常想起毛主席去世之前的70年代中期。在今天主流記憶的敘事中，那是一個令人壓抑的年代，一個瀕臨崩潰的年代。
然而在我的記憶里，70年代中期卻并非一個瀕臨崩潰、令人壓抑的年代，而是一個閃閃紅星的年代。記憶深處中有關那個年代的感覺，就像夏日的晚霞那般燦爛，就像冬夜的寒星那樣清新。
魯迅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同一個歷史，在不同人眼里，差別甚大。
比如正在熱播的《芳華》。回望火紅的年代，今天的人們都看見了什么呢?經濟學家看見了個人利益被壓抑，社會學家看見了物質欲望被禁錮，政治學家看見了專制和愚民，才子佳人看見了政治迫害，流言家看見了宮廷斗爭，馮小剛嚴歌苓看見了《芳華》……
而我，看見了《閃閃的紅星》。
記憶的反差如此之大，我禁不住會有一問：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千千萬萬的普通百姓們，他們究竟看見了什么呢? 難道看見的都是各色精英在當代憶苦思甜中的一把鼻涕一把淚么?
我在網上看見一組數據：據抽樣調查顯示，今天有近70%的孩子承認沒有觀看過有關愛國主義教育的電影和電視;有90%的孩子不知道“張思德”、“羅盛教”等人的事跡;有81%的孩子說身邊的同學有破壞公物的現象;有近半數的孩子經常講臟話;有10%的孩子說不會幫助身邊需要幫助的人;有九成以上的孩子不明白父母掙錢養家糊口的艱辛;有10%的孩子從來不做家務;20%左右的孩子路遇老師不會主動打招呼……
這就是當代憶苦思甜的結果，比這雷人的，其實遠不止這些。
我敢打賭，他們中的許多人，將來會有相當部分被打造成范跑跑。我們面臨一個嚴肅而沉重的問題：今天的下一代有多少能成為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
自打“胡漢三又回來了”之后，“寧愿坐在寶馬車上哭，也不做在自行車上笑”的各類范跑跑就成了主流和名流，或主流和名流的跟班小廝。從此，《閃閃的紅星》黯然退場，滿眼都是《大紅燈籠高高掛》。
如果生存的起點是“比壞邏輯”(你壞，我比你更壞)，那么生存的終點也就必然是“爛得一塌糊涂”。難怪有人說：“與人比爛，其樂無窮”。
據說，今天的80后、90后、00后的智商，比起那個年代的同齡人要高出了許多許多。然而很遺憾，那個年代的孩子們的精神世界，今天的小鮮肉們已經難以望其項背。這是一種年代的差別，更是境界的差別。
我歷來認為，人與人的差別，不在智商，而在境界。比如，君子與小人的差別，其實并不在于智商的高低，而在于境界的不同。
公知們教導我們：“那是一個偽君子年代，有啥值得懷念!”于是，個人利益高于天的經濟人放聲高歌：“寧愿做一個真小人，也絕不做一個偽君子!”這就是“寧愿坐在寶馬車上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的由來。
想起了韓少功的《偽小人》：正人君子成了一個令人厭棄的符號，人們樂于甚至必須偽裝成小人。
難道，拒絕了“高大全”，我們就必須徹底墮落，直至“伊于胡底”嗎?從此以后，“我是小人我怕誰!”
我當然不喜歡偽君子。但是，若讓我在真小人年代與偽君子年代之間做一個選擇，那么對不起，我寧愿生活在一個偽君子年代。理由是：偽君子起碼知道，公然下作是可恥的，是不能見光的。于是，小人也只能假裝君子才能在社會上混。這就像《地道戰》中的鬼子，即使做惡，也只能“偷偷地進村，打槍滴不要”。
在一個真小人年代，北島的有詩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在一個偽君子年代，北島的詩可以這樣改寫：“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證，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銘”。
真君子年代或難以企及，所以，“高大上”的人物(那個年代稱之為“高大全”)難免有拔高之嫌。但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不也是一種積極向上的追求么?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在一個人人爭當“高大全”的年代，即使有偽君子魚目混珠于其中，也比人人爭著去做小人的年代要好。至少，與君子必須裝成小人的“偽小人境界”相比，偽君子的境界還是要高出那么一丟丟的。
真小人年代當然會有個把君子，偽君子年代也有不少隱蔽的小人。然而，一個連小人、惡人、壞人都必須偽裝成君子才能生存下去的社會，難道會比一個以下作為本事的社會更爛嗎?
所以，在一個以下作為榮的真小人年代，在一個君子必須裝成小人才能生存的偽小人年代，我懷念“偽君子年代”。
(2017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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