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the-artists.org

　　摘要：2017年是毛澤東《矛盾論》與《實踐論》發表80周年，這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重要著作。自發表以來，各路學者對其哲學地位褒貶不一。如今，正值毛澤東誕辰124周年，讓我們回顧“兩論”的創作背景，回到毛澤東本人那里去，重新去探尋它們的意旨與價值。

　　1937年8月，毛澤東前去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哲學?？勾蟮那吧硎?936年6月創辦的西北抗日紅軍大學，次年1月20日改稱此名，是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培養軍事和政治干部的學校。毛澤東講授哲學的時候是抗大第三期學員開課的日子。此時的抗大已經不像它成立之初那樣，只招收紅軍干部，隨著全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加入，抗大的學員構成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面對已經接受過部分學校專業教育的青年學生，如何講好哲學，這是毛澤東需要面臨的大問題。

　　一

　　毛澤東的講稿題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主要依據《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新哲學大綱》、《辨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三本蘇聯教材。值得注意的是，該“講授提綱”中的第二章第十一節和第三章后來分別成為了毛澤東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

　　毛澤東的《矛盾論》與《實踐論》

　　關于這次授課以及教材的內容，美國學者施拉姆這樣評論：毛澤東總是被黨內的留洋派嘲笑為“不過是個農民游擊戰爭的領導者，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疇”，這次授課行為無疑是為了確立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地位。但在施拉姆看來，這次演講“并未真正達到預期目標”。

　　這些演講有相當大的部分，尤其是開始講的那幾章，幾乎是不加掩飾地照搬蘇聯的材料，而毛澤東用自己語言表達的地方，結果常常不甚理想。[1]

　　施拉姆的觀點代表了許多學者的意見，在他們看來，“兩論”并不是系統的哲學著作，也與馬克思的思維相去甚遠，它倒不如說是一系列哲學斷語的拼湊，顯得沒有什么條理。“兩論”的價值與其說是哲學上的，倒不如說是政治上的，它是毛澤東成為政治領袖的文化資本。

　　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

　　與這樣的觀點截然相反，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卻高度評價《矛盾論》是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著作。他指出，馬克思講的辯證法不是?？藸柲呛唵蔚?ldquo;一元論”，而是“復雜整體具有一種多環節主導結構的統一性”。但馬克思并沒有把這些東西說出來，列寧在《哲學筆記》中，也只是留下了些許辯證法的“素描”，到了《矛盾論》那里，這種新的、完全不同于黑格爾的辯證法才第一次以完整的理論形態展現出來。[2]阿爾都塞的觀點同樣具有說服力。他曾經的學生阿蘭·巴丟便認為，毛澤東所說的“一分為二”是關于存在之間斷裂的最簡明扼要的表述，是“事件哲學”的重要文本。

　　另一種評價較為折衷。巴丟的好友齊澤克雖然也承認，《矛盾論》是偉大的理論著作，但其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視。在齊澤克看來，毛澤東只認識到了黑格爾所說的“知性的無限性”，即“自我設定非我”，通過不斷地否定異己來確立自身。這導致了毛澤東總是在不斷地斗爭，不斷地樹立敵人，而忽視了“自我與非我的統一”，忽視了“理性的無限性”是要將異己的力量吸納到自身中來。[3]

　　關于“兩論”哲學地位的評價，眾說紛紜。施拉姆拿黑格爾的哲學衡量《矛盾論》、《實踐論》，不免覺得毛澤東并沒有真正掌握辯證法。素來反對黑格爾目的論哲學的阿爾都塞卻從中看到了真正的理論革命，而齊澤克則一方面肯定《矛盾論》反目的論的偉大意義，一方面又覺得毛澤東未免把黑格爾拋棄得太徹底了。總之，上述的評判似乎都以西方哲學為標尺來衡量毛澤東的著作，至于毛澤東本人怎么想的，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須知對于毛澤東而言，真正的哲學理論絕不只停留在學院體制內，它的價值在于指導現實的政治實踐，一種哲學的價值不在于它論證得是否精巧，而在于它指導下的實踐是否能夠創造革命的效果。所以我們最好回到毛澤東本人那里去，看看他關心的是什么問題，又在哲學中找到了什么樣的解決方案。

　　二

　　1937年，全面抗戰突然爆發，它對中共的意義絕不止于某些人說的那樣，乃使中共獲得了喘息之機，可以四處招兵買馬、壯大自己。無法否認，國民黨通過“租借法案”獲得了大量的美國軍事、經濟援助。蔣介石本人更憑借抗戰整合了自己原先不能控制的黨務系統，其聲望在抗戰勝利時已經達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從長遠看，抗戰爆發對中共最大的意義不在軍事，而在政治。它促使中共重新思考自己過去的方針、路線，更新了自己的組織機制。沒有這些，中共不可能在后來的解放戰爭中迅速扭轉不利局面，并取得最終的勝利。

　　這里不能不提及蘇聯黨自身變化，給中共造成的積極影響。以知識分子政策為例。按照傳統馬列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分化為對立的兩大階級，惟有無產階級才是未來歷史的領導者。然而1930年代后期，剛剛結束“大清洗”的聯共(布)突然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問題。1935年5月4日，斯大林在紅軍學院畢業典禮的講話上就明確指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的寶貴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干部決定一切”。[4]

　　與這種變化相應，1939年蘇共十八大總結報告特別強調，“在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的條件下，知識分子已經成為真正人民的知識分子，他們同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有緊密的聯系，他們是蘇維埃社會中、蘇維埃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中的巨大力量。”報告號召全黨認清形勢，不能把革命勝利前對待知識分子的那一套再用于今天，“徹底消除當時還存在的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心理”。[5]大會決定修改黨章，把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同列為“全體蘇聯人民”。[6]知識分子能取得這樣的政治地位，在之前的歷屆黨代會上是很難想象的。

　　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也迅速轉變自己的知識分子政策。“第二次國共合作”又使中共獲得了合法地位，使它可以公開在全國各地招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例如抗日軍政大學從第2期開始招收知識青年609人。尤為醒目的是，1938年第4期開學，5562個學員中，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青年學員更是達到了4655人，占學員總數的83%。[7]

　　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這樣回憶當年全國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的盛況：“七七事變后最初幾個月，由于國共合作，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開放黨禁，實行一些民主，國統區青年到延安來比過去順利些，幾乎每天都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涌到陜北公學來，幾天就可以編起一個隊。”[8]新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僅為中共補充了大量“三八干部”，使全黨的素質提升了一個臺階，更為它后來在國統區開辟“第二條戰線”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和組織資源。

　　七七事變：日軍通過盧溝橋

　　再以黨內民主原則為例。為了彌補大清洗造成的不利局面，聯共(布)開始強調黨內民主的巨大作用，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將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到新的高度。1937年2至3月召開的聯共(布)中央全會要求進一步貫徹黨章所規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始更廣泛地開展起來了”。[9]1939年初，蘇共十八大首次把自我批評寫進黨章。新黨章規定：“在各個組織內或在全黨內自由而切實地討論黨的政策問題，是每個黨員根據黨內民主制所享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只有在黨內民主制的基礎上才能夠開展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鞏固黨的紀律。”[10]

　　歷史證明，蘇聯黨的新方針給中國黨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組織方式。在接下來的斗爭中，中共更創造性地把“批評與自我批評”運用到了整風整黨中去，不惟活躍了黨內民主，更使其民主能夠成為凝聚黨的意志、加強黨的團結的必要手段。

　　以上兩例只是國際、國內新形勢積極影響于中共的兩個縮影，最根本的是，它要跟上形勢，就必須變革自己過去的階級理論。

　　三

　　從1927到1937年，中共在蔣介石軍隊的圍剿下，苦苦支撐了十年。如今卻要與這個“最兇惡的敵人”再度合作，在意識形態上就很難令人接受。理論指導本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點，而此時的理論已經跟不上形勢的變化了。新形勢需要新政策，但新政策的理論基礎在哪里?

　　《實踐論》、《矛盾論》得之于毛澤東對三本蘇聯教科書的總結提升，其中西洛可夫、愛森堡等人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給他的影響尤大。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分別對兩個版本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有過詳細的批注。這些批注內容豐富，不僅僅涉及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更包含了大量對現實形勢的分析，是我們理解“兩論”必不可缺的材料。

　　平情而論，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史上的老大難問題。列寧在書中錯誤地鼓吹了“唯物主義反映論”，一下子從馬克思倒退回了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那里去。以至于歷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竭力試圖回避《唯批》之類的著作。例如薩特就稱該書是“難以理解的”，盡管這種哲學“可以幫助無產者成為革命者”，但它仍然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前批判的、前康德和前黑格爾的形而上學”。與之類似，梅洛-龐蒂也干脆把《唯批》稱為“權宜之計”，雖有斗爭價值，卻無理論意義。[11]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二章第九節標題即為“反映論”，可知他接受了列寧的錯誤觀點。但毛澤東又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注中，專門指出：“反映論不是被動的攝取對象，而是一個能動的過程。在生產和階級斗爭中，認識使能動的因素，起著改造世界的作用。”[12] 這無異于偷偷用“實踐”替換了“反映”。人的正確思想不是被動反映于外物的結果，而是在生產和政治實踐中不斷生成的。這等于是在說，所謂“物質決定意識”中的“物質”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而就是人的實踐活動。

　　確實，我們無法想象，一貫強調主觀能動性的毛澤東，會毫無保留地接受前康德時代的粗俗反映論。對于毛澤東而言，問題不在于人的思想如何反映了外在的自然，而在于我們如何利用現有的條件創造新的歷史。如無理論指導，實踐就要失去方向；如囿于理論教條，能動性就無從談及。理論不是預先擺在那里，供人墨守成規的，而是在實踐中不斷生成的。以往的一切馬列主義都沒有教導無產階級與大地主、大官僚資產階級結盟，但形勢卻逼迫無產階級必須主動結成這種盟約。

　　《教程》中專門談到了列寧與孟什維克的理論斗爭。“少數派的實踐觀，是機會主義的把實踐迎合于現實，……即排除了特定階級的革命行動。”與此不同，“伊里奇(按，列寧)估計著我們怎樣進行并向什么方向進行，才能夠具體的更好的推動各階級的勢力。”什么是“機會主義的把實踐迎合于現實”?就是失去了理論指導，從而迷失了斗爭的方向。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把這樣的錯誤稱為“經驗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在實踐論中又被表述為“忽視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他把《教程》中的這些話著重標記了出來，并在一旁注釋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夠具體的更好的推動各階級的勢力。”[13]這條批注很清楚地顯示了，毛澤東強調“矛盾的主要方面”，首先就是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占據主導權。沒有這種主導權，即便中國人民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也將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抗日戰爭的革命意義不會凸顯出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清明節，國共兩黨代表同祭黃帝陵(前排右三為中共代表林伯渠，右七為國民黨代表張繼)

　　又如該書提到，“少數派把離開具體發展的死的抽象作為對象，造出了產生任意的主觀的非唯物論的解釋事實的地盤。”可以想見，毛澤東在初讀這段話時應該拍案叫絕。他在早年批判的本本主義，不就是孟什維克主義的中國標本嗎?毛澤東批注道，“說透了李立三主義與軍事冒險主義及保守主義”，這些或“左”或右的傾向，“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14]這成為了《實踐論》中“教條主義的錯誤”。而在《矛盾論》中，這樣的錯誤就被表述為，死守教條，不能把握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成為了社會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言以蔽之，就是矛盾的不平衡性。《教程》稱：“從分析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主要矛盾出發，從各國的帝國主義之不均衡的發展法則出發，伊里奇論證了帝國主義的鎖鏈中最弱的一環被沖破的現實性，科學的證明了一國中革命的勝利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15]這里姑且不去計較“單一國家的社會主義”究竟是列寧的本意還是斯大林的觀點，而要指出，“矛盾的不平衡”和“薄弱的一環”就是毛澤東“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存在”的理論提升。這個理論不僅能用于國內革命戰爭，也適用于抗日戰爭。后來他在《論持久戰》中特別強調，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之間的矛盾既可以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又是與蔣介石合作的根本前提，就是基于矛盾的不平衡性。

　　毛澤東在讀書感悟中例舉了大量現實的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他進一步指出：“憑誰決定?憑過程發展至一定階段中，斗爭雙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導與非主導是互相轉變的。”[16]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由矛盾雙方的力量對比決定的，那么又是什么決定了雙方的力量呢?統一戰線!是憑借誰能夠建立起更廣泛的統一戰線，誰更能“使自己變得多多的，使敵人變得少少的”。

　　齊澤克稱“《矛盾論》只體現了黑格爾‘壞的無限性’”，說明他根本沒有理解“兩論”與“統戰”之間的關聯，沒有理解毛澤東“對立統一”中的“統一”是什么意思。

　　齊澤克為其導言的《實踐論與矛盾論》的英譯本 圖片來源：Verso

　　當然，毛澤東撰寫“兩論”也絕不止于施拉姆所說的“獲得理論家的聲望”。毛澤東雖有向那些具有留洋經歷的教條主義者宣戰的意圖，但根本原因還在于現實形勢迫切地新的理論指導。而這些理論又不僅僅停留于當下形勢，它們更影響了毛澤東對于世界的理解。在他看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不平衡性”不只適用于抗日戰爭，更適用于一切事物。

　　按照《教程》所述，波格達諾夫、布哈林都認為，“運動從沒有任何矛盾的均衡發生”：

　　均衡論從補救弱點的思想，生出一切右翼機會主義的問題。例如說，在建筑材料的生產比較其他生產部門落后時，不去克服這種落后的狀態，卻以為應當減低資本的建設。

　　對此，毛澤東寫下了一段長長的批注：

　　不是扯高補低，而是克服落后，把低、落后提到先進的水平。不是先進向落后看齊，而是落后趕上前去。履與足矛盾時，削足適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這是可能的嗎?不可能的。補救弱點是可能的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謂補苴罅漏的辦法，結局將使大局潰敗。這不是擴大矛盾去解決矛盾，從根本上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堵住矛盾發展，取得內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謂平衡，結果是無濟于事的，這是破落戶救窮的辦法。從構成外部平衡來求得內部平衡，這是布哈林的根本方法。[17]

　　這段話難道只是為了當下狀況而寫的嗎?我們對比以后毛澤東的一系列政治行動，便不難得出結論。

　　日本學者新島淳良把毛澤東稱為“技師式的革命家”，他既不同于“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同于“學者式的革命家”。前者是“迷信經驗”，“受物、習慣和道具所左右”，采取“不鉆研”的態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后者則僅僅想“努力理解”，“解釋自己的觀念”，“盡力把自己的感情作為合理的運動表現出來”。無疑，所謂“工匠式”和“學者式”分別對應為“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共同的特點是把理論與實踐相分離。而一名出色的技師則需要把他掌握的科學理論切實地應用于實踐活動中去，并總結出新的理論，“他的作品就是中國革命。”[18]

　　對于毛澤東的理論革命，最不滿意的人恐怕就是教條主義的典范，德國人李德了。李德稱“兩論”是“庸俗唯物主義”：

　　毛學習理論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彌補他極其缺乏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而是要尋找他能利用的合適詞句，來論證他自己的，完全與馬列主義背道而馳的觀點，更正確地說，來裝飾他自己的觀點。[19]

　　然而不管李德先生是否愿意，他的批判都恰恰證明了毛澤東的正確。按照他的邏輯，我們完全可以拿著《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嘲笑恩格斯是個民科。我們更可以拿著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帝國主義論》說他不過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哲學票友，完全不能理解馬克思的真理觀和他對資本的理解。相比之下，考茨基倒是近乎于馬克思本人的理論。但是歷史給出的結論卻正好相反，是列寧而不是考茨基，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了真正可以對抗資產階級的世界性力量，而不再只是學院哲學家用來炫耀自己智識優越性的玩具。

　　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

　　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20]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革新，無一例外都是在與黨內教條主義的斗爭中取得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為一場“理論先行”的政治運動，其成敗得失的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避免理論的教條主義。這無疑是毛澤東最想揭示的真理。

　　注：本文第二節中有多處觀點參考了社科院黃道炫研究員的《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的養成》一文(《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特此說明，以表謝忱。

　　參考文獻：

　　[1] [美]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8頁。

　　[2] [法]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48頁。

　　[3] 參見[斯洛文尼亞]齊澤克：《齊澤克眼中的毛澤東》，王芳譯，《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8年第05期。

　　[4] 《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上的講話》(1935年5月4日)，《斯大林文選》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5頁。

　　[5] 波諾馬遼夫主編：《蘇聯共產黨歷史》，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60年，第545頁。

　　[6] 《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1939年2月)，中共中央黨建教研室編：《蘇聯共產黨章程匯編》，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82頁。

　　[7] 黃道炫：《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的養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29—30頁。

　　[8] 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2頁。

　　[9] 波諾馬遼夫主編：《蘇聯共產黨歷史》，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60年，第540頁。

　　[10]《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1939年2月)，《蘇聯共產黨章程匯編》，第79頁。

　　[11] 輯自[法]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頁。

　　[12]《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15—16頁。

　　[13]《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6—7頁。

　　[14]《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9頁。

　　[15]《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68頁。

　　[16]《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90頁。

　　[17]《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102—104頁。

　　[18]《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3—34頁。

　　[19]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85頁。

　　[2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頁。

　　作者：蕭蓉蓉

　　編輯：xd

　　美編：黃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