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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此，中國開始化入全球。化入全球，往好了說，是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和社會的一部分，還有些人論證，新中國強調國防建設，強調主權，搞得四面樹敵，中美關系緊張，不易于經濟的發展。而化入全球，中國可以放棄主權換和平，換經濟繁榮，哪怕是打工型的繁榮，也是值得的。然而這些人實際上忽視了“新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才是中國發展與繁榮的基石。往壞了說，中國開始劃入使中國失去了技術主權、產業主權、經濟主權、金融主權，成為“世界打工廠”，同時也形成了一個依附于西方龐大的買辦階層，走上了殖民經濟的道路。對于中國化入全球的危害，中國的大多數人還是渾渾噩噩，蒙在鼓里。

毛澤東晚期的中國選擇了一套全民教育體制，而且在減少教育不平等上做得更好。城鄉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縮減，女性的教育機會顯增。父母教育與子女的教育機會之間的傳統聯結被打破，相反，教育機會更多基于階級和德性（"紅"）。結果是1970年代教育的不平等大幅度降低。我們還需要認識到中國在降低文盲率和發展中學教育方面的成功。盡管中等和高等教育體制有問題，中國初等教育體制的成績絕對是貧困國家的典范，不但在城市也在農村擴大了中學教育機會。因此不能回避這一結論：毛澤東時代晚期，中國人民從政府教育項目中的受惠遠多于其它發展中國家的人民。

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國共產黨內出了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和政治要求的領袖，這些領袖推出的思想政治路線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并因此影響到整個共產黨，影響到整個無產階級，使原本異常強大的無產階級因失去組織核心而重新變成一盤散沙，無法團結起來協同作戰，嚴重喪失戰斗力，最終失去了在國家的統治地位。這一系列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走資產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符合中國當時實際情況的真實狀態的。現在要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僅僅是說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簡單事實。因為現在的共產黨這個團體的成員非常復雜，除了政府官僚，職業政客，還有洋奴買辦，金融貴族，資本家老板——從成分的構成上看，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原本單純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屬性。

在每個社會的內部，能夠發起改革并且控制改革進程的，永遠是上層人士，而社會上層人士肯定只會進行那種能夠強化他們的權力、增加他們的利益的改革。無論改革的口號如何，改革的最初意圖如何，改革的最后結果一般來說都是對精英群體有利，對底層群體不利。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越是大幅度的改革，越是要求底層群體付出慘重的、徹底的代價。改革意識形態將改革本身看作價值，從而使得任何改革具有無需論證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底層群體因此遭遇權利危機。他們沒有起碼的法律空間和意識形態空間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如果他們對改革有所質疑和抵觸，那么就會被戴上“反改革”帽子而遭遇更加嚴重的壓制和打擊，最后他們只能淪為改革的祭品。

毛主席離開我們有35年了，但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今年9月，全國各地人民以各種形式紀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包括北京、上海、重慶、安徽、福建、甘肅、廣東、廣西、河北、河南、黑龍江、湖北、湖南、江蘇、江西、遼寧、山東、山西、陜西、四川、新疆、云南、浙江等地。

堅持不懈地斗私批修，堅持不懈地改造我們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我們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壞毛病。學習毛主席，走近毛主席，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完全徹底地為人民謀幸福，做人民群眾的勤務員，這就是我們的愿望。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崛起，要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孫孫地挖山不止，挖掉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這兩座障礙社會主義崛起的大山，就是我們的任務。

人類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一方面人們認識與處理現實難題的能力需要更新提高，另一方面人們必須在實踐中碰了壁，才能認真總結教訓，中國人一直陷在周期性的治亂循環中。毛主席一生所作的工作，根據他自己的總結，就是兩件大事，而這兩件大事從實質上來說，可以概括為一件事，那就是幫助人類擺脫上述困境，幫助中華民族更新提高認識與處理現實難題的能力，教育人們如何合理行動。

近三十多年來的發展和改革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年至1991年：總體上經濟改革高歌猛進，改革發動順利平穩，改革政策比較穩健，雖然受西方思潮影響，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出現某些分歧，以及腐敗蔓延和發生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導致經濟通脹加劇和政治風波發生，但都得到中央控制。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2年：新自由主義浪潮乘機興起，社會開始急劇分化，新資產階級迅速分化出來，政治上背景復雜的特殊利益集團迅速形成，國內外、黨內外、全社會兩種政治力量的角逐日益激烈。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采取的西化、分化和滲透、控制活動空前猖獗，美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均達到空前程度。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起，進入第三階段：新資產階級已經相當強大，在西方敵對勢力支持下不僅在政治上公開提出政權要求，而且訴諸一系列行動。三十年經濟改革終于使中國走到決定民族命運的歷史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