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意識形態與底層群體的權利危機

　　摩羅

　　自從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思想敏感者意識到中國必須在觀念、技術、制度等方面做出某種變革，才能適應新的局面。可是，龐大的利益集團對真正的變革深懷恐懼和抵制。思想敏感者面對需要變革而又不許變革的現實，不得不極為激進地建構積極改革的意識形態，企圖借助觀念的力量促進現實的改變。經過若干年的努力，他們按照變法圖強的需要建構了一套意識形態體系，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意識形態、開放意識形態、科學意識形態、工業文明意識形態、西方文明意識形態、全盤西化意識形態、民主意識形態、國民劣根性意識形態、傳統文化封閉保守意識形態、傳統文化妄自尊大意識形態、市場經濟意識形態等等。到了五四時代，這套意識形態體系達于完善。

　　康有為年輕時代就跟他的學生一起苦心經營《孔子改制考》，著重點就在一個“改”字，意在借助歷史上的變革運動來建立改革哲學的合法性。梁啟超二十出頭就寫出熱情洋溢、光芒萬丈的《變法通議》，并因此而名滿天下。一個“變”字激活了無數學子變法圖新、變法圖存、變法圖強的熱望。康梁所領導的變法運動雖然在政治上慘遭失敗，但在精英群體的邊緣地帶獲得了廣泛的同情，“改革”哲學已經頗有點深入人心。

　　陳獨秀《新青年》之“新”，梁啟超《新民說》之“新”，都是建立在“改革”哲學之上的。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所要突出的就在于一個“改”字一個“革”字。當《新青年》雜志在精英群體的邊緣地帶獲得了奔走相告的熱烈反響時，實際上“改革”意識形態已經大體形成。

　　一種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它就具有自身的觀念體系和話語邏輯，并產生某種封閉性。它原本是呼應中國社會具體的變革需求和變革舉措而滋生的，比如，梁啟超《變法通議》認真討論著開學校、變科舉、辦師范、譯西書等等具體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舉措。可是這些舉措在沒落的清王朝得不到認可，維新人士的變法熱情收到嚴重壓制。這種飽受壓制的變革思路在挫敗中逐步凝結成一種激情澎湃的改革意志，并最終形成唯改唯格的改革意識形態。

　　改革本屬實踐問題，一旦形成改革意識形態，就難免成為一個封閉性的觀念體系，并且脫離社會實際，最終只能靠自身的話語結構“獨善其身”，為維護自身的正確性和尊榮而存在。對于千變萬化的社會實際，它已經喪失了研究的耐心和能力，只愿意用“改革”與“保守”、“新生”與“腐朽”、“革命”與“反動”等等簡單的標簽式語言判斷現實、評價歷史。如果用這樣的意識形態來指導現實的運作，很可能只會將現實引向歧途甚至邪道。

　　五四運動中形成的改革意識形態，具有意識形態的一切缺點。比如，形成這一套意識形態的歷史背景，是促進中國通過自身的變革運動，改變西方勢力侵入中國以后處處被動挨打的局面。要改變這種挨打局面，只有通過學習西方的技術和社會組織模式，優化自身的產業結構，提高自身的軍事力量和綜合國力。凡是幫助西方強大的技術和制度因素，我們都應該積極引進。這種思路當然是正確的。可是，由于這種思路沒有機會在一個開明的政治機制中得到落實，最后就只能游離于政治實踐之外，蛻變為一種脫離實際的、峻急的、西化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它就不再關心誰來實行改革，改革的運作程序如何，改革過程中誰會受益誰會受害，對于受害者我們應該如何補救或補償，改革最終會導致什么效果，如果會導致某種危機怎么辦，我們有沒有應對危機的適當舉措，如果這些危機不能及時化解，會不會引起社會的嚴重動蕩或者國家的崩潰，假如改革的后果有可能引起社會的嚴重動蕩或者國家的崩潰，我們應該如何慎重對待這些改革，等等。

　　五四運動期間所形成的改革意識形態，對這一切問題都沒有研究的耐心。從學科背景來說，五四啟蒙領袖都是長于文史哲之學的人文學者，沒有足夠的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金融學、產業學、國際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等等知識儲備，幫助他們對于中國的社會轉型、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的配置以及國際政治的駕馭，進行切實的實證研究。他們只是抓住清末以來對于引進西方觀念、技術、產業、制度和文化不甚積極的一切因素，命名曰“保守”、“昏昧”、“反動”、等等，堅決反對之，勇猛攻擊之，奮力摧毀之。對于其中“保守”的理由、“昏昧”的原因、“反動”的依據，既沒有研究的耐心，也沒有研究的能力。他們只在意識形態層面說話，因此而把自己打造為意識形態專家。

　　然而社會實際要比意識形態復雜得多。

　　在修鐵路的問題上，清末朝廷和官場就“保守”了很多年，不但傳統意義上的昏昧官僚保守，連愿意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領袖曾國藩也反對修鐵路，這很容易導致五四時賢及其后學咒之為保守。然而，當時整個中國就在殖民帝國的控制之下，殖民帝國之所以積極主張在中國大修鐵路，就因為在當時的國際權力格局中和中國政治經濟格局中，只有通過開掘中國礦產、開放中國市場，并提高中國的運輸效率，中國的財富才能最快速、最高效地流通到西方社會。

　　當時殖民帝國的修鐵路計劃，全都帶有經濟掠奪的附加條件。修鐵路的資金是殖民帝國的、技術也是他們的、控制權也是他們的，中國修鐵路越多，殖民帝國對于中國的掠奪就越快。

　　美國當代學者羅伯特·B·馬克斯就指出，鐵路和鴉片、槍炮一樣，是歐洲人進行殖民掠奪的主要工具之一。(參見羅伯特·B·馬克斯《現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生態的述說》171頁，夏繼果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出版)在這種情勢之中，不修鐵路實際上是對于西方殖民帝國的消極抵抗。我們可以批評清王朝處理列強侵略及辦理各種洋務時整體上舉措失當，但是對于他們抵制西方殖民者掠奪和控制的心理，無論如何是應該予以同情的。

　　1901年，梁啟超寫過一篇《滅國新法論》，討論西方殖民帝國掠奪弱國政權和財富的伎倆。“或以通商滅之，或以放債滅之，或以代練兵滅之，或以設顧問滅之，或以通道路滅之，或以煽黨爭滅之，或以平內亂滅之，或以助革命滅之。其精華已竭、機會已熟也，或一舉而易其國名焉，變其地圖之顏色焉;其未竭未熟也，雖襲其名仍其色，百數十年可也。嗚呼，泰西列強以此新法施于弱小之國者，不知幾何矣!”(梁啟超《滅國新法論》，《梁啟超全集》第一冊467頁，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梁啟超舉例說，埃及，就是被英國用金融方式(放債)滅之，南部非洲，就是被英國用開礦和修鐵路的方式滅之。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位年輕的中國小伙子更是幡然醒悟。這位名叫費孝通的小伙子說：“我們不要把工業看成了一個可以單獨發展的東西，不要以為工業的發展一定有利于國家及人民的。”(費孝通《復興絲業的先聲》，《費孝通文集》一卷240頁，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鐵路作為工業化的一個標志性產業，當然也是這樣，它并不必然地造福于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相反，倒是可能給我們帶來災害和覆亡——如果任由它充當殖民工具的話。

　　所以，修鐵路雖然是革新舉措，但是在特定的國際權力格局和中國政治形勢中，由洋人主導的鐵路工程可能會帶來主權風險和社會動蕩，甚至可能導致滅國之災，那當然應該持慎重態度，消極抵制也屬理所當然。當李鴻章有條件自主修鐵路的時候，他就趕緊建設了唐山-胥各莊鐵路(1881年)，當中國知識分子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第一次有能力主動制定中國的宏觀發展戰略的時候，他們就將修鐵路看作戰略計劃的一部分，而且明確提出要用中國民間資本修鐵路，而不是用殖民帝國的資本。孫中山登上政治舞臺之后，更是把修鐵路看作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只有這樣自主修鐵路，才有可能造福中國。

　　如果中國沒有這種自主修鐵路的能力，那么，抵制西方列強利用修鐵路加強對我們進行主權控制和經濟掠奪，就是一種明智的、值得肯定的政治選擇。所以，是不是修鐵路，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由誰主導修鐵路，這根本不是一個保守不保守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事關國家主權和經濟命脈的政治經濟問題。如果我們僅僅憑著革新與保守的標簽，任憑西方殖民者在神州大地發展代表“革新”的鐵路產業，實際上是損害了國家利益。套用費孝通的話說，“不要以為鐵路的發展一定有利于國家及人民”。

　　根據底層群體的利益總是無端的收到侵害和剝奪的現實經驗，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說中國人缺乏權利觀念。自從西人介入中國以來，這種言說就深有影響，幾乎成為我們反思中國國民性和政治觀念的一個重要維度。

　　這話對不對?當然對，但是也許只說對了一半。

　　所謂權利觀念，是對他者權利的尊重，以及對于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

　　事實上，中國精英群體在設計社會變革時，對于精英群體的權利會自覺地關照，對于底層群體的利益則甚少考慮，這才是比較準確的表述。

　　對于精英群體的權利會自覺地關照，這就同時體現了上述權利觀念的兩個方面，說明精英群體的權利意識甚為覺醒，懂得維護自己群體的權益，也懂得尊重精英群體中其他人的權益。僅僅在面對底層群體的時候，他們才缺乏權利觀念。

　　任何文化中的“權利觀念”，都只能在特定的群體范圍內得以適用和落實。我們一直無限贊美西方社會的權利觀念甚為發達，可是他們的權利觀念也僅僅適合于他們的民族范圍或者國家范圍。比如西班牙人統治美洲的時候，每個西班牙人都可以無償擁有三百個印第安奴隸，無論是士兵，還是商人、傳教士，都能擁有這種權利，即使是那些沒有參加殖民屠殺和奴隸捕獵的人，他的這種權利也會受到尊重。

　　美國人一直自我贊美、自我陶醉的“西部開發”，是導致美國強大的重要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簡單說來就是殖民時代的故伎重演——將印第安人滅絕，將他們的土地分配給歐洲人種進行經濟開發。所以，在他們開發西部的過程中，他們每個美國人都有盡情屠殺印第安人的權利，自然每個美國人都有得到土地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只能限于某個特定的范圍。

　　可是，對于印第安人來說，他們卻沒有不做奴隸的權利，沒有不被屠殺的權利，沒有土地不被掠奪的權利。他們即使出現了“權利意識”的覺醒，那也只能增加痛苦。

　　任何受到稱贊甚至禮贊的權利觀念，都是適用于某個特定的群體范圍的。其適用范圍的寬與窄，完全有具有社會控制力量的精英群體掌握。所以，籠統的批評中國人沒有權利觀念，未必準確。

　　中國精英群體的權益在改革過程中一般能受到尊重，這在改革思潮洶涌澎湃的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林則徐禁煙運動中，就規定吸食鴉片多年、無可擺脫的老資歷癮君子，可以繼續吸食。這些老癮者當然都不是窮人。在梁啟超主持湖南時務學堂期間，每天帶領學生思考和規劃中國的變法改革大業，其中廢除科舉是他們最主要的主張之一。梁啟超的學生李洞時提出，在廢除科舉時，對于那些一輩子收帖括之學所害的人士，應做適當安置，比如可以由府州縣設立學究院，把他們養起來。梁啟超的批語對此表示贊成。(參見劉夢溪《陳寶箴與湖南新政》，《中國文化》雜志第19-20期合刊15頁，2002年出版)在后來的戊戌變法中，康有為甚至跟光緒帝說，對于朝廷中那些守舊大臣和相關機構，一個也不變更，完整地保留他們的機構、職位和待遇，只是另外設立機構落實變法措施。這個思路就充分體現了對于既得利益集團之既得利益之尊重。

　　一百多年來，許多人批評康梁變法過于冒進，其實在維護既得利益集團之權利方面，他們并不冒進。僅在加強民權、削弱君權和皇室特權上，不得不有所主張，此乃大勢所趨，不如此就無法名之曰變法，不如此就無以謀求民族的生存也。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的一切利益調整都是以“改革”的名義進行的，可見五四時代建構的改革意識形態，至今依然享有理所當然、無需論證的權威。只要說這是改革的舉措，人們就無權質疑，只要說這是改革的需要，人們就只能犧牲自己的一切權益以成全之。在改革意識形態面前，國人有這樣的義務。

　　可是，“無權質疑，只能犧牲”的僅是底層群體。至于那些已經躋身精英群體之中的人們，越改革他們的權力越是廣闊，越改革他們的利益越是豐厚。這與康有為梁啟超和五四一代所主張的變法改革，已經無法同日而語。

　　即使是那些因官場運作的需要不得不下臺讓位的人，他們的政治待遇、經濟待遇沒有任何降低，有時還官升一級并且退而不隱，至少也得給他一個什么調研員、督察員之類的名分。這些人沒有實際崗位，什么事務和責任都不承擔，可是卻厚祿依舊。改革三十年，中國的官員越來越多，機構越來越龐雜臃腫。沒有別的原因，只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權益。

　　但是，對于底層群體，改革意識形態則顯示了它的嚴肅性。那些在自己的工廠辛苦勞作大半輩子的工人，往往突然之間被通知下崗失業，因為他們的工廠一夜之間賣給了某個資本家，或者一夜之間變成了他們廠長的私產。如果他們主張自己的權利，他們會被告知，這是改革開放的需要，工人階級是中國的領導階級，他們必須帶頭服從改革的大局。從此，他們沒有地方上班，沒有工資收入，想做生意又沒有本錢，想改行又沒有其他行業的相關知識。他們只好嘗試著到街邊擺個小攤，他們向窮親戚借了幾百塊錢，買了個三輪車，還進了一些貨，忐忑不安地找了一個街角停下來。可是，突然之間來了一幫穿制服的人，將他們打得皮開肉綻，還收繳了他們擺攤的三輪車和貨物。打了就白打，東西繳了也白繳，因為那幫人是代表政府來執法的，他們簡稱城管。

　　總結起來，精英群體對這些下崗工人的權益缺乏尊重，不想予以合理的安置和保障，當他們不得不自謀生路的時候，精英群體又覺得他們礙眼，必欲除之。他們于是走投無路，衣食無報，只能到菜市場去撿爛菜葉子。

　　改革只是社會利益調整的一種方式，任何改革都只能對社會的某一部分人有利，而對于其他一部分人不利。所以改革本身并不是價值，改革的價值只有通過對改革之結果的評估才能做出判斷。如果一種改革能夠讓極不均衡的權力和利益格局向著均衡的方向邁進一步，能夠削弱一部分特權集團的利益，給大多數人提供更多的勞動致富的機會，同時能夠保護他們的勞動成果較少遭遇特權集團的掠奪，這樣的改革才是好的，才是有價值的。

　　西班牙人殖民美洲，美國人開發西部，英國人侵略印度和中國，對于他們的國家發展和經濟開發來說，都是一種創新和改革。可是這樣的改革僅僅對那些強盜是有利的，對于全世界人民都只能是深重的苦難。

　　在每個社會的內部，能夠發起改革并且控制改革進程的，永遠是上層人士，而社會上層人士肯定只會進行那種能夠強化他們的權力、增加他們的利益的改革。無論改革的口號如何，改革的最初意圖如何，改革的最后結果一般來說都是對精英群體有利，對底層群體不利。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越是大幅度的改革，越是要求底層群體付出慘重的、徹底的代價。改革意識形態將改革本身看作價值，從而使得任何改革具有無需論證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底層群體因此遭遇權利危機。他們沒有起碼的法律空間和意識形態空間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如果他們對改革有所質疑和抵觸，那么就會被戴上“反改革”帽子而遭遇更加嚴重的壓制和打擊，最后他們只能淪為改革的祭品。

　　我們再看看近代史上一場著名的改革——將漕運改為海運的改革，看看這場改革中，底層群體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最后又怎樣淪為祭品。

　　漕運改為海運的改革發生于十九世紀中期，改革的直接原因是太平軍占領了江蘇浙江一帶，切斷了官方的漕運通道，浙江的糧食和物資無法通過漕運送達帝都。咸豐皇帝于是批準了籌議已久的海運計劃。由于這項改革，僅僅浙江一省的失業水手就多達幾萬，沿途做陸勤服務的失業者想來更多。政府對這些失業者并沒有相應的安置和救助措施，而是任其自生自滅。

　　這些失業漕工紛紛投奔太平軍和捻軍，迅速壯大了反政府軍的兵力。清軍也加緊收編這些失業者，于是長三角地區官軍與起義軍之間的軍事對峙更為嚴重，這些底層人紛紛淪為不同精英集團的炮灰。

　　另一部分沒有參軍的失業漕工，聚集到蘇北的兩淮鹽場，結成自己的互助組織(按照官方的命名，只能叫做黑社會或土匪組織)安清道友，從事販賣私鹽、偷盜劫掠活動。據說二十世紀前期在上海灘一手遮天的青紅幫，其中的青幫就起源于當年的安清道友組織。

　　對于參加了太平軍和捻軍的失業漕工，政府只有派遣更多的官軍予以剿殺，這就必須增加軍費支出。對于販賣私鹽的人群，政府必須加強稽查和圍剿，由此不得不擴大管理機構，增加行政支出。對于進行偷盜劫掠的人群，政府必須增加警力、監獄、法官、劊子手等等執法人員，予以緝捕、鎮壓和懲處。這又得增加司法支出。

　　在這場改革之中，所有被解散的漕工自然淪為犧牲品，同時給社會也帶來了禍害。國家也不得不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而這更高的代價全都來自納稅人，等于給所有納稅人增加了負擔。在這種造反、作案、緝捕、屠殺的過程中，不但消耗財力，擾亂人心，也給國家帶來動亂和衰蔽氣象。

　　我們假設這些被迫增加的軍費支出、行政支出、司法支出總量為一百個單位，當初如果投入五十個單位的資金安置那些失業漕工，很可能就萬事大吉了。政府因此節省了開支，漕工的權益得到了關照，納稅人也沒有怨言，可謂政通人和。可是，精英群體就是不會產生這樣的執政思路。

　　按照近代以來建立的改革開放意識形態，由漕運改為海運當然值得贊揚，因為海運代表了開放的心理和姿態。可是這場迫不得已的改革首先完全由底層群體付出代價，然后由國家承擔了惡劣的后果，對于這些代價和后果，只關注意識形態問題的精英群體卻避而不談。一個精英群體如果不研究這些實際問題，只是坐在書齋里放談改革，編制意識形態圭臬，不但不能造福世界，還可能用誤導的方式為害世界。

　　在文化選擇上，也是這樣。在殖民帝國控制中國之后，中國人盡力維護自己國家權力的企圖，是我們后人無論如何應該予以理解和同情的。而維護自己的文化權利，乃是維護政治權力和尊嚴的一部分。洋務派他們主張“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 (張之洞《勸學篇》76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既有寬廣的文化胸襟，又堅決捍衛自己的文化權利和尊嚴，這不但無可非議，而且應該受到贊揚。沒有哪個被殖民的民族不出現文化上的堅守與斗爭，直到后殖民時代的今天，在拉丁美洲、非洲、西亞地區，這種文化上的自尊與堅守運動，依然此起彼伏，常常波濤洶涌。我們如果對于被侵略、被殖民者的文化自尊心都不能理解，實際上也就是缺乏對他們政治上的尊重。這只能淪為殖民者的幫兇。

　　可是五四啟蒙領袖群體對于積貧積弱的國家和國人，由于過分“怒其不爭”，對于他們的卑屈境遇和消極抵制常常表現得缺乏起碼的同情和尊重。對于錯綜復雜的社會現實，他們實際上缺乏準確把握的政治頭腦，也缺乏研究的條件和耐心。他們僅僅從盡快變革中國、奮發圖強的良好愿望和熱情出發，急于用“改革”和“保守” 這兩個極其簡單的標簽來判斷事物，臧否人物。久而久之，他們忘了改革的目的在于趨利避害、謀求中國的獨立與強盛，而把改革本身當作了目的和價值。誰是“改革”派就意味著道德上的成功，誰敢“保守”就意味著道德敗壞。

　　這種把“改革”本身作為目的和價值的改革意識形態，是一種新的“蒙昧”。五四啟蒙精英的啟蒙過程，也是一種“造昧”過程。由他們新造的“改革意識形態”，把國人推入另一種蒙昧之中。

　　(本文屬《中國的疼痛》之一章，該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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