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矛盾重重的作家

　　都市文明的崛起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也可以將其稱為正在崛起的“新文明”。但是，這個“新文明”的全部復(fù)雜性，顯然還沒有被我們所認識。我們可以籠統(tǒng)地、曖昧地概括它的多面性，可以簡單地做出承諾或批判。但是，這沒有意義。任何一種新文明，都是一個不斷建構(gòu)和修正的過程，因此，它的不確定性是最主要的特征。這種不確定性和復(fù)雜性對生活其間的人們來說，帶來了生存和心理的動蕩，熟悉的生活被打破，一種“不安全”感傳染般地在彌漫；另一方面，不熟悉的生活也帶來了新的機會，一種躍躍欲試、以求一逞的欲望也四處滋生。這種狀況，深圳最有代表性。這當然也為深圳的小說家提供了機會和可能性。吳君，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和背景下出現(xiàn)的小說家。

　　吳君的深圳敘述與我們常見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者非常不同。在不長的時間里，她先后創(chuàng)作了《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城市小道上的農(nóng)村女人》《海上世界》《福爾馬林湯》《親愛的深圳》《念奴嬌》《陳俊生大道》《復(fù)方穿心蓮》《菊花香》《幸福地圖》《皇后大道》等長篇和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引起了讀者和評論界的關(guān)注。說“好評如潮”可能有些夸張，但對一個出道不久的青年作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絕非易事。讀過吳君的作品后，我強烈地感到她是一個對深圳生活——這個“新文明”的生活有真切感受、也矛盾重重的作家。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里吳君說：

　　十二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農(nóng)村……回到城市，仍會經(jīng)常夢見那里。即使現(xiàn)在，每每想家，滿腦子仍是東北農(nóng)村那種景象，如安靜的土地和滿天的繁星，還有他們想事、做事的方法。當然想不到，我會在深圳這個大都市與農(nóng)民相遇。他們有的徘徊在工廠的門口，有的到了年根還守在路邊等活，他們或者正值年少，或者滿頭白發(fā)，或者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那種愁苦的表情有著驚人的相似。

　　吳君在農(nóng)村的生活經(jīng)歷并不長，但一個人的“童年記憶”對文學創(chuàng)作實在是太重要了，它甚至會決定一個作家一生的文學視角和情感方式?；氐匠鞘械膮蔷鸵凭拥缴钲诘膮蔷?，無論走到哪里，這個記憶對她來說都如影隨形、揮之難去，這當然也是吳君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參照。于是，我們在吳君的作品中看到最多的，是不同的移民群體、流散人群的生活寫照。在北方他們被稱為“盲流”，在深圳他們被稱為“打工者”。無論是“盲流”還是“打工者”，他們大多數(shù)的原居生活已經(jīng)破碎，就如當年的“闖關(guān)東”、“走西口”一樣，除了個別“淘金者”、“青春夢幻者”之外，背井離鄉(xiāng)是生活所迫，與羅曼蒂克沒有關(guān)系。吳君筆下大多是這個階層的人物。

　　呈現(xiàn)底層生活的復(fù)雜性

　　值得注意的是，吳君這些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以及情感方式，與時下流行的“底層寫作”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有關(guān)系的，是這些人物都來自底層并且仍然在底層，他們的生存方式、精神狀況與其他底層人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不同的是，吳君在呈現(xiàn)、表達、塑造她的人物的時候，已經(jīng)超越了左翼時期或“底層寫作”初期模型和經(jīng)驗，已經(jīng)不再是苦難悲情痛不欲生，悲天憫人仰天長嘯。在她的作品中，底層生活在現(xiàn)代性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的全部復(fù)雜性，也日漸呈現(xiàn)出來。這種狀態(tài)在吳君的中篇小說中表達尤為充分?！队H愛的深圳》是吳君的名篇，在這篇小說中，程小桂和李水庫為了生存，既不能公開自己的夫妻關(guān)系，也不能有正當?shù)姆蚱奚?。在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在農(nóng)民一步跨越“現(xiàn)代”突如其來的轉(zhuǎn)型中，吳君發(fā)現(xiàn)了這一轉(zhuǎn)變的悖論或不可能性。李水庫和程小桂夫婦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但在這個隱喻中，吳君卻發(fā)現(xiàn)了中國農(nóng)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現(xiàn)代的艱難。李水庫的隱忍和對欲望的想象，從一個方面?zhèn)鬟_了民族劣根性和農(nóng)民文化及心理的頑固和強大。在《念奴嬌》中，貧困的生活處境使姑嫂二人先后做了陪酒女，然后是妻離子散家庭破碎。這本是一個大眾文學常見的故事框架，那些場景也是大眾文學必備的元素。但這篇小說的與眾不同，就在于吳君將這個故事處理為姑嫂之間的心理和行動較量：先是有大學文化的嫂子輕蔑小姑的作為，但嫂子一家，包括父母、哥哥都是小姑供養(yǎng)的，小姑在不平之氣的唆使下，將無所事事的嫂子也拉下了水。不習慣陪酒的嫂子幾天之后便熟能生巧，一招一式從容不迫。它揭示的不僅是“底層”生活的狀態(tài)，更揭示了底層人的思想狀況——報復(fù)和仇怨。更值得注意的是嫂子楊亞梅的形象，這個貌似知識分子的人，墮落起來幾乎無師自通，而且更加徹底。

　　《復(fù)方穿心蓮》與我們常見的都市小說不同。嫁給深圳本地人是所有外來女性的夢想，這不僅意味著她們結(jié)束了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有了穩(wěn)定的日子，而且還意味著她們外來人身份的變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方立秋自嫁到婆家始，就沒有過上一天開心的日子。婆家就像一個舊式家族，無論公婆、姑姐甚至保姆，對媳婦這個“外人”都充滿仇怨甚至仇視。于是，在深圳的一角，方立秋就這樣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小說更有意味的是阿回這個人物。這個同是外地人的30歲女性有自己的生存手段，她是特殊職業(yè)從業(yè)者，與婆家亦有特殊關(guān)系。你永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對人與事的態(tài)度也變幻莫測。你不能用好或壞來評價她，深圳這個獨特的所在就這樣塑造了這個多面人。這個人物的發(fā)現(xiàn)是吳君的一個貢獻。但無論好與壞，方立秋的處境與她有關(guān)。在小說的最后，當方立秋祝賀她新婚并懷孕時，她將電話打過來說：

　　方立秋，其實我也有個事情對不起你。如果不是我多嘴，他們不會知道你在郵局寄了錢回老家，包括那封信也是我說給他們的，也害得你受了不少苦。這兩件事，一直壓在心里，現(xiàn)在，說出來，我終于可以好受了。

　　在這里，吳君書寫了“底層的陷落”。她們雖然同是外地人，同是女性，但每個人的全部復(fù)雜性并不是用“階層”、“階級”以及某個群體所能概括的。他們可能有某些共性，但又有著道德以及人性的差異性。

　　《菊花香》中的主人公仍是一個外來的打工者，王菊花年近30歲還是單身一人。這時王菊花的焦慮和苦痛主要集中在了情感和婚姻上。工廠里不斷擁入“80后”或“90后”的新打工妹，這些更年輕的面孔加劇了王菊花的危機或焦慮。這時的王菊花開始夢想有間屬于自己的宿舍，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獨立的空間。王菊花不是城里的有女性意識的“主義者”，也不會讀過伍爾夫。因此她要的“自己的房間”不是象征或隱喻，她是為了用以戀愛并最后解決自己的“終身大事”。為此她主動提出到公司的飯?zhí)弥挥幸粋€女工的地方上班，這樣她便可以有間單人房間了。盡管是曾經(jīng)的倉庫，但被王菊花粉刷一新后，仍然讓她感到溫馨滿意。就是這樣簡單的空間，讓一個身處異鄉(xiāng)女孩如此滿足。讀到這里我仿佛感到讀《萬卡》時的某種情感在心里流淌。

　　這個完全屬于王菊花個人的空間，不斷有人過來打擾或是利用，甚至女工的偶像——年輕老板也要利用這個簡陋的地方進行特殊的體驗。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只對房間感興趣，而對單身女工王菊花視而不見。但王菊花對個人情感和婚姻有自己的看法。她最值得驕傲的是：“我還是個黃花閨女呢?！彼M管“嘴上不說，可在心里她看不起那些隨便就跟男人過夜的女工。過了夜如果還沒結(jié)果，有什么意思呢。她有自己的算盤。別的優(yōu)勢沒有，卻有個清白的身體。作為女人，這是最重要的東西。也就是說，她擁有的是無價之寶。有了這個，談戀愛，結(jié)婚，什么程序都不少”。但是，可憐的王菊花就是找不到如意郎君，盡管老傅他們都說“誰也沒你好”，這又怎樣呢？寂寞而無奈的王菊花就這樣身不由己地與老王走進了房間：

　　不知過了多久，老王一張臉色變得慘白，酒也醒了，因為他見到了床單上那片細弱的血印。

　　面對王菊花曾經(jīng)的處女之身，守更人老王居然表達了莫名的厭惡。這個時代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呢？《菊花香》已經(jīng)超越了我們談?wù)撛S久的“底層寫作”。她寫的是底層，是普通人，但關(guān)注的視角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過去的這一題材大多注重生存困境，而難以走進這一群體的精神世界?！毒栈ㄏ恪穼εで楦惺澜绲年P(guān)注，使這一作品在文學品格上煥然一新。

　　在場的批判

　　多年來，吳君一直關(guān)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在普通人的尋常日子里發(fā)現(xiàn)世道人心，或者說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樣的價值觀支配著這個時代，支配了普通人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缎腋５貓D》中，水田村阿吉的父親在外打工工傷亡故，為了一筆賠償金，王家老少雞飛狗跳，從阿公到三弟兄、三妯娌明爭暗斗、飛短流長。小說的敘事從一個一直被忽略的留守兒童阿吉的視角展開，這個不被關(guān)注的孩子所看到的世間冷暖，是如此的丑惡，伯伯、伯母們猥瑣的生活和交往情景不堪入目。縣長、村長和村民，一起構(gòu)成了王家生活情景的整體背景：

　　“是啊，村里人不知多羨慕王屋呢。這回看明白了，工傷還是沒有死人合算，沒拖累，幾十萬。還了債，蓋房子，討老婆，供孩子上學全齊了。”

　　另個說，“也不是全都這樣，是王屋人有頭腦，大事情不亂陣腳。假使有一個不配合都騙不來這么多賠償費，也不會這樣圓滿啊，現(xiàn)在王屋每個人都有份，那女人也無話可說，還把名聲洗干凈了。換了別人家你試試，除了犯傻，啥事也搞不清?！?/p>

　　這些對話將“時代病”表達得不能再充分，這就是水田村人的日常生活、內(nèi)心向往和精神歸屬。那個憎恨“俗氣”的阿叔曾是阿吉的全部寄托所在，她甚至愛上了自己的阿叔。但就是這個“憎恨”俗氣的阿叔，同樣是為了錢，變成了阿吉的新爸爸。當新婚的母親和阿叔回到水田村并給她買回了“一件粉紅色的小風衣”，另只袖子還沒等穿上的“阿吉便流了淚，下雨般，止不住”。吳君憤懣地抨擊了當下的價值觀，“拜金教”無處不在深入人心，難道這就是這個時代“幸福的地圖”嗎？不屑的恰恰是一個冷眼旁觀的孩子，世道的險處只有她一目了然。那個自命不凡的阿叔的虛假面紗，在阿吉的淚水中現(xiàn)出了原形。

　　在這些作品中，吳君不是以想象的方式書寫“底層”生活，在她看來，底層人也有自己的快樂，思想空間、處理日常生活的智慧、觀照問題的方式方法等。這些情景是想象不出來的，特別是那些具體的生活細節(jié)，沒有切身的體悟或經(jīng)驗，是無法編織的。這些作品所關(guān)注的人群和具體場景，表達了吳君以文學的方式觀照世界的起點。無可否認，吳君接續(xù)了現(xiàn)代文學史上“左翼”的文學傳統(tǒng)，但她發(fā)展了這個傳統(tǒng)。她的“底層”不僅是書寫的對象，同時也是批判的對象。在“左翼”文學那里，站在民眾的立場上甚至比表達他們更重要，但在吳君這里不是這樣?！暗讓印彼鶄鬟_和延續(xù)的民族劣根性、狹隘性、功利性和對欲望的想象等，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不因為他們身處“底層”就先天地獲得了免疫力，也不因為他們處在“底層”就有了被批判的豁免權(quán)。在這個意義上，吳君的創(chuàng)作就是我所說的“新人民性”的文學。吳君曾自述說：

　　……一個寫作者避開這一切去建立自己的文學空中樓閣，顯然是需要勇氣的。他要有對生活熟視無睹的勇氣，對生活掩耳盜鈴的勇氣。這樣講，并不是說我喜歡完全的寫實，喜歡對生活照搬，對自己以往的寫作完全否定。

　　只能說，我走到這里了，我再也不能回避——用我的一孔之見來詮釋生活，用我的偏執(zhí)或者分解重整眼前的生活圖形，是我此時此刻的想法。

　　吳君的這些說法好像是信誓旦旦，但是，在她的具體作品中，那些進入新文明的人們，其皈依的道路幾乎沒有盡頭。進入了都市，他們仿佛都有一腳踏空的感覺，在云里霧里不知所終。吳君的身份應(yīng)該說不在這個群體之中，但她的目光、她關(guān)注的事務(wù)一刻也沒有離開過這個群體。不是說吳君對底層興致盎然居高臨下，而是說，在都市新文明崛起的過程中，吳君顯然也遇到了內(nèi)心真實的困惑和矛盾，她同樣需要尋找心靈的皈依之地。與其說吳君從外部描摹了新文明中尋找生存和心靈皈依的人群，毋寧說那也是她內(nèi)心惶惑的真實寫照，而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呢！這也正是吳君小說打動我們的要害所在。

　　吳君的故鄉(xiāng)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蕭紅這樣偉大的作家。蕭紅后來也離開了那里，但在她的《生死場》《呼蘭河傳》等作品中，故鄉(xiāng)原生的場景一刻也沒有離她遠去。那也是蕭紅尋找心靈皈依的一種方式。于是才有了魯迅所說的“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jīng)力透紙背；女性作品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吳君是蕭紅的同鄉(xiāng)，在她的作品中，我似乎也總能隱約讀到蕭紅曾經(jīng)書寫過的情感和人物，我也相信她的創(chuàng)作具有廣闊的前景。

附：吳君：我的深圳敘事

對于寫作，我曾經(jīng)有過放棄。放棄的時候甚至連思考也來不及。其原因除了那時候完成馬不停蹄的新聞采寫、各類考試和人生角色轉(zhuǎn)換，還有對整個深圳的文學氣候，我表現(xiàn)出的那種水土不服、格格不入。沿海地區(qū)的節(jié)奏和震蕩曾使讀書和寫作變成奢侈，更顯得無力和可笑。我甚至覺得惟有學習一門生存技術(shù)才能找到安全感，朋友們聊天時也從不涉及文學。文學成了每個人的隱痛和舊傷。與此同時，寫作和發(fā)稿的折磨讓我在不斷懷疑和否定中失去了自信。走在南方被烈日暴曬過的街上，一次次問自己還要不要寫下去，還要不要讓自己再蹉跎下去。我的追問理性而負責，因為再也耽擱不起。

　　我總在想，一個人與一部小說的命運何曾相似。就在我的文學脈象日漸虛弱時，仿佛命不該絕，就是這一年，2004年8月，我終于聽到了肯定的回聲，那是流浪在外了很久的長篇《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出版，小說《城市街道上的農(nóng)村女人》被《小說選刊》轉(zhuǎn)載。直到現(xiàn)在，我也從不隱瞞自己喜歡真誠的表揚，它甚至可能是我的寫作繼續(xù)下去的重要條件。我知道，寫作大事，僅有理想和自戀是不夠的。我在內(nèi)心珍藏了那些名字，正是那些積極而正面的話語，使我及時走出了內(nèi)心的灰暗并越過了瓶頸，重新回到寫作的隊伍中。接下來，我開始以寫作者的身份思考問題，并真正面對我自己和我所居住的城市——深圳。

　　深圳的面積不大，產(chǎn)生的化學反應(yīng)卻是巨大的。其特殊性幾乎任何一個城市都不能相提并論。深圳是許多人的理想國，某種意義上講類似于當年的延安和北京、巴黎、紐約。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心懷夢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匯聚在一起，產(chǎn)生了新的能量。這些能量有的轉(zhuǎn)換為創(chuàng)新的原動力，有的轉(zhuǎn)換成爾虞我詐的利益之爭，有的則化為旋轉(zhuǎn)在城市上空的漫天風沙。多一些個人的思考和判斷，而不僅僅是記錄那些浮光掠影和時代的標志，這是我一直都在面對的問題。

　　《親愛的深圳》拍攝為電影的時候，作為原著者，我去了片場。當時正在拍從鄉(xiāng)下趕來的父親揭穿女兒說謊這場戲。之前女兒隱瞞了曾經(jīng)做過農(nóng)民、做過小姐的身世。我看了，很不舒服。父親誓死捍衛(wèi)真相的態(tài)度讓我難以接受。

　　一位朋友曾對我說，每個深圳人心里都藏著無法愈合的傷口。再回到《親愛的深圳》這部電影，作為父親，忍心揭開嗎？揭開后何用？是為了實現(xiàn)某種高尚的需要而請功嗎？可是，往時的舊傷和隱痛何曾被忘記，哪一刻不在提醒著我們卑微的出身？

　　在深圳，除了成功人士、白領(lǐng)麗人，還生活著大量的農(nóng)民。他們有的藏身于狹長的車間，有的徘徊在去留的路上。他們或者正值年少，或者滿頭白發(fā)，或者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們愁苦的表情有著驚人的相似。正是他們，創(chuàng)造了深圳的繁榮和奇跡，同時也帶來了這個城市失衡的男女比例和遠方留守者無盡的惆悵。失去了土地的農(nóng)民處于前進不了、回去不能的尷尬而無望的地帶。被現(xiàn)代化釜底抽薪后的農(nóng)民，生活之路究竟在何方？種種的跡象表明，親愛的城市再好，樓房再高，都不屬于他們。

　　有時寫作像人生一樣迷惘，前途和未來令人憂心忡忡。真正的生活誰也逃避不了，需要全力以赴地參與面對。行進在數(shù)以萬計的移民中間，城市街道上那些疲倦的外省人走進我的視野。一個寫作者避開這一切去建立文學的空中樓閣，是需要勇氣的。要有對生活熟視無睹的勇氣，對生活掩耳盜鈴的勇氣。關(guān)注與記憶讓我明白，為了生存，這個移民的群體仍要在很長一個時期內(nèi)飽受漂泊和來自內(nèi)心的掙扎。

　　作家是社會的痛感神經(jīng)，他不能只看到城市光鮮的一面。特區(qū)成立30周年，許多人看到了深圳的高樓大廈、高速增長的GDP，而作家應(yīng)該關(guān)注那些具體的人。30年過去了，打工群體從青壯年到中老年，如今他們在哪兒？深圳是他們的光榮還是疼痛？深圳還能容得下那些老弱病殘的身體和受過屈辱的心靈嗎？冷靜有節(jié)制的敘述并不是讓作家的內(nèi)心變得冷漠、冷酷，而是讓自己有思考和過濾。僅有點子是不能寫好小說的。好作品要與作家血肉相連，只有把別人的苦熬成自己的苦，把別人的心換成自己的心去感受，小說才能長在作家的心里。

　　除了一部長篇，我的小說都是以深圳為背景?！陡栺R林湯》《復(fù)方穿心蓮》《十七英里》《皇后大道》……通過深圳敘事，我有了成長，學會了寬容，更有了解放。過程中我不敢亂施同情和憐憫，因為我可能也是別人同情、憐憫的對象。焦慮、命運感和內(nèi)心的動蕩每個生命都會有，絕非沒有飯吃的人才需要面對。去留兩難的人生是我一直關(guān)注的?；蛟S太多人都在面對這樣一種困境和選擇，而絕非地域上的來或去。海邊小鎮(zhèn)被大時代侵吞、占領(lǐng)、裹挾后，曾經(jīng)優(yōu)越的本地人不能預(yù)知自己將被帶向哪里，漁歌唱晚的故鄉(xiāng)早已無跡可尋，未來又在何方。無助和怨恨的情緒能夠被永藏于摩天大樓的地基之下，也可能鑄造出仇恨的子彈，這是我寫《戀上你的床》的心理動機。強大的資本力量，把深圳變成一個世界級加工廠。農(nóng)村女孩匯聚在此，她們年輕的血汗成了肥料，灌溉著特區(qū)之花，這是《菊花香》的故事。每個客居過《出租屋》的人，再也不能回到從前。城市正用一種神奇的力量攪動、瓦解并掏空了中國的鄉(xiāng)村?！墩聊绢^》是深圳人不愿回首的歷史，更是她們洗不脫的紅字。面對當下的一切，我無法選擇回避。

　　《曾廣賢文》有“受恩深處便為家”一句，此話深合我心我意。我的寫作離不開深圳，深圳的寫作或許也需要我。我與這座城市有來龍去脈，早已水乳交融，有真切的依戀和默契，更有愛恨交織、生死與共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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