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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社會主義時期，共產黨一黨專政這種政治形式被繼承和保留下來了，資產階級政黨公開走上政治舞臺就是非法的。也正因為存在著這種形式，不僅壓制著無產階級隊伍中出現足以使無產階級隊伍出現分裂的派別，同時也壓制著資產階級公開地走上政治舞臺、對無產階級進行更加殘酷的打擊。這種局面還給中國無產階級提供了統一認識、凝聚力量的時間和機會。這種政治形式對無產階級顯然比對資產階級更有利。也正因為如此，兩大對立階級的斗爭更加直接和集中地表達為共產黨內的路線斗爭（這是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然而，讓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廣泛化，即讓斗爭決不應當僅僅局限于黨內，而是吸收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引導更多的人民群眾加入到反對修正主義路線、打倒資本主義的陣營當中。這是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最根本的特點，也代表了運動的方向，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當中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力量，是隱藏在共產黨內身居高位的一小撮走資派根本不敢違背也無法抗拒的力量，完全能夠扭轉資本主義復辟的趨勢，使中國重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應該喚醒這一力量，做最后的斗爭。

當我們使用“壟斷”一詞時，我們不是在非常狹隘的意義上、僅指只有一個賣家的市場。這種意義上的壟斷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我們是按經濟學經常使用的那樣，指的是公司擁有足夠的市場實力來影響價格、產量和行業投資——因而行使“壟斷權力”限制新的競爭對手進入該行業，即使存在高利潤率。這些公司通常在“寡頭”市場上運作，在那里一小部分公司控制著生產，能夠決定產品價格。再者，即使這樣也不足以描述這種現代企業的力量。壟斷在21世紀的開頭幾十年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強。更具體說來，我們認為，我們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見證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演化成為一個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壟斷金融資本體系，這是當今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經濟制度的核心——它是經濟不穩定的關鍵原因和當今新帝國主義的基礎。
 

謝韜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篡改和歪曲得出結論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1848年的錯誤以后，保留資本主義生主方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他認為這是最終的定論。其實這是錯誤的，民主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實際上，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暴力革命，共產主義，這才是馬克思恩格斯對世界工人運動的 “遺言”。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當然是重中之重。這場改變在一定意義上是“經濟的改革”，從傳統的指令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是改革本身的合法性，僅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有所提高或者是國民經濟的增長，在經濟領域取得的一些成績是還不夠的。因為一個國家，不僅僅由經濟支撐，還有其他問題，比如如何面對外部的壓力、威脅和挑釁；比如文化的保護、發展；最后還有政治上的政治改革問題。因此，改革開放如果是僅由GDP來支撐的，當然不行。實際上政府、黨中央也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不再強調GDP是衡量干部的唯一標準，試圖引入其它一些標準。

階級斗爭理論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若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那意味著就從根本上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將必然會走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而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著矛盾，毛澤東就曾經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而對于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涉及人的經濟利益及其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領域，更應該強調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我們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從事經濟學研究工作的人，必須自覺地意識到我們是替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說話的，是為他們的利益進行科學研究的；必須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不能去追求什么事實上并不存在的“純客觀”的、“超越意識形態”的研究。我們是為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去探索真理，而不能站在少數剝削者一邊去思考問題。“屁股指揮腦袋”，立場錯了，一切皆錯，這個基本道理是顛撲不破的。

針對崔武年對“政治改革”發出十三點極其反動的長篇大論，本文作者愚悻也爭鋒相對地指出：“和平與發展”決不是當今世界主流，相反，這是一個掠奪與反掠奪、侵略與反侵略、顛覆與反顛覆的年代，是一冷戰早停而熱戰升級的年代。任何發展中國家在考慮國家生存安全的問題上，不光是眼睛要緊盯外部世界，而且要特別警惕內部出現帶路黨，當然更不可把希望寄托在乞求和屈膝上，也決不能自廢武功。而由于“國家安全”敗落至成中華民族危機，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以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與自由化意識分子組合成的漢奸賣國賊集團的矛盾上升為中國當前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國漢奸賣國賊集團成為中國當前國內主要的敵人。所以團結堅持毛澤東思想、擁護社會主義，以及愛國的朋友們都應該組成統一戰線的中堅，頑強地反對賣國，反對侵略。

民主的政治體制并沒有發生形式上的重要變化，但社會民主卻出現了普遍危機；在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國家政體及其形式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其社會內涵卻發生了深刻的變異，以致有關中國到底是怎樣一個社會的討論不絕于耳。因此，與大多數論者（他們之間常常尖銳對立）將兩種政治體制的差異設定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認為當代政治危機的核心是與政治體制相應的社會形式發生了解體。政治合法性的危機主要來源于政治體制的代表性斷裂，即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如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政治民主與民主的社會形式之間的關系沒有必然性，但民主的社會形式的衰落最終必然導致政治民主的危機。諸如選舉權、多黨制等等政治體制問題如果不能與民主的社會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會產生一個斷裂的社會。從根本上說，經歷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的中國，它的民主實踐必須克服階級分化，并創造一種不同于那種將剝削關系合法化的社會—政治形式、一種拒絕將勞動徹底抽象化的生產模式。所謂以人為本，應該是在克服一切奴役和附庸關系之后、在創造一種能夠綜合經濟、文化和政治關系的組織形態之后才能實現。
 

吳敬璉在《中國模式，還是過渡性體制？》中，講出了一句大實話。他從經濟學角度，把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定位為：“既包括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括舊的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既可以前進到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也可以退回到統制經濟的過渡性體制”。這句話倒有點兒一針見血，但是吳敬璉一針見血的背后卻包含著險惡用心，他推崇“市場原教旨主義”，把中國當今“包括新的市場經濟因素”的“過渡性體制”，深化改革成“完善的市場經濟”，以此打造出其心目中的“中國模式”。然而，吳市場的“中國模式”，就是原始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這是中國一切勞動者不共載天之敵。他所謂的“過渡性體制”中的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消滅剝削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而現行中國“過渡性體制”中的市場經濟，恰恰替資本剝削勞動提供了當代全球最血腥的平臺……
 

吳敬璉的《中國模式，還是過渡性體制？》，是一次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再宣言。他借用“中國模式”的說辭，從“中國經濟崛起”去拔高“改革開放”，同時也為自己的市場化理論涂脂抹粉；其最主要企圖是用“市場原教旨主義”，再一次影響權力去進一步地改變中國經濟。認為目前中國呈現的“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格局”，是一種“過渡性體制”，提出“經濟和政治這兩個方面的改革應該配合起來推進”，用徹底地私有化、自由化、法治化這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去構筑“中國模式”。企業公有制及政府對經濟的統制，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兩大生命。如今，這兩大生命在歷屆如吳敬璉之流的大佬率領的“市場原旨教義”各方粉絲團沖擊下，早被摧殘得奄奄一息了，唯一留下的是兩支壓扁了的吊氣管，這就是所剩無幾的國有企業和政府對經濟殘存的統制。這兩根吊氣管管皮老化了，有的管段也腐朽了，快不頂用了。對于國企，除了個所有權還在，收益權全變了樣；政府統制呢？僅僅只管一進一出，進只是在收錢，出只重行政消費與GDP投資，其它過程都談不上有多大作為。即使這樣，吳市場及粉絲團中其它干將，也還是不依不饒，非要把這兩支管子拔掉不可。他的這篇《中國模式，還是過渡性體制？》文章，就是為了拔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兩支吊氣管子而發出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再宣言。
 

孔慶東說：“我們國家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壞，從什么時候變成人間地獄，就是從弘揚法制講的，完全泯滅人性，把人貶低了，把法抬高了，這就錯了，法應該永遠在人的監管之下，若法是管人的，那法是誰制定的呢，法又是人制定的。所以歸根結底，是人高于法，而不是法高于人。法律是后產生的，人類社會是先有道德，道德習慣形成法。”這一點也沒錯，自從文匪“精英”尤其是“法律黨”開始“弘揚法制”，中國就開始了好人受打擊受污蔑、壞人受保護受吹捧的時代——毛澤東受污蔑、雷鋒受污蔑、共產黨人受污蔑、中國革命受污蔑、李鴻章翻案、袁世凱翻案、汪精衛翻案、吳三桂翻案、愛國成了“愛國賊”、賣國成了“普世價值”……在“法律黨”精心制造的“好事干得越多越大的好人越受打擊，壞事干得越多越大的壞人越受保護”的黑白顛倒大環境里，見死不救的雞毛蒜皮算老幾？因見義勇為而被陷害被打擊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文匪“精英”尤其是“法律黨”要的就是老百姓自顧自麻木不仁見死不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發生社會性的道德崩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