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競爭

　　[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等 金建 譯

　　美刊《每月評論》2011年4月號發表了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羅伯特•麥克切斯尼、賈米爾•約恩納題為《21世紀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競爭》的文章。該文是福斯特和麥克切斯尼即將在明年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的《壟斷一金融資本：經濟停滯和社會衰落時代的政治學》一書中的一章。文章從經驗、理論和歷史角度評價了當今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競爭和壟斷的現狀，指出雖然社會科學和經濟學過去30年中對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壟斷趨勢極力進行否認，但詳盡的證據證明：壟斷在近幾十年中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強。更具體說來，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見證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演化成為一個更加普遍化和全球化的壟斷金融資本體系，這是當今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經濟制度的核心，是當今新帝國主義的基礎，并且是世界經濟日益加深的不穩定的關鍵原因。而壟斷一旦成立，建立在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合法性就沒有了根基。文章內容如下。

　　當前，主流經濟學和相當一部分左派經濟學認為，當今時代是企業間競爭激烈加劇的時代，而且現在是全球范圍的競爭。他們認為，這一事實如此不證自明，不再需要經驗證實和學術檢驗。另一方面，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幾乎所有的企業都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從前競爭激烈的部門，像零售業，現在已經是大規模壟斷連鎖領域。大量的經濟財富正在聚集到坐擁龐大帝國的少數超級富豪手中。數字革命產生的新公司企業已經很快被吸收到壟斷階層當中。簡而言之，壟斷力量正前所未有地上升。

　　這根本不是學術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保衛構筑在競爭性市場的無處不在上，這種市場提供稀缺資源的理性配給，為現存收入分配辯護。保衛資本主義政治的前提是，經濟力量是分散的，不能以對民主國家造成過度影響的方式聚集。如果壟斷——而不是競爭——成為主宰，這兩種資本主義的核心主張都要被摧毀。

　　當我們使用“壟斷”一詞，我們不是在非常狹隘的意義上、僅指只有一個賣家的市場。這種意義上的壟斷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我們是按經濟學經常使用的那樣，指的是公司擁有足夠的市場實力來影響價格、產量和行業投資——因而行使“壟斷權力”——限制新的競爭對手進入該行業，即使存在高利潤率。這些公司通常在“寡頭”市場上運作，在那里一小部分公司控制著生產，能夠決定產品價格。再者，即使這樣也不足以描述這種現代企業的力量。正如保羅，斯威齊所說， “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的典型生產單位是龐大的企業”，這種企業除了統治特定行業之外，還是“混合經營(從事多種行業)公司和跨國(在多個國家都有業務)公司”。

　　但是，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2004年在《無罪欺詐的經濟學分析》中指出：“曾經常用的‘壟斷資本主義’一詞，已經從學術和政治詞典中被摘除了。”對當今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家來說，只有一件事情：國家對抗市場。經濟實力(和不平等一起)不再被認為意義重大了。壟斷權力，更不用說壟斷資本，是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的。一些左派經濟學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這種說法。

　　相反，顯而易見，壟斷在21世紀的開頭幾十年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強。更具體說來，我們認為，我們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見證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演化成為一個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壟斷金融資本體系，這是當今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經濟制度的核心——它是經濟不穩定的關鍵原因和當今新帝國主義的基礎。

　　真實的世界趨勢：壟斷力量的增長

　　從資本家的角度看，壟斷的有利條件是不言而喻的：它降低風險，提高利潤。任何神智清醒的業主和企業都不希望競爭;理性的活動總是尋求盡可能多的壟斷力量，小心翼翼地避免遭遇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毫無競爭力的企業的厄運。一旦一個企業實現了經濟集中和壟斷實力，它就能設置進入壁壘(盡管這種進入壁壘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使得可能的競爭者成功侵入寡頭的和壟斷的行業變得高成本和高風險，通過這種方法以維持自己的地位。創設和維持進入壁壘是任何大企業的基本工作。威廉•謝潑德在他的權威研究《產業組織經濟學》中提供了一份企業通常會用來排斥競爭者、保持壟斷實力的22種不同的進入壁壘。

　　在這種意義上，壟斷是競爭的邏輯結果，應當是可以預見的。它存在于資本主義的DNA之中。對于卡爾•馬克思來說，資本傾向于在一個人手中變得更多，部分原因是簡單的資本積聚，更多的是資本集中的結果，或者一個資本被另一個所吞并。在這種競爭中，他寫道，一般來說， “較大的資本戰勝較小的資本……競爭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大小成反比。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垮臺，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除此而外，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更喜歡提供給大企業的信貸或金融，和競爭一起成為集中過程中兩個主要的杠桿。通過兼并和收購，信貸體系能夠在“一夜之間”創造出巨大的、集中的資本積聚。資本積聚和集中的結果都可以通稱為經濟積聚。(《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2-724頁。)

　　因此，關于當今經濟中的壟斷和競爭的狀況，以及自20世紀中葉以來的趨勢，這些數據能告訴我們什么呢?統計表明，頭四家占有率之和為50%或更多的美國制造業(比如汽車制造)的數量和百分比自1980年以來增長迅速。經濟體中制造部門越來越多的行業是以可觀的壟斷程度為特征的牢固的寡頭或準壟斷的市場。而且這個趨勢是在急速上升的。

　　除了制造業，積聚還迅速地在經濟體中大部分其他部門發展，諸如零售業、運輸業、信息業和金融業。1995年，六家最大的銀行控股公司(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高盛投資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擁有的資產相當于美國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到55%，2010年(第三季度)則到了64%。

　　在零售業，最大的50家公司的銷售值從1992年的22.4%增加到了2007年的33.3%。令人注目的零售業整合的典范是沃爾瑪，它代表了喬爾•馬格努森在他的《有意識的經濟學》(2008)中所稱的“壟斷資本主義”。沃爾瑪作為“單一買家”(因而是和“單一賣家”的壟斷相對的買家壟斷)運用它的力量來控制生產和價格。關于零售業中積聚的趨勢可見表1，它表明在1992-2007年的15年間，頭四家積聚率在六個關鍵零售部門和行業都有增長。最令人注目的是在一般商店(以沃爾瑪為代表)中積聚的增長，頭四家積聚率從1992年的47.3%增加到2007年的73.2%;在信息商品上，書店的頭四家積聚率從1992年的41.3%增長到2007年的71%，電腦和軟件商店從1992年的26.2%上升到2007年的73.1%。

　　表1 美國零售業最大的四家公司的銷售百分比

　　行業(NAICA標準) 1992 1997 2002 2007

　　食品和飲料商店(445) 15.4 18.3 28.2 27.7

　　健康和個人護理店(446) 24.7 39.1 45.7 54.4

　　一般商店(452) 47.3 55.9 65.6 73.2

　　超市(44511) 18.0 20.8 32.5 32.0

　　書店( 451211) 41.3 54.1 65.6 71.0

　　電腦和軟件店(443120) 26.2 34.9 52.5 73.1

　　注釋：NAICS體系的轉變意味著1992年不能嚴格地同上年(見圖Ⅱ)進行比較。然而，上述行業可以用美國統計局提供的“NAICS索引”進行匹配。

　　資料來源：“經濟統計”，1992、1997、2002和2007年，美國調查者(美國統計局，2011)。

　　單個行業的積聚率是重要的，但是和以前相比，在衡量大企業的全面壟斷力量上卻比較有限。這是因為典型的大企業不僅僅在一個行業運作，而且是一個從事多種行業的混合企業。獲得考慮到典型大公司的多種經營性質的經濟積聚趨勢的全面圖景的最好辦法是，觀察總積聚的某些量度，比如，兩百家大公司與經濟體中所有公司相比的經濟地位。

　　2000年美國共有550萬家大企業、200萬家合伙公司、1770家非農業獨資企業和180萬家農業獨資企業。自1950年以來美國最大的200家公司的收入占全部經濟體的經營收入的百分比不斷上升。我們發現，最大的200家公司的收入不斷上升，占全部收入的比率從1950年的21%上升到2008年的大約30%。

　　大企業比它們的小型競爭者獲取更高的利潤的能力，是這些企業實現壟斷的程度的一個指針。從1950-2008年，最大的200家美國企業的總利潤占全美經濟的總營業利潤的百分比，從1950年的13%上升到了2007年的30%。

　　前200家公司的利潤份額在2008年略有下降，反映出金融大危機首先影響到一些最大的公司，然后輻射到經濟體中其余部分。盡管可見的數據止于2008年，不過很清楚，大公司們在2009年和2010年又重新反彈，重新收回了它們的損失，很可能收回的比損失的還多得多?！敦敻弧冯s志(2010年4月15日)提到500強企業，指出它們的收益在2009年增加了335%，這是財富500強企業在過去的56年當中取得的第二大增長。2009年的銷售收入增長了四倍多。正如《財富》所說的：“因此，500強的利潤實際上已經回歸正常，在極端的幾年之后——2006年和2007年的泡沫和2008年的暴跌。”很少有人懷疑，大企業的這種恢復和它們的壟斷力量有關，是壟斷力量使得它們將危機成本快速轉嫁給失業者、工人和小企業。

　　競爭的新浪潮?

　　我們提供的和美國經濟相關的證據表明，當今的經濟積聚正前所未有地嚴重，它在過去的20年迅速增長。那么，為什么這一點沒有被廣泛認同——甚至經常被否認呢?為什么實際上如此多的來自各個政治派別的人都認同過去的30年是經濟競爭復蘇的時代?對于這種值得關注的現象，有幾種可能的解釋。首先，過去的30年見證了世界經濟的戲劇性變化。四種大趨勢發生了，它們分別或者一起出現，以促進新的經濟競爭，而同時又不可阻擋地導致更大的積聚：(1)經濟停滯;(2)跨國公司的全球競爭的增長;(3)金融化;(4)新技術的發展。

　　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的下降，無疑在改變對壟斷和競爭的認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盡管企業的壟斷趨勢一般在經濟學主流中不被看作危機的原因，二戰之后大資本和大聯合企業之間的同一化，特別是在制造業上，經常被視為分析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的一個關鍵部分。和資本聯系在一起的占統治地位的利益集團堅持大企業要擺脫它們既定的勞資關系。企業重組強調和市場壓力一致的精簡節約的競爭形式，這被當權者視為經濟復蘇的至關重要的一步。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它被廣泛爭論)，就是發起更具競爭性的全球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壟斷階段興起的大企業逐漸作為全球經濟層面上的跨國公司來運作——當然它們在自己的國內市場和全球經濟中彼此對抗，有的更加成功，有的不那么成功。結果就是大公司體驗到的直接競爭壓力增加了。這種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在美國公司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公司在戰后最初的年份受益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無可匹敵的霸權。跨國公司鼓勵世界范圍內的外購和銷售作為增加它們的邊際利潤的方式，它們的生產和利潤較少依賴國內市場。從任何一個國家的視角來看，這看上去是競爭的大幅增強——盡管在國際整體經濟中，它鼓勵一種更加廣泛的資本積聚和集中。

　　美國汽車業是這種進程的最明顯的例證。作為經濟力量積聚象征的底特律三巨頭，在20世紀70年代明顯被來自日本和德國的汽車制造商的復興的國際競爭所削弱，日本和德國的汽車制造商能夠在美國市場分一杯羹。正如大衛•哈維所指出的：“甚至在60年代被視為巴蘭和斯威齊定義的‘壟斷資本主義’的范例的底特律汽車制造商們，也發現自己正面臨外國尤其是日本進口汽車的嚴峻挑戰。資本家因而不得不尋找別的途徑構建和保存自己被覬覦的壟斷權力。它們所采取的兩大步驟”涉及“資本的高度積聚，通過金融力量、規模經濟、市場地位和狂熱保護技術進步……通過專利權、許可法和知識產權來尋求壟斷”。

　　影響大企業競爭環境的最重要的歷史性改變之一是金融作為制度的驅動力的復興，在這個時期權力逐漸從公司董事會轉移到金融市場。金融資本，其貨幣資本以光速移動，逐漸占據了鏡頭，與20世紀50和60年代形成鮮明對比，當時工業資本大部分都是自我融資的，不依靠金融資本。在投機金融的新時代，經常有人爭論說，全球化競爭的先進的和純粹的形式已經出現了，由新聞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所稱的“電子游牧族”所統治，沒有人對此有控制權。穩定的公司的舊有統治正在過去，現在的公司在未受過訓練的眼睛看來，就像無盡的競爭喧囂——一個真正的未知領域。

　　技術的變化還影響對大公司作用的看法。新技術特別和數字革命聯系在一起，互聯網帶來整個新行業和大公司，很多舊的大公司，比如IBM，被削弱了，雖然幾乎沒有受到重大打擊。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的《新工業國》中一個小型公司群專制地統治著基于它們自己的“計劃體制”的市場的世界，明顯受到了損害。

　　所有這些發展都通常被視為產生了經濟中的更大的競爭，因而可能和壟斷的普遍趨勢的看法相矛盾。然而，事實更為微妙。這些小沖突大部分都是由逐漸積聚的國際大公司引起的，每次都旨在保持或增強它們的相對壟斷力量。正如哈維所說，這種全球化的寡頭對抗更多地是為了構建和保持“備受覬覦的壟斷力量”，而促進公認的經濟學中所使用的狹義上的競爭則在其次。20世紀的壟斷資本主義并不是在向它早先的19世紀的競爭階段回歸，而是演變成一個21世紀的全球化的、金融化的壟斷資本的階段。蓬勃發展的金融部門創造了喧囂和騷動，但是它還加速了各種各樣的兼并和收購。說到底，金融始終是一支壟斷力量。1999年宣告的全世界范圍內的兼并和收購交易額達到340萬億美元，這個數值相當于當時的美國全部工業資本(樓宇、廠房、機器和設備)價值的34%。2007年，就在金融大危機的前夕，全世界的并購額達到438萬億美元，比2006年上漲了21%。這一過程造成的長期結果是世界范圍的資本積聚和集中的逐漸增長。

　　1971-2008年，500家大跨國公司(在美國和加拿大經營業務)的并購凈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上升。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表現得尤為明顯的上漲趨勢，指出了這些大跨國集團的并購正以超過世界收入增長的速度積聚資本。事實上，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2008年，500家大企業的年全球并購凈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已經成10倍增長。

　　讓我們回到汽車行業。經過20世紀70、80年代的劇變，不再有一系列的全國性的汽車行業，而是出現了一個汽車生產的全球寡頭，其中五家跨國公司——所有這些在這一進程開始時都是全國性的控制中心——制造出了幾乎一半的世界汽車，最大的10家公司制造世界汽車的70%。因此就出現了冪律分布：第25強的汽車制造商現在的份額約為全球市場的o.5%，第50強的全球制造商份額不到0.1%。這種狀況的邏輯指出了現存的玩家之間的另外一種并購聯合的浪潮。沒有銀行能夠開出50萬億的支票給排名第50的企業，讓它加入前五強的行列進行博弈。

　　世界500強企業的總年收入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上升。2006年，就在金融大危機到來之前，這些公司的世界收入相當于整個世界收入的大約35%，然后在危機到來時下降。在過去的六年當中，《財富》一直編制自己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被稱為“全球500強”。(這不僅包括在美國和加拿大經營的那些全球性公司，正如Compustat所使用的較長時間序列中的數據，而是涵蓋世界范圍內的500強企業。)它表明全球500強收入占世界CDP的40%(2008年下降到大約39%)。如果一個全球500強公司的股東擁有公司35%-40%的股份，他們會被視為擁有公司的經營權。盡管這種類推并不完全對，毫無疑問的是，如此大規模的公司越來越代表著世界經濟的控制性利益集團，對資本主義的未來、世界人口和地球造成巨大后果。

　　2009年，按收入排名的全球25強私人大企業是：沃爾瑪，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英國石油公司，豐田汽車公司，安盛公司，雪佛龍，荷蘭國際集團(ING Group)，通用電氣，道達爾公司，美國銀行，大眾汽車，康菲石油，法國巴黎銀行，意大利忠利保險，安聯保險集團，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家樂福，福特汽車，埃尼集團(ENI)，摩根大通，惠普，意昂集團，伯克希爾一哈撒維公司和法國燃氣蘇伊士集團。這些企業橫跨全球。薩米爾•阿明稱之為“廣泛的、金融化的和全球寡頭的晚期資本主義”，非常恰當。毫無疑問，大型跨國公司能夠運用它們非同一般的權力從大眾、國家和小企業身上征收壟斷租金。競爭的新浪潮就說到這里。

　　競爭概念的模糊性

　　在我們看來，對經濟中的壟斷程度長期混亂的最重要原因是我們所說的“競爭概念的模糊性”。這指的是競爭概念在經濟學中和在更日常的使用中(包括在企業自身的用語中)經常很矛盾。米爾頓•弗里德曼在他于1962年初出版的保守主義經典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很好地解釋了這一點。弗里德曼寫道：“競爭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含義。在一般的話語當中，競爭意味著個人的對抗，個人尋求超過他的已知競爭者。在經濟世界，競爭的意思幾乎恰恰相反。在競爭的市場沒有個人之間的對抗。沒有個人的討價還價。自由市場中種植小麥的農民不會感受到自己受到來自鄰居的對抗和威脅，而這個鄰居事實上是他的競爭者。沒有哪一個參與者能夠決定其他參與者獲得商品和工作的條件。所有人都接受市場給出的報價，每個人對價格的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盡管所有參與者一起通過各自行動的聯合效應來決定價格。”

　　換句話說，因為企業數目多、規模小，典型的經營單位對價格、產量和投資都沒有決定性的控制，所有這些都取決于市場，并且每個企業和它的競爭者之間都沒有對抗關系，只有這時，才存在競爭。任何一個公司都無力以改變它或其他公司面對的基本競爭力的方式來進行干涉。因而每個企業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它所不能控制的市場力量決定。這是經濟學中的競爭的基本意義。

　　然而，正如弗里德曼所強調的，上述競爭定義直接同更廣泛地使用并在商業分析中指稱對抗——尤其是寡頭企業之間的對抗——的競爭概念相沖突。他說，商業意義上的對抗式競爭，是和競爭對手的匿名性相聯系的經濟學中的競爭意義的“對立面”。

　　另一方面，被視為競爭的對立面的壟斷也有同樣的問題產生。正如弗里德曼所聲稱的：“當某個特殊的個人或企業對某種產品或服務擁有足夠的控制權，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他個人進入這個領域的條件，就存在壟斷。在某些方面，壟斷更加接近于一般意義上的競爭概念，因為它涉及個人對抗。”他告訴我們，在經濟學術語中，當企業擁有“意義重大的”壟斷力量，能夠影響價格、產量、投資和它們運行其中的市場中的其他因素，因而獲得壟斷收益時，就存在壟斷。這種公司更可能處于同其他公司的對抗性的寡頭關系中。因此，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壟斷“更加接近于一般意義上的競爭概念”。

　　在弗里德曼的競爭和壟斷概念中顯而易見的競爭的模糊性揭示了當今的大公司更接近等式的壟斷一邊這一事實。經濟新聞中競爭和競爭性戰略的大多數例子事實上都是準壟斷企業(或者寡頭企業)之間為了獲得更大的壟斷力量的對抗性斗爭。因此，今天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所說的競爭，更有可能是寡頭式對抗，即壟斷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斗爭?；蛘咴購娬{一下諷刺意義，媒體與商業圈、政客與專家之間越是討論激烈的競爭，事實上經濟中的壟斷力量就越來越強大。

　　我們所說的“競爭概念的模糊性”是在20世紀20年代由約瑟夫•熊彼特作為一個問題首先提出來的，他在自己的經濟由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推動的理論中，較早地擔心大型壟斷企業興起所造成的影響。20世紀早期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大企業的興起，導致很多人試圖解釋從競爭性資本主義到(稱呼各異的)托拉斯的、積聚的或壟斷的資本主義的轉向。馬克思主義者和激進的理論家以馬克思的資本的積聚和集中的分析為基礎，在這方面表現非常突出。20世紀初，在試圖構建基于壟斷的資本主義的獨特理論方面走得最遠的兩位思想家是撰寫《營利企業論》(1904年)的美國激進經濟學家凡勃倫和撰寫《金融資本》(1910年)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按照“盡量簡短的定義”將帝國主義描述為“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1890年美國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旨在控制卡特爾和壟斷企業的興起。當時沒有人懷疑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經濟積聚的新階段，不管是好是壞。

　　1928年，熊彼特在一篇題為《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的文章中論述了這些問題，以及它們所表現出的對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的威脅。他認為，“19世紀”可以被稱為“競爭的時代，緊隨其后直到現在的是一個逐漸‘托拉斯化的’或者‘有組織的’、‘受控制的受管理的’資本主義”。在熊彼特看來，雙頭壟斷或者“多頭壟斷”的狀況(當時“寡頭”一詞尚未引進) 比完美的競爭或者單獨壟斷“實際上重要得多”，“在理論意義上”更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事實上，純粹競爭的概念對于正統經濟學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精神支柱的性質”，由于過于依賴它，壟斷現象出現對經濟學正統的侵蝕是“相當嚴重的”。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中(很久以后的1942年又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中)為解決這一問題引入了“協同定價”的概念。這就意味著在“多頭壟斷”條件下的大公司像協同者一樣行動，在同其他公司的行動的關系中決定自己的行動，處心積慮地尋求限制自己的對手，特別是在價格上，通過各種形式的串謀，以使集團優勢最大化。然而，無可掩藏的是這一事實，即這種方法構成了經濟學之墻的重大“突破”，引進了對于主流經濟學不管是在古典階段還是新古典階段的全部語料庫都非常陌生的基本經濟單位的概念。

　　這種對既定教義的突破在隨后的幾十年中不斷擴張。在主流經濟學中，幾乎同時由瓊•羅賓遜和愛德華•錢伯倫于20世紀30年代引入的不完全競爭的理論，不僅僅(甚或大部分)論述寡頭，而且還強調處于各個層面的所有公司的壟斷因素的影響，特別是以產品差異的形式。壟斷因素在經濟學中的蔓延程度，比正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的分析所承認的要多得多。斯威齊1939年提出了最具影響力的寡頭定價理論，被稱為“拗折需求曲線”分析。他認為，在現行價格的需求曲線中有一個“拗折”，因此寡頭公司能夠發現自己面臨著競爭的價格沖突，如果它們尋求較低價格，市場份額就不會增長，只能擠壓利潤。這些對不完全競爭的貢獻構成對傳統經濟學的重要限制條件。然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卻被從正統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框架中排除，正統經濟學繼續依靠非現實的、越來越荒謬的賣者和買者無窮多的完全競爭的假設。因此，小企業能夠進出各行各業，享受完全信息，生產類似產品。

　　面對大的壟斷或寡頭企業的興起，新古典經濟學所面臨的根本挑戰，是要堅持它的一般均衡的整體理論所依靠的完全競爭的經濟模式，因而放棄對經濟的任何現實評價的可能性，還是支持更大的現實主義放棄這些假想的模式。新古典主義理論家通常作出的決定——從整個20世紀再到21世紀不斷得到增強——是保持完全競爭的模式，盡管它不能適用于現實的世界狀況。其中的原因約翰•?？怂乖谒摹秲r值和資本》一書中表達得最為完善：

　　如果我們假定，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至少在大規模經濟體的重要行業中)對它的銷售價格能夠施加某些影響……因而[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壟斷企業……然而必須要認識到，對完全競爭的假設的普遍拋棄，對壟斷假設的廣泛接受，必定對經濟理論有著摧毀性的后果。在壟斷條件下穩定條件變得不可確定;經濟規律得以構建的基礎因而被剪斷了……

　　我認為，我們只有假設我們將要涉及的大多數公司所面對的市場和完全競爭市場并沒有多大區別，才能從這場災難當中拯救出任何東西——還要切記，受到威脅性破壞的是[新古典主義的]普遍均衡理論的一個比較重要的組成部分……然后，在完全競爭條件下起作用的經濟體制規律在一個包含廣泛壟斷因素的體制下才不會有明顯差異。至少，這種逃避看上去值得一試。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正在走出危險的一步，很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接下來的分析中將要恰當地討論到的問題。不過，我個人認為，我懷疑是否我們為此排除的大部分問題都能由經濟理論方法做出非常有用的分析。

　　因而，經濟學家所面對的選擇是非常嚴酷的：嚴肅地討論壟斷作為現代經濟中一個上升因素的問題，從而削弱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或者否認壟斷的根本現實性，從而維護這一理論。權威經濟理論家一般選擇后一種路線——但是這給他們理解和闡釋真實世界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在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積聚和壟斷的問題在大危機的背景下變得更加重要，通常聲稱，由壟斷企業強加的管理價格和對生產和投資的限制造成了經濟停滯。結果就是這個時期的大量研究和調查，包括阿道夫•A.伯利和加德納•C.米恩斯關于積聚和管理革命的著作《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1932年)、亞瑟•羅伯特•伯恩斯的被遺忘的經典《競爭的衰亡》(1936年)，它們研究價格競爭在寡頭壟斷企業中的實際禁止。隨著這些研究而來的是羅斯福政府的臨時國家經濟委員會所實施的經濟積聚聽證，這個委員會特別關注壟斷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又開展了其他調查。用羅斯?？偨y在1938年的話說，美國正在經歷“歷史上無可比擬的私人勢力的積聚”，而“價格競爭的消失”是“我們目前的[經濟] 困難的首要原因之一”。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極好地回應了羅斯福新政對壟斷的批判，他試圖將現實主義與對“壟斷實踐”的辯護結合起來，將壟斷視為以其最重要的形式同競爭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創造性破壞的永恒風暴”，或者馬克思所稱的“生產的不斷革命”。熊彼特認為，最要緊的是革新浪潮，它使得“經濟結構從內部”革命化，“不斷摧毀舊的經濟體制，不斷創造新體制。這個創新性摧毀的過程是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事實”。然而，他承認，這樣的創新性摧毀也導致了資本的鞏固。

　　他針對寡頭壟斷企業，比如美國的汽車制造，聲稱“從激烈的生死搏斗中出現了現在占總銷售額80%以上的三巨頭”。以這種“經過修訂的競爭”，大公司明顯享受了一定的壟斷權力，“以一種應該被稱為協同而不是競爭的方式在它們中間”采取行動。盡管如此，這種寡頭壟斷公司仍然處于來自外部的“競爭壓力”之下，在這種意義上，無法繼續革新就可能導致保護它們免于潛在競爭者的準入壁壘的削弱。準確地說，正是革新或創新性摧毀使得大壟斷公司周圍的壁壘對新競爭者來說如此脆弱不堪。事實上，在熊彼特看來，如果大公司犯了錯，并不在于“托拉斯化的資本主義”自身，而是由于它經常帶來企業功能的削弱。

　　但是正是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最好地表達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公眾對壟斷和競爭的看法。加爾布雷斯以三本影響頗大的、打破舊習的著作——《美國資本主義》(1952年)、《豐裕社會》(1958年)和《新工業國》(1967年)——領導了對傳統觀點的非正統的自由主義的攻擊。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他在《美國資本主義》中以競爭的模糊性看法發起了自己的批判。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競爭概念的嚴格性成為整體分析的阿喀琉斯腳踵。他引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話，認為最好以此作解釋，哈耶克曾堅決主張：“只有當競爭起主導作用時，也就是說，只有私人生產者不得不根據價格變化調整自身、不能控制它們時，價格機制才能完成自己的功能。”這就是經濟學家們所使用的競爭的定義，加爾布雷斯認為，這導致商人和經濟學家之間的無盡的誤解。商人在花費一整天盤算對手的銷售力量、廣告代理、工程師和調研人員后，可能在感受到采自競爭的極大煩惱中回家。然而如果他能夠對價格進行可測量的控制，那么他就明顯沒有上述意義上的競爭性。如果他對那些從常見的英語用法中占用一些詞匯、為了自己的目的賦予它們似乎非常有限的意義的學者感到些許惱怒，沒有人會感到驚訝。

　　加爾布雷斯認為，美國的典型企業如今在經濟上已經高度集中了，被一小部分“非常非常大的企業”所控制。只要經濟體中的企業用“雙極分類”看來，不是只包含完全競爭者(大量沒有價格控制的小企業)，或者只有壟斷者(單賣家——事實上不存在的現象)，那么理想的競爭模式就是運轉得非常好的。但是一旦壟斷或者“秘密壟斷”被認為是典型例子，所有這一切就都改變了。“假設寡頭在經濟體中是普遍的，就是假設類似壟斷者的權力在很多、也許甚至多數市場中存在。”價格不再是不受個人影響的因素，權力和對抗不再從經濟分析中被排除。“寡頭不但遠離競爭世界……而且它還通向壟斷世界。”

　　基于事實的壟斷觀點在戰后幾十年擁有相當大的市場。哈佛經濟學家薩默納•斯利克特是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他悲嘆“競爭正在死亡的觀點很可能已經被大部分經濟學家所接受了”。暫不論政府的反托拉斯法政策有多大的影響問題，但是與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對反托拉斯的絕望放棄相對比，戰后時期似乎是一個強有力的公共利益行動主義的時期。

　　壟斷和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激進政治經濟學

　　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因希法亭和列寧的貢獻開創了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概念，但是這個領域的工作在20世紀最初幾十年停滯了。更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滿足于停留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基于19世紀的市場條件所確立的情況，無意于依據與壟斷階段相聯系的新發展來擴展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然而，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新馬克思主義)方法發展的關鍵一步，隨著米哈爾•卡萊茨基將“壟斷程度”(一個企業對主要生產成本實施價格加成的能力)的概念引入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分析而產生了?？ㄈR茨基將成本加成視為壟斷程度的指數，因而也是集中程度、準入壁壘等等的反映。他的創新主要表現在《經濟動態理論》(1952年)中的幾段文字中，說明不斷增加的壟斷/寡頭程度的影響不僅是在壟斷企業中(與競爭性企業為敵)積聚經濟剩余(剩余價值)，而且還將以工資為代價提高剩余價值率(也就是說剝削率)。

　　現在可以明了，正如約瑟夫•施坦因德爾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和停滯》(1952年)中所描述的，壟斷的增長創造了一個偏向于過度積累和停滯的經濟體。

　　由“壟斷程度”概念演化而來的卡萊茨基和施坦因德爾的著作，成為巴蘭和斯威齊1966年的《壟斷資本：論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一書的重要經濟學基礎，這本書是隨著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URPE)的興起，激進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崛起的理論基石。因而，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經濟危機讀物以《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激進視角》命名。

　　對于巴蘭和斯威齊來說，資本主義競爭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在自己的書的開頭寫道，“我們必須承認，在19世紀的英國曾占據主導地位的市場關系形式的競爭，已經不再擁有這一地位，不但在英國，而且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典型經濟單位不是為無比巨大的市場生產相同產品的微不足道的份額的小企業，而是生產一個行業、甚或若干行業的大量產品份額，并且能控制其價格、生產總量以及投資的種類和數量的大型企業。換言之，典型的經濟單位具有曾經被認為只有壟斷企業才具有的特性。因此，忽視壟斷在構建我們的經濟模式中的作用，繼續將競爭視為普遍情況，是不對的。我們在試圖理解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時，不能離開壟斷，或者僅僅把它看作一種修正因子;我們必須將其置于分析工作的非常中心的地位。”

　　建立在卡萊茨基的壟斷程度概念的基礎上，巴蘭和斯威齊認為，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在生產水平上確定的)，只特定存在于競爭資本主義中，在壟斷資本主義中已經被生產中產生的潛在剩余率的上升趨勢所代替。這導致過度積累和停滯：對此的主要補償因素是軍備支出、銷售努力的擴展和金融投機的增長。通過對勞動過程實施更緊密的控制，從而從一定的工作額中榨取更多的勞動能力，正如哈里•布雷弗曼在《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中所說明的。又因為能夠更好地在全球范圍內搜尋便宜的勞動力，——這個體系能夠產生更多的利潤。因此就不僅僅是更多的利潤轉向壟斷企業，體系自身當中也產生了更多的利潤。

　　這種分析的核心是價格競爭已經實際上被壟斷資本阻止的觀點——正如早先斯威齊在他的拗折需求曲線中所描述的。在巴蘭和斯威齊撰寫《壟斷資本》的時代，這一點在美國政府對鋼鐵行業所實施的聽證會上得到了強有力的確認。鋼鐵決策者們證實，他們只能心照不宣地或間接地和他們的寡頭競爭者們聯合起來提高價格，并補充說在價格上“我們當然不能下降”，因為那樣“就會遭遇我們的競爭者”——導致激烈的競爭和利潤的下降。正如斯威齊在1958年的鋼鐵聽證會復印件邊頁所注明的：“他們幾乎都在描繪拗折曲線!”巴蘭和斯威齊寫道，寡頭壟斷市場的結果是存在對價格削減的“強有力禁忌”。通過暗中勾結，大公司越來越傾向于一種價格機制，正如《商業周刊》的著名總結所說：“只向一個方向運動——上升。”大型寡頭壟斷公司是價格制定者——不是正統經濟學所假定的價格接受者。

　　這種視角的價值在今天看來已經非常明顯。正如壟斷金融資本的代言人、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在2011年2月所宣稱的：“評價一個企業好壞的唯一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制定價格的力量。如果你已經擁有了提高價格而業務不喪失給競爭者的力量，你的企業就非常好。如果你在漲價10%之前還要進行禱告，那么你的企業就非常糟糕。”對于巴菲特來說，這全關乎壟斷力量，而不是管理。“如果在大約五年前，你擁有城里的唯一一家報紙，那么你就有定價權力，你根本不用去辦公室”擔心管理問題。

　　然而，將寡頭市場變成共享壟斷的協同定價策略在20世紀初只是緩慢地發展。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中觀察到，公司管理層需要時間“學會協同行為的優點”。這通常只發生在一段時間的毀滅性的價格戰之后。間接的串通，比如追隨價格領導者，終于解決了這一問題，為大型企業創造了不斷擴大的毛邊際利潤。

　　在《壟斷資本》看來，競爭并沒有消失，而是形式和方法變化了，極大地偏離了競爭資本主義。針對價格競爭的強大禁忌沒有延伸到行業中的低成本優勢的競爭，這種優勢主要通過降低單位勞動成本獲得——主要武器是生產方式的不斷革命化。然而，在壟斷資本下，成本降低通常并不導向價格下降，而只是擴大邊際利潤。

　　產生于寡頭壟斷對抗的其他各種形式的競爭取代了從前價格競爭所占據的主導作用而占據了優勢：產品差異化、銷售管理、廣告等等(巴蘭和斯威齊所稱的“銷售努力”)成為技術發展之外的主要方式，公司通過這些方法尋求在短期內增加利潤和市場份額。然而，所有這些形式的競爭都更為接近這個譜系中的壟斷一面，既挑戰了古典經濟學的自由競爭觀念，甚至更加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概念。

　　與此同時，如果新技術不適應大公司的長期利潤最大化戰略，它們就會經常阻礙新技術的開發和公布，這是在原子式競爭下不可能的選擇。巴蘭和斯威齊在這里反對熊彼特的觀點，熊彼特認為“創造性毀滅的永恒風暴”——新方法、新技術——是競爭的真正重要的方面，不斷威脅到大公司，威脅到“它們的基礎和生命力”。相反，他們認為，現代大型企業，或者熊彼特所稱的“協同者”，“通常并不威脅彼此的基礎和生命力——甚或邊際利潤。它們所參與的各種非價格競爭絕對沒有不相容于壟斷利潤的恒久性及其與時增長……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永恒風暴已經減弱為偶然拂來的微風，不再是大企業的威脅，而是它們自己彼此之間的協同行為”。

　　《壟斷資本》的中心議題是這樣一種觀念，即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描繪的整個系統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已經失去了它原本的意義?，F實是一種“利潤率的等級制度”，最高利潤處于那些公司大而集中的行業之中，最低的則處于非常原子化的競爭的行業中。因而，公司規模的增長、經濟集中以及準人壁壘服務于更大的公司權力積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這個等級制度內沒有流動，大資本也會收縮或膨脹，一些會退出，新的公司會崛起。單個壟斷公司并非牢不可破;行業的集中水平也會變動。新企業的興起能導致一段時間競爭的增加，直到調試過程出現。但是總的來說，這一理論指出了越來越大的壟斷化、資本積聚和集中，以及利潤率的等級制度。

　　巴蘭和斯威齊的《壟斷資本》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現代企業增長基于積累的理論，按照這一理論，企業規模和壟斷勢力的增長是同追求更多的積累攜手并進的。從這個觀點出發，典型的大型公司的增長，不僅僅是縱向一體化(包括它的生產和分配的整個流程的所有子公司)，以及水平一體化(聯合同行業、處于生產同一階段的公司)，而且還演化成一個聯合大企業和跨國公司，就沒有什么讓人驚奇的了。像杜邦公司這樣的聯合大企業在20世紀的早期就已經開始出現了。然而，在這方面，在二次大戰之后的美國卻發生了質的區別。正如長期現象分析家威拉德•穆勒于1982年所聲稱的：“現在在[美國]經濟體的大多數中，聯合大企業不再是例外，而是規則了。”

　　然而，比聯合企業重要得多的是“跨國公司”的快速增長，這個術語是曾任田納西流域管理局主席的戴維•利連索爾于1960年創造的，隨后緊接著被《商業周刊》在1963年4月的一個特別報道中采用?？鐕荆绕涫窃醋悦绹?，被廣泛視為對各個國家和民族的不斷增長的威脅，被威脅的國家和民族不僅存在于世界資本主義的外圍，而且存在于某些核心發達國家。對于巴蘭和斯威齊來說，這種現象的興起并不難解釋：跨國公司代表著海外的壟斷資本，大公司移出處于體系核心的母國，去控制其他地方的資源和市場?？鐕拘枰氖牵?ldquo;對外國供給資源和外國市場的壟斷控制，使得它們能夠以特別優惠的條款進行買賣，可以將訂貨從一個子公司轉移到另一個，根據哪個國家有最優惠的稅收、勞動力和其他政策來決定。一句話，它們想按照自己的條件、在自己選擇的地方做生意。”

　　20世紀60年代，正統經濟學家在留給壟斷勢力很少空間的競爭模式的框架內，絕望地拼命應付逐漸被跨國公司所統治的世界經濟的新現實。他們始終如一地試圖強調，這種公司是旨在最優配置資源并與競爭性市場保持一致的有效率的工具，它導向一般均衡。最初主流經濟學對跨國公司增長的解釋聚焦于以下幾個因素：(1)國家之間的勞動力和資本的不同要素稟賦;(2)國際股票市場的風險溢價;(3)依賴內部資金以擴張公司市場的需要。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切中以積累和權力為條件的跨國公司的現實。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經濟學家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他在1974年慘死之前成為同時代一位主要的激進經濟學家-1960年撰寫了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他運用企業組織經濟學揭示了跨國公司的現實，直接鼓舞了對這個國際主體的諸多批判著作。海默突破了正統國際貿易和投資理論，依據對全球壟斷勢力的調查，發現跨國公司和傳統的競爭理論相矛盾。其他人，比如查理•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他的《美國的海外業務》中，盡管遠沒有海默那樣具有批判性和現實主義，但也部分地吸收了海默的“直接投資的壟斷理論”。海默關于壟斷勢力對跨國公司投資的影響的著作變得非常重要，就連聯合國由約翰•鄧寧在1993年編輯的叢書《跨國公司理論》，也以海默的著作作為現實主義理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來開篇。

　　馬格多夫和斯威齊發表于1969年的《跨國公司評注》，將跨國資本描述為展現了壟斷資本的基本特色，反映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過度積累的問題。結果是：“壟斷公司受內部壓力驅使，走出和超越了它傳統運行領域-[因而，]今天美國的200家大型非金融企業——這些公司合起來占據全國企業活動的將近一半——已經到達了既聯合化又跨國化的階段。”

　　在隨后的幾十年中，金融企業在接受跨國經營方面緊跟上來。事實上，今天理解大企業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它同金融的關系。在這里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領先于其他所有人。在馬克思的現代企業或者股份企業的概念中，促進資本集中最重要的杠桿——不是競爭本身的壓力(或國家作用)——而是金融體系的信貸的發展?，F代企業的興起，首先以鐵路的形式，然后更為普遍地以工業資本的形式，通過工業證券市場的發展而成為可能。因此金融導致集中。恩格斯在去世之前的1895年為馬克思的《資本論》寫了兩個部分的附錄，第二個部分的標題是“交易所”，可惜只以大綱的形式保存下來。它首先考察工業證券市場的興起，將這種興起系于“在所有的工業國，至少在英國，生產的擴展趕不上積累的增長”(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8頁)這一事實。恩格斯將這種過度積累的趨勢視為大資本創立和通往世界殖民/帝國主義的外移運動加速的一般經濟基礎。希法亭的《金融資本》和凡勃倫的《營利企業論》聚焦于作為壟斷杠桿的金融。

　　盡管工業企業后來產生了很多的內部資金，所以它們曾經一度在投資上極大地擺脫了外部金融，但它們的存在仍然同在積累過程內部廣泛的金融作用的巨大擴張聯系在一起。隨著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公司無法為它們創造的巨額剩余找到生產性投資的出口，逐漸轉向兼并、收購和在經濟體中的金融上層建筑中進行聯合投機。金融領域以一系列的金融創新作為回應，鼓勵更進一步的投機，導致經濟在逐漸停滯——即傾向于在其基礎處放慢增長——的同時，也被信用/債務的增長持續拔高。我們認為，壟斷資本發展中的這一階段最好被解釋為向壟斷――金融資本的轉變。

　　新自由主義的新說辭：壟斷即競爭

　　壟斷處于主流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核心，因此激進經濟學家對壟斷的承認和重視，很難被主流經濟學家所效仿。相反，在20世紀70年代，當然直到80年代初，這個領域恰恰走向相反的方向。向一個“更貧乏、更卑劣”的資本主義體制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將芝加哥學派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帶到了統治地位。哈耶克、弗里德曼、喬治•斯蒂格勒以及其他許多保守主義經濟學家現在統治了這個行業。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者和制度經濟學家——他們對基于現實的對壟斷的評價更為同情——更不必說左派經濟學家，發現自己被邊緣化了。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勝利不是高超的論辯技巧或一流的研究的結果。它最好被視為同壟斷—金融資本的興起相伴隨的必要的政治—經濟政策的對應物。更具體地說，它可以描述為對與資本主義核心中的積累停滯的新階段聯系在一起的積累和競爭的改變的回應，也是對相關的全球經濟金融化的回應。喬伊斯•柯爾克于1988年在《重組世界經濟》中有力地描述了20世紀70和80年代在資本全球化的迫切性上的普遍轉變：

　　資本為追求利潤而持續流動，這一過程本身在客觀上重組了經濟——通過自然的加強，而不是戰略或計劃的結果。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利潤主要發生在金融投機和商業寄生，以及其他短暫無常的服務部門，而不是在生產當中-20世紀80年代金融“產品創新”的驚人增長，股票市場的國際化，銀行和公司為了盡快獲得收益紛紛進行貨幣投機……所有這些都遵循資本主義規律……銀行自身已經從貸款單位轉變為金融投機者……與此同時，資本集中于大型聯合企業和貿易公司中……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日益增長的競爭已經在所有部分——金融、基礎工業、商業——創造了生產能力過剩，阻礙了投資，鼓勵了非生產性金融投機。

　　正如柯爾克所說，這些變化起初通過“自然的加強”出現——作為資本追求克服20世紀70年代中期全球經濟危機的所有局限的結果。但是，它們很快通過國家和國際組織形式導致對所有限制資本的形式的政治-經濟的反擊，這些限制形式原本包括福利國家、商業監管、承認工會、反托拉斯、對外商投資的控制，等等。這在當時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重組計劃。公司逐漸外包生產以削弱工會和降低成本，依托更廣泛的全球資源輸入，利用邊緣國家的低工資。公司之間的全球競爭增加了，但是在馬克思的意義上，它的確為資本的更大集中構建了一個同金融聯系在一起的杠桿。

　　這種新自由主義思想復活的關鍵是重新明確地表達，完全競爭事實上存在于現實當中，并不僅僅是在黑板上。經濟集中和壟斷不再被認為是重要的，盡管一個多世紀以來集中都在不斷增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靈巧地利用了競爭概念的模糊性，這對改變在學者、政策制定者、運動積極分子和一般公眾當中關于壟斷的全部爭論至關重要。

　　使得壟斷勢力這一傳統議題靠邊的最重大的理論發展是基于交易成本概念的關于企業興起的新理論。1937年，羅納德•科斯(他于1964年加入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撰寫了現在非常著名的文章《企業的性質》，認為相對于一個企業的內部生產成本，公司一體化(特別是縱向一體化)的原因與降低產生于市場中的購買投入的外部交易成本有關?？v向一體化發生時，被視為公司通過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試圖產生壟斷勢力，在成本和“效率”上優化的一種方式。

　　交易成本引入經濟學是一個重大革新。但是科斯的意圖很明顯。正如他后來所回憶的：“我的基本立場一直都是……我們的經濟體系基本處于競爭狀態。因而任何對企業興起的闡釋都必須適用于競爭條件，盡管壟斷可能在特別情況下也非常重要。20世紀30年代初，我在尋求一種不依賴于壟斷[動力]的公司存在方式的解釋。當然，我在交易成本中找到了它。”

　　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的觀點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都沒有什么影響力，但是隨著自由市場保守主義的上升，逐漸被用來攻擊所有關于壟斷力量的觀念，挑戰傳統的企業組織理論和反托拉斯運動。隨著對交易成本的重新強調，所有在企業一體化方面的發展都被闡釋為“效率”優化，而壟斷權力的問題被當作不重要的話題在很大程度上被棄置一旁。應當指出，訴諸這種意義的關于“效率”的論點是不可信的，因為它在本質上是循環論證，以根據定義被認為有效率的“市場交易”的術語來證明其合理。以這個視角，更多的利潤和積累被推定為效率的指針，然后因為它們是有效率的而被合理化。根據這一標準，“有效率”的勞動不是勞動時間更少，而是單位勞動成本更低，因為這直接提高了利潤。

　　科斯的交易成本分析后來在奧利弗•威廉姆森具有影響力的著作《市場和組織》(1975年)中得到推進，拓展了它在“效率”方面假定的說法，明確地旨在緩和反托拉斯法對壟斷、寡頭、縱向一體化企業和聯合企業的打擊。

　　在對全球水平的跨國公司增長的分析當中，交易成本分析被那些同情跨國公司的人大力強調。它還為拒絕并最終忽視由海默、巴蘭、斯威齊、馬格多夫以及全球激進批判者開啟的基于壟斷的闡釋提供了基礎。交易成本被表述為跨國公司的外部接口。因而簡單地說，全球公司通過將全球經濟因素吸收到它們內部的進程而運轉得更有效率，從而降低它們的交易成本。壟斷租金不再被認為是中心。主流經濟學家過于強調交易成本，不斷地批判海默的壟斷權力是理解跨國公司興起的關鍵的理論。權力不再是分析全球公司的中心問題。

　　喬治•斯蒂格勒更為努力地試圖支持將完全競爭作為新的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部分，以恢復它先前的榮耀。在他的《喬治•斯蒂格勒——一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自白》(1988年)中，斯蒂格勒強調，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中心目標是全方位摧毀壟斷權力的概念(包括它和廣告之間的關聯)。他還闡明，他自己的著作特別關注反對“越來越多地強調壟斷的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批判; ‘壟斷資本主義’幾乎是那種文獻中的一個固定用語”。盡管斯蒂格勒聲稱，馬克思的積聚和集中理論是對馬克思理論的主線的偏離，不過他還是認為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威脅。

　　在1987年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的“競爭”詞條中，斯蒂格勒開始從廣義上將競爭定義為個人、組織和國際之間的“對抗”，權且掩飾競爭的模糊性，然后很快滑到經濟學術語中的競爭，沒有清晰地區分這兩種意義。隨后完全競爭作為競爭的真正內容和與現實競爭世界“最為接近”的術語被引入。而在經濟中占據統治地位的“實際運行的競爭”(壟斷)，被描述為在現實中根本沒出現的，純粹是理論上的完全競爭：似乎無數小企業作為單元來運作的經濟體。他總結道：“今天完全競爭的概念在理論經濟學上和它曾經有過的一樣非常流行。”

　　與此同時，芝加哥學派從相反的方法出發，建立在斯蒂格勒1968年的《企業的組織》基礎上的關于壟斷積極方面的論證發展起來。這種方法始終將壟斷權力視為：(1)反映出更大的“效率”;(2)很快崩潰并回到競爭;(3)短期壟斷利潤事先被保持壟斷的成本所吞噬。壟斷因而自然稍縱即逝，很快變成競爭，因此它可以被忽略。這還伴隨著對歷史的相當大的重寫，比如，斯蒂格勒和他的同事試圖否認導致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壟斷崛起的掠奪性價格政策。

　　一般說來，新自由主義勝利時代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它促進了那些躲避現實尋求純粹市場競爭的多種版本的經濟學。理性預期理論(按照這種理論，一般的經濟行為人都被委以絕對的理性，能夠利用高等數學做出日常經濟決策)被設計用于否定政府能夠在管理經濟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有效率的市場假說被設計用來在理論層面斷然否認金融領域的任何消極面，除了“有效率的”產出。

　　至于競爭，保守主義風行“可競爭的市場理論”。這種理論被宣傳為“企業組織的新理論”，其目的正如它的首要倡導者威廉•鮑莫爾所說的，是要展示競爭和效率并不一定要求“大量活躍的生產企業，這些企業個個都將自己的決策建立在它太小無法影響價格的信念上”，正如完全競爭理論中所說的。反之，可競爭市場理論假定企業的潛在競爭者的“無成本的可逆準入”或者完全自由的準入和退出。構成壟斷權力的概念基礎的準入壁壘在純粹理論層面被取消了。特別是，規模經濟不再被視為某個企業構成實質上的準入壁壘的優勢。反之，甚至在這種情況下也可能有非常自由的準入。反托拉斯行動因而不再是必要的。競爭性理論于20世紀80年代被用來促進撤銷對航空公司的管制;后來它又前進到正好創造出這種理論所說明的反面，導致壟斷或寡頭。結果，正如企業組織理論家斯蒂芬•馬丁所觀察到的：“純粹可競爭市場理論，被表述為完全競爭性市場理論的普遍化。”他們認為，實際上，完全競爭性市場是存在的，甚至在完全競爭條件不具備的地方。市場是天生自由的，除非國家或勞動者進行干預。

　　在新自由主義階段，反托拉斯法案的實施受到羅伯特•伯克在他的著作《反托拉斯悖論》中的觀點的很大影響。伯克是威廉姆森的著作(盡管著重“效率”而不是交易成本)和芝加哥學派的著作的信徒。他聲稱壟斷是理性的、短暫的，很快被新的進入所消弭。關于壟斷和寡頭市場結構，伯克寫道：“我的結論是這種法律從來也不應當攻擊這樣的結構，因為它們體現了消費者福利的各種力量的適當均衡。”因為消費者的福祉是這一領域的公共政策的目標，任何反托拉斯的措施都因為引起“低效率”而威脅到消費者的利益。壟斷權力的問題完全是不重要的。

　　幾乎所有認為企業的現狀從定義上說是競爭的、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主要保守經濟學家——希克斯、哈耶克、弗罩德曼、斯蒂格勒、科斯和威廉姆森——都被瑞士銀行授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點就讓我們理解了新自由主義的頌歌處于怎樣的主流地位。

　　壟斷和左派

　　最重要的是，全球競爭的增長使得壟斷問題對經濟學家來說不那么緊迫。對于斯蒂格勒來說，正是以美國鋼鐵和汽車行業在20世紀70年代下降的國家和國際地位為象征的來自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的“潛在競爭”，導致廣泛的“對壟斷蔓延的懷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多重要的批評新自由主義的左派經濟學家都同意斯蒂格勒和芝加哥學派關于壟斷不重要的看法，尤其在增長的全球競爭方面。三位著名的激進經濟學家托馬斯•魏斯科普夫、塞繆爾•鮑爾斯和戴維•戈登在1985年認為，美國經濟中的總集中增長得緩慢，國際競爭使得巴蘭和斯威齊分析的壟斷資本問題在美國不再重要。他們指出，美國的汽車制造商“擁有的壟斷權力肯定比他們20年前所擁有的要少。而且這并非一個例外的行業”。羅伯特•羅斯和肯特•特拉赫特在他們1990年撰寫的著作《全球資本主義》中宣布了“壟斷資本主義的死亡”，預測(盡管沒有證據)資本主義現在的特征已是“全球公司”之間的“強有力的價格競爭”，表明外國競爭者進入美國市場意味著美國汽車業不再擁有寡頭壟斷的特征。

　　我們想將此描述為左派經濟學家之間的大分裂的開始，這需要大量的調查和討論，但是我們無法做到。這一主題在左派當中的討論比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教員休息室中發生的多不了多少。多數激進經濟學家——在其他很多問題上都意見不一的群體——的精力和注意力轉向認為“壟斷不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的陣營，大部分左派經濟學家不再關心這個問題。

　　拋棄壟斷概念的一個原因，不是因為接受了明確的理論立場，而是左派當中關于全球化經濟輪廓的思考的極度混亂。戴維•戈登于1988年給《新左翼評論》撰寫了一篇題為《全球化經濟：新大廈還是瓦解之中的地基?》的文章，在當時被廣泛認為是這一主題的開創性研究。這篇文章讀上去就像各種不確定的匯編：全球化是國際競爭的巨大增長，還是由跨國公司統治、獲取新的統治水平的一個過程?盡管戈登非常仔細地分析了相互沖突的各種趨勢，但他發現回答自己所提出的問題還是非常困難的。其他任何人也沒有輕而易舉地給出答案。在這種情況下，相當普遍和一致的國際競爭的觀念占據了很多左派的分析。

　　左派對壟斷資本問題興趣減弱的另一原因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教旨主義血統的增長，后者越來越拒絕在其分析中提及壟斷資本——因為關注壟斷這種方法試圖在超越馬克思《資本論》的歷史領域內前進。正如約翰•威克斯1981年在《資本主義和剝削》中所斷然宣布的：“在巴蘭和斯威齊的著作中高視闊步的壟斷在這些作者的著作之外無立足之地。”

　　然而，對于左派整體來說，從壟斷權力思考移開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競爭概念的模糊性的影響，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改編的競爭，這一點幾乎是沒有疑問的。隨著大公司逐漸在全球市場上流動和擴張，它們不是被看作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所說的“壟斷跨國公司”，而是純粹和簡單的競爭者。各種各樣的思想家們——比如喬萬尼•阿瑞吉、大衛•哈維、羅伯特•布倫納、熱拉爾•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萊維——所寫的有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論文，沒有系統地提及經濟集中和壟斷的問題，不管是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的——將他們的著作在這方面和前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家鮮明地區分開來。

　　考察一下對近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重大貢獻的兩位學者喬萬尼•阿瑞吉和羅伯特•布倫納的著作。阿瑞吉的《漫長的20世紀》表明，左派激進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已經轉變到了什么程度。在他對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描述中，不但沒有壟斷權力或壟斷資本的爭論，而且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的發展也完全用直接來源于科斯、威廉姆森和阿爾弗雷德•錢德勒的交易成本分析來進行解釋。一個世紀以來對壟斷資本增長的左派分析明顯消失了。在1999年，簡單地不再考慮壟斷，布倫納就復制了這個時代精神。

　　當然，在這種從壟斷權力思考的轉變中還有抵抗者。一些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在這些年間繼續發展壟斷資本討論的方方面面。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解決了與壟斷資本聯系在一起的停滯如何導致經濟金融化的問題。他們在20世紀70、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很詳盡地考察了壟斷-金融資本的轉變。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心問題是理解跨國生產如何改變了壟斷資本之間對抗的性質，以及這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后果。正如馬格多夫在《帝國主義：從殖民時代到現在》中所寫的：“需要理解的是，資本積聚和集中的過程受到競爭刺激，引起單個資本間斗爭的加強，盡管在一個不同的范圍、以改變了的策略。”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未將1977年美國鋼鐵業的危機視為對壟斷資本命題的反駁，他們聚焦于鋼鐵業國際剩余生產能力的增長及其與經濟停滯的關系、所導致的競爭力斗爭，以及這種斗爭在全球范圍產生的更多積聚和集中中的作用。這種斗爭并非壟斷資本的結束，而是代表了它向另一種水平的提升。

　　在這方面，企業組織經濟學家埃瑞克，舒茨中肯地觀察了國際競爭：“一旦市場擴張到包括全世界的生產者，集中的趨勢都必定占據統治地位，正如它在全世界的汽車制造業中的兼并聯合中表現出來的。”我們之前已經指出，五大跨國公司現在幾乎占據世界汽車生產份額的一半，而十大企業占全球汽車生產的70%。在這個領域集中只能被預測為上升，而不是下降。

　　其他左派經濟學家也追蹤著壟斷方法。英國理論家基思•考林在他具有先見之明的著作《壟斷資本主義》中進一步推進了爭論。對于考林來說，寡頭正在從主要的國家層面向國際層面移動。他寫道：“國際舞臺上的變化，比如更小、更緊湊的國際寡頭集團的建立，將有利于維持國際串通的程度……國際寡頭的每一個成員都參與其中，所以任何[單個企業]試圖以[例如]關稅降低來保證更大市場的企圖都將導致[其他企業的]即時反應，這意味著這樣的行動是無益的，因而單個國家的壟斷程度都保持了下來。”他指出，全球大型公司認為這是既定的：即以全球勞動力和更小的公司為代價，“自由貿易將導致跨國公司越來越強的統治，意味著利潤轉移至這些大公司”。更有甚者，“國際公司的增長意味著在任何一個國家產生的停滯趨勢……將很快被轉移到很多國家……跨國公司的統治的增長可能增強已經在壟斷資本主義中在地方蔓延的停滯趨勢”，使其變成全球規模。

　　道格•多德在兩本破除舊習的著作《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學》(2000)和《不平等和全球經濟危機》(2009)中，將這種歷史變化解釋為從壟斷資本主義I型轉向壟斷資本主義II型，這非常有價值。如果說壟斷資本主義I型在美國大約1975年以前都明顯是寡頭生產體系，相比之下，壟斷資本主義II型被和金融(和信息技術)更為密切的大得多的跨國公司所統治，它們處于全球經濟頂點，并且是增長的全球一體化生產的一部分。他指出，巴蘭和斯威齊“在1966年所分析的”，“現在適用于全球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II型。為什么是II型?因為20世紀60年代確立的關系和過程已經發生了重大和迅速的改變：從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甚或自2000年以來，大公司的權力和實踐已經在范圍和速度上都有所進展，通過這種做法它們的危險后果大為加深了。”

　　我們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興起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最好被描述為全球壟斷-金融資本。薩米爾•阿明最近闡明了這一階段的更為重大的政治意義： “下面的現象無法擺脫地彼此聯系在一起：寡頭資本主義;寡頭的政治權力;野蠻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國霸權;全球化服務于寡頭的運作方式的軍事化;民主的衰落;地球資源的劫掠;南部國家的發展被拋棄。”

　　我們的希望在于，能夠有對壟斷問題的普遍共識，有對此問題的更為重大的研究和爭論，所有相信基于事實的社會科學的主要學者和經濟學家廣泛參與。這對左派學者特別重要。激進經濟學家很快抓住了新自由主義造就的經濟不平等的迅速增長，盡力考察其原因和影響，宣傳它的存在。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很多杰出的左派政治經濟學家逐漸開始理解和評價金融化和債務對經濟越來越大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壟斷問題是這個鏈條的下一個環節，對于有意義地、綜合地理解不平等和金融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說20世紀的資本主義。迄今為止的研究幾乎都是在隔靴搔癢。

　　理解壟斷權力不但對理解資本主義體制如何運作和停滯以及金融化的問題是必不可少的;它還對于理解政治和統治的真實世界、對任何有意義的帝國主義分析是必要的。為民主而斗爭要求我們，必須面對擁有和控制大型壟斷企業的財閥這一現實，它們持有越來越集中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我們必須學會清晰有效地對那些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體驗到這種權力的結果的人們說話——或者我們作出妥協，不再理會這一現實。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9期，摘自2011年第9、10期《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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