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泛濫的惡果

　　發布時間：2012年06月12日 17:15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朱安東 蔡萬煥

　　今天人們普遍認為，正是新自由主義導致了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過去幾十年里，新自由主義逐漸在全球泛濫，給世界經濟社會帶來了諸多惡果。

　　一、世界經濟一體化加強，但經濟增長減速，結構性矛盾尖銳

　　經濟全球化是由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攫取最大程度利潤的本性驅動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解除對資本投資、商品和服務貿易等自由流動的限制，提倡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世界經濟一體化。世界經濟一體化，導致較高的國際貿易依存度，也意味著世界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升高。一旦某一個或幾個貿易大國經濟出現問題，其余國家和地區很難避免受到沖擊。

　　自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以來，世界經濟增長不是加快了而是減速了。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與前一個時期(1951—1980年)相比下降了一半。

　　世界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時期不僅增長放緩，而且積累了越來越嚴重的結構性矛盾。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出現了日益增大的貿易逆差和經常賬戶赤字，目前已經形成巨額外債。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到2011年9月30日，美國的外債總額已經達到近15萬億美元，超過了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即便按5%的利率計，僅支付利息每年就要花掉國內生產總值的5%。巨額的外債以及大量的政府債務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

　　二、資本利潤率有所回升，勞工力量被打壓

　　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達到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集團的目標，打擊了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斗爭，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被摧毀，國際壟斷資本的利潤率有所回升。但與此同時，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各種矛盾不是緩解了，而是激化了。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是明證。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為保證利潤率，西方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打壓工人階級的措施，導致工會成員率下降、失業率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導致工人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貧富分化加劇，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受到威脅。為了維持生活，在投入更多的勞動時間的同時，美國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貸消費。

　　1.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在統治集團的打壓下，美國工會力量遭到極大削弱，工會成員率大幅度下降。美國工會成員率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急劇攀升，從10%左右升至近35%，但戰后隨著麥卡錫主義的盛行，工會力量遭到削弱，1975年工會成員率降至25.3%，到2010年下降至11.4%。其中，私人部門的工會成員率更低，到2010年尚不足7%。類似的情況也在其他國家出現。

　　2.在工會力量被削弱的同時，為使勞動力市場保持競爭從而壓低工人工資，許多國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經濟為由有意識地提高失業率，其中美國最為典型。美國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失業率與之前一個時期相比也有較大幅度的攀升，本輪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后其失業率一度超過10%。

　　3.由于失業率長期處于較高水平，再加上工會力量的衰落，各國工人斗爭的能力和意愿急劇減弱，工人的實際工資也出現了下降趨勢。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目前美國工人的小時實際工資仍未恢復到1973年的水平。在西方其他國家，工人實際工資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漲，要么出現了下降。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就更加悲慘。

　　三、經濟金融化加強，各種金融風險加劇

　　所謂“金融化”，是指在民族國家內部和國際上，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以及金融精英在經濟及其統治機構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的過程。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出現了經濟金融化的現象。

　　金融化趨勢是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隨著資本積累的發展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下降，過剩資本不得不從產業部門投向流動性更高的金融部門。隨著金融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機的到來，整個經濟陷入嚴重的危機甚至蕭條，各種社會經濟矛盾進一步激化。

　　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美國經濟不斷金融化。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金融業在國內總利潤當中所分割的比重越來越大，從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本世紀初的45%，而同期制造業的比重卻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于20%。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危機，大型金融機構破產時有發生。

　　導致這種危機的，就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美國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并把它推廣到世界各地，其結果是，金融市場幾乎沒有監管，信息極不透明，欺詐成風并且帶來了嚴重的金融泡沫。金融化不僅使美國的產業結構日益呈現出了“服務化”或“后工業化”的趨勢，甚至導致世界經濟體系的失衡。當前，幾乎所有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都出現了嚴重的金融泡沫。而且，由于金融市場的全球化，這些單個國家內部的金融泡沫相互融合，形成有史以來全球性的金融大泡沫。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泡沫越大，破裂后造成的后果越嚴重。

　　四、貧富差距拉大，貧困問題嚴重

　　自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以來，除個別歷史時期以外，人類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劇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是國與國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加劇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在幾乎所有的國家內部都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如果按購買力平價來進行估計，目前全球最富有人口的10%占有了全球總收入的50%以上;而如果按匯率進行估計，他們占有全球總收入的2/3以上。

　　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大部分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推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出現了對資方有利的變化，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一方面，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上漲緩慢甚至停滯或下降;另一方面，資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收入劇增，而且越富者收入增長越快。從1979年至2007年美國不同收入群組家庭的平均稅前收入中可以看到，除了最富的20%家庭以外，剩余的80%家庭的稅前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事實上，稅后收入也是如此)。相反，越是富人收入增長得越快。在這近30年的時間里，全社會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長了51%，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長了89%，最富的10%的家庭收入增長了116%，最富的5%的家庭增長了146%，而最富的1%的家庭增長了241%。絕大部分國家的情況也與美國相似。法國巴黎經濟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收集整理的“世界富人收入數據庫”發現，各國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富人們的收入份額從大蕭條開始尤其是在二戰期間急劇降低，在戰后的20多年里要么繼續下降，要么變化不大;而進入新自由主義時期之后則不斷上升，越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執行得徹底的國家富人收入上升越快。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英國、日本和法國4個國家收入最高的1%富人的收入都出現了上升，尤其是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徹底的美國和英國，分別從1981年的8.0%和6.7%上升到了2007年的18.3%和15.5%。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數據，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40上升到了2010年的0.47。

　　由于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貧富分化極其嚴重。根據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發布的《全球家庭財富分布情況》，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擁有高達40%的全球家庭財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擁有85%的全球家庭財富。而占世界人口50%的成年人口擁有的財富比例只有1%。全球家庭財富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892，相當于如果全球總共只有100個人和1000美元的話，其中一個人擁有900美元，而其余99人每人僅擁有1美元。富人越來越富，貧富差距拉大，經濟增長緩慢，這些都預示著世界貧困問題的嚴峻。

　　由于失業人口和貧困人口的增加以及貧富差距拉大，許多國家出現了犯罪盛行并且犯罪形勢惡化的現象。現在，全球至少有超過1000萬人被關在各種各樣的監獄里面，而在2002年，這個指標只有大約900萬人。美國在這方面問題最為嚴重。美國每年發生的犯罪案件和被關進監獄的人口都是全球最多的，其監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是全球最高的。在2010年，在美國發生的犯罪案件超過1000萬起，其中暴力犯罪約125萬起，財產犯罪約908萬起。犯罪案件高發導致美國監獄犯人數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急劇增加。

　　五、部分前社會主義國家陷入災難性境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東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采納新自由主義政策后的情況。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的數據，到2003年，在26個原蘇東國家中只有7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2003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等5個國家經濟總量仍未恢復到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只恢復到各自1990年水平的51%和66%。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也認為這次的“轉型蕭條”要比30年代的大蕭條造成的后果更為嚴重，相當于發生了一次大規模戰爭。

　　在解體以前，蘇聯是全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是唯一能夠和美國抗衡的國家，無論軍事、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都處于世界前列。但今天俄羅斯已經淪落為一個主要靠出賣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以及武器設備來維持經濟增長的國家。其他絕大部分產業到目前為止尚未恢復到其解體前的水平。

　　新自由主義極大地破壞了俄羅斯的工業。直到2009年，大部分的工業部門的產出水平仍然未恢復到199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1990年水平的72%。不論是輕工業還是重工業，都一度出現了大幅下降，尤其是紡織業和皮革業等輕工業，到2009年仍然只有各自1991年產出水平的20%多一點，降幅高達77%。重工業相對情況較好，但是仍然減少了50%左右的產量。“休克療法”不僅帶來了經濟蕭條，而且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公。在轉型之前，這些國家都處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行列，而轉型后，相當一部分國家已經成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由于“休克療法”帶來的經濟動蕩和惡性通貨膨脹，盧布在國際市場上大幅貶值，僅在1992年蘇聯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新自由主義不僅給蘇東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災難，而且帶來嚴重的人口災難。經濟崩潰和貧富分化加劇，導致蘇東許多國家出現了人均預期壽命下降的情況。

　　原蘇東國家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經濟主權受到嚴重威脅。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匈牙利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私有化，但是由于國內的新興階級沒有能力購買大中型國有企業，導致最終收購者多是外國資本。在1998年私有化運動結束時，原來屬于匈國有的生產資料有80%以上成為私人財產或外國資本的囊中之物，國家保留的國有資產減少到社會總資產的20%以下。該國只保留了核工業、發電網、交通、廣播電視發射、27個農業經濟公司和國有森林的產權，其余產業基本實現了私有化。在此期間，匈經濟卻不進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期間經濟連年衰退，國內生產總值總共下降了近20%;1994年以后雖然經濟有所回升，一直到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才恢復到1989年水平;即便到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相當于在1989—2006年期間年增長率平均為1.4%。

　　東歐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尤其是工業和銀行業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喪失了主導權。在7個蘇東國家中，有4個國家外國資本占銀行業的65%以上，愛沙尼亞居然達到了80%;外資對這些國家工業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個國家超過了50%，其中克羅地亞甚至達到了85%。國民經濟如此嚴重地被外資控制，其國家主權和人民生活必然會受到嚴重影響。由于經濟主權受到威脅，政治主權也會受到影響，而且當出現危機時會受到更大沖擊。

　　六、拉丁美洲為新自由主義改革付出沉重代價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拉丁美洲在“華盛頓共識”主導下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20世紀90年代后，新自由主義的巨大破壞后果開始顯現，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宣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失敗，拉美國家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1.新自由主義改革使拉丁美洲國家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以1982年發生的債務危機為標志，拉美經濟結束了戰后30年的持續增長的局面，出現了持續衰退。經過艱難的調整和改革，拉美經濟于1990年年底轉入恢復增長期，1991—2000年，拉美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3.2%，人均GDP年均增長1.2%，雖然高于20世紀80年代水平，但仍明顯低于六七十年代5.5%的水平，更低于東亞國家6.5%—7.5%的水平。

　　2.失業率攀升，兩極分化，社會不公現象嚴重，社會矛盾激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倡導國有企業私有化，廉價出售的國有資產使得一些政治、商業精英階層一夜暴富，私有化的消極后果卻由普通民眾承擔。根據拉美經委會的統計，1994年拉丁美洲的貧困人口為2.09億，2003年為2.27億。2004年貧困人口占拉美國家總人口的43.9%，其中19.4%(約1億人口)為極度貧困人口。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經濟泡沫破滅之后拉美國家經濟陷入持續衰退，社會矛盾激化，拉美國家接連發生罷工、民眾和軍隊暴動，社會動蕩不斷。

　　3.拉美國家對發達國家產生新的依附關系。新自由主義給拉丁美洲帶來的巨大災難使拉美人民逐漸意識到其弊端，特別是2001年爆發的阿根廷經濟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衰落。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國左翼政黨上臺，紛紛采取措施開始扭轉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經濟社會惡化局面。

　　七、全球范圍的有效需求不足，生產能力過剩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導致許多國家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大量民眾相對和絕對貧困化，大眾消費需求增長緩慢、投資水平下降、政府支出減少，導致世界范圍的有效需求增長緩慢甚至減少，出現了嚴重的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現象。受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泡沫的影響，全球生產能力出現了世界性的過剩。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情況更加惡化。以美國為例，其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期間平均為82.9%，而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平均只有78.1%，后一個時期產能過剩更加厲害。歐洲的情況和美國類似，而拉美的產能利用率在上世紀最后20年也非常低。

　　產能過剩的問題日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羅伯特·布倫納就認為，生產過剩而非金融崩潰才是危機的核心。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另一方面是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只要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經濟危機。本輪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和深化就是由這兩個因素決定的。與此同時，由于新自由主義的泛濫，許多國家出現教育退化等一系列問題。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在過去幾十年里并沒有給世界人民帶來其所許諾的各種美好前景。相反，新自由主義的泛濫使得許多國家經濟停滯和衰退，社會發展停滯或倒退，許多國家人民生活惡化。它進一步激化了各國的經濟社會矛盾，導致了本輪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并很有可能使危機長期化。

　　(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副書記，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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