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樹東《大國興衰》：不能讓大多數人永久地窮下去

    《大國興衰》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他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筆者寫這本書則希望通過對過去200多年世界歷史的透視，“究興衰之際，通各國之變，為人間正道立言”。即，通過分析各國興衰更迭，尋找左右其成敗的共同原因；通過分析一國內部利益格局的演變，探究其發展戰略變遷的軌跡；通過分析主要歷史事件和思潮，為符合歷史邏輯的發展方式立言。一國的盛衰不是偶然的。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歷史現象來觀察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由弱到強或由盛而衰的軌跡。希望本書能為讀者“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提供一個宏大的歷史坐標；為正確的發展選擇提供借鑒。

    236年來的路線之爭

    1776年，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兩件當時看似無關，但卻共同對后來的人類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一件是亞當??斯密發表了《國富論》；另一件是締造美國的人們簽署了《獨立宣言》。這兩件事，在后來的歲月里誘發了關于落后國家發展方式的兩種不同路線的爭論。概括起來就是：對后起的國家而言，是通過自由貿易發展自己還是通過保護主義發展自己？最初，自由貿易的代表是亞當??斯密，而保護主義的大本營是美國學派。

    本書就是圍繞這場路線之爭來展開這200多年的歷史的。

    美國立國以后有過激烈的路線之爭。最初三十年，美國實施的是自由貿易戰略，利用農業和原材料的比較優勢，拼命要擠到歐洲的經濟體系里去，做一個趕集市貿易的農民。后來，在同大英帝國的較量中，尤其是在1812年戰爭前后，美國精英痛感自由貿易的危害，轉而支持保護主義。從此，兩條路線的爭論雖然持續存在，但是保護主義在美國逐步占了上風。而內戰則摧毀了自由貿易最后和最黑暗的利益堡壘。

    美國崛起的歷史，猶如一幅宏大的畫卷，細節如此龐雜而邏輯如此鮮明。其間，圍繞路線之爭，利益集團彼此爭奪國家發展的方向，演繹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和許多幾乎沉船的危機。但是，美國終究成了超級大國。太平洋(601099)對岸美國走向霸主的歷史，對中國有許多借鑒意義。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從本書第二篇直接開始。

    這種關于發展道路的爭論，后來被李斯特帶到了德國，再后來變成了一場世界范圍的爭論，至今從未間斷。

    保護主義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美國的崛起和德國、日本不一樣。這三個國家都實施了保護主義。但是，德國和日本由于國內市場狹小和原材料缺乏，必須走出去，繼而同既有國際秩序發生碰撞，挑戰了既有體系，最后失敗。而美國幅員遼闊，內部市場廣大，資源豐富，保護主義不僅保護了民族工業和科技，還在同大英帝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之間筑了一道防火墻。美國對世界秩序的改造，是在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以后。美國是和平崛起的，而保護主義(門羅主義)是它的保障。

    為什么這個防火墻很重要？本書在第一篇中撇開許多價值口號，詳細解構了當今世界體系的利益結構和它的基本目的。在這個體系下，簡單地融入，要么大量放棄國家利益搞犬儒主義；要么堅持國家利益而面臨大規模利益沖突的可能。中國要和平崛起，需要在中國同現有世界體系之間筑一道防火墻，減少中國同不公正的世界體系之間的沖突；同時，又要避免滑入全球化陷阱，以自己的財富謀別人的發展。

    犬儒主義危害甚大。筆者認為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精神可以變為物質。有了意志可以從無到有，意志消沉可以從有到無(參見第三章)。而犬儒主義是意志消沉的表現，危害無窮。以日本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牢記以前挑戰世界體系的教訓，在20世紀80年代，搞了經濟上的犬儒主義。為了避免同既有世界體系之間的利益沖突，幾乎照單實施了別人提出的改革和經濟政策，最終一蹶不振。對這段歷史，本書在第四篇中有詳細的演繹，并對美國的戰略戰術有詳盡的分析。

    我為什么要談論“主義”？

    筆者最早是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提倡者。后來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所見所聞極大沖擊了早期的想法。發現走萬里路，做萬件事，遠勝于躲在象牙塔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可以全方位實地觀察、體驗、研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現實的機會，實在是人生經歷的一次躍進。帶著關于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浪漫幻想走進新自由主義的“理想國”，相當于一個夢想著風平浪靜的游客一下子掉進百慕大的漩渦里。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所帶來的沖擊和震撼，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

    本書多次談到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許多讀者可能會問，“主義”就那么重要嗎？其實，筆者何嘗不希望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現實世界里——在那里我們少談主義，甚至不談“主義”，可以把關于“主義”的對話緊鎖在書柜的最頂層里。但是，現實生活充滿著利益差異和沖突，許多人就把對利益的追求包裝在“主義”的外衣里。“主義”就是利益。所謂“主義”之爭，路線之爭，其實就是利益之爭。關鍵在于爭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哪個國家的利益。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候，避免討論這個主義，可能就是為了推動與之相關的利益格局。當胡適先生提倡不談主義不爭論主義的時候，其真意未必是不談主義，而是為了維護占支配地位的利益格局，為了避免談論對這個利益格局的改造。

    全球化思潮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而新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思潮的延續。所謂“新”是因為它是在長達90多年的社會改造運動中，尤其是在美國“新政”和二戰以后逐步產生和興起的。人類歷史上那場持續90多年的社會改造運動的共同特點是，無論東南西北，無論方式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公平。而全球化思潮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摧毀那些社會改造運動的成果。這個時代背景和它的針對性，決定了它的“新”。比起“舊”，它對社會公平公正的攻擊，對社會進步的攻擊，對保護主義的攻擊，對達成國際公正具體建議的攻擊，更加直接而有針對性，更加具體而鮮明，更加激烈而極端。如果說原有的自由主義是右的話，這個“新”的思潮就可能是極右。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參見第二章)。本書的頭五章對這個思潮興起的歷史有詳細的敘述。這套東西，讓日本失去了20年，拉丁美洲失去了20多年，讓美國和歐洲正在失去它們的10年，我們一定要警惕。

    構建橄欖形社會，需要橄欖型改革

    筆者崇尚個人自由、民主和法治。但是，我們不是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在市場經濟中，任何東西都是有價或有償的，任何選擇和任何行為都需要一定的資源為基礎，都有機會成本或直接成本。所以，利益結構是基礎。這其實是馬克思的方法。一般來講，那些占有大量資源的集團擁有的自由選擇權就比較大。所以，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經濟基礎。筆者提倡“共同的富裕，公平的自由，普遍的民主，自主的發展，強大的國家”。共同富裕是基礎。

    中國通過幾十年的發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經濟的風險也在加深加劇。主要有二，第一是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第二是出口導向戰略的危機。

    破解這兩個難題的關鍵在中國內部，就是推動社會公正，調節收入分配，提振內需，降低對出口的依賴，解決生產過剩，并從利益結構上降低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簡而言之，就是要構建橄欖形社會。在橄欖形社會中極端貧困和極端富有者都是少數。構建橄欖形社會需要橄欖型改革。橄欖型改革方略應能達成下面這個目的：它能有力地推動財富和收入向廣大的中下層流動，推動中產階級的形成和擴大，形成橄欖形的分配結果。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構建的是金字塔形或撕裂型的利益格局。推動橄欖型改革需要擯棄這些東西。

    中國通過幾十年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比如代表大私有資本利益的利益集團和代表外國資本利益的利益集團，即人們通常稱的權貴資本主義利益集團，以及非常弱小的中產階級利益集團和比較廣大的下層利益集團。它們當中，哪一個利益集團是既得利益者呢？當然是那些在改革過程中財富和收入越來越處于相對優勢的利益集團。任何一個改革方略都不可能對上述所有的利益集團同等有益。一定要具體分析，誰受益，誰受損，財富向誰流動。

    橄欖型改革需要反映大多數人的利益。在任何社會，極右和極左都是少數，如果改革被極右和極左綁架，都是國家的不幸。目前，極右就是急劇拉大財富和收入的差異，極左就是想搞絕對平均主義。而廣大中下階層的最大公約數是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我們應當尋求這個最大公約數。它才是橄欖型改革的基礎。橄欖型改革其實也是群眾路線。相反的例子是有的，20世紀70年代，拉美許多國家發生政變，實施獨裁。它們不顧民意，強制性地在國內推動代表大資本和國際資本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改革，用暴力壓制所有不同的聲音，把國家導入深淵，最后經歷了漫長而普遍的不滿和暴動。后來在下層人民的推動下，獨裁者們幾乎遭到全面清算，經濟政策幾乎全面左轉(參見第三篇)。但是，國家已經飽受劫難。

    警惕政策性致貧

    任何社會大規模的利益結構變遷，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或失誤造成的，而是政策選擇的結果。全球化是一個政策性致貧的體制，它導致一國之內財富向精英流動，國家之間財富向發達國家流動，制度性地制造著貧窮階層和貧窮國家。

    一國財富的分配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在國際進行分配，一個是在國內各階層之間進行分配，二者交織在一起。中國國民財富的大規模流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是包括發達國家精英集團在內的大多數人都認知的事實。筆者的發現是，國際分配中財富的大量流失與國內的分配不公互為因果——分配不公導致貧富懸殊，貧富懸殊導致需求不足，內需不足導致出口依賴，特殊的出口導向導致財富流失。這就是我們一直反復強調的、困擾中國經濟的“鐵三角”，在《中國，你要警惕》一書中有詳細闡述。不解決國內分配不公，就無法解決財富的大規模流失。在國際國內兩個分配層次都不公平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的增長很難解決不包容的問題，中國的中下層就不可能擺脫艱難的處境。

    本書反對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并以此制定國家發展戰略。它是要把落后當成優勢固定下來，讓暫時落后的國家，永遠處在產業鏈的低端。有人說，咱們中國工人的工資低，是比較優勢，我們要發揚這種優勢，就應該繼續實施低工資政策；假如我們提高工人工資就失去了比較優勢。這種發展方式從出發點到歸宿點，都是低工資。這種低成本競爭戰略是貧富懸殊的始作俑者。

    實施低成本競爭戰略的關鍵就是能否成功打造低收入洼地。過去，推行私有化和破除社會保障體系形成了低收入洼地。私有化的推行導致幾千萬工人下崗，轉制以后工人收入大幅度下降，許多中小私有企業工人的工資在過去十多年中停滯不前，農民工長期低工資，這些有力地降低了工人的直接工資。而在教育、住房、醫療等公共領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農村社會保障的缺乏等，則大幅度降低了二次分配的作用。所有這些，為中國“成功”地打造出了低收入洼地。中國的出口繁榮就建立在這個洼地上。但是，這種“成功和繁榮”卻是中下層的“失敗和貧困”。(參見第五章和第五篇)

    筆者在國際金融體系里摸爬滾打了許多年，親歷和見證了中國經濟的繁榮，并為許多人曲解鄧小平而不平。許多人打著鄧小平的旗號各取所需。鄧小平是提倡先富起來和共同富裕的。二者絕對不能割裂。因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另一面，就是讓大多數人先(相對地)窮下去。而作為老一輩革命家的鄧小平是不能容忍大多數人永遠窮下去的。所以，他反復強調最終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才是目的。沒有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固化起來，就變成了大多數人永遠地窮下去。低成本競爭戰略無法實現共同富裕，那些打造低收入洼地的政策措施，比如私有化，只能導致更加嚴重的貧富懸殊，只能導致內需更加不足，在全球性生產過剩的今天，中國將無法破解出口難題。

    本書原名《選擇和崛起》，成于經濟危機最高峰的2008—2009年之間，帶有那個特殊階段的色彩。幾年下來，書中的許多分析和預測，都在現實中演繹著。中國遭遇著出口危機，中國經濟不得不轉向內需。這為中國實施一定程度的保護主義提供了歷史性機會。中國應當通過關稅政策、非關稅政策、產業扶持政策、國家采購政策、自主技術標準政策、高標準的準入政策，以及匯率政策等等，扶持和保護核心產業，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高收入工作崗位，為創造共同富裕的高收入社會創造必要條件(參見第十八章)。

    摘自：黃樹東：《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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