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風暴，世紀一遇的金融風暴，從華爾街刮起，席卷全球。受其影響，有的國家破產，一些政府垮臺，大批企業倒閉，無數工人失業，經濟一片凋零。人們從風暴中覺醒，譴責引發這場風暴的始作俑者——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主義”，它與國際金融危機是什么關系，我們應從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中得到什么啟示，中國如何有效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處于改革發展又一個攸關未來路口的當代中國，必須對這一歷史性課題作出明確回答。

　　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理論工具

　　20世紀70年代，在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轉變之際，資本主義經濟罹患“滯脹”怪病，生產停滯、通貨膨脹和失業增加三個“冤家”前所未有的大“碰頭”，使處于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陷入困境。趁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失敗、政策失效之機，在替補席冷坐了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開始崛起，在美英等發達國家日漸興盛，并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了西方經濟學的主流。

　　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雖然學派林立、體系龐雜，但其立論基礎、政治取向和政策主張卻是相同的：都以“三論”——人性自私論、私有制永恒論和市場萬能論為理論基石，以“三反”——反社會主義、反公有制、反國家干預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為政策主張。這是一種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核心的理論，是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需要的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上臺后，為了扭轉國內活力不強、效率低下的經濟狀況，增強國際壟斷資本的競爭力，增加與蘇聯對抗的籌碼，他們舉起新自由主義大旗，全面推行私有化和國家干預最小化。1990年，一些國際組織和學者，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政策系統化，形成“華盛頓共識”，并用于指導拉美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調整與改革，新自由主義進入其發展的巔峰期。

　　“華盛頓共識”極力主張貿易、金融、投資自由化，要求發展中國家敞開國門，放松對外資的限制，降低或取消各種貿易壁壘，為國際壟斷資本全球擴張、攫取高額壟斷利潤掃清制度障礙;極力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認為公有制是效率低下的根源，國有制是對自由的限制和否定，要求發展中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大規模出售國有企業，用資本主義私有制“規制”世界;極力主張減少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認為市場調節可以自動實現市場均衡，要求發展中國家取消或放松政府對經濟特別是金融的管制，讓“看不見的手”主宰國家經濟發展。

　　“華盛頓共識”是新自由主義的完成形態，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從一般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政治教條和意識形態。它表面上是維護作為人類最高價值準則的“自由”，實質是為國際壟斷資本掠奪和剝削發展中國家提供理論依據，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世界，把所有國家都納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在全球范圍內終結社會主義制度。

　　國際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走向破產

　　實踐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檢驗一種理論的試金石。新自由主義關于市場是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關于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關于加大政府公共開支、提高政府投資效率，關于把政府的行為納入法制軌道等主張，具有一定合理性，在實踐中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其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核心政策主張，則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虛偽性和欺騙性，給全世界帶來極大危害。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使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斷或延緩。拉丁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在西方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壓力下，推進貿易自由化，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實行大規模私有化，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導致國家經濟嚴重衰退。泰國等亞洲國家在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下，1997年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大批銀行倒閉，國際儲備下降，貨幣貶值，生產衰退。新自由主義的泛濫加劇了全球貧富兩極分化。新自由主義的推行使“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導致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據世界銀行統計，在新自由主義剛得勢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國家人均收入是最貧窮國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則達到330多倍;高收入國家的10億人口擁有全球財富的60%，中收入國家的15億人口和低收入國家的35億人口各擁有20%;聯合國確認的最不發達國家由1974年的19個增加到2002年的49個。全球性兩極分化成為世界動蕩不安、沖突頻仍、恐怖主義泛濫的重要根源。

　　新自由主義引發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勞動人民帶來深重苦難。危機導致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失業人數劇增;企業經營效益下滑，工人收入大幅下降;國家財政收入收縮，社會福利明顯減少;世界貧困人口陡增，無家可歸者隨處可見。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2009年全球失業人口高達2.12億人。據世界銀行2011年統計，全球新增4600萬極度貧困人口。歐美國家由于債務危機削減工資福利，導致勞資矛盾尖銳，社會危機加深，“占領華爾街”等抗議、罷工接連不斷。

　　新自由主義及其完成形態“華盛頓共識”之所以給世界帶來如此嚴重的危害和影響，核心在于其人性自私論、私有制永恒論和市場萬能論的理論基石，是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危機苦果最終落到苦果制造者的頭上，進一步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局限性，標志著新自由主義不可避免地走向破產。正如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所說，“我們終于要與主張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訣別了”。

　　與此同時，金融危機爆發后，《資本論》卻在全球驟然熱銷，西方又出現了馬克思熱。一時間，一些學者、政要、銀行家、公司經理、青年學生，甚至大主教，紛紛研讀《資本論》，試圖從中尋找危機的根源和擺脫危機的答案。

　　《資本論》此時之所以受到人們的尊崇，說到底是因為馬克思在這部巨著中闡明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可惜的是，很多人沒有從中得到真諦。比如，所謂政策失誤論、金融創新論、風險低估論、監管缺位論、政治周期論、中國責任論、人性貪婪論等，這些對此次金融危機原因五花八門的解讀，多數是用現象解釋現象，沒有觸及危機的根源。

　　這次金融危機沒有超出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邏輯判斷，根源仍然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生產無限擴大趨勢同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機理是：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導致美國企業利潤和工資的比例由1960-1969年的43：49下降到2000-2007年的63：8。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或生產相對過剩，美國政府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展消費信貸，鼓勵居民“透支消費”。這種消費模式，使美國居民不僅用盡了當前的收入，還透支了“未來的收入”，形成了巨大的債務泡沫。更為嚴重的是，美國政府也在“透支經濟”。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轉而倚重來自國外的投資以支撐本土經濟的增長，以至于1985年以后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為了轉移和分散風險，各放貸機構和投資銀行就制造各種金融衍生品，以“高回報、低風險”為誘餌，推銷給全社會乃至全世界。一旦延伸過長的鏈條中斷，危機就會以海嘯的形式爆發。

　　當前，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拋棄了新自由主義，寄希望于新國家干預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相比，新國家干預主義認識到市場調節的局限性，承認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充其量只能減輕、縮短或推遲危機，而無法根治和防止危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實踐中顯示優越性

　　在世界各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中國一枝獨秀，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稱贊。2008-2011年的四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6%，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貨物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5.3%，占世界比重由2008年的7.9%上升為2010年的9.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9.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6%，人民生活持續改善。與西方國家經濟復蘇緩慢、歐債危機蔓延、勞資關系緊張相比，這份成績單，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之間的協調。公有制為主體，順應了生產社會化、國際化的客觀要求，實現了生產資料占有的平等性，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和走共同富裕之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順應了生產力多層次的客觀要求，有利于調動各種因素的積極性。在市場經濟中，兩者平等競爭，各展所長，優勢互補，不僅提高了效率，也保證了公平。特別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國有企業不僅承擔了抗擊危機沖擊的重任，而且在技術、資金等方面幫扶非公有制企業解決困難，與其抱團發展、共克時艱，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非公有制企業各自發揮特長和優勢，主動轉型升級，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兩者的協調，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企穩回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之間的協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遵循市場規律，又要求國家宏觀調控。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另一方面，又積極發揮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制定長期發展目標、五年規劃和年度計劃，使經濟有規劃按比例發展;掌握一定的重要資源配置權和重大建設項目審批權，促進各項建設平衡協調發展;建立和管理必要數量的國有企業，有效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和經濟社會發展方向，增強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保持效率和公平的統一;相機調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促進宏觀經濟總量平衡和結構協調;對新出臺的改革措施先行進行局部實驗，防止發生全局性失誤;等等。這種制度安排，既遵循了市場運行規則，又彌補了市場調節的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功能性缺陷，避免了經濟大起大落。在這次危機應對中，我國的經濟調控模式，表現出高度的政策決斷能力和資源動員能力，其反應速度之快、治理力度之大，是世界其他國家所難以企及的，為阻止經濟過度下滑，快速走出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特有的所有制結構模式、宏觀決策模式和微觀傳遞機制，表現出強大的經濟調節功能和危機治理功能。柏林墻倒塌后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中國模式’代表集中和高效。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結。隨著中國的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自覺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們進一步認清了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和危害，許多國家掀起了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浪潮。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必須旗幟鮮明地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

　　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保持我國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我國的改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的，就是要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同市場經濟的機制優勢結合起來。改革中，我們注意吸收了西方經濟學中一些有益的東西，但改革決不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決不能認為搞市場經濟改革就要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也決不能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反對市場導向的改革。必須明確，搞市場經濟是一回事，搞什么樣的市場經濟則是另一回事。我們同新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場經濟，而在于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一開始就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進行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自由主義沒有也不可能取代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改革中的指導地位。

　　要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保持我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性質，決定了我國必須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些人士提出所謂公有制無法與市場經濟結合，中國國有企業應該私有化，除了意識形態原因外，一個主要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效率低和國有企業壟斷等。其實這并不符合事實。根據實證分析，我國國有企業包括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在內的整體效率比私營企業高，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延伸效率，按固定資產投資計算比全社會產出率高50%-70%。至于壟斷，包括自然壟斷、行政壟斷和經濟壟斷三種形式。自然壟斷本身不適合競爭，行政壟斷和經濟壟斷完全可以通過改革來打破。問題是私有制也會產生壟斷，否則，西方國家為什么制定反壟斷法呢?因此，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決不是私有化。

　　要始終堅持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有人認為，搞市場經濟就是要由“市場主導”，政府不能干預和調控經濟。這恰恰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誤解和誤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市場調節實質是資本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消極一面。因此，必須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指導和調控。實際上，在當今世界，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受政府干預和調控的，只是干預和調控的具體形式、方法和程度不同而已。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也更有條件搞好宏觀調控，這是由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區別。改革開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以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巨大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我們要認清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和危害，自覺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國防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執筆：于連坤 羅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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