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所作的努力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這些試圖達成一個氣候協議的早期努力導致了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FCCC）。公約內包括各簽署國自愿制定的溫室氣體減排指標。未能完成減排指標的國家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談判，最終導致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出臺。《京都議定書》首次從“法律”上確定從2008至2012年，所有工業化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必須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5.2%。按照協議，歐盟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美國減少7%，日本減少6%。按照先前在氣候談判中達成的協議（稱為“柏林授權” Berlin Mandate），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也是協議簽署國，但在初級階段不承擔減排義務。

隨后關于實施《京都議定書》 1997-2001年度指標所進行的談判，主要聚焦在兩個棘手問題上：排放許可的交易條款，允許有些國家從不需要減排的國家購買減排指標，以達到減排標準，以及“碳匯” （Car-bon Sinks）津貼，對森林和農田提供排放信貸。歐盟對兩項建議均持反對意見，認為這不過是試圖掩飾不愿履行減排義務而已。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兩項措施則持贊同意見。2000年11月在海牙舉行的談判破裂，因為雙方都不愿讓步。2001年3月問題仍懸而未決，加之沒有任何重要工業國家批準協議，布什政府宣布《京都議定書》存在“致命缺陷”，決定單方退出氣候協議。

然而，旨在為通過《京都議定書》鋪平道路而設計的談判于2001年7月在波恩重新啟動。要使協議生效，簽署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達到世界總量的55%，這就意味著如果美國不加入，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必須加入。在這種情況下，歐盟被迫在談判中一點一點地讓步，最終還是接受了美國（與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一起）最初在海牙提出的建議。

雖說在美國退出的情況下《京都議定書》在波恩得以通過，但由于減排指標與實際背離，《京都議定書》已被抨擊得千瘡百孔。農田和森林被視為具有碳匯的作用，所以可以得到排放的信貸，其效果是那些被認為己履行“減排”的國家只要其森林植被苗壯成長就可以了。協議還允許污染排放許可指標的交易，使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自1990年以來己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的國家可以向俄羅斯這樣的國家購買排放許可指標。俄羅斯因前蘇聯的解體，現存工業體系自1990年以來溫室氣體排放銳減。對未能達到減排指標的國家，惟一的懲罰也不過是在第二輪制定標準時給該國多加幾個百分點。此外，要求未達指標的國家對破壞氣候行為進行補償的建議未被采納。其中對日本的一個重要讓步是，原協議具有“法律約束”一詞被刪除，用合其心意的“政治約束”取而代之。這樣，《京都議定書》原本區別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最核心的東西——設立減排的法律約束，便被如此拋棄了。

單美國一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就占世界總量的1/4，作為氣候公約的簽署國，它拒不接受在波恩達成的協議，可以說是《京都議定書》最令人瞠目的失敗。2001年6月11日，喬治-布什總統發表了一篇演講，再次重申他的政府在3月份所采取的強硬態度，絕不重返《京都議定書》。這樣一來，他就更加明確了美國政府在克林頓執政期間就己十分明確的立場——面對美國汽車工業集團的反對，所有試圖讓美國通過氣候協議的行為都是枉然（這也意味著在美國參議院中沒有一人支持通過協議）。

何以促使布什于2001年6月重申美國反對氣候協議的立場，從他處置來自聲望極高的國家科學院（NAS）的一份報告的方式上就一目了然了。布什政府最初認為有必要對氣候變化做進一步的研究，并責成國家科學院調查氣候科學的研究現狀（具體指聯合國關于氣候變化政府間協作小組（IPCC）的研究成果），并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報告。

布什政府為尋找科學依據，證明其阻止全球變暖的國際協議毫無根據的主張具有某種合理性，可以說是費盡了心機。他在給國家科學院的回復中寫道“本屆政府正在審查美國關于氣候變化的政策，我們需要科學院在氣候變化的科學領域提供幫助以確定在哪些方面已獲得了最大確定性，哪些方面還存在著最大的不確定性。另外就政府間協作小組的研究報告及其概要之間有何實質性區別，希望傾昕你們的意見，回復為盼。”布什政府就是這樣來責成國家科學院來確定政府間協作小組是否得出了某些政治性的結論。研究報告均由頂級氣候科學家撰寫，他們從事的科學根本不屑做這類政治性結論。或更糟的是，就像全球氣候聯盟（GCC）（為反對《京都議定書》的企業進行游說的主要組織）所一貫聲稱的那樣，政治已站污了科學。

就在布什2001年6月11日發表演講的前幾天，國家科學院己向總統提交了一份題為《氣候變化科學：若干關鍵問題分析》的報告。報告堅定地確認了聯合國政府間協作小組在數份研究報告中已明確的觀點：人類活動使全球變暖是現實，并對生物圈的穩定性和我們所了解的地球上的生命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對此，國家科學院的報告以毋庸置疑的口氣開門見山地宣稱：

由于人類的活動，溫室氣體在地球的大氣層中累積，致使表面空氣溫度和海洋水下溫度上升。事實上溫度一直在上升。從以往數十年的觀測數據看，這些變化很可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其中相當一部分也是自然變異的反映。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海平面上升將持續整個21世紀。計算機模擬和基礎物理推導已得出這種變化將產生的副作用，其中包括降雨頻率的增加和半干旱地區徹底干旱的可能性增加。這些變化的影響程度將主要取決于氣候變暖的程度和發生的頻率。

國家科學院不僅支持了協作小組的報告，而且還證實了協作小組為決策者提供的總結性意見并沒有曲解科學發現；報告的主要作者及各國與會代表對報告文本并沒有做任何重要修改，一些文筆上的小小改動也是經過了與會主要作者的同意。所有認為協作小組的主張受到政治左右的說法均為不實之詞。

國家科學院關于《氣候變化科學》的報告使布什政府別無選擇，只能承認問題的嚴峻性，否則就是完全漠視科學。布什總統在他6月份的演講中也承認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己導致“全球變暖”這一明顯事實，并且承認了“國家科學院認為排放增加主要歸咎于人類活動”的判斷。但他進而卻說，他們對氣候變化的科學預測和努力，以及為減少大氣層溫室氣體排放所做的技術展望還存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他說《京都議定書》本身還存在兩個缺陷：1.因解雇工人和消費物價上漲而給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2.它沒有包括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兩者也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者。

《京都議定書》及其溫室氣體的指令性減排顯然不符合美國資本及其國家的意愿。由于沒有拒絕接受氣候協議的科學依據，美國政府被迫承認拒絕的真實原因，是在它看來，美國經濟為減排付出的代價，特別是為主要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減排所付的代價太高，難以負擔。
為什么美國不愿承擔低于20世紀90年代水平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化碳）的減排義務，而歐洲似乎非常愿意接受《京都議定書》呢？難道拒不接受氣候協議只是美國——其企業與政府——的某種特性，而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痛疾的反應？

1993年4月克林頓總統曾宣布，通過采取一系列自愿措施，到2000年美國將把溫室氣體排放穩定在1990年的水平。而事實卻是，美國20世紀90年代燃燒礦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長了12%，從1990年的13.55億公噸碳當量上升到1995年的15.2億公噸（目前美國礦物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其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的82%）。同期，日本礦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了14%，從2.69億公噸增至3.07億公噸。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世紀90年代歐盟卻只提高了1個百分點，從9.04億公噸上升為 9. 13億公盹。歐盟能夠保持略高于20世紀90年代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原因是德國（統一后）和英國（北海發現天然氣）從消耗高碳的煤轉為使用其他能源，所以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兩個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劇減少，但從此以后也未再呈現繼續下降的趨勢。而絕大多數的其他歐盟成員卻在同期大大增加了礦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這一形勢導致歐盟在京都談判中的“泡沫提議”，從此歐盟國家在履行京都減排義務上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區別對待，而是作為歐盟泡沫整體全部囊括其中。

美國與日本碳排放量的劇增，以及歐盟到目前為止未達到低于1990年的排放水準（而且多數成員國還增加了排放量）告訴人們一個重要現實，對《京都議定書》而言， 1990年是“基準年”，時間在流逝，而到2012年完成基準年排放水準的任務似乎越來越渺茫，美國尤其如此。2000年7月克林頓執政期間，美國首席氣候談判代表弗蘭克•洛伊曾宣稱，為實現2010年京都減排指標，美國必須減排30%以上，日本和加拿大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美國目前是年人均5.6噸的礦物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德國的人均排放量是美國的一半，法國由于主要依靠核能，人均排放量1.8噸，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七國集團，或俄羅斯加入后被稱為八國集團）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8噸。與此相比，世界其他國家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有0.7 噸。造成主要工業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在排放方面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工業國家人均能耗（以每桶石油當量計算）是欠發達國家的4倍（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2， p.115）。

以碳耗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隨著經濟的增長，對礦物燃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長。面對這一日益增長的需求，僅通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不是實際開發替代能源，是無法遏制其增長步伐的。就目前而言，利用效率的提高減少了單位能耗，卻導致了總能耗需求的增加。同時對礦物燃料居高不下的需求還受到該領域高額利潤的驅動，減少了圍繞礦物燃料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所需要的資金（目前這已成為根深蒂固的現實）。在美國，布什政府竭力提倡以煤作為燃料的火力發電廠以解決加州能源危機，加上退出《京都議定書》，都為美國煤炭價格在短短6個月翻兩番起到了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New York Times Mα伊zine， July22，2001， pp.31--34）。

碳耗為基礎的經濟對于發達資本主義的特殊程度，也可視為克林頓政府未能阻止二氧化碳排放持續增長、日本20世紀90年代經濟蕭條期間依然增加排放，以及歐盟未能阻止大多數成員國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的原因。同樣明顯的是，布什政府拋出的2001年《國家能源政策：國家政策發展小組的報告》（由副總統迪克•切尼負責），就是為其要求再建1300個電廠以滿足能源需求而辯護。布什政府推崇的這一國家能源政策僅以極短的篇幅（只在冗長報告的中間部分有6個段落）涉及到全球變暖問題。

7月份布什政府就已發出信號反對由八國集團委托提出的一項國際提議，提議內容是逐步取消對使用礦物燃料的補貼，同時增加對開發無污染能源的補助。美國政府聲稱，這些措施將干預市場的正常運行，因為市場會更有效地配置能源結構。歐盟出于自身利益也于2001年7月決定不再按原先制定的2002年7月開始分步實施對煤炭的減補計劃，而是將這些補貼再延長10年（Economist， July 28， 2001）。

《京都議定書》失敗背后的最大諷刺意義是，在遏制全球變暖的趨勢方面，即便是它最初的創意也僅僅代表了十分溫和、更多是象征意義的一小步。協議的目的原本是要將工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穩定在1990年基準以下5%的水平，這與世界氣候科學家竭力堅持的為延緩全球變暖必須大幅減排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根據倫敦《泰晤士報》的評論（2001年7月9日），“即便協議最積極的倡導者也不認為這能夠遏制全球變暖的趨勢。幾種假定模型證明，協議的影響到2100年也不過只會把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比不管不問的情況下僅僅低0.15攝氏度。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的杰里-馬爾曼說，要想對氣候產生期望的影響，起碼還要再簽署30個類似協議，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削減60-70%。”

華盛頓以及某些大石油公司甚至對像《京都議定書》這樣溫和的協議也堅決反對，于是轉向了對碳吸收技術這類近乎天方夜譚的研究，希望它能成為長遠的解決方案。據稱該技術既允許增加排放，同時又能保護環境。布什于2001年6月宣稱“我們相信，技術終將會給我們帶來減排的希望，特別是碳收集、儲存和吸收方面的技術突破。”于是，美國通過能源部投入數千萬美元對這類技術進行研究。研究主要致力于兩個目標：1.從空氣中抽取二氧化碳； 2.然后再將其注回到煤礦、油田，并由此回歸海洋。

全球變暖問題上最權威的經濟分析家威廉•諾德豪斯和著作合作者約瑟夫•博耶在《世界變暖》 （2000）一書中預測說：“《京都議定書》并沒有經濟學和環境政策方面的依據。”兩人建議，先不要急于顧及全球減排體制給私營企業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應對他們稱之為前景光明的“沒有成本”的技術作進一步的研究。這項技術叫“地質工程”，其中包括“向大氣層注射粒子增加陽光回射以及刺激海洋吸收碳元素”（第126-127頁）。 所有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術研究都是為了解決排放問題，以便使以碳耗為基礎的經濟同以往一樣完好無損地延續下去。但目前看來，還沒有任何一項技術具有使用價值，也許永遠也不會具有。目前已獲得政府和企業贊助的一些研究理念曾在《發現》 （2001年8月）雜志上展開過討論，其中包括研究某種按序排列的“巨型吸收條，上面涂有能與二氧化碳發生反應的許多化學物質，從空氣中通過時可吸收二氧化碳氣體”，以及拖著2英里長管道的船隊將冷卻壓縮的二氧化碳泵人海洋深處。換句話說，就是列入考慮的這些建議，其規模之巨、其愚蠢之極連星球大戰的防御系統也自嘆不如。所有這些都從自身的角度提出了對主要環境問題的思考。但這類研究得以資助并得到重視的事實卻說明，通過減排解決全球變暖的方法遠不如科幻技術的解決方案受人歡迎，而后者不過是再讓我們重蹈浪費之轍。吸收技術的解決方案只是將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別的什么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氣中罷了。將海洋作為棄置人類經濟廢物最后地點的問題，蕾切爾•卡遜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作了深入研究。

從某種理性的角度來看，溫室氣體需要實施比《京都議定書》制定的高得多的水平減排才能解決全球變暖問題。政府間協作小組第一工作組在2001年的報告中得出結論“通過最近50年的觀測，有新的更確鑿的證據表明，全球變暖很大程度上歸咎于人類的活動。”政府間協作小組早些時候對本世紀溫度上升的評估是1.0-3. 5℃ （1.8-6.3℃），現在則改為1.5-6.0℃ （2.7-10.8℃）。如果這一評估正確（即便取其中間升幅范圍），地球環境將發生巨大變化，全球性的災難將毫無疑問地出現。這些災難將必然包括半干旱地區沙漠化擴大；其他地區則降雨劇增，面臨洪水威脅；嚴重破壞熱帶地區的作物生長，最終也會危害到溫帶地區的作物；海平面的上升（固體冰川融化）將淹沒島嶼和三角洲地區；生態系統遭到破壞；以及物種和遺傳多樣化的減少。最嚴重的是，危害人類健康的威脅將越來越大。與以往的情形一樣，開發程度最高的地區，那里居民所面臨的危害也最大。

但是，無論阻止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劇增以挽救地球所有生命的任務有多么緊迫，《京都議定書》在解決這一問題上的失敗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會使其發展道路發生逆轉的，就是說它不會改變工業和資本積累的發展結構，而這種發展模式從長遠的角度看（許多方面從短期看也是如此）對環境將產生災難性的影響。處于快速致富的資本積累規則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難維持平衡。汽車行業的大型企業由于側重通過消耗礦物燃料和采用這種發展模式獲取利潤，使其很大程度上不會考慮全球變暖的問題，即使它僅僅在幾代人之后就會對地球產生威脅。

（本文摘自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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