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鬧劇后的沉思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970318.html
科學時報首席評論員 王中宇
2007年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媒體上，IPCC的理論成為關于氣候問題的權威理論，被渲染為近乎真理，進而成為政治家們在國際政治、外交博弈中的工具。
事實上，學術界對這個理論的質疑之聲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但很少為公眾知曉。為使公眾能均衡地了解各方的見解，筆者于2009年8月11日在《科學時報》上發表《氣候變化問題的非主流思考：事實與邏輯》一文，介紹了學術界的質疑，并提出了理性還是忽悠的問題。然而，《科學時報》竟遭到某些權威學者憤怒的質問。
隨后爆發了氣候問題的“郵件門”，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上千封電子郵件和3000多份有關氣候變化的文件被曝光，這些文件顯示：這些氣象學家利用各國政府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心，用一些不實數據制造氣候變暖的假象，營造恐慌心理，然后從政府或其他機構手中騙得了更多的科研經費。
緊接著，在哥本哈根的氣候會議上，中國成了被“圍剿”的對象，西方媒體幾乎眾口一詞地誣蔑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期間，人們廣泛指責中國破壞了可能受到其它發展中國家歡迎的妥協。”（《金磚四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2010-01-20 英國金融時報）
然而，哥本哈根的鬧劇剛過，異常嚴寒的氣候就橫掃大半個北半球。據英國《每日郵報》1月10日報道，一批世界范圍內的權威氣候專家表示，這可能只是全球氣候變冷趨勢的開端而已。而且，這一趨勢可能持續20至30年之久，使全球經歷一個小型的“冰河世紀”。
現在哥本哈根的鬧劇落幕了，人們正各懷心思地準備墨西哥氣候會議。但在筆者看來，最應該做的是從鬧劇中學到點什么。
科學：“少數服從多數”？
科學的本質是探索，走在探索前沿的一定是孤獨者。因而，主流與否其實與正確與否不相關。科學史上，主流認識最后被修正甚至放棄的例子比比皆是，這是正常的，人類的認識正是由此而深化。可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能用在科學上。
然而，人們往往將科學與民主連在一起，“科學民主”作為一個單詞出現在許多文章甚至文件之中。其實，“民主”是一種決策機制，與其對立的機制是“專制”。只有在涉及決策問題時，才可能出現“民主”與否的問題。
科學面對的問題是判斷，而非決策。一個判斷能否成立，但看其證據與邏輯，無關乎權威與否、多數與否。
記得當年我當兵時，某連隊發生了失竊，指導員讓全連投票，“選”出了“小偷”,此事在團里傳為笑談。如果將全球變暖視為“失竊”，將造成暖化的原因視為“竊賊”，IPCC面對的問題之一就是找到“竊賊”。IPCC本身并不直接去“破案”，而是匯集大量研究結果，根據“主流”的聲音做出“民主”的判斷，其內在邏輯與那位指導員何異？
更滑稽的是，民主的IPCC對“選民”做出了篩選，不符合其標準的研究結果不發“選民證”。它引以為自豪的是：其結果建立在大量數學模型的基礎上，它們得出了類似的結果。然而這些模型的基本前提卻是相同的。可見，即使在“民主”的語境下，其結果也只是一個特定群體的“選擇”。
由此可見，科學要求的不是“民主”，而是“寬容”。科學研究提出的任何理論，本質上都是假說。決定假說取舍的準則，在內是其邏輯是否自洽，在外是與觀察到的現象是否吻合。而這兩點只有在公開、平等的學術討論中，只有靠證據才可能判明。
對決策問題，往往出現情況不明而不得不決策的情況，由此引發出各種決策機制。而在科學問題上，當認識不確定時，唯一的選擇是存疑。我們的前人早就明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何以在科學昌明多年的今天，竟需要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選出“科學結論”？
傳媒：操控與被操控
在哥本哈根鬧劇中，傳媒扮演了很吃重的角色。
氣候變化本來是一個學術爭論問題。傳媒不具備學術判斷的能力，也不應承擔相應的責任。負責任的傳媒應客觀而均衡地報道各方的見解與證據，讓讀者自己去思考，讓學界在爭論的過程中厘清分歧，尋求共識。因此傳媒最應忌諱的就是渲染。
然而，在氣候問題上，煽情的報道連篇累牘，將“主流”觀點放到了近乎真理的位置上，更將一些“主流”的價值判斷，放到了近乎宗教的位置上。
在關于氣候問題的喧囂中，我們分明可以看到某種勢力試圖操控媒體“主旋律”。2009年夏，筆者在“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發展媒體高層論壇－2009氣候變化中國聲音”上得到一本專為記者寫的出版物：《如何報道氣候變化：知識、視角和方法》
此書將IPCC第四次報告作為對氣候問題的權威科學認識，批評中國媒體“把一些非主流專家的觀點當作主流理論來報道”，言下之意，中國媒體的聲音應統一到IPCC的立場上。此書還指摘中國媒體：
“這些媒體的氣候變化報道會讓人得出結論：氣候變化是遙遠的、其他人的事，中國科學家的主要職責似乎不是來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導致的氣候變化問題，而是如何應對外國以減排義務為借口對中國經濟的挑戰。”（p72）
蹊蹺的是，這本書上找不到通常的版權頁，因而看不到出版者的相關信息。但在其封面上，標著“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由此不難感受到，某種勢力試圖操控中國輿論。正是這本書促使筆者寫了《氣候變化問題的非主流思考：事實與邏輯》一文。
傳媒上的文章，大體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報道，它的任務是讓讀者了解真相。為維護傳媒的公信力，必須追求客觀、全面、平衡。由此觀察，很多關于氣候問題的報道，在明顯地渲染某種理論，其文風類似“軟文”——軟廣告。《如何報道氣候變化：知識、視角和方法》中就批評中國媒體的報道“缺乏戲劇性”（p72），并教給中國記者英國報紙上許多“富于戲劇性”的報道的案例。
另一類是評論，它的任務是向讀者傳遞某種觀點。它應追求的是觀點鮮明，邏輯清晰，證據可查。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文章必須署名，讓讀者了解，這只是一家之言，認同與否，由讀者自己判定。筆者的《氣候變化問題的非主流思考：事實與邏輯》發表后，某權威著文反駁，投書《科學時報》，卻不肯署名，無論用個人還是單位之名。既要頒布真理，影響輿論，又不肯文責自負，何故？
《氣候變化問題的非主流思考：事實與邏輯》一文發表后，一位網友留言：
“本人1997年在地質大學讀書時，就知道地學界有此科學結論，可是我直到今天才讀到如此詳盡完整的文章”。
可見理性地思考這個問題并不需要太高深的學問。然而為何“主流”理論竟能喧囂至今，而大學里講過的常識卻乏人知曉？對此，傳媒就沒有責任嗎？
傳媒被稱為“第四權力”，可見其社會影力響力之大。傳媒從業人員，得無慎乎？
忽悠與算賬
前述《如何報道氣候變化：知識、視角和方法》強調的“戲劇性”，說白了就是忽悠。然而，媒體上的忽悠不過是敲邊鼓。真正的大忽悠是IPCC，它能像趙本山那樣把一個正常人忽悠成瘸子。
在IPCC的方案中，一方面規定了未來的碳排放總量，一方面慷慨地宣稱“非附件I國家”不必確定減排目標，只給“附件I國家”確定了減排目標。
然而丁仲禮計算了一下，按照這個減排目標，只占人口少數的“附件I國家”，在碳排放總量中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額。扣除這個份額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人均排放只能是發達國家的零頭。丁仲禮指出：
“根據我們已經評估的那7個方案，中國今后不會得到超過20年的排放權，這就意味著最遲從2026年開始，中國需要從別國購買排放權。”（《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解析“減排話語下的陷阱”》2009年12月29日第一財經網）
進一步的計算顯示，如果中國接受了這樣的安排，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工業化進程。更嚴重的是，經濟勢必崩潰，大量的人口勢必失業，社會將陷入大動亂。這是一個自1840年以來最陰險、惡毒的不平等條約，任何在上邊簽字的官員必將被作為最大的賣國賊載入史冊。
然而，這一切是在科學、民主、公正、慷慨的外衣下端出來的，與之相比，趙本山不過是小忽悠。
丁仲禮的實踐告訴我們，識破這忽悠的方法其實很簡單：算賬。然而，我們如此之多的“智庫”，有誰認真算過？
忽悠我們的東西何止一二。比如“低碳經濟”，我們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大量的國民正在從“低碳”的農村向“高碳”的城市轉移。在我們的一次能源結構中，煤占了七成。在獲取同等能量的條件下，煤比所有其它一次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都高。在可預見的二三十年內，新能源不可能成為一次能源的主體。節能的空間又十分有限，許多貌似有效的節能措施，從全壽命周期的視角看，未必節能。綜合這些因素，簡單的計算就可以發現，除非我們終止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否者“低碳經濟”就是癡人說夢。然而，“低碳經濟”居然寫入了我們的正式文件。不知“智囊”們上“奏折”前到底算過賬沒有？
多年來，我們看到了太多浮華之詞，聽到了太多夢囈之語，唯獨缺少老老實實的算賬。其實，只要老老實實地算算賬，許多喧囂多年的爭論早就會煙消云散，許多“學費”根本就不須支付。我們的老祖先早就教導我們：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孫子兵法.廟算》）
孫子是在討論戰爭問題時這樣說的。觀察我們應對氣候問題的歷程，似乎并未將其視為戰爭，相反許多人以“與國際接軌”的心態來對待它。
“與國際接軌”還是“與狼共舞”？
國內如此多的人跟著IPCC起舞，可見“與國際接軌”之自覺。這樣的例子其實很多。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所謂“綠色GDP”。為應付環保壓力，聯合國試圖在SNA體系中引入“綠色GDP”，這其實也是一大忽悠。SNA體系的基準是價格，價格在交易過程中形成，其理論基礎是“交易價值論”。而環保要求的是對整個人類持續生存的保障，這樣的價值與交易價格在邏輯上根本沒有交集。可見“綠色GDP”在學理上根本就站不住腳。
然而國內各權威部門、各一流高校、各著名研究單位，早在1988年就緊跟聯合國，開展“綠色GDP”的研究、測算。2004年，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環保總局成立綠色GDP聯合課題小組，后又加入發改委和林業局，計劃在3—5年的時間里建立我國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但學理不通的東西終究無法立足。2007年，時任統計局長謝伏瞻表示：
“國際上尚無真正意義上的此GDP核算標準，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采取這樣的核算方式，所以還不能夠公布這些數據或者真正進行價值量的核算。”
“綠色GDP”就此擱淺。然而中國為此耗費了無數公帑、資源、人力、時間和機會成本。如果這是一個艱深的課題，尚可稱之為“付學費”。這個術語從開始就是個邏輯不通的忽悠，任何受過基本邏輯訓練的人都能看出。卻為何在我國忽悠了二十年之久？人們可以原諒媒體，因為它們受限于學養。那我們的權威部門、一流高校和著名研究單位也是受限于學養嗎？
不知是出于善良還是自卑，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人就熱衷于“與國際接軌”，把自己當作學生，視歐、美、日為先生。至于當初的“國聯”、今天的“聯合國”，許多人一聽這名頭，雙腿就不由自主地打彎。結果呢？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客觀地說，這不是因為歐、美、日特別邪惡，實乃勢之必然。工商文明是一個不可能在內部自求穩定的文明，只能依靠外部利益輸入，才能保持內部的穩定。作為工商文明的先行者，歐、美、日既有動機又有實力攫取外部利益，而中國恰恰是它們遇到的最大對象，不琢磨你又琢磨誰？
可見中國在國際上的真實處境其實是“與狼共舞”。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狼”不但擁有航空母艦、制導炸彈、TMD、NMD之類利齒獠牙，更擁有蘭德公司、國際戰略評估中心、胡佛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外交關系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福特基金、傳統基金會等數不清的“智庫”。是真正的“狐狼”，懂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當你像阿富汗、伊拉克那樣時，軍艦、導彈會毫不猶豫地招呼上來；當它不得不有所顧忌時，趙本山式的忽悠照樣可能廢了你。這次金融危機，國人恍然發現，我們已被美國國債綁架了，誰應對此負責？
80年代初，筆者進修英語時，外教是一位前美國空軍士兵，二十啷當歲的小伙子。混熟之后，言無禁忌，他的一句話讓我記憶至今：“我們的目的是影響二十年后的中國政壇。”前兩天筆者聽說，我國的一些一流大學招聘教師，硬指標之一是：擁有歐、美、日正式文憑。試問，照此辦學，二十年后中國的知識精英集團是何面目？
“廟算”與“智庫”
歐美國家事實上排放了絕大多數溫室氣體，并還要以遠高于全球人均值的水平繼續排放。然而在哥本哈根的鬧劇上，他們卻扮演著環保衛士的角色，把中國置于被圍攻的境地。如果不是我國代表團據理力爭，或許就稀里糊涂地被迫簽定了那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中國盡管硬著頭皮頂住了壓力，卻在國際形象方面付出了沉重代價。
反觀歐、美、日，從控制IPCC，到提出具體的減排方案，到操縱輿論（甚至包括中國輿論），到離間中國與不發達國家的關系，背后可清晰看出周密“廟算”的痕跡。由此，我們能得出什么教訓？
2009年春，被稱為“中國最高級別的智庫”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成立，學界、傳媒就此熱炒了一陣“智庫”。可惜炒作的重點是“上達天聽”之途和學、政兩界間的“旋轉門”，幾乎沒有對國家“廟算”機制的反思與研究。就在“智庫”高熱的這一年，中國掉進了哥本哈根陷阱。
熱衷于“上達天聽”、羨慕“旋轉門”的學者們，最喜愛的是上“奏折”，最引以為自豪的是自己“奏折”中的某個觀點被某個“文件”采用。至于這個觀點對社會是利是弊，其長遠作用如何，反倒無人在意。這樣的“智庫”于國于民何益之有？
哥本哈根鬧劇中，歐、美、日再次對我們言傳身教：國家的“廟算”該怎樣進行。其實，這一切早在《孫子兵法》中就寫得明明白白。但我們且慢自豪，有資格自豪的是歐、美、日——用你老祖宗的智慧擺弄你。我們還不該反思嗎？對我們的“廟算”機制，我們該反思些什么？
首先，在氣候問題上，我們如此之多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提出過什么見解？我們的政府相關部門又得到過哪些信息？我們的哪個機構對此承擔統攬全局的責任？它對各方的方案是否進行過計算與推演？又進行了哪些分析，做出過什么預案？征求過哪些單位與個人的意見？
進而，我們“廟算”時的基本心態是“與國際接軌”還是“與狼共舞”？我們的出發點是“低眉順眼”還是“戰而勝之”？參與“廟算”的人有無宏觀戰略的視野？面對財雄勢大的歐、美、日，有無“說大人則藐之”的氣勢？
再進一步，我們是否盤算過有哪些資源可動用？實際上動用的效果如何？
如在歐、美、日，NGO扮演著政府不便扮演的角色，福特基金會培訓與研究部主任就明確表示，培訓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間接推進美國的利益。”（維基百科.福特基金會條http://wiki.mbalib.com/wiki/%E7%A6%8F%E7%89%B9%E5%9F%BA%E9%87%91%E4%BC%9A）。而我們的NGO呢？人家的NGO能得到政府的資助，而我們的NGO卻要靠人家NGO的施舍才能生存。“吃人嘴軟，拿人手短”，結果我們的NGO往往不自覺地成了人家的傀儡。
又如我們的媒體有多少能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立場上講話？在市場占有率、點擊率、收視率的壓力下，追逐時尚、嘩眾取寵、淺薄煽情取代了冷靜客觀。在氣候問題上，我們許多媒體的表現，顯現出被人家間接操控的跡象。而我們的主管部門還在大力推動媒體的“市場化”，此舉帶來的后果，主政者可曾深思？
更進一步，知識精英集團是一個國家“廟算”能力的社會基礎。我們過去幾十年中，教育經費主要用于培養這個集團，以至于對廣大國民的基礎教育欠賬巨大。而我們重點培養的這個知識精英集團中，有多大的比例成了“理性經濟人”？有多大的比例被人家洗了腦？有多少人哈美、哈歐、哈日、哈韓？又有多少人能夠為中華民族的生存進行理性的思考？在IPCC報告的“主要作者”中，赫然列著一些中國學者的名字。難道你們看不出IPCC的減排方案對中國是個大陷阱？如果懂行，為何不據理力爭，拒絕簽字？如果不懂行，為何要尸位素餐，讓別人拿你的名字來要挾自己的祖國？
可見，哥本哈根鬧劇的最大教訓是：必須對我們的“廟算”能力與“廟算”機制進行“秋后算賬”，否則在群狼環伺的“地球村”里，我們的“球籍”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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