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減排在歐美已經成了一種生意。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威脅下．可能隱藏著一小撮金融集團的私利。中國可以借低碳發展來加快經濟結構轉型，但我們也要密切關注碳排放方面其他國家的走向．隨時調整政策。對于已經開始嘗試的碳交易，一要及時評估它對國內減排產生的效果；二要跟蹤國際社會碳交易的發展．防止碳交易演變成新的金融泡沫。

一、低碳是國際舞臺上新型的政治博弈

人類工業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氣候變暖，并危及地球的未來，近些年來已經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新的熱點問題。由于這一命題是聯合國委托的一個專家小組提出來的，所以它的“權威性”似乎很強。然而，雖然世界各國沒有誰提出大的質疑，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輿論還是懷疑，這會不會是發達國家制造出來阻止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一種煙幕彈。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認為，近百年來氣候在迅速變暖，全球氣溫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末上升了約0．74攝氏度，而這主要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所導致的。最近20年來，世界各地普遍感到氣溫有所升高，因此這種說法很容易得到公眾輿論的積極響應，加上它源于IPCC這樣一個非常“權威”的機構，因而被全球媒體廣泛引用。

但是這一結論并未得到科學家的一致贊同。持反對意見的氣象學家指出，地球氣候實際上一直在變化，人們之所以會覺得近200年來氣候正在變暖，是因為地球從15至18世紀經歷了一段“小冰川期”的時期。而在此之前約1100年至1500年間，地球的平均氣溫比今天要熱得多。同時有的科學家認為，人類活動增加的二氧化碳無法改變整個氣候。因為二氧化碳只占大氣成分的0．054％ ，本來就微不足道，而且地球二氧化碳排放中95％是自然原因形成的。另外，一些研究太陽活動周期的科學家認為，近些年來人們感覺到的氣候變暖是太陽黑子運動的結果，這個階段已經結束，下一階段人類將經歷一個氣候回冷的時期。

中國的歷史記錄也說明，地球氣候的變化不是隨著人類的工業化和二氧化碳的增加而發生的。唐朝的時候，中國都城長安(今陜西西安)的皇宮里曾種植過橘子，皇帝還把橘子分贈大臣。橘子只能耐零下8攝氏度的低溫，如今陜西氣候比當時寒冷，不能生長橘樹。而在寒冷的清朝，江西的橘樹都被凍死過。

2009年底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上，“氣候門”丑聞爆發了出來，這更加讓人質疑“全球變暖”這一命題的真實性。中國政府的努力使哥本哈根會議沒有完全失敗，但國際輿論中始終有一股力量要把全球變暖及哥本哈根會議“未果而終”的責任都推到中國身上。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碳排放問題實際上是國際舞臺上一種新型的政治博弈，是一個新的國際政治游戲。

二、低碳背后的利益之爭

在強大的“全球氣候變暖說”的宣傳壓力下，反對派科學家的聲音基本被淹沒了。當低碳在美歐等發達國家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之后，誰再反對無疑就等于犯了某種“反人類罪”。

然而，我們不能不警惕，是某些利益集團制造了全球變暖的恐慌，目的就是為了制造新的投資點，這樣它們才可能大賺一把。美國地緣政治專家恩道爾在仔細閱讀了聯合國的IPCC報告后，得出的結論是：該委員會聲稱他們制定了一個I50年的氣候變化模型，但他們挑選的數據完全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找到的。恩道爾指出，英美等國的金融家們準備利用全球變暖的恐慌大發一筆橫財。美國芝加哥期貨市場2003年創造出了一種新產品，叫做芝加哥氣候期貨，其實際交易的是未來碳排放的指標。美國的金融家們想在未來建立一個數萬億美元的“碳排放額度”交易市場。2005年，歐洲氣候期貨也被創造出來了。這兩者都屬于CLE Limited這家私人公司，而這家公司又屬于紐約和倫敦最大的銀行。一旦美國國會通過“碳排放上限與交易法案”，這個新的市場就要操縱強加給工業增長的數萬億美元的稅負，這幾家私人公司就會從中大獲其利。恩道爾還指出，美英的一些私營公
司慣用政治伎倆去游說議會，通過國家的力量去推行對這些公司有利的標準。這些私人的利益集團同時擁有西方最大的媒體，例如CNN等，它們能通過宣傳使大眾相信，整個世界都處在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威脅之下。而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威脅下，卻隱藏著一小撮金融集團的私利。

的確，碳減排在歐美已經成了一種生意。由于很多金融衍生產品都已經遭遇失敗或被懷疑了，金融企業需要找到新的金融產品來賺錢，于是開始大力發展碳金融市場。大量的金融企業已經把減排指標的交易都做成了金融產品，甚至還分類打包再賣出去。與當年的住房次級抵押貸款有些相似。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從2005年 京都議定書 生效之后，全球“碳交易”的總額從最初不到l0億美元，增長到了2008年的1260億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工具帶來的交易量也在不斷上升。實際上，歐美的金融機構手中已經握有許多碳排放指標，如果不鼓吹低碳，不強行推行碳排放額度，它們這些指標就賣不了錢。

美國宇航局戈達德空間研究所主任詹姆斯?汊森是全球最早提出全球變暖問題的科學家之一，被稱為“氣候教父”，但連他也反對現行的碳排放交易做法。他認為，發達國家只是在縱容買賣，發達國家想要維持自己現在的生產水平，因此只打算花很少一部分錢從發展中國家手中購買排放量限額。這對解決全球變暖問題來說，會獲得適得其反的效果。所以他甚至認為哥本哈根會議失敗才好，因為可以挫敗這種企圖。

減少碳排放，也有著美歐之間在新技術領域、貨幣主導權等方面的競爭。上世紀末，美國推出了信息技術與通信技術，在全球市場上大賺了一筆。歐洲國家卻把眼光瞄準了環保產業，特別是新能源技術。近些年來歐盟積極推動全球“碳減排”，某種程度上也就是為了在新技術領域占據優勢地位，以此來獲利。而目前，全球碳交易的主導權掌握在歐盟手中，歐元是碳現貨和碳衍生品場內交易的主要計價結算貨幣，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脅。

另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減少使用傳統的化石燃料，特別是降低對石油的依賴。這里面可能有發達國家的戰略考慮。歐洲國家對進口石油依賴很大，特別是對俄羅斯。出于地緣政治的擔心，它們希望用這種方法降低自己的依賴性。同樣，美國認定某些石油生產國是“流亡民國家”，然而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使得它投鼠忌器，破壞了它的戰略打算。因此，降低對石油的依賴符合美國的長遠戰略利益。

三、中國如何應對這種新的國際政治博弈?

氣候變化、低碳經濟的概念和相關理論由西方發達國家提出，它反映出國際舞臺上一種新的政治博弈。中國在迅速發展時期遇到了這種新的國際政治博弈，必須找到合適的應對之策。某種程度上，中國已經掀起了一場低碳經濟熱，無論是從經濟轉型，還是從尋找新產品的角度看，這種做法都有一定意義。因為無論二氧化碳排放對地球的氣候有無影響，減少碳排放如果對中國來說是減少燃燒化石燃料，即減少使用煤與石油，以及提高能源效率，那么這些措施在諸多領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化石燃料的燃燒會造成污染，如粉塵污染、二氧化硫污染、酸雨，等等。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治理各種污染都是難題，如果能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就能省出精力來治理更多的其他污染。其次，化石燃料是要耗盡的燃料，用一點就少一點。我們用得多，子孫后代就沒有可用的了。為了可持續發展，我們也必須給子孫后代多留下一些。再次，化石燃料往往又是工業原材料，燃燒這些材料可能是最不經濟、最不合算的用法。多留一些化石燃料，等待科技發展后使這些資源產生更高的價值，才更合算。最后，中國現在已經成為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進口大國，而且進口在消費中所占的比例不斷攀升，這樣就使中國的對外依賴性加大了，從而相對縮小了我們在國際舞臺上的回旋余地。減少對這些化石燃料的依賴，某種程度上就是加大了中國的自主性，減少了未來受制于人的風險。

另外，從某種角度上看，中國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發展新能源也是搶占技術制高點的重要舉措。因此，我們可以從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加大使用可再生能源入手，來調整經濟結構，改善出口環境。

但中國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為中國有13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超過3000美元，按照聯合國標準，我們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艱巨。加上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能源結構以煤為主，因而降低碳排放存在特殊困難。

正因為如此，中國雖然可以借低碳發展來加快經濟結構轉型，但我們也要密切關注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其他國家的走向，隨時調整政策，防止陷入新的陷阱。比如，我們已經開始嘗試碳交易，以促進企業減少碳排放。那么我們一要跟蹤自身的碳交易的發展，及時評估交易對國內減排產生的效果;二要跟蹤國際社會碳交易的發展，防止碳交易演變成新的金融泡沫。特別是當一系列國際丑聞影響到人們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性的看法時，在碳交易上形成的各種金融產品很可能會變成新的金融“垃圾產品”，進而在未來影響到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建立在碳排放基礎上的金融泡沫持續的時間與房地產泡沫不同，它垮掉時會一瀉千里，因此我們要加倍小心。而在發展太陽能、風能等方面，中國也要注意技術的更新。現有的低碳技術產品，如太陽能光伏電池、風機等等，中國現在又是最
大的生產商，已經有過剩的趨勢了。我們一定要跟蹤國際市場的需求變化，防止積累新的產能過剩。

同時，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國際談判中，我們一方面要爭取合理的碳排放權益，比如要強調中國人均碳排放仍處于低水平，另一方面要利用國際談判的規則，爭取到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有利的形勢。中國已經加入了由西方人制定規則的國際體系中，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人也會不斷在國際體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要爭取在這場新的博弈中控制新的制高點，保護我們的利益，增強我們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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