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階級斗爭理論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觀察階級社會重大問題的一把鑰匙。社會主義國家里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要吸取我國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也要吸取蘇東劇變的教訓。研究經濟問題更應該重視階級觀點和經濟分析方法。

　　作　者 周新城，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一、正確認識階級斗爭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

　　自原始社會瓦解以后，“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1](P172)這是作為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綱領的《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宣言》的一切論述都是以此為基點的。這就點明了階級斗爭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

　　在階級社會里，社會的發展呈現出復雜紛繁而又不斷更換的現象，似乎混沌一片，無法把握。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人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撲朔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理論。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提示的結論，并且徹底貫徹了這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和偉大動力，因而階級斗爭理論是了解和把握階級社會發展的一把鑰匙。列寧指出：“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并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2](P30)馬克思主義者在談論階級社會的一切社會問題時，始終不能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因為“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3](P92)只要存在階級，列寧的這一論斷就不會過時。

　　在有階級的社會里，階級斗爭理論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拋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會導致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崩潰。

　　正是通過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才能成為現實。許多世紀以來，人類早就幻想過消滅一切剝削的大同世界。空想社會主義者曾經詳細描繪過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的、真正進步的原則基礎上的未來社會。然而正如列寧指出的：“在全世界千百萬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徹底的、堅決的、全面的斗爭，以爭取按照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發展方向來改變這個社會以前，這樣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當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把改變現狀的渴望同一定階級的斗爭聯系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愿望才變成了千百萬人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離開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就是空話或者幼稚的幻想。”[4](P658)可見，不通過階級斗爭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同樣，不通過階級斗爭，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得到鞏固。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切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都是從拋棄階級斗爭理論，侈談什么超階級的、全人類共同的、抽象的人道主義、民主、自由、公平、正義、人權等等開始的。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共產黨組織的存在并發揮領導作用的必要。任何政黨都是一定階級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開展反對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爭取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只有組織成為獨立政黨(這個政黨是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政黨對立的)，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無產階級組織政黨是為了“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革命的最高目標——消滅階級”。[5](P611)列寧有過一句名言：“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4](P526)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之所以還需要有共產黨的組織，還需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國際國內依舊存在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誰勝誰負”的斗爭仍未最終解決。粉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實現的。一旦階級消滅了，階級斗爭消失了，世界實現了大同，作為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的共產黨也將隨之消亡。但這是未來的事。在目前客觀上存在階級斗爭的條件下，拋棄階級斗爭觀念必然導致解散黨組織、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政治論斷。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產階級私有制，必然遭到資產階級殊死的反抗。只有用鐵的手腕，打碎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所以，馬克思指出：“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并把這一點作為他對階級斗爭理論加上的新內容。[6](P547)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后，階級斗爭并沒有停止，而是在另一種環境下，采取另一種形式繼續著。只要階級沒有徹底消滅，階級斗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寧曾經預見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他們會“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力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7](P612)在這種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8](P379)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從理論上講，否認階級斗爭，必然順理成章地得出拋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什么“全民民主”的結論。而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捍衛，在當今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意識形態上占優勢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制度就很容易遭到顛覆，難以繼續存在。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我們處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根本原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作為兩種社會制度，是根本對立的，兩者之間是一種取代關系。因此，自從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國家以來，帝國主義始終把消滅社會主義作為根本的戰略任務。十月革命勝利后的14國對蘇維埃俄羅斯的武裝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德國對蘇聯的傾巢侵犯，戰后美國的侵朝侵越戰爭，就是很好的例證。當軍事方法不能達到這一目的時，帝國主義就采用“和平演變”的方法。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正是他們“和平演變”戰略的得手。方法會隨著條件的變化而改變，但消滅社會主義這一目的是不變的。當然，出于現實經濟利益的考慮，帝國主義需要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接觸、打交道、發展關系，但是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表白的，“全面接觸、發展關系”是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產生影響”，“促進各種思想向社會主義國家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帶進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導致他們更多地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一句話，是為了使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和平演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交道時也必須有兩手：一方面要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消滅社會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必須抵制和粉碎他們的“和平演變”戰略，在原則問題上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另一方面要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而對外開放的目的是壯大社會主義經濟，贏得對資本主義的相對優勢，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以便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看不到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不能清醒地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帝國主義的兩手，勢必墮入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陷阱，在外交上必然奉行投降主義政策。

　　只要存在階級斗爭，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是研究一切重大問題的不可缺少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方法。拋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不能透過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預見未來的走向，提出正確的對策。然而近年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念淡薄了，理論界幾乎無人提起，好像這一原理過時了，不應該再講了。有的人明明知道階級斗爭理論的重要性，但不敢觸及，仿佛一提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有點犯忌。因而超階級的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泛濫起來，甚至把“和合哲學”作為分析問題的指導思想，抹殺客觀存在的矛盾和斗爭。例如，只講發展生產力，不問姓“社”姓“資”;只講國內多種經濟成分的合作，不講它們之間利益的矛盾和沖突;只講科學技術進步、知識經濟等等生產力發展的因素，而不講生產關系(尤其是所有制)的作用;只講各種資源的流動和配置，不講它們背后的階級利益的驅動;只講各國之間的對話、接觸、經貿往來，不講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對立和斗爭;如此等等。這種理論動向，應該引起我們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卻以他們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對階級斗爭理論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有著十分明確而清醒的認識。美國最后一任駐蘇聯的大使馬特洛克寫的一本回憶錄《蘇聯解體親歷記》，就是一個證明。

　　馬特洛克當然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他的這本書中有一個小標題叫做“階級斗爭與歷史‘垃圾箱’”，這就表明了他對階級斗爭理論的厭惡。這是很自然的。如果說在資本主義處于上升階段的時候，為了反對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學者還能夠客觀地觀察階級斗爭現象的話，那么，在資產階級統治已經穩固，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后，資產階級學者的任務就只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進行辯護了，他們必然要公開拋棄以至攻擊他們的前輩肯定的階級斗爭理論。承認階級的存在，承認階級斗爭的不可避免性，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來說是可怕的噩夢，因為這會啟發、動員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進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馬特洛克是懂得這一點的。

　　然而馬特洛克的高明之處并不在于他反對階級斗爭理論，而在于他把是否堅持階級斗爭理論看作是判斷蘇聯是否改變政治方向的標志。他提出，考驗戈爾巴喬夫的，最重要的莫如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了。他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也就隨之消失。”[9](P162)他進一步指出：“我注意到了逐漸修正或廢除這一理論的種種跡象。在這一理論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關系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只要共產黨堅持階級斗爭不放，就很難想象共產黨會輕易放棄政權上的壟斷地位，或者容忍黨內派別羽翼豐滿。因此，改變蘇聯國內政策的風險很大。” [9](P164)正因為這樣，他密切注視著蘇共內部有關階級斗爭理論的爭論，哪怕是從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信息也不放過。而且他通過外交活動，含蓄地表示：“繼續堅持階級斗爭理論會使兩國之間的關系改善變得步履艱難。” [9](P167)他公開支持像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這樣一些主張拋棄階級斗爭理論的人。馬特洛克明確表示：“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 [9](P169)所以，當爾巴喬夫1988年12月在聯大發表講話，宣布把全人類共同利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馬特洛克放心了，因為他完全確認：戈爾巴喬夫已“明確無誤地拋棄了階級斗爭觀念”。[9](P1762)

　　馬特洛克的確抓住了一個要害問題：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從根本上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從而必然導致向資本主義演變。他準確地把握了階級斗爭理論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他一看到戈爾巴喬夫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預感到蘇聯很快就會變成另外一種社會，即美國可以認可的社會，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再談什么馬克思主義，也就無所謂了，因為那已是別樣的馬克思主義了，這當然已是修正主義了。事實證明，馬特洛克的這一預感的理論邏輯是對的。

　　二、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里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

　　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斗爭?還需要不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

　　大家知道，在蘇聯，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階級消滅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也不再存在了，社會主義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完美無缺的，矛盾也消失了，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是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因而資本主義制度已經不可能再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復辟了。這顯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違反辯證法的，然而卻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占統治地位。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持一種過于樂觀的情緒，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缺乏應有的警惕。

　　毛澤東運用徹底的唯物辯證法，批判了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質和狀況同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罷了。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沒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怎么估計階級斗爭的狀況？毛澤東花了很大的精力來探討這些問題。尤其是在中蘇十年論戰中，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成為論戰的焦點之一。毛澤東在這個問題的探討過程中，既有重要的貢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也有嚴重的失誤，導致人為的階級斗爭，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帶來災難性后果。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我們應該采取科學的態度冷靜地進行分析，既要對其中錯誤的東西引以為戒，又要從中吸收有益的東西。

　　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10](P230)這一論斷，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國內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然而我國1989年的政治風波，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8](P325)而蘇東劇變則用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多么正確、多么具有預見性。

　　我們看一下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那一段歷史吧。那時，蘇聯的政局猶如萬花筒一般，變化無常，政治性事件層出不窮，今天這里罷工，明天那里罷課，時不時又爆發流血沖突。政治組織不斷產生，宣言滿天飛，不知道他們想干什么。在紛繁復雜的局面面前，人們不知所措。由于蘇聯共產黨長期否定階級斗爭的存在，從根本上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這就在復雜形勢下看不清楚問題的實質了，也找不到對付復雜局面的正確方法。

　　回顧一下蘇聯演變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蘇聯演變的實質是敵對勢力（即所謂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共產黨內的新修正主義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鼓勵和縱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奪取政權的過程。整個過程顯示出這樣的“三部曲”：第一步，黨外敵對勢力和黨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相互勾結，全盤否定和攻擊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制造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做反革命的意識形態工作，搞亂了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的思想，動搖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第二步，敵對勢力在廣大黨員和群眾思想混亂的基礎上，瓦解黨的組織，制造政治動亂，乘亂一步一步奪取政權，而共產黨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步步退讓，拱手讓權，最后無產階級政權被顛覆，并釀成共產黨被解散、蘇聯被肢解這樣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第三步，資產階級政治勢力利用奪取到的政權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奠定經濟基礎。

　　蘇聯演變的過程，從政治斗爭的角度看，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幾個回合。第一回合，敵對勢力成立各種“非正式組織”，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第二回合，為了在政治舞臺上同共產黨相抗衡，敵對勢力得寸進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黨，實行多黨制;第三回合，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敵對勢力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敗之機，解散蘇共，肢解蘇聯。從此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資本主義復辟在蘇聯疆域內成為現實。

　　回顧蘇聯演變的過程，誰都不能否認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敵對勢力是多么的猖獗，他們步步進逼，咄咄逼人，而蘇聯共產黨在否定階級斗爭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卻是不斷妥協，直至讓出政權、自動解散。這一過程真是驚心動魄!

　　蘇聯政局的劇變表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遠沒有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預言，不幸而言中。

　　不可否認，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的估計也有過于嚴重的一面，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這樣的帶有全局性的錯誤。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同時，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理所當然地應該予以否定。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必須采取措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這一思想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薄一波曾經指出：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11](P1137)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無數事實表明，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國家里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的存在。這是因為，第一，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即使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以后，敵對勢力仍然會利用一切機會、盡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動亂，推翻社會主義的政權。近年來出現的《xx憲章》這一類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綱領，以及最近有人想把西亞非洲的所謂“xx花革命”引到我國來制造街頭政治，就是一個證明。“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此外，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也有所發展，處理不當，也會尖銳化。第二，由于在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中，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或幾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首先發生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的局面，而且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科技上、政治上、軍事上乃至意識形態上處于優勢，社會主義國家是在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存在和發展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出于階級本性，總是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處心積慮地要恢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必然反映到國內來。也許只有到了國際上階級斗爭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擁有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優勢，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才會從根本上消除。

　　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問題必須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估量。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12](P182)我們黨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消滅以后，一方面，階級矛盾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階級斗爭形勢夸大了;另一方面，“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13](P56)因此，“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 [13](P56)這是科學的論斷。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即要把以階級斗爭為綱同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區分開來。“綱”是指黨的中心工作。抓住中心工作，帶動其他問題的解決，這就叫“抓綱帶目”。“綱”的確定，取決于社會的主要矛盾。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大規模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階級矛盾轉變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相應地黨的中心工作也應該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時，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那是錯誤的。然而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因此，我們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江澤民曾經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14](P4)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有關的政治生活現象。

　　三、在經濟學領域更應該強調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

　　社會科學(除了少數學科如語言學、邏輯學等外)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社會集團在社會關系中處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利益，因而對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問題的看法顯然是不一樣的。研究對象的特點客觀地決定了社會科學具有強烈的階級性。這一點，經濟學研究尤為明顯。馬克思曾經指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15](P10)對此，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家也是承認的。例如，凱恩斯就公開說過：“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16](P244-245)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索洛明確指出：“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是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17](P11)索洛這一看法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我們只想補充兩點：第一，他說“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都有階級性、意識形態性，這是不大準確的，因為有少數社會科學學科如語言學、邏輯學的研究與階級利益無關;第二，索洛是經濟學家，他說的這一段話，更應該適用于經濟學，因為經濟學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的，涉及人的經濟利益及其矛盾和沖突，因而階級性更為明顯。

　　正因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材料具有強烈的階級性，人們從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總是從一定階級的利益出發，為一定階級服務的，這一點，任何人都回避不了，不管研究者本人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是否承認這一點。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所謂純客觀的、不偏不倚的經濟學研究從來也沒有存在過。這種情況決定了研究經濟學問題的人，總是在反映一定階級根本利益和要求的特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下進行科學研究的。在當今歷史條件下，不是以無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為指導，就是以資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為指導。正如列寧所說的：“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里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時候也不可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18](P38)我們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從事經濟學研究工作的人，必須自覺地意識到我們是替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說話的，是為他們的利益進行科學研究的；必須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不能去追求什么事實上并不存在的“純客觀”的、“超越意識形態”的研究。我們是為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去探索真理，而不能站在少數剝削者一邊去思考問題。“屁股指揮腦袋”，立場錯了，一切皆錯，這個基本道理是顛撲不破的。

　　毛澤東特別強調立場問題。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恰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泛濫，所以他多處批判了赫魯曉夫屈服帝國主義壓力、迎合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需要的卑劣行徑。他說：“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說話、寫文章都盡量合乎帝國主義和敵人的口味。其結果是敵人舒服，自己的階級被蒙蔽。這是欺騙群眾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19](P95,96)大家知道，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毛澤東分析說：“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談到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的戴維營會談，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赫魯曉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門去，結果被人家一個巴掌打了出來。” [19](P797)這些思想深刻、文筆犀利的話，發人深省。現在，有一些經濟學家標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打著不偏不倚地研究的旗號，實際上在國內不替工人農民說話，專為資本家歌功頌德;在國際上不替第三世界說話，專為美國帝國主義高唱贊歌。這種現象應該認真反思了。

　　經常有人把經濟學研究的階級性與科學性對立起來，仿佛一講階級立場，研究工作就沒有科學性了，就得不出符合真理的結論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問題在于，研究者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是否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當某個階級的利益與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相一致的時候，這個階級的代表就有可能把階級性與科學性統一起來；反之，階級性就與科學性相矛盾，就得不出真理性的認識。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新興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和進步性，這時資產階級學者(例如古典經濟學家)還能夠透過現象尋找內在的規律性聯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統一。但當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后，資產階級學者的任務就不再是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而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進行辯護了，這時階級的利益與科學的認識發生了沖突，資產階級學者(庸俗經濟學者)就堅持階級性而犧牲科學性。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它代表了先進的生產關系和先進的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了社會發展的未來。工人階級的利益從根本上說是與全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因此，只有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從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才能把階級性與科學性完美地統一在一起，才能得出真理性的結論。

　　在目前條件下，有一種常見的現象是：鼓吹不偏不倚的超階級研究的人，往往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的。絕大多數西方的經濟學學者是不承認階級性的，然而他們研究的出發點，得出的結論都是為資產階級謀利益的。我們舉西方盛行一時的新自由主義為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從來都標榜自己那套主張是反映了經濟發展客觀要求的真理。但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形成的、以“私有化、自由化、非調控化”為核心內容的“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國家和俄羅斯、東歐各國推行的實踐表明，它不過是發達國家將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拉入自己所控制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工具，是服務于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手段。這些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紛紛陷入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大幅下降、政局動蕩、出現全面的社會危機這樣的困境，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則從中得到了極大的政治經濟利益。大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卻對這股思潮的階級實質故意緘默不提，隱瞞了自己的階級立場。

　　在國內經濟問題上，不同的階級立場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例如同樣是一個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從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出發，必然著眼于如何搞好國有企業，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以便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和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就要客觀地分析國有企業面臨困境的原因，科學地制訂擺脫困境、促進國有經濟發展的對策。如果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那么，對國有經濟怎么看都不順眼，非予以消滅之不可。于是各種私有化理論就出來了，諸如：鼓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違反了人的本性，國有企業的改革應該順應理性經濟人的要求，實行私有化;在產權問題上，強調只有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產權才是明晰的，國有企業的產權必須量化到個人，主張“一賣了之”;在市場經濟問題上，認為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實行私有化;在經營領域問題上，要求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國有經濟只能搞一些不賺錢的或者虧本的公共設施;如此等等。總之，說來說去，“繞不開一個私有化”。兩種理論、兩種結論，論者都言之鑿鑿，令人莫衷一是。其實，只要透過種種華麗詞藻看到背后的立場，是非也就昭然若揭了。

　　談到分配問題，我們也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在廣大工人、農民一邊，為他們謀利益。應該重視研究勞動所得。正確對待和保障勞動所得，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是社會主義社會處理分配問題的主要出發點和落腳點。勞動創造世界，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然而現在學術界有一種傾向，一談到分配問題，就強調保護非勞動收入，要求增加財產性收入，似乎分配問題主要是保障非勞動收入。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相應地，在分配領域實行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因此，一定范圍內的非勞動收入是應該得到法律保護的，也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非勞動收入終究只是分配的非主要部分。在分配領域，勞動所得才是主要的。因此，研究分配問題的重點應放在勞動所得上。還出現過一種奇怪的現象：資本家偷稅漏稅、依法受到處理時，馬上就有“著名”經濟學家來替資本家說話，要求“赦免原罪”;但當資本家大量拖欠民工工資時，卻沒有見到有哪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站出來替農民工說話。事情就像索洛說的那樣：提出什么問題，不提出什么問題，本身就反映了階級立場，更不用說得出的結論了。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的種種爭論，我們深切地感到，經濟學研究更應該注意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

　　來源：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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