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韜先生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中，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篡改和歪曲，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說成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本文就是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駁斥這種錯誤說法。

　　一、兩三句魔術師式的語言變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民主社會主義者”

　　謝韜在轉抄的辛子陵的書稿的《結束語》部分中，有關股份公司出現的意義時寫道：“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頁)”。

　　謝韜轉抄完上面的話之后馬上接著寫道：“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制度成為可能。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顿Y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謝韜又說：“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說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的最高成果是“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是對馬克思的最大污辱，又是天大的謊言和笑話!

　　謝韜只用了三兩句魔術師式的語言，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變成了“民主社會主義者”、“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

　　馬克思的幾段話與謝韜的結論根本相反。第一，股份公司的出現“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它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范疇。第二，“過渡點”，是轉化為新的生產方式的過渡點。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轉化為“共同生產者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即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經的過渡點。這是根本性質的轉化。唯物辯證法表明，矛盾的對立雙方的轉化是有條件的，它不是自然而然地實現轉化的。資產階級不會自動的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轉化為“共同生產者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馬克思的這段話，只是涉及“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的歷史地位問題，不涉及如何實現過渡和轉化的問題。謝韜借此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保留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這是故意的歪曲!

　　馬克恩指出：“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信用制度“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資本論》第三卷，第498、499頁)。這是新的生產方式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揚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否定，這是對“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的謊言的直接反駁。

　　馬克思還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永恒的，它是要被消滅的。他說：“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資本論》第三卷，第289頁)。馬克思在談判“保險基金”時說：“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后，也必須存在的唯一部分”(同上書，第958頁)。他談到價值問題時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后，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同上書，第963頁)。這更是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是“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謊言的最有力的反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并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同上書，第495頁)。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后建立起來新的生產方式稱之為“共產主義共同體”(同上書，第198頁)，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中原話，就是對謝韜的錯誤說法的最有力的駁斥。

　　二、用“掉包”方法說明恩格斯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謝韜說：“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達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在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斗爭，強調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里，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馬克思恩格期全集》第22卷，第273頁)”。

　　筆者首先指出，謝韜引用的恩格斯的話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沒有關系，它出自1891年6月恩格斯的《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一文的《二、政治要求》部分。這部分恰恰是批判黨內個別人主張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觀點。

　　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取得的成功的評價，是在1895年寫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一文中。他這樣寫道：“德國工人除了單以自己作為一個最強有力、最有紀律并且最迅速增長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存在，就已對工人階級事業作出這頭一個貢獻以外，還對它作出了第二個重大貢獻。他們給予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們向這些同志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頁)。

　　查閱了恩格斯的原文發現，謝韜的文章采用了“掉包”的方法，用恩格斯的《189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的觀點，冒充1895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有關爭取普選權的意義，借此造成假象，即“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觀點，已經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選舉成功的實踐所“證實”。因此，可以把恩格斯說成是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首倡者”。

　　用“掉包”的方法制造假象，終究掩蓋不住事物的真面目。為了說明有關英法美的“設想”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毫無關系，現將恩格斯的有關原文抄錄如下：

　　“現在有人因害怕反社會黨人法重新恢復，或者回想起在這項法律統治下發表的幾篇過早的聲明，就忽然想要黨承認在德國的現行法律和秩序下，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黨的一切要求。他們力圖使自己和黨相信，‘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而不問一下自己，是否這樣一來，這個社會就會不象蝦要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然要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長出來，就會無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是否除此之外，這個社會在德國就會無須再炸毀那還是半專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亂得不可言狀的政治制度的桎梏。

　　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里，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語那樣的君主國，……

　　但是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因此，在德國宣布某種類似的做法，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宣布這種做法，就是揭去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蓋那赤裸裸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頁)。

　　抄完原文后可清楚地看出：第一，恩格斯在此文中根本沒有談到“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的問題，更談不上“對國家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第二，德國社會民主黨選舉和恩格斯說的對美法英的“設想”相互間沒有因果關系，前者不能引起后者的出現。謝韜的文章邏輯上是不通的。第三，恩格斯的原文第一段和第三段，都是批判“現代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觀點，這也有國際意義，同謝韜所說的“社會主義黨在選舉的獲得的國際意義”完全相反。

　　應該怎樣理解恩格斯的這段話呢?“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里，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這些話是否象謝韜等人所說的那樣：恩格斯晚年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答案是否定的。

　　恩格斯的論述是一個可能的判斷。就是說，設想的條件(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便意辦事)具備了，“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在一種條件下，會出現多種可能性的。即使恩格斯說的條件具備了，英法美三國也不是必然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

　　英法美三國1891年時情況如何呢?英國和美國工人階級只有幾個分散的小組織，沒有全國性的工人組織和政黨，法國工人階級在巴黎公社被鎮壓后剛剛恢復元氣。三國工人階級在議中連一個議席都沒有，就是說，恩格斯所設想的條件根本沒有或不具備。在這種條件下，要堅持英美法還“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豈不是笑話!恩格斯的話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談到英法美三國“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但再一想到“假設”的條件，是根本不可能出現時，馬上就會作出否定的想法。這就是恩格斯的語言藝術!

　　恩格斯在制定無產階級斗爭策略時，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設想”(即假設或假想)出發，他強調的是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恩格斯于1891年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針對國際資產階級的統治重申巴黎公社會的原則，指出“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他並大聲疾呼，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讓走向沒落的資產階級離開政權或死亡吧!無產階級萬歲!國際社會革命萬歲!”(《馬克思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7、229、215頁)。恩格斯在1893年談判美國工人運動時指出：“要知道，工人運動的最近目標就是由工人階級自己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但正是美國距離這一目標還很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7-48頁)。

　　以上說明，企圖利用恩格斯關于英法美的“設想”的幾句話，證明恩格斯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句站不住腳的，是錯誤的。

　　三、用“引者注”的手法把否認《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暴力革命的觀點巧妙地加到恩格斯的頭上

　　謝韜和辛子陵知道，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義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暴力革命”的思想，是一個不能越過的門坎。他們深知不可為之，越硬要為之。于是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作法，就是用變換“1848年的斗爭方法”這一概念內涵的作法，否認《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暴力革命的觀點，並把它加到恩格斯的身上。這樣，自以為達到了自己的目的?，F將謝韜的文章抄錄如下：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起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筆者暫時轉抄到此

　　“1848年的斗爭方法”是什么?恩格斯已經給了答案，就是“筑壘的巷戰”。恩格斯在上面的文字中明確地寫著：“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起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現代大都陳舊了”。恩格斯在以后的敘述中進一步指出，1848年的斗爭方法，就是“那些表現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壘戰——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維也納，1849年5月在德累斯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604頁)。恩格斯還指出由于客觀條件的變化(如街道建筑、武器裝備、槍支射程加大，彈藥的威力的加大等)，都對筑壘戰不利。因此，筑壘巷戰等斗爭方法，現在“都已經陳舊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607頁)。

　　謝韜和辛子陵在引用恩格斯的話時，用“引者注”的手法，對恩格斯的話進行篡改和歪曲。他們是這樣轉引恩格斯的話：“1848年斗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就是說，《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的觀點陳舊了。

　　“1848年的斗爭方法”這一概念的內涵，恩格斯寫的非常明確，是“筑壘的巷戰”或“街壘戰”，但謝韜和辛子陵用“引者注”的手法，偷換成“《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這一變，謝韜和辛子陵就等于向世人宣布：《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在今天一切方面都陳舊了。這樣，就很巧妙地否定了《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暴力革命的觀點。更巧妙地的是，把否定《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暴力革命的觀點，加到了恩格斯頭上。其實這是徒勞的!

　　恩格斯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什么是當時的幻想?錯在什么地方?1848年，歐洲工人運動高漲，巴黎工人六月起義，與政府軍進行激烈的街壘戰，它是社會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博斗。巴黎工人起義在維也納、米蘭和柏林的勝利起義獲得響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595頁碼)。正是“在當時的情勢下’我們不可能有絲毫懷疑：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這個決戰定將在一個很長的和充滿變遷的革命時期中進行到底，然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獲得最終勝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頁)。這就是恩格斯說的“曾經錯了”和“只是一個幻想”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認識到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說：“在1849年失敗以后，我們并沒有與那些in partibus[在國外]聚集在未來臨時政府周圍的庸俗民主派抱著相同的幻想。他們指望‘人民’很快就會徹底打敗‘暴君’，……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發;我們卻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稱，至少革命時期的第一階段已告結束，而在新的世界經濟危機尚未到來以前什么也不會發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當時曾被某些人當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門，……”(同上書，第595頁)。

　　謝韜把“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1848年的錯誤”，說成似乎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開始，這完全是主觀臆想。

　　四、利用普選權問題把恩格斯說成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

　　謝韜在利用“引者注”的方法，把否定《共黨宣言》中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加到恩格斯的身上之后，又有選擇地抄錄了恩格斯談到普選權的話，說明恩格斯把爭取普選權的問題，作為無產階級斗爭的唯一策略。因此，恩格斯成為他所說的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首倡者。

　　現將謝韜抄錄的恩格斯的話轉抄如下：

　　“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么階級斗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行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并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斗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地攻去，到處都退即次要地位上去了。”

　　筆者在這里首先指出，以上謝韜轉抄的恩格斯的話，是分別摘錄于《〈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603、607頁)，各段之間沒有連續性。

　　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普選權取得的成功給予肯定並做出較高的評價：“德國工人除了單以自己作為一個最強有力、最有紀律并且最迅速增長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存在，就已對工人階級事業做出這頭一個貢獻以外，還對它作出了第二個重大貢獻。他們給予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們向這些同志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同上書，第601頁)。

　　謝韜把恩格斯于1895年關于利用普行選權的論述，說成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后遺言，是對《共產黨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這些說法是完全違反歷史事實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投身工人運動時，就始終關注普選權的問題，恩格斯指出：“《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斗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同上書，第602頁)。馬克思于1850年為法國工人黨起草的“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中就是提出：“這種集體占有制只有通過組成為獨立政黨的生產者階級——無產階級的革命活動才能實現;要建立上述組織，就必須使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的普選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頁，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2頁)。恩格斯于1893年9月在維也納的社會民主黨人大會上演說提到：“現在你們正在進行爭取普選權的斗爭;它是無產階級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選權是檢驗黨的影響、計算黨的力量的唯一手段。最近二十年德國歷史教導我們認識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1頁)。鐵的事實說明，把利明普選權的問題，說成是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的“重要修改”、最后的遺言是完全錯誤的。

　　恩格斯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發表后，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個別領導人企圖根據這一著作，把恩格斯說成是主張工人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通過和平途徑取得政權的擁護者。黨的機關報《前進報》發表了一篇“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的社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從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了幾處文字，因而造成一種印象，仿佛恩格斯是“無論如何要守法”的捍衛者。恩格斯感到非常氣憤，並向《前進報》編輯李卜克內西提出強烈抗議，反對歪曲他的觀點的作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致卡爾·考茨基”的信中說：“使我驚訝的是，今天我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我特別希望《導言》現在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的印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頁)。4月3日，恩格斯又在“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說：“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于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同上書，第436頁)。這也是對個別人利用普選權的問題，把恩格斯歪曲為“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錯誤說法的反駁。

　　五、一個令人吃驚的人妖顛倒的結論

　　謝韜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歪曲和篡改，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然后進一步得出結論說：“由此引可見，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復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這樣說來伯恩坦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繼承人。這真是一個令人吃驚的人妖顛倒的結論。

　　筆者在這里首先批出，恩格斯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放棄過暴力革命的思想，更沒有提出過“和平過渡”的理論。

　　(一)馬克思和思格斯曾對伯恩施坦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過嚴厲的批判

　　伯恩施坦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有名的機會主義團體“蘇黎世三人團”的重要成員。他們提出社會民主黨應是“不僅號召工人參加、而且號召一切誠實的民主派參加的、應當由獨立的科學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領導的運動，在約翰·巴。施偉澤的領導下，已墮落為產業工人爭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頁)。為了向俾斯麥政府獻媚而提出：“正是在現在，在反社會黨人法的壓迫下，黨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決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同上書，第184頁)，只憑這幾句話就看出伯恩施坦的機會主義的實質。

　　伯恩施坦等人的觀點，受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嚴厲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190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嚴重聲明：“至于我們，那未，根據我們的全部過去，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規定了一個戰斗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同上書，第189——190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建議德國社會民主黨開除伯恩施坦等人的黨籍，但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只撤掉了他的編輯職務。

　　(二) 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公開扯起修正主義的旗幟

　　恩格斯逝世(1895年8月5日)后，伯恩施坦就急不可待地跳出來，公開要“修正”馬克思主義，攻擊馬克思主義。1896——1998年，以“社會主義問題”為題目，發表一系列文章攻擊馬克思主義。1899年，拋出《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系統地攻擊馬克思主義。

　　伯恩施坦知道“唯物史觀是社會主義學說的科學基礎”，所以他首先攻擊唯物史觀。他把唯物史觀和歷史必然性聯系在一起，攻擊“承認歷史必然性”的“唯物論者是沒有神的加爾文教徒。就是說，唯物論者縱令不相信什么神的宿命，卻也相信，並且不得不相信發生在某一任意時點以后的一切現象，都是由那一定的物質的全體和它的諸部分的勢力關系預先決定了的”。這是有意地曲和攻擊唯物史觀。

　　伯恩施坦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陷阱”，“是妨礙對事的一切合理的觀察的圈套。但恩格斯要超它是不可能的，并且他也沒有想這樣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存在著“黑格爾矛盾辯證法殘滓的產物的東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純粹是思維的構成物”，“是思維公式或科學的假設”，攻擊剩余價值“成為單純的公式或基于假設的公式”。

　　伯恩施坦污蔑“《共產黨宣言》之革命綱領徹底徹尾是布朗基主義的”;影射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說“階級專政卻屬于較低的文化。……階級的專政必須看作是一種倒退或政治的隔世的遺傳”。他還歪曲歷史，說什么“各民族發展上的重要時期是沒有飛躍的”，以此反對革命和暴力革命。他說“民主制度在原則上是階級統治的消失”，“實則在百年以前想來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則只需用投票，示威運動以及諸如此類的威壓手段就能貫徹了”。

　　最能暴露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實質的和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態度，就是那個“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運動就是一切”的口號，它表明，遷就眼前利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化，而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是修正主義的政策。

　　伯恩施坦還提出“要回到康德去”的口號，反對馬克思主義。他說這是為“反對在工人運動里尋找它的巢穴并以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為它的安適地藏身之處的‘空談’(cant)，而訴之于開尼希堡的大哲學家即純粹理性的批判精神”。一句話，就是用康德(公元1724-1804年，德國人，先驗唯心主義者)的唯心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

　　伯恩施坦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義，他在黨的會上狂妄地自稱：“我可以毫不遲疑地事先向你們聲明，我是一個修正主義者，如何你們還嫌不夠的話，我是一個伯恩施坦派!”(轉引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冊，第399頁)。

　　六、結束語

　　謝韜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篡改和歪曲得出結論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1848年的錯誤以后，保留資本主義生主方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他認為這是最終的定論。其實這是錯誤的。

　　筆者首先引用被謝韜稱之為“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最后遺言”的《〈法蘭西內戰〉導言》中的論述，駁斥謝韜先生。恩格斯說：“使這部著作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在第二章中，講到那里稱作‘初次概括無產階級各種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勞動權’時說道，但是勞動權實際上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是表示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如果說馬克思后來把這個公式也推廣到交換手段的占有上，那么這種由《共產主義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來的推廣，不過是從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罷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3-594頁)。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三版(晚于《資本論》第三卷的付印和出版)中宣稱：“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0頁，又見《資本論》第1卷，第819頁)。

　　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暴力革命，共產主義，這才是馬克思恩格斯對世界工人運動的 “遺言”。民主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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