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毛澤東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是他在社會主義時期理論的巔峰之作。這是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新課題的創造性回答，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指明了正確方向。這部歷史性的文獻，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的價值，而且也為社會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現就其歷史背景、主要論點和當代價值，作一體會性解讀。

一、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

　　1956年，我國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但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也出現了新的情況，新的問題。在國際上，蘇共20大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引發的波匈事件，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以尖銳的對抗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也出現少數工人罷工和青年學生請愿等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國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請愿;一些農村也發生鬧退社、鬧缺糧的事件。知識分子對時局變化的反應最為敏感，也提出了不少尖銳的意見。這就向人們提出：究竟如何科學地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究竟是什么?這一系列問題，關系到如何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根本性問題。

　　關于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新課題。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作過某些原則性論述，表現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深邃的洞察力。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科學地考察了未來共產主義的發展問題，第一次論證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兩個階段的思想。他敏銳地預見到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在經濟、道德和精神等各方面還不可避免地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并且具體指出在這個階段還存在著城鄉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以及分配問題上的事實上的不平等。這里雖然還主要是從分配領域作的探討，但指出這些差別，實際上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這對于我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是有深刻的啟示意義的。應該說，經典作家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但由于當時還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實踐，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還沒有提到他們面前，因此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1](P106)而不可能作出全面的和具體的描述。

　　十月革命之后，列寧根據建立和鞏固蘇維埃政權斗爭的實踐經驗，在他的許多論述中，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許多矛盾。他具體論述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兼有兩種經濟結構的特點;分析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繼續存在及其特點;談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及其處理辦法，等等。他在讀布哈林寫的《過渡時期經濟》一書時，曾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的重要思想。應該特別指出，這時列寧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將發生變化。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除了原來意義的即各階級之間斗爭的政治以外，還有“從事國家建設的政治”。[2](P370)這顯然是十分深刻并富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思想。列寧的這些論述，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是大大地前進了。但由于列寧辭世過早，沒有經歷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的實踐，因而也不可能充分地和系統地回答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在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斯大林還比較多地講到蘇聯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包括已經大量表現出來的人民內部矛盾。但他這時所講的矛盾，主要是指過渡時期存在著的社會矛盾。他沒有回答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是否仍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因而遠沒有形成完整準確的科學理論。而當1936年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以后的一個長時期中，斯大林錯誤地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是“完全適合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書中，才開始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存在著矛盾，要領導者經常注意發現和克服矛盾，并認為如果注意不夠，搞不好的話還可能發生沖突。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所以毛澤東說，列寧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斯大林“不承認”，“直到死前才在理論上承認，但實際做又是一回事”。[3](P403)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和理論背景下，毛澤東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開始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的社會運動的本質和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1956年8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加寫了一段重要論斷：“社會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人們的主觀和客觀世界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3](P137)同年12月，毛澤東在致民主人士黃炎培的信中又進一步指出：“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3](P255)強調社會總是在揭露和解決矛盾中前進。在波匈事件發生期間，毛澤東明確提出：波匈事件應使我們更好地考慮中國的問題，根據波匈事件的教訓，好好總結一下社會主義究竟如何搞法。矛盾總是有的，如何處理這些矛盾，就成為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4](P23)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隨后，毛澤東對講話稿進行了多次精心修改，于同年9月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為題公開發表。全文共分十二個問題，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等重要論斷，并作了深刻的闡述，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理論貢獻。

二、對《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幾個體會性的解讀

　　在《正處》中，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用辯證的、發展的觀點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內容涉及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現就其主要論點作體會性解讀。

　　第一，明確指出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并科學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

　　矛盾是客觀存在，只有承認矛盾，解決矛盾，才能不斷地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如果否認矛盾的存在，或者事先沒有這種思想準備，那么在社會現實的矛盾面前，就會陷于手足失措的被動狀態，以至于對矛盾作出錯誤的判斷，甚至使用對待敵我矛盾的辦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造成無可挽回的錯誤。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5](P204)“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5](P213)由此可見，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

　　毛澤東所以肯定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基于他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深刻揭示，這就是他在《正處》中提出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的重要思想。在這里，毛澤東把社會主義放在人類歷史發展整個過程加以考察，他雖然沒有明確地說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都是這兩種矛盾，但他所說的“仍然是”，就邏輯地蘊含了它們是一切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根據他對人類社會的演進和繁紛復雜的社會現象的長期研究，指明了推動社會發展的具有決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6](P32-33)雖然在這里他沒有使用“基本矛盾”這一概念，但我們只要仔細領會，在這個經典表述中已經包含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這兩種基本矛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思想，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石。后來，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曾明確使用過“基本矛盾”的概念，他強調：社會化生產與資本主義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現代社會就在這一切矛盾中運動，而大工業把它們明顯地暴露出來了。”[7](P758-759)列寧也同樣是在這個層面上提出“基本矛盾”的思想，他在《評經濟浪漫主義》一文中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時指出：“因為危機是由現代經濟制度中另一個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引起的”。[8](P137)他們這個深刻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整個人類社會都是建立在社會生產的基礎之上，社會的運動和社會的面貌歸根到底都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決定的。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社會現象是極其復雜的，這個概括還不能反映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全部特點，因為有一部分社會矛盾是由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人類社會的另一個基本矛盾產生的。正因為這樣，毛澤東上述的理論貢獻，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把經典作家發現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這兩種矛盾規定為社會基本矛盾，并認定這種社會矛盾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如此。他說：“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那個時候還有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的矛盾”。[9]這深刻表明，社會基本矛盾存在于包括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內的一切社會發展過程的始終，是產生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它規定和制約著社會各種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第二，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反映到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上，就表現為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在社會矛盾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而必須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是毛澤東關于兩類矛盾學說的核心，它反映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特點。

　　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之間的矛盾，簡單地說，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這是性質不同的兩類社會矛盾。毛澤東說：“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5](P211-212)

　　民主的方法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方法。就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來說，人民群眾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人民內部沒有根本利害的沖突，對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只能用討論、批評、說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而不能用強制和壓服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在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指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服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10](P291)但為了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和共同利益不受侵害，國家有必要制定各種規章制度和法律條令，人民也有義務遵紀守法，這是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和有效地建設自己的國家所必需的，是對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必要補充。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5](P209-210)

　　毛澤東總結中國共產黨解決黨內矛盾的經驗教訓，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原則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5](P210)這個公式的內涵是相互聯系并相互制約的統一整體。在這里，團結既是出發點又是目的和歸宿。首先要有團結的愿望，這是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所要求的，也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前提條件。如果主觀上沒有團結的愿望，就不但不能解決矛盾，還可能導致矛盾的尖銳化。但是，講團結并不是取消積極的思想斗爭，相反，正確地開展批評或斗爭，是實現團結愿望和達到團結目的的必要手段。只有堅持原則，開展批評或斗爭，才能分清是非，達到新的團結。我們既有反對無原則的庸俗的“關系學”，也反對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因為這樣做都不可能達到團結的目的。

　　毛澤東強調要普遍提倡和善于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充分體現了要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總的原則。毛澤東提出的這一公式對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因為人民內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出現的矛盾，都應該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當然，這一公式主要是側重從政治思想方面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而人民內部矛盾是多種多樣的，它涉及諸如經濟利益等方面的許多具體矛盾。因而必須堅持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和解決的原則，不能簡單化地套用一個公式。毛澤東在提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要普遍采用“團結—批評—團結”這一指導方針同時，還根據不同領域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方針，是值得我們很好研究的。

　　毛澤東在指明正確認識和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的前提條件的同時，進而指出，兩類矛盾雖然有明確的嚴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也會互相轉化的。因而，要善于創造條件，使矛盾的性質向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轉化;要堅持用民主的、說服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防止矛盾向著不利于人民的方向轉化。在他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總的趨勢，是人民的范疇越來越擴大，敵人的范疇越來越縮小。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日益發展，促進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的可能性愈益增加，而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可能性則趨向縮小。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不同性質矛盾運行的基本規律。這個總趨勢是要通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才能夠逐步實現的，但應是我們工作努力的方向。這些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有重要意義的。

　　第三，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特點，為發展社會生產力和自我調整與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

　　我們所以說我國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不鞏固，概括地講，一是社會生產力還不發達，二是社會制度還不完善。這種不發達，不完善，是我國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的主要根據。毛澤東正是依據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進一步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從而為解決上述兩大基本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

　　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同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筑之間，是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其中適應是主要方面，不適應是次要方面。他說：“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5](P214)基于這樣的分析，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5](P218)他認為，我們之所以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主要是為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5](P216)實際上提出了黨的根本任務的轉變問題。

　　這就深刻地告訴我們：一方面，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國現階段生產力水平低下同國家和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突出表現，也是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的深刻根源，因而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成為新時期的中心任務。黨和國家要由原來占據主要地位的階級斗爭轉變為主要向自然界開戰，發展社會生產力。事實表明，只有堅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一項長期的中心任務，從根本上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另一方面，提出要自覺調整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不適應的方面，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不僅指明了今后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而且也為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這種自我調整也就是自我改革的任務。

　　這里應當指出，毛澤東關于黨的根本任務的轉變的正確思想，在一個長時期里，由于主客觀的各種原因，沒有能夠得到貫徹和堅持，造成了歷史的遺憾。我們在接受這個歷史教訓的同時，要真正堅持和貫徹毛澤東正確的理論主張，堅持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把經濟建設工作搞得更好。

　　第四，指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規律。

　　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大轉折的一個時期。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一個完整的階級退出了歷史舞臺，國內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正處》中，毛澤東對此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他說：“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5](P216)這就是說，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而只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階級斗爭除了少部分屬于對抗性矛盾之外，而大量的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不宜再采取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的形式，而主要的應當通過民主和法制的途徑加以解決。應當肯定，這個估量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毛澤東還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特點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5](P230)這是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特點和規律的論述。有學者認為，這是作者在修改過程中加上去的一段論述，是受反右派斗爭影響，是所謂“左”的理論表現，這個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重要標準，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來看，這個估計是符合實際的，正如鄧小平所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我們用八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里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11](P243-244)這里講了反右派斗爭的必要性和存在的問題，就這場斗爭的實質來說，確是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斗爭。《正處》發表60年來，既有蘇聯由意識形態演變最終導致解體的嚴重教訓，也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錯誤思潮，這些錯誤思潮的政治企圖也同樣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些都深刻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尖銳性和重要性。我們決不能因為后來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而否定理論的正確性。

　　第五，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培育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毛澤東在《正處》中以較大篇幅論述“雙百”方針，他認為，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這就在實際上把它作為治理國家的一項基本方針提了出來。

　　毛澤東特別強調，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辦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采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于我們國家鞏固和發展的方針。

　　毛澤東把是“放”還是“收”，作為治理國家的方針問題，堅持“不能收，只能放”的思想，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意義。其一，堅持采取“放”的方針，是基于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特點和主要矛盾變化的深刻認識。堅持“放”的方針，就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并尋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過程。而“收”的方針，則是否認或掩蓋矛盾，一旦矛盾出現，勢必采取壓制的辦法，或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這顯然是不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其二，采取“放”的方針，有利于提高治國的領導能力，并使人民群眾受到鍛煉。毛澤東說，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通過“放”的方針，我們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辦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他認為，把一些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么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5](P196)其三，堅持“放”的方針，有利于加強人民內部的團結，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容許人民內部不同意見的自由討論，容許不同學派、不同風格的自由發展，這不僅有利于發展真理，發展我們的事業，而且有利于加強人民內部的團結。

　　毛澤東多次強調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目的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堅持“放”的方針，就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正確途徑，毛澤東多次強調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目的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堅持“放”的方針，就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正確途徑，有利于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三、《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當代價值

　　理論源于實踐、高于實踐又反過來對實踐產生指導作用。毛澤東《正處》一文，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這對于今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仍然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的價值。

　　毛澤東在《正處》中，深刻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指明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其重要性就是使我們懂得承認矛盾、解決矛盾，在各種社會矛盾中我們能夠處在主動的地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順利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毫不動搖地確立了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思想，在改革開放近40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這就深刻地告訴我們，只有堅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一項長期的中心任務，從根本上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只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斷地調整和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才能有力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今天，我們面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歷史時刻，更應該自覺地堅持唯一能夠實現這一偉大目標的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時警示全黨不要犯顛覆性的錯誤，有重要的現實性和指導意義。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對毛澤東關于在社會矛盾中我們能夠處在主動地位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要做到這一點，在經濟建設中就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著力避免兩極分化，要切實解決好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要真正做到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共享。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還存在不相適應方面的思想，對今天的改革也有重要的啟迪和指導意義。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會有一個適應生產力發展而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制度也是這樣。恩格斯說過：“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2](P433)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還不完善，這種不完善同樣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同時由于這種不相適應不是主要的方面，所以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自身加以調整。這既說明改革的必要性，又指明改革是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因而，在整個改革過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是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必須慎重地加以對待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堅持改革的正確發展方向，使一切企圖把改革引向私有化、西化的陰謀歸于破產。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由于社會利益多元化，人民內部矛盾也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和多變性，這種植根于利益的矛盾，加上在一個時期黨和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家長制作風、獨斷專行、特權思想、權錢交易、享樂主義等不正之風嚴重，加劇人民內部矛盾以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群體事件增加，逆向發展的風險也大于過去。在這種情況下，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為一個更加突出的問題。在加強民主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設的同時，要著重注意下列幾個問題：一是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黨內存在的種種不正之風，嚴重敗壞了黨的形象，撕裂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必須把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這方面的良好開端堅持下去，真正做到懲治腐敗永遠在路上，這樣才能鞏固執政的基礎，增強群眾對黨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二是要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群眾的權益，在經濟發展和分配方面要更多地關注公平，逐步縮小分配上的差距，保證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三是在重視制度建設的同時，還要加強人的思想教育工作。要重視社會共同理想被消解的危險，要真正倡導和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盡可能地把廣大人民的思想統一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事業上來;要敢于抵制和批評那些渙散人心、企圖把國家引上錯誤道路的各種錯誤思潮，通過雙百方針，擺事實、講道理，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5] 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列寧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56-11-15(1).

　　[10] 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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