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分析

　　鄭彪

　　蘇聯垮臺的教訓之一是從斯大林時期起長期否認和回避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更不善于解決這個基本矛盾，終于釀成巨大的災難。毛澤東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將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理論運用于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明確提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是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的西化傾向導致馬克思主義邊緣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回避對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運動的分析;對國內問題的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就習慣于在諸如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類的現象層面著力，回避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1993年以后新自由主義開始泛濫，隨著經濟改革中照搬美國模式的傾向特別是所有制改革中私有化傾向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包括社會基本矛盾逐漸激化起來。由于長期缺乏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是缺乏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研究，學術界對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演變了解不深，把握不力，對國際國內社會發展進程缺乏科學預見和詮釋，在一些學者筆下，社會基本矛盾的許多表現統統被歸結為似乎毫無來由的“突發事件”;更有甚者，由于新老自由主義思潮的長期滲透，一些干部和知識分子多年來政治方向意識淡漠甚至喪失，對美國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對手要么不相信，要么是事到臨頭方寸大亂，應對不力，舉措失當，在國內外造成消極影響。國內外形勢的迅速發展變化迫使馬克思主義正在重新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擔綱，重新成為顯學，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基本矛盾的研究和解決，則是一個迫切需要推進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探討

　　(一)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社會基本矛盾問題，是蘇共首先遇到的，但是他們長期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完全適應，沒有矛盾;對此，斯大林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進行了理論概括。蘇聯在1935年農業集體化完成以后，就宣布消滅了階級，社會主義建成了。斯大林認為，蘇聯社會沒有階級，整個社會高度一致，高度團結，實際上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也沒有階級斗爭。毛澤東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將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的理論運用于社會主義社會，明確提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從而否定了蘇聯的形而上學觀點，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主要矛盾不是一個概念，也不是同一個層次的矛盾;而且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社會主要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具有對抗性，決定了其社會主要矛盾是階級斗爭，但是對社會基本矛盾的調解與否可以緩和或激化階級斗爭。在前者條件下，在一定時期內，階級斗爭的主要矛盾可以變得不那么突出，而次要矛盾上升，前者甚至被后者掩蓋起來;當社會條件改變以后，階級斗爭可能重新激化，使社會主要矛盾重新突出起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社會基本矛盾特別是對社會主要矛盾如何表述，主要是關于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毛澤東有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他有一些形而上學。毛澤東將唯物辯證法運用于社會主義社會，提出社會主義的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而且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解決;搞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論述，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紀世界政治家和思想家中也是獨樹一幟的。毛澤東的這個思想，究竟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或者是也可能有一些形而上學?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極左思想，加以否定。蘇聯解體以后，這個問題被實踐重新提了出來。“搞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毛澤東的理論預見已經應驗。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重新研究和評價毛澤東的有關思想和論斷。毛澤東關于黨的八大報告有關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表述的不同看法，理論上的分歧，也在這里(將八大前后的黨內斗爭，僅僅歸結為權力斗爭，這是西方的自由主義觀點)。毛澤東在實踐上沒有解決好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但是否因此得出結論，他在理論上也完全錯了?事實表明，這是一個矛盾：如果理論上完全錯了，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論斷和預見;如果實踐證明了政治論斷是正確的，說明其所依據的理論至少有合理因素，值得研究。蘇聯共產黨在理論上的失足，有一個很長的過程，在思想方法上是從形而上學開始的，在理論上是從否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開始的，從否認國內階級斗爭到放棄國際階級斗爭(蘇聯放棄階級斗爭，美國卻不放棄，而且絕不放棄“文明沖突”，終于把蘇聯斗爭、沖突垮了);從赫魯曉夫時期的“三和兩全”到勃烈日涅夫的“緩和”;從斯大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到勃烈日涅夫宣布進入發達社會主義，再到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及至到蘇聯解體，這之間有沒有聯系?有什么聯系?與此相聯系的大量問題，都值得重新研究。

　　黨的“八大”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對此，毛澤東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服從了中央。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段話改變了“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判斷。毛澤東的論斷，得到了這次中央全會的贊同，由此引起黨的政策的相應改變。新中國六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證明，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是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鍵問題。長期以來，由于復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黨的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實需要，長期回避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而主要關注社會主義主要矛盾，這是這是不難理解的;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不研究，國內國際積累的問題又相當錯綜復雜，這個問題已經變得相當棘手。無論如何，經過三十一年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已經將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再次推向理論前沿，亦即將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再次推向理論前沿，對這個問題加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詮釋，并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著手解決，則理論上必然高屋建瓴，實踐上必將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和改革全局產生重大的積極的影響。

　　(二)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糾正了長期以來“左”的錯誤，重新確認了八大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從而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萬分正確的。到八十年代引入初級階段概念，也就沿用了八大的提法，將它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理論上進一步論證了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所以這個提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其中也存在著一個理論問題，就是直接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與八大報告中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等同起來，理論上容易理解為是將初級階段與社會主義社會等同起來，這樣一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際上有帝國主義，國內有多種經濟成分，包括外國資本，階級斗爭是否還存在，是否為次要矛盾?這是個實際上被擱置的理論難點。但是，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有一段表述：“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個表述雖然后來實際上不再提了，但是仍然非常重要。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表述，與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這段話相互補充，意思就完整了。這表明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中，階級斗爭實際上是被涵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中，只是在1981年的六中全會有關決議中又加以明確地闡述。

　　實踐證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的觀點，是正確的，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適用的;而他關于“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后來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正如劉國光同志所說：“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導致了十年動亂的嚴重錯誤。”(105)(劉國光：《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道路、規律、模式：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總結與展望》代序，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1979年以后，黨的工作重點實現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移，對近三十年來全黨全國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推動國家經濟實力日益強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由此在社會上也產生了一種看法，認為共和國的后三十年才重視經濟建設，不搞階級斗爭，搞出了一個富強的中國。而前三十年則一味搞階級斗爭，忽視了經濟建設，搞得中國落后封閉。這種看法不太符合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實際。”(106)(同上)實際上，社會上還產生了另一種看法，認為共和國的后三十年一味搞經濟建設，不搞階級斗爭，搞出了一個“資本主義復辟”的局面;而前三十年雖然“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沒有忽視經濟建設，所以沒有必要搞改革開放。這種看法也不太符合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實際。

　　劉國光同志指出：“盡管共和國前段發生過過分夸大和擴大階級斗爭的曲折，但是不能認為前三十年和我們黨只著重搞階級斗爭，而不重視經濟建設。毛澤東作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熟悉生產力、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早已提出一個政黨的先進性在于是否通過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的革新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革命戰爭時期，他十分重視根據地的經濟工作，以保證戰爭供給。接管城市之后，立即把工作中心轉向經濟建設。國民經濟恢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抓對資本主義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以及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圍繞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面貌，其缺點因求快過急，犯了主觀冒進，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這在六十年代經過調整經濟，得到糾正。盡管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斗爭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澤東還是指出要分開工作問題和階級斗爭問題，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而妨礙了工作(包括經濟工作)，階級斗爭和工作并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所以雖然重新強調階級斗爭，但對經濟工作的影響不大，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文革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盡管因階級斗爭的沖擊受到一些損失，但國民經濟只有兩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都是繼續增長的。并且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比較重要的成就。1975年在第四屆人大上周總理重申1965年第三屆人大會就已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兩步走的宏偉戰略設想，成為后來(包括文革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綱領。所以，絕不應當否認前三十年毛澤東領導下中國人民在經濟建設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何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當然，前三十年的工作是受到了一些擴大化了的階級斗爭的干擾，如大躍進中的國民經濟倒退，十年動亂中也受到一些損失。如果沒有這些曲折，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還會更大。

　　“前三十年階級斗爭擴大化是一個錯誤，但抓階級斗爭并不錯。還要指出，毛澤東雖然晚年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錯誤，但是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斗爭，還必須注意階級斗爭，還是很中肯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當時看來已經消失，但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是一個基本事實。‘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頁)從國際經驗看，當時的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上臺，蘇共變為全民黨，等等，均預示著國際共運中隱藏險惡的形勢，為后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的演變事實所證實。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觀上就是想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陰形在中國的出現。但是他在發動‘文革’時，對國內黨內具體形勢估計錯誤，混淆了敵我是非，犯了用全國內戰、急風暴雨式的斗爭方式的錯誤，傷害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我們否定文革，是否定它作為政治運動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范資本主義復辟的動機。應該說，沒有文革的預演，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災難;‘六四’的后果會導向何處，誰也不敢斷言。所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說得很好，毛澤東同志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列著作，還始終認為他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頁)事實的確是這樣的。”(107)(同上)

　　至于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是否如他自己認為那樣，是馬克思主義的，對此國際國內一直都有爭論。1991年以后，隨著國際國內圍繞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探討日益深入，這種爭論又起。眾所周知，文革的起因基于毛澤東對黨內形勢和干部隊伍的基本判斷，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政治結論在理論上與他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的理論密切相關，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時黨內并沒有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毛澤東是以思想分析代替經濟分析，脫離了客觀實際，也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歷史證明，和平演變不一定要先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它可以是一個黨內特權階層。只要上層建筑改變，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這個黨內特權階層即使還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但是存在權力資本化的可能，一旦時機成熟，也可以在歷史轉瞬之間，演變為大寡頭大資產階級。長期以來，毛澤東的這個理論被視為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或空話，蘇聯解體為其提供了一個實證。歷史的發展是否還將繼續為其提供實證，例如先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然后再演出與蘇聯大同小異的節目?對此，實踐上誰也不敢說完全不可能，理論上的探討也在進行。當前國內外關于蘇聯解體根源的研究，已經不可避免地涉及這個問題，例如著名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指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為將利益給予勞動人民而設計的體系與在此體系中進行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小部分特權精英的矛盾。”(108)((美)大衛·科茨：《蘇聯解體與當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5月5日)如果這個矛盾是客觀存在，那么它應當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而大衛·科茨對這一矛盾的表述似曾相識，使人想起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許多論述，特別是《五·一六通知》，其中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話：“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通知》說，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嚴重脫離實際的政治判斷，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據，事實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如果把時空條件調換一下，對照1985年到1991年期間的蘇聯“改革”時期，再看一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表現和蘇聯解體、俄羅斯慘遭浩劫的歷史，他們是怎樣的一批代表人物呢?俄羅斯難道不是由勞動人民專政變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寡頭專政嗎?誰敢打保票說這種慘禍一定不會在別的國家重演呢?大衛·科茨的這個觀點，觸及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問題，這個問題關系重大，很值得研究。我們過去常說干群矛盾，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客觀原因，文革失敗了，但是這個矛盾仍然是客觀存在。不僅是客觀存在，而且近三十年來在許多地方和單位削弱或完全擺脫了人民群眾和普通黨員對于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干部的監督制約之后的今天，這個矛盾總體上是激化了。這是釀成一個時期以來社會復雜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矛盾總體上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宜夸大，不能輕言是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否認或無視這個矛盾，否則將可能導致激化矛盾而重蹈蘇聯覆轍。

　　在現階段國際帝國主義敵對勢力存在并加緊反華活動和國內社會出現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作為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多種矛盾并存，在國際層面，包括與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矛盾，基本上是階級矛盾，這個矛盾至少具有對抗性的一面;美國對中國發動“文明沖突”，特別是實行“盎格魯-撒克遜計劃”，這是民族矛盾，這個矛盾完全是對抗性的。這兩對矛盾，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本質上是對抗性的，在特殊條件下是否可轉化為非對抗性?可以努力，但不能抱以幻想;在國內層面，社會主要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滿足這一需要的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那么各種社會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是否是社會次要矛盾?在當前社會分化不可避免影響到黨內分化和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條件下，一些地方和單位的干群矛盾是否部分地可能具有階級矛盾的色彩?“通鋼事件”的政治實質是什么?等等。這些矛盾需要分析研究和梳理，有些矛盾地位在上升，例如隨著國際形勢急遽變化，民族矛盾在激化，其地位就在上升;隨著國內形勢(與國際形勢緊密相關)的急遽變化，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的階級矛盾也在激化，其地位也在上升。諸如此類，社會各種矛盾彼伏此起，是客觀存在，如何分析和梳理，統籌應對，需要分析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

　　二、對近三十年中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分析

　　蘇東劇變的教訓表明，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集中表現在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而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固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革命初期，尤其如此。但是隨著經濟領域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結束，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日益明顯;而在漫長的和平演變過程中，特別是在所謂顏色革命關頭，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決定作用，上層建筑特別是意識形態一垮，經濟基礎的改變，歷史積累的社會財富的席卷，整個國家的財富被瓜分而集中于少數寡頭資產階級手中，包括亡黨亡國，幾乎是一夜之間。當然，歷史是否也將可能有與蘇東國家不同的表現，即先形成一個毛澤東所說的“黨內資產階級”，或黨內外同時形成資產階級，在演出與蘇聯大同小異的故事，可不能排除這種可能。“黨內資產階級”問題，是毛澤東根據蘇聯和平演變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在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尚無形成的經濟條件，即權力資本化的條件，或稱只有某種萌芽，是毛澤東的錯誤估計和判斷，導致發動文革;現在的情況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要“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的前提已經發生重大變化，據2009年12月25日國家統計局網站發布的第二次經濟普查數據第1-3號公報顯示：“2008年二、三產業企業單位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比重為情況為：企業資產方面，公有制企業資產為68.1萬億元，比重為32.8%。非公有制經濟企業資產為139.7萬元，比重為67.2%;企業實收資本方面，公有制經濟企業實收資本為12.4萬億元，比重為36.4%，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實收資本為21.7萬億元，比重為63.6%;工業企業人員方面，公有制經濟工業從業人員為1443.2萬人，比重為12.3%;非公有制經濟工業從業人員為10295.1萬人，比重為87.7%。”實踐中這種勢頭還在發展。基本生產資料歸公有已經成為歷史，“新資產階級已經是客觀存在”，換言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改變，而多年來上層建筑的重大改變也有目共睹。一方面，黨外新資產階級已經是客觀存在，而且可以入黨，這個口子一開，非同小可;另一方面，黨情發生變化是近年來中央的一個新提法，似應包括黨的分化這種重要情況在內，黨的分化不僅是意識形態分化，也有立場改變和政治分化，例如前幾年中央最高領導層發出“黨校要姓黨”的警告，針對的情況實際是黨的某種政治分化。至于這種政治分化是否有經濟分化的基礎，是否會導致分化出一個“黨內資產階級”，這方面尚缺乏研究。在這種條件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加以上層建筑的反作用有時候(特別是在歷史緊要關頭)具有決定意義，在當前國際國內風云變幻、錯綜復雜和面臨“四個危險”形勢下，(109)(“四個危險”指“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參見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各種社會政治風險似乎愈來愈大，其結果如何，國內外都極為關注。

　　近三十多年來的發展和改革，是建國以后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繼續，六十多年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是一個整體。限于篇幅，這里只研究近三十一年。其中分為三個階段，三個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有不同的情況，需要分別加以考察。

　　1979年至1991年，是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基本政治特征是：總體上經濟改革高歌猛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改革發動順利平穩，改革政策比較穩健，雖然后來受西方思潮影響，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出現某些分歧，特別表現在七五計劃期間的經濟改革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思路和政策發生偏差，(110)(關于對七五計劃期間經濟改革基本思路的質疑和商榷意見，是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關夢覺教授最早提出的，當時筆者正在其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先生的思想、觀點包括優秀傳統文化素養和馬克思主義造詣乃至人生道路和某些氣質對我的影響很大，表現在筆者的代表作如《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探討》(1989)|、《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2008)、《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2010)以及本書的思想傾向、基本觀點和某些文風乃至一個時期以來的治學和人生態度，無不打下師門五年的深刻印記。這其實也是中國傳統師道的巨大精神力量)以及腐敗蔓延和發生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導致經濟通脹加劇和政治風波發生，但都得到中央控制。這個階段總起來看，成就和錯誤似可以“三七開”。

　　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后，經濟改革首先從農村發動，到1984年轉入城市。城鄉生產關系的重大調整，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經營方式和分配結構的調整，加以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整，1984年以后又進一步發展演變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基本思路。這個時期生產關系的一系列重大調整和改革，改變了長期以來由于“左”的錯誤影響而導致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僵化和停滯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情況，有效地調節了社會基本矛盾，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大幅度且普遍地改善了城鄉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迅速提高了國力。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惠及城鄉各業，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熱烈而普遍的擁護，國際社會也是一片贊揚之聲。

　　這個時期經濟領域生產關系的大幅調整和改革，是由執政黨發動的，它必然引起上層建筑領域的相應調整和改革，于是整個形勢迅速發展為全社會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以來也不可避免地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逐漸興起“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與此相應的政治風潮，并受到國際敵對勢力的推波助瀾，在黨內腐敗滋生蔓延和經濟改革“闖關”引起嚴重通脹以及人民群眾中開始出現“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不滿情緒的背景下，這股浪潮終于釀成了“‘六四’風波”。這說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出了問題，是“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如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的階級斗爭“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的表現，證明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的這段話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1989年到1991年蘇東劇變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由于“大氣候“影響，黨內的思想認識分歧很大，也不免會有政治上的分歧(否則也不會連續出現兩位總書記的問題)，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后果難消，而政治上為了給經濟改革“保駕護航”，既來不及也難以就深刻、正確、全面地總結十幾年發展和改革的基本經驗達成共識。那幾年，新自由主義在前蘇聯東歐地區折騰正歡，而在中國遭遇重大挫折，國內外敵對勢力不得不暫時收斂，也學著“韜光養晦”。“不爭論”的發明，既是一種政治智慧，也是當時條件下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從客觀上說，20世紀80年代實踐中積累的許多問題和理論上實際上存在的重大分歧，實際上被擱置下來。總起來說，由于1979年以來發展和改革的成就巨大，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雖然已經暴露，但畢竟這一時期問題是第二位的，而且歷史的縱深還不夠，社會各種矛盾包括社會基本矛盾的充分展開、發展都需要相當的過程，人們的主觀認識也需要時間。

　　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2年，是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基本政治特征是：①在總結前一階段經濟改革理論和實踐的經驗難以取得共識的情況下，為抓住戰略機遇期，爭取時間，經濟改革在鄧小平“南方(巡)講話”和“保駕護航”的大力推動下再次發動;②新自由主義浪潮乘機興起，席卷而來，經濟改革重新啟動促進了生產力迅猛發展，但是經濟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受到“大氣候”影響，更發生照搬美國模式的方向性偏差，如私有化暗潮洶涌，經濟發展的無政府狀態嚴重，社會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都產生和積累了大量深層次矛盾，社會急劇分化和迅速向右傾斜，民怨上升，社會開始持續震蕩，在資源、生態、環境等方面產生的問題很多;③社會開始急劇分化，新資產階級迅速分化出來，政治上背景復雜的特殊利益集團迅速形成，國內外、黨內外、全社會兩種政治力量的角逐日益激烈。這個特殊利益集團實際上構成了劉國光所說的客觀存在的“新資產階級”的核心和主體;④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采取的西化、分化和滲透、控制活動空前猖獗，美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均達到空前程度。⑤20世紀90年代是蘇聯解體導致俄羅斯發生重大地緣政治災難的十年，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鄰國，能夠以發展和改革避免發生蘇聯解體那樣的災難，無論如何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對這個階段發展和改革的成就和問題，一個時期以來全社會爭論極為激烈，分歧極大，現在還難以定論，“三七開”能否開得住，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見。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無視社會關系，更拒絕研究生產關系，而只關注交易，這就在政治思想領域推動了機會主義思潮泛濫。“不爭論”的政治智慧，好處在于“看準了就干，錯了再改(沒什么了不起)”，不能陷于爭論而耽擱了發展和改革的寶貴時間。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個方面，一種傾向往往掩蓋著另一種傾向。首先，“看準了就干，錯了再改”，做起來并不容易：既要看是什么性質的錯誤，也要看由誰來改，能不能改、怎么改以及在什么條件下來改，等等。而且“看準了就干”，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說不清楚”的思潮普遍流行，除了“發展是硬道理”比較容易取得共識之外，其它一系列國際國內的重大理論上的重大分歧沒有解決，廣大干部群眾思想上相當困惑，根本問題在于模糊了發展和改革的方向。實踐上，在國內外條件下，改革面臨進入“深水區”，各種暗潮涌動，情況相當復雜。其次，既然理論上和政策上“不爭論”，“不問姓社姓資”，實踐上往往就變成“咋干咋有理”，不管不顧，自由放任，“悶聲發大財”。在這種條件下，在美國推動(包括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來華)下，新自由主義思潮卷土重來，理論界幾被淹沒，實踐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地方走上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道路，媒體推波助瀾，私有化暗潮洶涌，以及實施了房改、教改、醫改等一系列明顯照搬美國模式和損害人民群眾福利和根本利益的改革舉措。這一切表明發展和改革出現全局性問題，特別是人們普遍感到經濟改革開始“變味”，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一些人更公開鼓吹“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雖然這一切有大氣候影響和某種必然性，但是畢竟加劇了社會動蕩，各種社會沖突頻發。這些情況都是社會主義基本矛盾運動和在某些方面有所激化的反映。毛澤東早就指出，一個政黨的先進性在于是否通過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的革新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發展和改革也是這樣做的。可是，人們困惑不解的是，90年代中期以后，看統計數字和GDP，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綜合國力明顯提高，社會基本矛盾怎么會激化呢?

　　在生產力方面，一方面，長期以來以外延發展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引發的各種矛盾，諸如生態環境、資源、能源等問題，愈來愈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這方面的矛盾在1979年以前就已經凸顯，近三十年愈來愈普遍地片面追求GDP，使得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原本我國自主創新的能力就有待提高，一個時期以來又遭到沖擊和削弱;特別是日益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以后，過多地依賴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對西方技術和世界市場的依存度過高，在相當程度上被“鎖定”在國際產業鏈低端，必然使新增利潤財富被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剝削和掠奪過多，而企業和國民經濟總體盈利的能力偏低。在經濟基礎方面，一方面這一時期國民經濟持續迅速發展，鞏固了國民經濟基礎，總體上大大增強了綜合國力;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對我國經濟部門和企業的滲透和控制迅速發展，與外資大肆收購明顯有關的各部門領域企業的兼并重組極為活躍，民族經濟被侵蝕擠壓，而地方上私有化浪潮在社會表面上波瀾不驚，暗地里相當洶涌，國有資產流失嚴重，整個國民經濟和共和國大廈的公有制基礎迅速收窄。事實證明，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改革中的生產關系相互作用，實際上產生了一個以何種生產關系為社會主導生產關系來引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政治方向問題。社會生產力本身沒有政治性，但是生產力與何種生產關系相結合，例如與國際壟斷資本的生產關系相結合，為其所利用;又如與現實中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結合，進行破壞生態環境的和壓迫、剝削勞動的生產;再如與前幾年揭露的封建制生產關系相結合的“黑磚窯”生產，都可能會與民族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利益相沖突，這就產生了生產力發展的政治方向問題。所以，對“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解需要深化，不是任何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都是利大于弊的;對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制造就都是“中國制造”之類的提法，在理論上大有商榷的余地，在實踐上已經產生不少弊端。按照這種說法，舊中國不應當說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也不必發展什么民族經濟，帝國主義的在華企業都是“民族企業”。以此類推，就會得出“越是殖民地化，就越是現代化”等等極其荒謬的結論。

　　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1979年以來，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政策，完全適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非常正確。與此同時，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必然滋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也是意料之中的;多年來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的投資長驅直入，中國對外資、外技和外國市場的依賴持續深化，經濟領域成為地緣政治的戰場，在諸如市場異常波動包括股市(期市、樓市)漲跌、兼并重組、貿易摩擦、金融風波等等事件的背后，實際上存在著以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連同其在中國的代理人為一方，以代表中國國家利益以黨中央為首的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健康力量為另一方的地緣政治博弈。上層建筑領域兩種發展和改革思路及其政策制定中的分歧、斗爭以及許多腐敗事件、政治事件(如郭京毅事件、小西山會議、零八憲章等)，更不待說政治思想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泛濫與反新自由主義力量之間的斗爭，等等，在相當程度上都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生產關系之間存在矛盾和斗爭的表現，是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經濟規律的沖突的表現，歸根結蒂，是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對中國民族經濟絞殺和對國民經濟命脈乃至對中國國家、民族命運的控制與中國反絞殺、反控制斗爭的表現。

　　20世紀80年代筆者有幸在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關夢覺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經濟改革理論，師門五年，受益終身。1990年先生已乘黃鶴去，而經歷了90年代激烈震蕩的我則積累了滿腦子困惑和郁悶，一次夢里請教先生，先生說：“經濟改革是一個美麗的小姑娘，可惜十歲時就死了。”“十歲”，不正是1989年嗎!我頓時“驚回千里夢，已三更。”(111)((南宋)《岳飛·小重山》。岳飛的這首詞，與他的《滿江紅》，同樣壯懷激烈，充滿精忠報國的情懷，但藝術手法不同，后者激烈高昂，這首凄愴沉郁，但同樣膾炙人口，能引起共鳴。茲抄錄如下。

　　小重山 岳飛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街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小姑娘”是否真的“死了”，可以有不同看法，況且這是托夢的話，先生又有詩人氣質，喜歡比興，故當不得真，但是足以啟發思想。無獨有偶。海外華人學者鄭永年認為，90年代的中國成為西方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一些在美英等西方國家沒有實行也不敢實行的政策，如大規模國有企業的下崗洪水、房改、醫改和教改等等，在中國大行其道。據說，這些政策在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也沒有實行，葉利欽敢于宣布共產黨非法，敢于培植七個資本主義寡頭瓜分國民財富，卻不敢動老百姓的福利。所以，西方一些學者稱葉利欽成立的是“資本主義流氓國家”。(112)((澳)大衛·麥特斯：《全體人民的國家和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斗爭》，世界政治經濟學會第5屆論壇論文集，第13頁)無論如何，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泛濫成災，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盡管如此，從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著反腐敗和抵制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健康力量，這一時期的發展和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例如一百多家中央直屬企業基本上得以幸存，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上層建筑領域，特別是在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反對西化、分化、美國化，堅持中華民族立場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力量仍然強大;2000年1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提出反對反對國際勢力對我國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和“反對新自由主義問題”;特別是在包括廣大干部在內的人民群眾中，一方面對國家的迅速發展、國力強大和國際地位提高感到振奮;同時對一個時期以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日益嚴重的消極傾向的不滿情緒也在普遍迅速地滋長，特別是黨內的腐敗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在一些地方激起民怨沸騰，地方上各種社會沖突事件頻繁發生。諸如此類，都是一個時期以來社會基本矛盾發展的表現，由于其中多有國外敵對勢力插手，實際上意識形態領域上層建筑的斗爭，有各種不同背景的國際組織滲透和操縱，從而具有國際階級斗爭性質;這一切實際上都為中央所洞察，也為黨的十六大以后的重大政策調整創造了政治條件。

　　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起，進入第三階段。這個階段的基本政治特征是：①美國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對手的意圖和中美地緣政治博弈日益激化和公開化;②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實為對前一段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出現的全局性問題“糾偏”，“以人為本”既是糾正“以物(錢)為本”，實際上更傾向于“以民為本，本固邦寧”，(113)(《尚書·五子之歌》)取得明顯成效，深得黨心民心;③ 中央的方向性政策調整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抵制，在國內外背景下某些錯誤傾向在經濟領域、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仍在發展;④ 新資產階級已經相當強大，在西方敵對勢力支持下不僅在政治上公開提出政權要求，而且訴諸一系列行動。這就更加激化了業已積累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矛盾，某些領域幾近民怨沸騰(微觀領域如“通鋼”事件;宏觀領域如“零八憲章”以來圍繞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激烈斗爭;2011年對某些著名反華反共人士的全民公訴;等等);⑤ “第三次改革爭論”爭論標志著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社會覺醒;⑥ 三十年經濟改革終于使中國走到決定民族命運的歷史關頭，各種地緣政治危機包括戰爭危險日益逼近，中華復興剛剛起步就遭遇嚴峻的考驗。

　　眾所周知，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黑暗時期”(現今俄羅斯的社會共識)形成的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等經濟寡頭，發展到利用他們巨大的個人財富和影響力建立反對國家的反對黨，目的是為在俄羅斯的外國列強提供滅亡俄羅斯的所謂“優惠待遇”，遭到了普京政府的決定性打擊。俄羅斯已經演變為資產階級國家，故那場斗爭，不是階級斗爭，而是民族斗爭，也是國內外兩種地緣政治勢力的斗爭，主要表現為強力集團利用國家專政機器而進行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有化)領域的斗爭。中國的這場斗爭具有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雙重性質，而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站在一起，故中國這場斗爭更具有人民性。

　　以上對三十年來發展和改革所經歷的三個階段的分期及其基本政治特征的概括，基于個人觀察，見仁見智，且限于水平，不一定很準確，但也不至于太離譜。特別是對2002年以來這個階段的特征，大多數人們感同身受，限于篇幅，這里不擬再展開論證。

　　需要強調的是，在生產關系方面，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某些政策積累的社會經濟矛盾仍在加劇，特別是，主要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引起的社會成員財產占有關系的巨大變化，正如劉國光同志所分析的：“由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不同經濟主體的收入獲得是與生產要素的占有狀況相聯系的，尤其是非勞動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參與分配，在個人擁有非勞動生產要素的差異逐漸擴大，少數人財產性收入不斷疊加累積的情況下，初次分配的結果必然產生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出現分配的不公平現象。”(114)(劉國光：《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4期)分配不公與兩極分化具有不同的性質，前者主要是政策不周帶來的問題;后者是資本積累的必然趨勢，或說是資本積累規律產生的必然結果：一端是財富的積累，導致新資產階級產生;一端是貧困的積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化趨勢;此即兩極分化。按照劉國光同志的判斷，在資本積累的一端，“新資產階級(已經)是客觀存在”，按照邏輯和理論推斷，另一端貧困的積累必然應當是貧困化趨勢。至于說是否概括為“兩極分化”，理論上和政治上存在一個障礙：鄧小平說：“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換言之，改革沒有失敗，就不能說出現兩極分化。所以，這里存在理論與實踐的矛盾，也是一個難點，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實事求是。

　　導致社會分配矛盾激化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實際工資水平長期停滯。工資水平低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不平等交換在勞動力價格上的表現，雖然也與資本有機構成低有關，但是決定性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有學者提出，富士康“十三連跳”導致國內工資大幅上升標志著“劉易斯拐點”到來。長期以來，學術界久已習慣于現象描述而回避生產關系研究。劉易斯的“二元理論”被弗蘭克稱為“資產階級理論家的分析”，“站不住腳”。(115)((德)安德烈·岡德·弗蘭克著，高铦、高戈譯：《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低工資作為一種不等價交換，在計劃經濟時代反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因為剩余和部分必要勞動轉化為社會積累即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不轉化為私人資本積累;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在非公有制企業，低工資提高剩余價值率，剩余價值轉化為國內外私人資本積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以如果只用要素分配論來解釋低工資，便成庸俗經濟學。貝特爾海姆說：“‘不平等交換’不能只用‘要素報酬率’來解釋，因為這(要素——引者)只是一個客觀基礎，而且是重要之點。帝國主義剝削同時聯系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透’進被統治國并且聯系到資本運動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心激發的結構變化這一重要事實。正是窮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關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特殊結合和性質構成了某些被統治國‘貧困’的客觀基礎，這也解釋了由此導致的低工資和‘不平等交換’。為了肯定地逃脫‘不平等交換’，除了轉變這種客觀基礎并從而消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別無他法。”(116)(轉引自上書，第114-115頁)換言之，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帝國主義剝削”所攫取的超額利潤，一方面(通過再分配)在發達國家造成龐大的中產階級這種“結構變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關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特殊結合和性質”亦即依附經濟的性質，成為其“貧困的客觀基礎”和低工資、不平等交換的原因。所以，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國內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同時存在，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和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同時發生作用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體系中，如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并只有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占主導地位，并進而有效地調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作用方向，逐步擺脫不平等交換帶來的，從根本上說是阻礙生產力發展和中華復興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負面影響，使其有利于國家發展的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實現其戰略利益，至關重要。這既是因為，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也是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或者放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世界經濟體系主導的生產關系，由于其在現實中還有強大的作用，由于經濟規律具有必然性，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論主觀愿望如何，其結果也是難以堅持得住的;而實現中華復興偉業，也將俟河清于無日。

　　不平等交換表現在宏觀經濟上，則是國內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不平等交換之間的復雜關系。這種不平等交換關系，包括“中美國”所包含的不平等的交換關系，是由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的，也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其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所決定的。長期以來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系，關鍵是利益不均衡。利益不均衡，原因是不平等交換。這種不平等交換，是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的產物。這種不平等交換大有利于美國，但這不是美國的目的，而只是美國力圖造成“中美國”的依附關系，并極力深化這種依附的手段。在中美之間的關系不平等條件下，不可能有平等交換。這種不平等，本身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表現，具有國際階級斗爭性質。國際階級斗爭，本質上是一種對抗性矛盾，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對此存有任何模糊認識和僥幸心態，都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后果：理論上正確才能保證政治上正確和堅定;另一方面，在當前中美相互深度依賴的所謂“金融恐怖平衡”條件下，這種對抗性的矛盾，又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中美之間完全平等，目前是不現實的。但是，其中不平等的程度，卻是并不確定的，它取決于相互博弈的強度，其中可以有不小的差別。

　　經濟領域如此，上層建筑領域亦然。在上層建筑領域，目前最突出的危險之一是國內外敵對勢力試圖通過特定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引發顏色革命，試圖重復前蘇聯故事。對上述這些問題如何判斷，實際上涉及對現階段我國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各種矛盾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基本分析和判斷。這些重大問題都非個人研究能力所及，這里只能淺嘗輒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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