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的“改革路線圖”與精英的話語貓膩　　

《炎黃春秋》2011。9期推出周瑞金的《辛亥百年：從世界演變看中國改革路線圖》宏文，頭題萬字，十足重頭。

不同于茅于軾馬立誠式的張牙舞爪無恥囂張，文章洋洋灑灑，擺出委婉說理姿態，對左翼不算鋒芒畢露，對“體制”更娓娓動聽：“我們有意無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訓”云云，力求契合說服；“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目前處于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啦，“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決而謹慎地推進”啦，高屋建瓴循循善誘，猶特色策論，如智囊條陳，“輔”夢重溫、脫穎自薦之意躍然紙上。

　周　先生與馬立誠，都是有資格進入“影響中國改革最大的前十名”風云人物，周以“甫平”嶄露頭角，馬當年的《交鋒》所向披靡，如今升華“融入日本”，在全球化的“改革路線圖”中，他們雖不及雅科夫列夫，但也算《人民日報》推出的“雙子星座”了。

斗轉星移，如今屈尊降格，以《炎黃春秋》為平臺大展宏圖了。

辛亥百年、世界演變、中國改革，時空跨度大，氣魄很宏偉，周氏自詡是“世界的眼光、歷史的視角”。　　

“前五十年風云激蕩……后五十年，世界進入相對的和平發展時期。一是新技術革命推動經濟全球化，；二是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中國崛起，歐盟出現，推動世界政治多極化”　　

破題就立意高遠，可惜邏輯混亂，雖用心良苦，依然窘相畢露。

避開 “社會主義歷史終結”，避開跨國壟斷資本主導世界，避開美國“一超獨霸”橫行霸道，避開炮艦政策卷土重來，大談“冷戰結束”“和平發展”，大談“全球化”，就這“歷史視角”？

“推動”“全球化”的原因和標志，是蘇聯和中國的先后“轉型接軌”“融入世界”，周文分別用“解體”和“崛起”兩個對立的詞語表述，煞費苦心。 

將“全球化”歸結為“技術革命推動”，置和演與霸權“推動”于何地？

毛澤東時代反修反霸形成“三個世界”，才是“多極”。如今蘇聯解體，我們“不當頭”“融入世界”了，北約一體，所剩幾個“邪惡國家”微不足道，這世界，是“政治多極”，還是一超獨霸？

“眼光”和“視角”很可疑。

“只能做不能說”，即便“能說”，也要留心貓膩。

一，  蘇聯“視角”的貓膩　　

 1，改革前的“專制”罪惡及解體原因，明晰透徹：“經濟上實行全面國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領袖集權……由于這個國家制度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壟斷，束縛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權遭到嚴重損害……最終走向解體，并引發了東歐劇變，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改革結果卻語焉不詳，惜墨如金，只寥寥數語透露天機。而且，這數語還是與“而反觀我國”相對照而給出的：“至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激烈震蕩了八九年，通貨膨脹達到百分之一千以上。”　　

解除了“束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三個有利于，生產力該脫韁騰飛了。

可人們看到的是，“斯大林把一個還使用木犁的俄國變成了掌握還武器的超級大國”，戈葉的改革卻弄得將生產力倒退幾十年，GDP損失一半以上超過二戰。

　周　先生對此為何避而不談呢？

2，周先生對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推崇備至，奉為圭臬。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改革還多一個“人道的”，“以歐洲各國社會黨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及制度。經濟上實行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議會多數掌握政權”，到葉利欽，更是徹底“實行議會民主”，多黨憲政，實現圓滿“轉型”——結果如何，周先生為何避而不談呢？

3，周先生為中國改革路線歸結出“五點共識”和 “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 路線，在戈葉時代已經圓滿實現——周文顧此失彼，對此似乎失卻照應。

二，歐美 “視角” 的貓膩　　

歐美是“轉型接軌”的樣板，照顧“中國特色”，說得還不能太露。

周瑞金將歐美分三個部分審視：

（1）德國。　　

有兩點可圈點：

一是說法西斯“經濟上實行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統制經濟；政治上實行獨裁專制，以恐怖手段鎮壓反對者；反對民主，扼殺人權”，用語含蓄，會使人自然聯想到“斯大林模式”，庶幾近之。

再者是結論：“它留給世界歷史重大警戒，凡發動世界大戰者必亡！由此得以開啟世界和平發展的新時代”，顛覆了列寧主義關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經典論斷，為當代美帝國主義赤裸裸霸權侵略辯護。

后文公然給出否定：“列寧論述的帝國主義五大特征大部分是不準確的，其結論也被實踐證明是不切實際的。”——周瑞金未免太張狂，太不顧實際：當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正是現實給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提供的確證。　　

（2）鼓吹歐洲社會黨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　　

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啦，議會民主啦，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啦，都是為下面的 “改革路線圖”張本。

對“希臘、意大利等國引發的歐債危機為其前途投下了一層難以忽視的陰影”，周將其歸結為“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沉重負擔”，只字不談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不談“冷戰結束”后壟斷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反攻倒算。

（3）美國。　　

羅斯福新政的歌頌，“市場經濟”、“憲政民主”“自由思想”云云，自然是“先進生產力”兼“先進文化”，與“民主社會主義”大同小異，同樣是為“改革路線圖”樹標桿。

對其金融危機則輕描淡寫，歸結為“對資本節制不力”。在當下，與美國的“監管不嚴”對接；遡“辛亥”，停留在同盟會“節制資本”水平，亦不離“共和”中心也。

中國受過對年馬列熏陶的老一代智囊身上，怎么聞不到一點馬列氣息，徹頭徹尾地淪為跨國資本的辯護士了呢？　　

三，“辛亥百年”“視角”的貓膩　　

1，“辛亥百年”，在周瑞金的“世界”和“歷史”眼光下，只有“走向共和”四個字。右翼最愛引用孫中山先生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他們的話語中，只有“歷史終結”“轉型接軌”才是“與時俱進”，只有美國和北約用航母和貧鈾彈給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輸送“民主”，才是“世界潮流”，而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東風壓倒西風”，那都是“與時俱退”，是逆流。

孫中山晚年的“喚醒民眾”“聯蘇聯共扶助工農”和“以俄為師”，全都不見了。

連“中國共產黨倡導社會主義”也是“走向共和”。　　

2， “憲政民主”的粗線，貫穿“辛亥百年”。

蔣介石把持國民黨后，走到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獨裁道路上去，與共和背道而馳。　　

“4.12”后蔣介石介石撕下偽裝背叛孫中山，舉起屠刀血腥屠殺工農大眾，從此成為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階級的政治代表，這才是蔣家王朝的本質。“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獨裁”，是“表”與“標”，不是“本”，“反獨裁反內戰”是彼時統一陣線的口號。到《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對“你們獨裁”的回答，就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做了準確科學的辨析。　周　先生作為翰院智囊式的人物，對這一馬列ABC，應該十分熟悉，如今怎么只對“一個政黨”感興趣了。

3，“憲政”之線貫穿到了臺灣，話語更是妙不可言：

蔣經國在臺灣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舉措，特別在晚年出于“向歷史交代”、“不計個人毀譽”的強烈心理動機，大力推進臺灣民主政治轉型，解除戒嚴，取消黨禁和報禁，充實民意機構，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憲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轉型的成功。今天臺灣的政黨政治雖然不能說已經很成熟，但國民黨政權失而復得，說明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進程，展現了新的模式，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周文話語，是盡量與“體制”對接。但出于啟發與點睛需要，必然不時露出馬腳。　　

毛澤東時代“專制”罪不容誅，文革更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對照一下吧：人家臺灣，早就“成就了民主轉型的成功”， “ 今天臺灣的政黨政治雖然不能說已經很成熟”——　周　先生未免太謙虛了。　　

4，不禁想起央視的臺灣報道：專一頻道，不厭其煩，藍綠陣營，滿頭滿腦，疲勞轟炸——這是為兩岸統一宣傳鋪墊，還是為“民主憲政”造勢，為臺獨和“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造勢？　　

過去不過是置疑，讀了周瑞金的文章，豁然開朗了。　　

四，“改革路線”“視角”的貓膩　　

“世界的眼光”也好，“歷史的視角”也罷， 都是為“改革路線”做鋪墊。周文不惜筆墨描繪這幅“路線圖”，策論條陳講求話語對接，啟蒙眾生注意曲折委婉，行文煞費苦心。周文也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兩個基本點，一曰詆社，一曰褒資。　　

（1）顛覆毛澤東用語出新　　

妖魔化毛澤東時代，周文用語與時俱進，出新明顯， “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高度集權，進行全能主義的行政管制”，“實行一元化思想控制，輿論一律，文化統制”， “造成國家吞噬了社會，執政黨吞噬了國家，領袖吞噬了執政黨的局面”云云，都是圍繞“一個中心”說事，為“多黨憲政”做鋪墊也。　　

“以鄧小平、葉劍英、陳云、胡耀邦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徹大悟，決心與斯大林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決裂，與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決裂，改弦易轍，另辟新路。”——將“資改”“社改”一鍋烀，蓄意掩蓋胡趙被鄧陳罷免的“痛定思痛”，是否啟發當代 “大徹大悟”？

（2）問題揭示，一石數鳥　　

中國買辦精英煽動動亂改旗易幟有個基本策略：大作反腐和民主憲政文章，為自己制造人氣，借以蠱惑群眾把矛頭指向體制。

前蘇聯，葉利欽就是打著“反腐”旗號蠱惑群眾以售其奸，取戈爾巴喬夫而代之的。

周文以大篇幅列舉當前的社會問題不厭其詳，一石數鳥，煞費苦心。

1，轉移視線，掩蓋中國現實嚴峻社會問題的本質原因：市場化叢林社會帶來的兩個瘋狂掠奪——資本原始積累的“內向型”掠奪，跨國資本的“外向型”掠奪。

2，貌似為民請命，欺世盜名蠱惑群眾。　　

正是他們一伙極力鼓吹的私有化、殖民化、西化普世化，造成了中國目前的嚴峻現狀。他們用反腐掩蓋其始作俑者的罪責，轉移視線將矛頭指向體制。

3，顛倒黑白，污蔑左派。　　

蘇東崩塌，30年改開實踐，只要不懷偏見，無論黨內黨外，人們都在反思。打著“實踐檢驗”旗號起家的資改派，現在開始害怕直面現實讓“實踐檢驗”了。他們卑鄙地將人們真正的“歷史性”的反思誣為“這就導致民粹主義思潮起來，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緒到處宣泄”，耍弄“只有深化××才能解決××”把戲，借“民主憲政”將中國西化分化殖民化，以逃脫歷史的懲罰。

4，為“廣東模式”造勢，對“重慶模式”施壓　　

（3）“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四位一體改革”，閃爍其詞，圖窮匕見：　　

 “五點共識”、“四位一體改革”、“三步走”——內容豐厚，條理清晰，綱舉目張，層次分明，到底是“甫平”過，出手不凡，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好條陳。　　

不過，這“督亢路線圖”再色彩動人，展開后還是閃耀出匕首的寒光：　　

 “五點共識：一、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選擇……”　　

　　從五點共識和我國總體態勢判斷出發，我認為要走出當前社會經濟轉型的困境，化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必須要深化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為什么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呢？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建立以后，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國有壟斷企業改革，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等等，這都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社會體制改革則涉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全能主義的政府回歸到公共服務型政府上來，要發育公民社會，實行社會基層自治，加強社會管理創新，這也都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至于文化體制改革，首先涉及媒體輿論的改革，體現言論自由、思想多元，放寬輿論統制，發展新生媒體，激勵文化產業創新，這都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內容。可見，四位一體改革，攻堅內容都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　　

什么“五點”、“四位”、“三步”，萬變不離其宗，“中心”還是一個普世“民主憲政”，盡管說法比“08憲章”“決議紀念”委婉些。　　

“司法獨立”“土地流轉”“國企壟斷”“金融接軌”“服務型政府”——字句稍加變換，本質并無二致，閃閃爍爍，一柄五尖匕首，多彈頭分導“愛國者”，射向尚未實現“市場經濟”的中國。　　

（4）“大差額選舉”——寒光閃露的匕尖　　

較之“民主憲政”的明確高亢，在說到“差額選舉”時，筆墨則輕描淡寫，神色游移不定，不像前者那樣張揚。

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解決黨內民主、黨際民主和社會民主問題，也即解決黨政職能分開、權力過度集中、缺少監督的問題。具體來說，要改變執政黨的執政方式與領導方式，調整執政黨與民意機關、政府機關、司法機關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民主黨派與執政黨的相互監督作用。執政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制度要進一步完善起來，提倡競爭性選舉，從黨中央到鄉鎮委員會實行較大差額的民主選舉。　　

右翼為何特別關注黨內選舉的“差額”？

“大差額”，最能見出精英的心機。

30年的“產權明晰”和“民主化進程”，中國的勞動大眾被剝奪個精光，在他們“路線圖”中已經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各式行政或代議式機構，都是富豪權貴搞“民主”的沙龍，是權錢黑聯手施展手腳的平臺。這個“強勢階層”，是中國“和諧社會”的階級基礎。代表他們施政，不令而行；稍悖他們利益，政令不出中南海。黨內“重慶模式”力量的存在，對他們是戰略性威脅，必除之而后安。這一斗爭，僅僅靠話語霸權和法制霸權還不夠，還要充分發揮“黨內民主”的優勢。用選票打壓黨內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將胡趙式的人物捧上臺，已成為提上日程的戰略性的斗爭手段。

蘇聯轉型前，據美國學者調查，是草根階層主張“姓社”的居多，而黨官僚，多數卻主張“姓資”。

很顯然，時下的中國，在民主平臺上，選票優勢屬于“廣東”，“重慶”的優勢在草根，權貴富豪學界法界精英的選票，絕不會投給“重慶”。　　

 “差額”的玄機就在這里。

17大前，周氏也曾借越共做過“差額”文章，彼時未大引起人們注意。胡志明生前身后，越共“姓社”還是“姓資”，與“差額”不“差額”有關嗎？淺顯明白的道理，一經普世就復雜微妙了。如今，“差額”變“大”，足見其意義不凡。在“路線圖”窮盡后現身的“政改立憲”之匕，“大差額”是刀尖，閃著凜凜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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