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時期工人階級和其政黨關系的探析

　　陽和平

　　2011年9月

　　摘 要

　　近代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權相繼失敗歷史經驗突出的的證明走資派的成長壯大是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反面的主要危險。那么無產階級靠的是什么來防備自己集中統一的政黨在掌權后走向反面?由于多黨議會制不符合無產階級的政治需要，形式上的民主不解決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法治并不制約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壓迫，因此我們要研究的是如何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時期鏟除走資派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和其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需一方面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的區分開來，造就一個政治和經濟地位脫鉤的分配體制，一方面在實踐上把文革期間形成的那種半獨立的群眾組織當成群眾民主監督的主要形式。

　　一、前 言

　　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自己的政黨來實現的。以往馬列主義的黨建理論是考慮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而建立的理論。掌權后，黨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一改變造成了兩個問題：一方面社會上絕大多數的各種投機性人物想方設法鉆進執政黨里來，社會上的各種世界觀也都會因此反映到黨內來。另一方面由于人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的思想，黨內干部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變更嚴重的沖擊著他們的思想。結果全世界掌權的無產階級政黨可以說是無一例外的先后轉變成(官僚)資產階級的政黨。面對這一現實，無產階級必須重新總結如何通過自己的政黨實現專政的方式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下黨和群關系的理論同樣必須加以修改和補充。

　　總結十月革命以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看出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時期黨—群關系必須回歸巴黎公社的兩個原則，既廢除官僚特權和堅持無產階級對政權的民主監督。

　　二、對資產階級民主和法治的分析

　　目前流行的和巴黎公社兩項原則思路不同的幾個相互關聯的觀點是：要么認為只有多黨議會制才能有效的對執政黨進行監督。要么認為有了普選的民主，“還憲于民、還政于民”，才能有人民的監督，要么用法治來制約執政黨，人民監督政府的問題才能解決。

　　我認為這些觀點反映了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憲政和法治的迷信。我認為將來的無產階級政黨要避免以往的命運，就必需對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和法治的現實與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做一個馬列主義的對比分析和科學總結。

　　首先，多黨議會制不符合無產階級的政治需要。

　　這一結論是在對資本主義的多黨議會制有了根本的認識后方能得出。

　　大家都知道資本內部、公司內部、企業內部和為資本服務的軍隊內部是不可能實行多黨議會制的。這是因為資本的本能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因此資本之間的利益競爭需要有一個資本家們都能接受的游戲規則。這一規則的制定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根本任務。多黨議會制只不過是為了避免資本之間利益的過激沖突而同歸于盡，為了制定一個資本家們都能接受的游戲規則而設置的一種調解利益的機制罷了。

　　更進一步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個所謂“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之分。資產階級把個人生活和資本運轉都看成是私人領域的活動。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政治活動屬于公眾領域，經濟活動(企業和公司的經營)屬于私人領域，兩者的組織型式是截然對立的。在所謂私人領域既資本公司和企業內部，資產階級實行的是嚴格專制的制度，在所謂公眾領域，既為資本服務的協調資本之間關系的政治體制上，資產階級實行的往往是多黨議會制。

　　與資產階級相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解放不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只有消滅所有人壓迫人的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終獲得自身的解放。因此，除了那些希望通過個人奮斗達到個人解放的投機家以外，無產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

　　無產階級內部爭論的是到底什么才是本階級的全局和總體利益的問題，而不是爭論如何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游戲規則。比如在毛澤東時代，大家爭論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還是農輕重妥善安排，是教育的提高優先還是普及優先，等等。將來在追求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無產階級很有可能還要爭論像轉基因的安全一類的問題。只有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無產階級才能在具體的問題上對到底什么代表本階級的全局和總體利益有個明確的認識，才有可能達到意見的一致。

　　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活動和除了私人生活以外的所有的需要相互協作的經濟活動都屬于“公眾”領域，因而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兩者之間不會有相互對立的組織形式。

　　從追求無產階級全局利益最大化這一立場看問題，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消亡以前，只有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才是符合無產階級全局和總體利益的機制。代表無產階級政治利益的就不可能是多黨制了，而只能是一個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集中統一的政黨。

　　無產階級總體利益的一致牲決定了這一點。只有一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統一的政黨才符合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多個政黨同時代表無產階級總體利益在邏輯上說不通。無產階級內部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只能是少數服從多數而不能是基于不同政見分裂為不同政黨。

　　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突出的顯示了這一點。雖然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但是到底什么是無產階級的全局和整體利益必須是多數人說了算。那時毛主席只好一邊盡力的說服大家，一邊耐心的等待大家通過實踐的檢驗去領悟真理。毛主席那時沒有搞分裂，因為只要大家的出發點和目的是一致的，革命者別無選擇。一旦有些人的出發點和參加革命的目的與無產階級的全局和總體利益相違背的話，黨的分裂才是必然。俄國布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裂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無產階級內部基于不同政見分裂為不同政黨的話讓我們想像一下所謂無產階級的多黨制將是什么樣的：一種可能是像工會那樣按行業建黨，比如說一個代表鋼鐵工人利益的，一個代表汽車工人利益的等等的政黨相互競爭。哪個行業的政黨考慮工人階級的全局利益?

　　另一個可能是按照觀點建黨。反映到每個企業里會有多個政黨的成員同時竟爭企業的領導權。這就是文革中出現過的派仗!派性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從個人或小集團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全局利益出發。有了派仗，全局利益又是無人去考慮了。

　　這兩例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符合無產階級全局利益的只能是一個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政黨。由于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活動都是要服從無產階級整體利益的，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政治和經濟的組織原則是一致的，除了個人生活以外，沒有所謂“公眾”和“私人”領域之分，任何有關無產階級的建黨學說都要通過如何在經濟領域運行的驗證。通過這一驗證我們就很清楚的看出資產階級的多黨議會制從來就沒有在生產領域，在企業內部運行，也不可能在企業內部運行。它只能是在企業外部，為權衡資本之間利益而設置的一個機制。

　　由此可見有些人提出的所謂 “無產階級的兩黨制”就像“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樣的似是而非，一樣的荒謬。加個“無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的”改變不了“兩黨制”和“市場經濟”的本質，就像在“妓院”前面加上個“社會主義的”改變不了“妓院”的性質，在“賭博”前面加上個“無產階級的”改變不了“賭博”的性質一樣。我們看問題要看本質而不能是只看標簽。“地溝油”的出賣不會標明“地溝油”。

　　目前很多人反對當局的專制，但是問題的根本不是專制本身，而是那一個階級的專制。就像社會主義必須是計劃經濟，但是有計劃經濟的社會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一樣，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是集中統一的，但是集中統一的政黨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的政黨。

　　無產階級總體利益的一致牲并不否定無產階級政治生活的多樣性，反而是以其為基礎的。無產階級的內部有主要關注經濟發展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科學技術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環境保護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婦女解放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民族平等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文化教育的無產者等等 。無論各自關注的是什么，只要大家的基本出發點是無產階級的總體利益，奮斗的目標是造就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人人地位平等的新世界，把自己所關注的事業看成是無產階級總體利益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那么這樣的多樣性才是明了和確定無產階級總體利益的根本途徑。但是無產階級政治生活的這種多樣性是和目的相互對立和敵對的多黨制無關的，是通過無產階級的大民主[1]來實現的。多黨制反而給走資派分裂工人階級隊伍，為走資派名正言順的篡黨奪權提供了方便。

　　以上分析應該說明了為什么照搬資產階級的多黨議會制并不可能解決無產階級專政下無產階級面臨的如何防止走資派篡黨奪權的問題。

　　其次，形式上的民主不解決那個階級掌權的問題。

　　在此請允許我借用本人在《從韓丁的〈翻身〉看民主與土改的關系》一文中的講述：

　　“大家都知道古希臘的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奴隸是沒有民主權力的。美國獨立戰爭后的民主其實也是奴隸主、資本家和莊園主的民主。那時除了黑奴沒有民主權力以外，婦女和資產不足的人也是沒有民主權力的。獨立宣言的作者之一托瑪斯·杰弗遜(Thomas Jefferson)本人就擁有幾百個黑奴。他的民主概念里面根本就沒有考慮黑奴的民主權力。

　　“就是目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度里，工人階級仍然最多只能參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民主，就資產階級之間的爭議(如大政府好還是小政府好、窮富人各上多少稅等問題上)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見，在資產階級規定的游戲規則下“自由”地選擇雇傭自己的老板。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當家作主，因為在私有制下他沒有管理、監督、決策資本活動的權力。

　　“沒有這一權力，他為了生存就不得不討資本的喜歡，受資本的奴役。沒有這一權力，他的民主就只能是按照資本的利益來決定，在滿足資本擴張的情況下他才有生路的民主。沒有這一權力，他就不能限制資本通過對媒體的控制大造輿論的所謂“言論自由”去左右民心，民主就不能不成為拍資本馬屁的民主。

　　“2008年美國不就是以幾萬億美元的砸錢方式去“懲罰”華爾街那些貪婪無恥的巨鱷金融寡頭們的罪惡行為?全世界人民不都是正在為他們的罪惡埋單嗎?不推翻私有制，美國和全世界的老百姓還有什么其他的選擇?”

　　我的意思不是說民主不重要，民主選舉當然重要，但是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就是那個階級掌權的問題。我們只要看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普迭結果就明白了。民主選舉是無產階級掌權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它的充足條件。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政權沒有民主不行，但是光有民主還不夠。

　　至于為什么民主選舉解決不了政權的性質問題，說到底是因為在人民大眾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意識形態目前還是資產階級的。人民群眾中一方面有著強烈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社會主義的旗號被眾多資產階級政權打著就是證據[2])，但是也有著頑固的通過個人奮斗達到個人解放的習慣勢力。個人利益和全局利益相沖突的時候，人們往往顧不到本階級的全局利益。這就是為什么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根本原因。

　　民主的核心是少數服從多數。在不同的所有制下，它的內容會截然不同。由于資產階級內部缺乏根本利益上的一至性，因此資本主義民主的核心在資產階級專政下是維護資本一元一票原則的、錢少的服從錢多的、相互制約的、股份制為其根本特征的“財主”議會制。資本利益集團之間的獨立性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的相互獨立性。這是多黨議會制的經濟基礎。

　　如上所說，私有制下的民主說到底是拍資本馬屁，討好資本的民主。在私有制下，資產階級是不會允許人民群眾以民主的方式變資本的私有財產為公共財產，從而動搖私有制。普選制是在老百姓普遍的認同資本主義以后才實行的。一旦大家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不認同，資產階級就不會堅持普選制。資產階級上臺的初期是這樣的(有財產規定)，將來也會是這樣的。不推翻私有制，人民不能從根本上擺脫資本的控制，只能在討好資本的方式方法上進行選擇。要是資本對選民喜歡的人物或法規不高興，不投資，經濟下滑，只要選民的多數出于對私有制的認同，就不得不乖乖的請回有利于資本的人選或法規。

　　于此相反，由于無產階級內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是維護全局利益的、相互協商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在公共所有制下，無產階級也是同樣的不會允許任何人以民主的方式改變原來屬于人民的公共財產為私有財產，從而動搖和瓦解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制。民主，只有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下才有可能達到人民群眾所渴望的真正的、廣泛的、全面的、深入的人民民主。

　　要達到著一點，無產階級就必需同自己隊伍中形形色色的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進行長期不懈的斗爭。堅持這一斗爭的政治主體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否則，民心會被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左右，簡單的形式民主將會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離不開形式民主，但是我們把防備走資派篡黨奪權的希望寄托在形式民主上是徒勞的。

　　再次，法治并不制約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壓迫。

　　同上，資本內部、公司內部、企業內部和為資本服務的軍隊內部實行的也不是法治。

　　當今我們看到的是法治越“健全”，貪官越豐滿，這不就說明了法治并不制約統治階級!法治反而是階級統治和鎮壓的一種形式。

　　相對人治來講，法治是一種有章可循的治理形態，但是它依靠的仍然是強力來制約不法行為的，因此法治說到底也還是通過鎮壓來治理。在私有制下，法律和法規的各項條款，就其出發點和其要達到的拫本目的來說還是為了維護私有制的正常運行而制定的運轉規則，是為了調解各私有者之間存在著根本利害沖突不至于同歸于盡的行動規則，是私有者之間進行竟爭所必須遵守的游戲規則。

　　在統治階級內部，法治的存在是以利害沖突各方的認可為前提的，也就是說爭斗的各方必須權衡如何最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有至少三個選擇：要么在現有的游戲規則下維護自己的利益，要么努力改變現有的游戲規則，要么推翻現有的制度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果相互利益沖突的一方認為自己的利益不能在現有的制度下獲得保證的話，斗爭的手段就會變成非法的手段，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謂法治健全的美國社會南方大莊園奴隸主階級之所以試圖通過挑動南北戰爭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是因為在當時的法治下，他們再也忍受不了北方工業勢力通過如高額關稅對他們利益的損害。由于他們改變不了當時的游戲規則，他們就只有試圖推翻當時的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進一步的分折就能看岀在私有制下，法治僅僅指的是私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所謂的私人領域，如私有企業內部的各種利害關系，就不存在什么法治，也沒有什么民主可言，只有資本所有者的人治和獨裁。這里是老板說了算的地方，是老板的天堂。法治頂多是對勞工的待遇和環保的考慮上有些規定罷了，其它都是私人的領域，不在法治的范疇內。

　　有人把維護公共所有制，防范走資派篡黨奪權的希望寄托在法治的基礎上。這是對階級社會中法治所能夠起到的作用的一種不切實際的有害的幻想。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為房地產開發而導致的強拆事件就足以說明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是不能靠法治來保障的。又如勞動法的條款在工人相對無力反抗的情況下不過是一張空紙。中國目前的現實足以說明紙上有的權力不一定實際上有，實際上有的權力不一定紙上有。

　　我們看看當今中國的工人階級淪陷為所謂“弱勢群體”條件下的法治對工人階級來講是什么樣的法治。廣東省去年頒布了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所謂“企業民主管理條例”[3]。其中規定的民主只是針對工會內部而已，工人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沒有任何決策權，就連直接“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事項”也僅僅有“知情、表達、參與、協商、監督”的權力罷了，企業的其他方面工人是沒有任何過問的權力。就連自己的職工代表都要受資方的一票否決權制約。條例規定一旦“職工代表與企業解除、中止或者終止勞動關系，其代表資格自行終止”!更有甚者，條例中還把工人的罷工權給剝奪了。它規定在工資談判期間，工人“不得采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過激行為”。條例賦予工人的唯一權力就是罵娘權。

　　就連像美國這樣所謂“法制健全”的國家，一旦其政權自以為受到威脅，它就會是像“活人不會被尿憋死”那樣而不是像書呆子那樣把自己栓在自己制定的法規條款上。日本二戰偷襲珍珠港以后，美國政府不分青紅皂白，把西海岸所有已是美國公民的日本后裔統統的關押在集中營里，什么憲法下的公民權一概沒用了。你不滿意你打官司吧，等你(三四十年后)贏了人也死了!

　　從西方國家法治的歷史和現狀來看，法律授予的權力靠自己去維護，法律不認可的權力靠自己的爭斗來獲得。法治社會中的法規只不過是對持各方階級爭斗的工具。比如勞動法的最底工資標準給于工人要求漲工資的一個有利條件，但是實際上的工資上漲還要靠工人自己去爭取。法律中的有實際約束力的具體條款反映著對立勢力相互間力量的對比。它是對持各方斗爭的結果而不是斗爭的目的或終點。實力的改變造成階級斗爭法規的改變，而不是法規的改變造成階級實力的改變。戰場上得不到的在談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

　　有法規就有獲利者和受損者。所以任何法規都是獲利和受損雙方利益實體或利益集團相互間勢力的權衡，一方示弱，它方就進攻。遠的不說，就去年發生的法國工人全國性的大罷工就是法國工人階級維護自己權益的表現。近期又有希臘和西班牙人民的抗爭。工人抗爭了資方還如此猖狂，工人不抗爭的話，自己的權益誰來維護?因此，獲利者不去主動的維護對自己有利的條款，那么受損者就會尋機企圖改變對己不利的條款。利益集團的一個最基本的維權方法就是通過結社的自由來表訴自己的立場。這就是結社自由的根本原因。避開階級之間的利益爭斗，避開利益實體間的抗衡高談法治就只能是文人的空談。什么“要通過法治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力”，什么“還憲與民，還政與民”等等…，如果人民不自己起來主動的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力，誰會去維護它?這些不是自己的人為什么要維護它?他們憑什么去維護它?他們的動機是什么?

　　在維護私有制的統治階級內部，法規當然提供了一個處理階級內部矛盾的游戲規則，這些規則有些被統治的階級也可以利用，但是這是很有限的。一但被統治階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這些法規上，它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處境。

　　沒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就無法保障。文革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為什么得不到保障?除了無產階級的政黨背叛了工人階級這一根本因素以外，還有個原因就是沒有結社自由為后盾。沒有結社自由的言論自由是個空洞的自由。

　　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離不開法律、法規、紀律等等的法治手段，但是我們把防備走資派篡黨奪權的希望寄托在法治上是同樣徒勞的。

　　三、對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反思

　　既然多黨制議會制不符合無產階級的政治需要，民主不解決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法治并不制約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壓迫，那么無產階級應該靠什么來防備自己集中統一的政黨在掌權后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認為只有把巴黎公社的兩個原則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歷史經驗相結合才有出路。

　　傳統的列寧主義理論強調的是黨的領導，黨的集中統一的領導成為革命成功的基本條件。這是因為所有的工人群眾組織在無產階級還未掌權的情況下，必須在其政黨的集中統一的領導下才有可能戰勝資本的勢力獲取政權。這一理論的正確性被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所驗證了。

　　同樣的，無產階級在掌權后如果沒有一批獻身于維護本階級的長遠和總體利益的群體，也就是自己的政黨，其政權很快就會被推翻。這里有個人利益和全體利益的關系問題。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維護本階級的全局利益的組織。

　　但是列寧的建黨理論主要的是在與資產階級政權的斗爭中形成的，而不是在和走資派的斗爭中形成的。問題在于掌權后，無產階級政黨的地位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了。在這種情情況下，原先只強調群眾路線，沒有強調群眾監督的建黨理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在掌權后先后基本上都變質了，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為壓迫工人階級的“黨-國”官僚資產階級政黨。

　　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黨內走資派篡黨奪權了。在這一歷史現實下，光強調黨的領導，否定群眾的監督，那么這一領導很有可能就會變成鎮壓工人階級的法西斯的領導。

　　毛主席對走資派的認識是在與走資派的斗爭中形成的。到他認識到走資派的危險性時，他們已經相當鞏固了。毛主席是不得不浴血奮戰，舍命一搏。如何避免無產階級的政黨走向自己的反面是毛主席在文革中通過觀察和引導群眾運動，挖掘其客觀規律試圖來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但是他沒有能夠來的及做一個系統的總結，這一任務就落在后代人的身上。

　　就像毛主席領導的工農紅軍頭一次打長沙失敗后，他們那時完全可以分析具體的打法有那些可改正的地方，但是毛主席的總結不在這些細節上，毛主席看到了力量對比的懸殊差距，很快的改變了武裝斗爭的方向，放棄了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同樣的，對文革的總結我們不要局限于期間的一些具體問題上，而是要像毛主席那樣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高度上來總結，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

　　對文革的一個重要的總結就是斗爭方法的本身就反映了階級斗爭。要么是以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思想出發，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要么是以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出人頭地、爭當人上人的世界觀出發，通過扣帽子、抓辮子、打棍子等等不擇手段的方法擊敗對手，達到以我為中心的目的。前者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后者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毛主席的一個重要的總結就是“要馬列主義，不要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有些人一談起文革期間這個被打倒，那個被打倒就很反感，其實這都是葉公好龍的表現。民主權利之一的罷免權不就是打倒權嗎?不愛聽打倒，換成罷免不就行了嗎。文革中很多群眾犯了左派幼稚病，像小孩子剛學會說話時光愛說“不”一樣，讓他干什么都是一個“不”字。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就是群眾剛剛學會可以管理國家后的一個勁的說“不”的表現罷了。

　　在群眾運動中沖鋒陷陣，打頭陣的人往往是曇花一現的人。他們往往很快的像清華批判劉少奇的急先鋒蒯大富或像韓丁在《翻身》一書中描述的張莊土改中涌現出的批斗地主的勇士王雨來那樣從歷史的功臣轉向為歷史的罪人。蒯大富成為學生領袖后個人主義膨脹、小集團利益至上，執迷不悟搞武斗，比他所指控的走資派更快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造就了群眾運動中最讓人悲痛的一段歷史。王雨來上臺后橫行霸道，濫用職權，假公濟私，成為村里的新惡霸。由于上千年階級斗爭的歷史就是壓迫和反壓迫的歷史，解放全人類的無產階級世界觀還只被很少的人所掌握，這種現像就很自然的了。這也是為什么群眾運動不能代替黨的領導的一個根本原因。

　　但是，人們所說的革命者和造反派在文革中所犯的種種錯誤我看都是枝節問題，不是根本性的錯誤，不是文革失敗的主要原因，因為革命從來都是由不完美的人來承擔的。要有群眾運動，蒯大富一類的人物就一定要表演，其它當權者(像武漢7-20事件那樣)也一定要想盡心思來維護自己的權力。 這都是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我們要先認識客觀規律才能利用它來改造世界。在沒有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的區分開來前，在沒有一個理論上對社會主義階段黨的領導與群眾監督這一矛盾的明確認識前，在未從制度上保障人民群眾如何監督前，其它問題都是小問題。

　　現在看來文革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革命派對走資派的認識來的太晚了，把他們的問題僅僅看成是認識問題，以為通過政黨整風是可以克服的問題，沒有認識到黨內官僚資本集團在文革前已經初見規模了。文革因此犯了兩個不可避免的“錯誤”。首先由于黨內官僚資本集團的存在，它不得不以“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形式來進行，否則群眾就發動不起來。但是由于派性的原因，很多地方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簡單的推行巴黎公社的普選制是沒有意義的，只會加深派仗的力度。文革中的第二個“錯誤”是在革委會成立和黨組織恢復以后把那些半獨立的群眾組織給取消了。這在當時可能是不得已的，防止全面內戰的一個措施，但是它也同時剝奪了人民群眾對當權者的有效監督，為走資派上臺埋了伏筆。

　　對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光有幾個人具有正確的認識還不行，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大多數，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必須同時認可才行。這就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工人在自己與走資派的斗爭中認識走資派的本性。他們沒有這一實踐就不會有這一認識。文革是工人階級掌權后與走資派頭一次全面的較量。這期間有的人認識的非常快，多數人認識的慢，它的失敗就像小孩子頭次學走路那樣可以說是命中注定的，可也是無產階級最后勝利不可缺少的一步。

　　近代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失敗的歷史經驗突出的證明，走資派的成長壯大是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反面的主要危險。因此我們要研究的是如何鏟除走資派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和其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

　　四、走資派產生的物質基礎和成長的政治環境

　　鏟除走資派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和其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是我們要對馬列主義的建黨理論加以補充的地方。

　　在這里我們要盡量的避免作將來社會的設計師，也不要犯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高傲。我們要像毛主席學習。毛主席主要的不是一個發明家，大字報和紅衛兵都不是他發明的。他所擅長的是總結群眾運動的經驗。我們要的也是像毛主席那樣總結過去，尤其是文革的經驗，提煉出成功的措施和總結出失敗的決策，一方面研究如何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的區分開來，造就一個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分配體制，以此鏟除走資派產生的物質條件，一方面研究如何有效的對執政黨進行監督的形式，以便用群眾的力量來監督和挖掘走資派。

　　首先要鏟除的是走資派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

　　我認為官僚特權是政治投機和走資派產生的物質基礎。要鏟除走資派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就必需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的區分開來，造就一個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分配體制。

　　在經濟還不發達的原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官僚特權表現在黨政干部在衣食住行、醫療衛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官僚特權上。這些官僚特權與其它從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可避免的如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和按技術等級、按資排輩和按勞分配等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是不一樣的，有著本質的區別。

　　那些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僅僅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和把技術、資歷和生活待遇掛鉤了的法權思想。它反映了無產階級政黨面對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在人民群眾中還占有著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面對著數量可觀的小生產的存在，為了團結大多數所作出的一種讓步，因此它是不可避免的。

　　官僚特權卻不同。它把黨政干部的領導地位和個人的生活待遇掛了鉤。它混淆了在物質缺乏的情況下，按工作的需要而配置給各級領導的諸如住房、交通、通訊、警衛、醫護等等的差別和個人家庭生活需要的物質條件上按領導地位和等級給予的諸如工資和待遇上的差別[4]。后者的差別，既按照領導地位的高低而獲取的生活待遇的優劣反映的不是一種讓步。它反映了執政黨內一部分人的世界觀還帶有著很大的資產階級性。

　　無論宣傳如何講，一方面，1954-1956年工資改革后的體制是待遇隨著職務變動的，造就了升官發財的既成事實。因此才有社會上絕大多數的各種投機性人物都會想方設法鉆進執政黨里來的現像。另一方面，從1957年反右開始到文革前所有被打倒、下放或降級的干部不光丟掉了個人的政治地位，他(她)一家大小的經濟地位也一同丟失，造就了罷官丟財的既成事實。這兩者的對比可以說是“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現像的物質基礎，和解放前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堅持真理的現像大不相同。由此可見官僚特權是政治投機和走資派產生的物質基礎。

　　官僚特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被打破的。由于工資水平凍結，文革中有意或無意實行了的體制是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體制。提拔為各級領導的大量的“以工代干”的工人[5]和新一代的工農代表如王洪文、吳桂賢、陳永貴等，以及各級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都還仍然領取提拔前的工資(工分)，沒有享受到官僚特定的特權。同時，絕大多數的被打倒和靠邊站的當權派，工資照拿，住房照占，在生活上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把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看成是對他們的懲罰本身就是特權思想的反映)。

　　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有效的區別開來的意義在于它一方面保留了由于資產階級法權所造成的黨齡高的、貢獻大的老干部的優越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實質上取消了這一地位和官位的聯系，使得在資產階級法權還無法完全取消前，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優越經濟地位的腐蝕性。

　　這里我們順便的研究一下“浮夸風、說假話”的起源。對于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禍”很多人沒有把“頭腦發熱”和“說假話”區分開來。前者在事實面前會像毛主席那樣很快的冷靜下來，后者會像河南的吳之圃和安徽的曾希圣那樣用新的假話去掩蓋舊的假話。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浮夸風、說假話”是誰搞起來的，是應該誰來負責這一話題上。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比較充分的揭露了劉少奇等人在“浮夸風、說假話”上所起的推風助浪的作用。

　　問題是為什么黨內有那么多的人熱衷于“浮夸風、說假話”?它的經濟基礎在那里?這一分析就把我們帶到官僚特權上來了。

　　如果建國初期就能像文革期間那樣實行“升官不發財，罷官不丟財”的話，黨內敢講真話的人就不會比解放前大大的減少，“浮夸風、說假話”的動機就會大大減少，保護大官利益的干部就會大大減少。比如說當時干部工資的級別如果是按黨齡而不是按職位來確定的話，就有可能實現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體制。沒有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剝離開來或是“浮夸風、放衛星”現像的根源。毛主席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的干部講假話，缺乏“五不怕”精神，為了自己的烏紗帽不顧人民的死活，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禍”。

　　其次要摧毀的是走資派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

　　僅僅是鏟除走資派產生的物質基礎還不夠，資產階級世界觀追求的不光是物質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爭奪奴役他人的權力和人上人的地位，關注的是誰說了算的問題。

　　要摧毀這一政治環境就要：

　　1.從理論上認識到黨的領導和群眾的民主監督和制約必須相提并論，缺一不可。

　　馬列毛主義對于為什么無產階級專政離不開黨的領導已有大量的論述，我不需要在這里重復，只是補充一個基本的事實：每一個階級的專政都不是抽象的，都是由哪個階級中有階級意識的人去具體的完成。同時，前面說了，在群眾運動中沖鋒陷陣，打頭陣的人往往是曇花一現的人物。由于上千年階級斗爭的歷史就是壓迫和被壓迫的歷史，解放全人類的無產階級世界觀還只被很少的人所掌握，這種現像就很自然的了。這就是為什么群眾的自發運動不能代替黨的領導的根本原因。

　　我們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為什么群眾的民主監督和對當權者的制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必不可少。這是因為如果無產階級的政黨在掌權前脫離群眾，革命就會明顯的失敗。但是在其掌權后，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就不那么明顯。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后，如果黨的干部只有一個向上負責的機制，沒有一個向下負責，接受群眾監督和制約的機制，那么黨的干部就很容易蛻化變質走向自己的反面，成為走資派。這是因為一方面所有那些入黨多多少少帶有投機性的人就會有意無意的利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執政地位獲得奴役他人、發號施令的權力，自覺不自覺的實現自己爭當人上人，出人頭地的目的(文革初期廣大干部對群眾監督的抵制情緒反映了這一點)。另一方面黨和群眾內部大批具有獨立思考的、從全局出發的革命者會受到黨內走資派的壓制和打擊[6]，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因此缺乏成長壯大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向上和向下負責的一致性是走資派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這就是群眾監督和制約的至關緊要性。

　　列寧在十月革命后，為了反對托絡斯基試圖在經濟領域里把工會凌駕在黨之上的主張，強調了工會的作用是黨和群眾之間的傳送帶。那時，如何有效的對黨進行監督和制約的問題還沒有提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議事日程上。同樣的，中國解放后在黨委領導下的類似工會、婦聯等群眾組織基本上沒有，也不可能有效的監督和制約自己的領導。

　　在政治上黨的領導和群眾的監督確實是矛盾的，是對立統一的，就像睡眠和運動，吃飯和工作一樣是矛盾的，是對立統一的。人不能總是睡眠，又不能總是運動，不能一天到晚光吃不干，又不能一天到晚光干不吃。矛盾的不等于是不相容的。相反的，辯證法和中庸之道的不同就在這里。那種半清醒，半昏迷狀態，邊吃邊工作的沒有主次的理解矛盾雙方的折中主義和追求均衡觀點也是不現實的，是違背自然規律的。

　　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在不同的時期要有不同的主次關系，像波浪一樣的有時強調黨的領導，有時強調群眾的監督才對。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不時地搞運動，又不能總是在運動中。就連西方的民主選舉也是定期才有的。

　　2.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無產階級內部的派性問題。

　　在階級社會里，正因為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存在，它一定要反映到無產階級內部來。但是無產階級內部不光因此是會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意識形態，它還一定會有不同派別的出現，這是必不可免的。派性的出現不同于無產階級內部在思想上的分歧。派性的出發點就是維護派別小集團利益，把派別的利益放在階級的利益之上，因此它是反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雖然黨內不允許有派別活動[7]，必須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但是黨內的路線和派別斗爭以及社會上的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也一定會反映在群眾組織的派性斗爭上。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內部的派性問題對于無產階級專政來說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無產階級的政黨不能不反對群眾中各種形式的派性活動，但是簡單的取締群眾中的派性組織也不是上策。

　　就像我們在文藝上一方面不能讓毒草泛濫，但另一方面也不應簡單的杜絕毒草的存在。沒有毒草的存在，人們就不容易識別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毛主席一貫特別重視反面教員的作用，人們只有在對比中才能識別好壞。同樣的，我們應該既反對派性，又承認派性。反對派性的方法是指出派性觀點的錯誤，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意見的一致，而不是在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前強行取締群眾中的派別組織。只要它們是合法的，就只能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通過大鳴大放大辨論的方法來處理。

　　有了派性這一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的在群眾中的反映對于人民群眾分明是非是有好處的。對錯誤的路線和思想要保留一個批判的對像，通過大辨論，才能分清是非。

　　至于如何一方面禁止黨內派別活動，一方面又允許群眾中的派系存在，這有待將來實踐的探索。但是無論如何，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既是危險的權力，又是違背無產階級當家作主宗旨的權力。走資派的出現把群眾監督和制約當權者的問題提到了必不可少的理論高度。因此我們要：

　　3.在實踐上把文革期間形成的那種半獨立的群眾組織當成群眾民主監督和制約當權者的主要形式。

　　這是因為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全面的、有效的、廣泛的人民大眾參與的民主監督黨、政、軍各級領導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做到干部對黨和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

　　資產階級的三權鼎立監督方式(多黨議會的立法權，集中統一的執法權，獨立的司法解釋權)是以他們之間存在著根本利害沖突為前提的，因此不適用于無產階級內部根本利益一致性的監督需要。雖然資產階級統治的民主方式不可照搬，但也不可不借鑒。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制約當權者的問題。

　　群眾組織的相對獨立性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并非起源于人民內部利益的相互獨立性，而是出自于監督的需要。人們至今感嘆文革方式對當時官僚的制約作用。沒有當時群眾組織的相對獨立性，那種制約作用是不可想像的。那種制約光靠大字報和言論自由是不可能的。分散的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和組織起來的群眾相比美的。

　　文革中涌現出來的“半獨立”的群眾組織是企業、單位內部或省、市地區以內的自發的群眾組織。我之所以稱那種群眾組織為“半獨立”的群眾組織是因為各級群眾組織只有相對的獨立性，沒有絕對的獨立性。首先它們的活動經費是國家包辦的。其次，雖然同級的自發的群眾組織不受同級黨委的領導，但須獲得上級黨委的許可。否則他們的常設辦公機構和工作人員無法生存。比如工廠、學校的紅衛兵、造反派群眾組織不受廠、校一級黨委的領導，但須獲得省、市上級的認可。同樣的，省、市的造反派組織須經中央的認可方為合法。

　　這些群眾組織和政黨的區別在于它既沒有充分的獨立性，也不具有全國性。全國性的與中央作對的群眾組織文革期間是不認可的，一律取締的，體現了無產階級的專政。

　　文革期間中央的這一措施較好的處理了黨的領導和群眾通過相對獨立的組織方法去有效的監督黨的問題。

　　有人抱怨說毛主席在文革中沒有建立一種新的機制。其實這就是毛主席總結出來的新的監督機制!看不到這一點的左派，尤其是一些老造反派人物很多，給人一種身在廬山不知廬山真面目的感覺。歷史上還有什么監督機制比這個更有效?

　　當然，群眾組織被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被走資派所操縱是不可避免的。一個企業、單位乃至全黨內部的矛盾會反映到群眾組織中來。但是，正像美國林肯說過的一句名言：“你可以暫時的蒙蔽所有的人，你可以永遠的蒙蔽一些人，你不會永遠蒙蔽所有的人。”只要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也就是政權還是掌握在為無產階級的全局和長遠利益服務的而不是為“黨-國”官僚資本集團利益服務的人的手中)，各級黨的領導還是按照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那么壞人和走資派的操縱只會是暫時的，背后操縱的走資派是不可能長期得逞的，群眾會在和走資派的斗爭中逐步的識別走資派。走資派也只有在群眾運動中才有可能被識別。

　　溫室和學院里培養不了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她們也只有在群眾運動中，在與走資派的斗爭中才能成長壯大。歷史證明別無它路。

　　至于將來的群眾組織如何運轉都要侍那時實踐的探索。比如說它們如何接受上級黨組織的領導和怎樣進行內部管理，它們不同的組織之間發生了分歧、對立，甚至沖突以后怎么解決等等的問題。這些問題非常類似文革中出現過的情況。分歧、對立是大民主的正常現象，沒有什么可怕的。動武的沖突是要堅決制止的，是要按刑法處理的。根據文革的經驗，如果它們(像清華蒯大幅那樣)不接受來自任何方面的領導或監督，那么只有取締了。這就是為什么說它們是相對獨立而不是絕對獨立的群眾組織。

　　五、結 論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將來無產階級的政權如果一方面能夠從一開始就嚴格的、自覺的、堅持不懈的鏟除官僚特權，一方面又把群眾的監督以半獨立的組織形式常規化，那么無產階級的政黨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不大容易，無產階級專政的就有可能大大的鞏固。

　　注 釋

　　[1] 可以參考本人2008年寫的《試論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一文。

　　[2]英國勞工黨只是在近幾年才把社會主義的目標從黨章上刪除，西歐多數執政黨的黨綱至今都有社會主義的內容，西班牙當前執政黨的名稱竟是“社會主義工人黨”!

　　[3]《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修改三稿征求意見稿)》

　　[4] 兩者的區分有時是不很清楚的。當飛機和軟臥只能滿足極少數人的需求時，工作需要和按級別分配就很難劃清。相反的，專門為高干服務的特供就具有很明顯的官僚特權特征。

　　[5] 見田嘉力的《升官不發財，定量減下來》一文，引自http://redchinacn.com/a/wangyouzhisheng/2011/0828/4673.html

　　[6] 安徽的張凱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59年安徽無為縣的一些干部在大搞“共產風”、浮夸風、“放衛星”以后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在糧食減產的情況下，仍然嚴重的超額征購糧食，找不到糧食就對群眾實行法西斯專政，造成普遍的饑荒。張凱帆到無為考察發現地方干部不顧人民死活利用公共食堂多吃多占、胡作非為，提出“三還原”、“兩開放”，既：占用社員的房屋還原，伙食還原，公社化中沒收的社員自留地還原;市場開放，魚塘開放。結果是惡人先告狀，地方干部先是向省里打報告，說：“張凱帆指示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后的三個變化(勞動力、農具、房屋)和干部作風、各種發病情況等五項內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請省委研究”，爾后聯合省里大搞“浮夸風、放衛星”的省委書記曾希圣向中央造謠，說：“我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同志于七月初到無為縣檢查工作時，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懷疑的心情責令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后幾個情況的變化，結果引起無為縣工作的混亂。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對張的這種作法很有意見，認為是違反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現將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的報告轉上一閱。”　8月10日　毛主席的批示里誤以為張凱帆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隨后，張凱帆被開初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批斗51天，關押200多天，經批判斗爭后送淮北某礦勞動，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后才被平反，官復原職。資料引自 http://www.ahage.net/BBS/read.php?tid-57611.html 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　5f　　987f　0100hj9d.html

　　[7]列寧是在總結十月革命后的實踐中于1920年左右建議取締黨內派別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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