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所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公管　　

晨明　　

社會主義所有制就是：逐步消滅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公管。即生產資料所有權歸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所有，由黨內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領導廣大人民進行管理，必須逐步解決好管理權處分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問題，防止黨內資產階級利用管理權改變所有權。這是自一九五六年以來，在社會主義改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同志領導無產階級廣大人民，創造性地提出生產資料的管理權的問題之后，就已經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了的問題，是毛澤東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貢獻。　　

所有制理論和實踐的困惑　　

所有制包括所有權和管理權、處分權。所有權是所有制中最根本的權利，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誰就應該同時享有管理權和處分權。也就是說，所有權決定管理權和處分權，并要求管理權處分權與其保持一致。但是，在現代社會實踐中，由于分工還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所有權和管理權、處分權又常常處于分離的狀態。這就給有些人利用管理權處分權侵害所有權、改變所有權提供了方便，在實踐中，監守自盜這種事情是經常發生的。這又說明，管理權處分權對于所有權具有不可忽視的反作用。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資產階級，一般并不直接管理企業，而是聘用職業經理人等直接管理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在形式上是分離的。但資本家和董事會利用憲法（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公司章程、各類監督措施、甚至高薪贖買，以求管理權和處分權與所有權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本質上又是不分離的。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資產階級所有制是成熟的。　　

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后，以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實現形式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起來了，所有權歸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全體人民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了。憲法也明確規定了一切權力歸人民的條款。但是實際上，管理權和處分權卻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管理權處分權，同所有權不完全一致。新的所有制極大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迅猛發展，一九五七年我國工農業生產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但是，由于管理權處分權同所有權嚴重分離，我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并不完備。首先必須說明，這種情況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共產黨領導人民獲得解放，人民信任共產黨；黨內占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他們手里必然會同所有權保持一致，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這是歷史的合理性；由于分工存在，生產力還不是足夠發達，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直接掌握管理權和處分權一下子還不具備條件，這是歷史的必然性。但是也必須看到，黨和國家管理人員中，并不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有黨的同路人，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在地位改變之后也有可能變壞，他們掌握管理權處分權就必然促使其與所有權分離，化公為私，利用權力為個人或小集團謀利益。所以，這種狀況一開始就包含著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這種狀況，和生產資料公有，和社會化大生產，都是相矛盾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建立初期，管理權處分權同所有權這種形式上的分離危險更大，這種本質上的分離還需要逐步創造足夠的、符合實際的條件來彌合。這就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所有制方面存在的問題和矛盾，也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主要表現。對于這種現實中存在的矛盾不承認或者不認識，就是文化革命前后黨內修正主義思潮和種種理論困惑產生的根源。那時許多同志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解決，矛盾不存在了，階級消滅了，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社會主要矛盾了。正是基于對這種現實存在的矛盾的清醒認識和分析，毛澤東創造性的把管理權的問題提到了關乎國家命運的高度，在實踐中多次論述。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提出了“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的鮮明的科學論斷，澄清了黨內錯誤思想，抓住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和黨內走資派產生的根源，使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第一次走向科學。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任何階級，都不會允許管理權處分權同所有權事實上分離！盡管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條款，但是黨內資產階級及其附庸從來就沒有停止侵犯公有財產，并且從政治上文化上為他們的侵犯尋找根據。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者，是公有財產的唯一合法擁有者。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保護公有財產和黨內資產階級及其附庸破壞侵占公有財產的斗爭，一直是貫穿建國六十年來的階級斗爭的主線。不重視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不從這個問題出發去思考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諸問題，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去解決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問題，就是連我們的敵人也不如的糊涂蟲！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完全適應，不存在矛盾；中共八大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生產關系與落后生產力的矛盾；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都是離開所有制矛盾、否認階級斗爭的、完全錯誤的觀點。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偉大貢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解決了，別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厭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選五卷第325-326頁）一句“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充分顯示毛澤東對管理權的重視和擔心，毛澤東把管理權問題看成是所有制方面出現的、關乎國家命運的、“新的矛盾”，提出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有可能變質的問題，并賦予“群眾就有理由把他們革掉”的權力，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　　

一九六零年毛澤東在總結我國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經驗時說：“我們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權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資本家簡直沒有發言權，廠方辦事要看支部書記的臉色。……實際上企業的管理權是掌握在國家工作人員和工人的手里。”“現在，在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實際上已經成了國家的雇員，對企業沒有實際上的管理權。”（《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106頁、289頁）毛澤東從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再次說明了“管理權”對“所有權”的反作用，說明管理權的重要性。在談到社會主義所有制時，他又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同上書第806頁）。　　

正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歸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所有，所以，毛澤東一直很明確，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主體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他特別強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力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他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力就不能保證”（同上書275-276頁）。“農村的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里，對農村的發展方向關系極大。”（同上書第115頁）這些談話包括了上層建筑的管理權的問題，但也明確指出經濟基礎的管理權的問題。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時集中談管理權問題，特別是明確提出勞動者的根本權利問題，標志著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思考走向成熟。　　

管理權掌握在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就使管理權和所有權保持一致，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掌握在修正主義者手中，必然使管理權同所有權背離，背離生產力發展要求。僅僅如此還不夠，還必須尊重勞動者的根本權利，鼓勵和支持勞動者參與管理經濟管理國家各項事業。生產資料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誰手里的問題，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手中，還是掌握在極少數走資派手中；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管理國家還是少數人管理國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少數人管理國家，沒有反映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真正代表廣大人民利益，共產黨領導下也是這樣。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解放事業只有他們親自參與才能達到目的。共產黨必須尊重勞動者的根本權利（這是由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的），支持他們監政參政，和黨內馬克思主義者一起管理國家。以為社會主義可以不要或者企圖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把走資派與共產黨等量齊觀的觀點，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錯誤的觀點；那種認為“共產黨掌權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共產黨領導下干的都是社會主義”“共產黨是執政黨”的觀點，也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的觀點。　　

至此，生產資料公有公管的概念呼之欲出。　　

　1960年3月22日　，毛主席對鞍山市委關于鞍山鋼鐵公司報告的批示中，提出辦社會主義企業的總方針。它的基本原則是：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干部參加集體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這個總方針是鞍鋼的黨委和群眾創造的，因此被毛澤東熱情稱贊為“鞍鋼憲法”。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以及它和蘇聯馬鋼憲法的根本區別，就是強調黨的領導和工人群眾參加管理。鞍鋼憲法體現的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公管。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在總結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啟蒙運動。正是在這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親自進行社會調查，九大期間兩次對管理權問題作出現實的判斷。他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所有制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形式上解決了，實際上是沒有解決。如北京木材廠、車輛廠，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他們也有共產黨，有的是走資派。他們搞物質刺激，搞獎金掛帥，利潤掛帥，管、卡、壓。我看所有制還沒有解決。學校也是如此，領導權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里。”（毛澤東在九大期間的講話）毛澤東這兩次關于“領導權”（即管理權）的談話，都是結合所有制問題提出的，并且以此證明“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這就充分說明管理權問題首先是經濟基礎范疇的問題。有人把領導權管理權問題僅僅看成上層建筑范疇的問題，事實上是片面的，不科學的。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認為，“所有制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顯然改變了原先的樂觀看法。他清醒地判斷說，“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所有制變更了，但又沒有解決。“變更了”就是指所有權變更了，“沒有解決”主要就是說管理權沒有真正解決。　　

“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即管理權、處分權在誰手里的問題沒有真正解決，這個科學論斷，解決了人們在所有制問題上的長期困惑，為我們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奠定了科學基礎，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出發點和根本依據。這個科學論斷使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第一次走向科學。　　

反面教員的教育值得注意　　

近三十年來，黨內資產階級搞垮社會主義公有制，也是先奪取政權和生產資料的管理權，然后擴大管理權與所有權的分離，他們從黨和國家領導機構中和企業領導班子中，趕走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的代表；取消四大和工人罷工；全面剝奪工人階級廣大勞動者管理經濟、管理上層建筑、管理國家的根本權力，在改革的口號掩護下，利用管理權改變所有權。　　

改革開放初期，高干子弟中就傳出一種“共產黨所有制”的主張，反映了黨內走資派搶占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財產的強烈欲望。但那的確是太露骨了！于是由他們的御用經濟學家于光遠等提出“國家所有制”的概念來替代。雖然寫入憲法時還在后面保留了“即全民所有制”的字樣，但在明顯不相等的兩個事物之間畫上等號，指鹿為馬、以鹿代馬就有了堂而皇之的依據了。全民所有制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全體人民所有制，這和我國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歸人民是一致的。然而，國家是什么？“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階級不等于國家，國家是由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出一部分人（少數人）組成的”（毛選五卷第357頁）國家所有制等于承認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擁有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給他們隨意處分生產資料提供了合法依據，當然會受到新官僚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派）的贊賞。國家所有制是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復辟官僚資本主義社會的跳板，是反動腐朽的官僚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現在有人提出的國務院所有制、人大所有制，都沒有超出國家所有制的范疇，正像國家所有制是私有制一樣，國務院所有制、人大所有制也只能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提出國家所有制的于光遠先生，竟然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成公有制，可見其社會科學的水平跌到了何等程度！也足證他提出國家所有制就是有意違反常識，替走資派侵占公有財產權制造依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初期，只能是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由于資本家還拿定息，農村自留地還存在，城鄉個體手工業者小商小販還存在，私有制還不能說已經消滅，但是這種私有制的殘余一直處于被改造的動態之中；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還要在條件成熟時及時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和與此相應的管理制度的建立，標志著社會主義建成。社會主義建成后，又要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所有制就是逐步消滅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公管。一個“逐步”，一個“實現”，準確說明了社會主義從建立到建成的動態發展過程。　　

走資派污蔑我國改革開放前是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一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人也在這個問題上隨聲附和，他們在理論上的共同問題就是把生產資料管理權排除在所有制之外，他們不明白，少數人管理經濟是私有制的殘余，社會主義所有制還沒有解決。　　

舊官僚資產階級曾經用所謂國情論反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今天，新官僚資產階級故伎重演，再次拋出國情論，企圖對抗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普及。他們離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分析中國國情，只講生產力低下一個方面，不講新的生產關系建立后人民中爆發出來的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不講黨領導人民已經取得的偉大建設成就和積累的成功經驗，不講現實的生產力低下和舊社會的生產力低下的重大區別，充分暴露了他們背叛黨和人民的丑惡嘴臉，卻證明不了他們的國情論的科學性。　　

在這種反科學的國情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也根本不可能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其要害是割斷了同社會主義的聯系。請看修改后的我國現行憲法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表述：我國憲法修正案第1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表述本身就自相矛盾。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就無法保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也必須限制私有制經濟發展才有可能。既然是初級階段，就必然要向中級和高級階段發展，就是向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怎么過渡到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除了限制和改造私有制經濟難道還有別的途徑嗎？閉口不談對私有制經濟的限制和改造，就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完全失去了社會主義性質，不僅退回到新民主主義之前，而且也退回到孫中山“節制資本”之前，哪里還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影子！走資派強調初級階段管一百年，后來又說要經過幾代幾十代人的努力，幾十代就是千年的概念——他們企圖“埋葬”社會主義的決心多大呀!但歷史發展不會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僅僅三十年，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覺醒就再次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他們成億累千萬地劫掠人民財產的罪行，使他們篡權的基礎搖搖欲墜。　　

    一九八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最重要的、作為改革突破口的一條就是：“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可以適當的分開”。事實上，如前所述，我國社會主義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本來就是分開的——全民所有和國家管理人員經營、集體所有和干部領導。社會主義改革本來應該著力解決使這種分開不侵犯人民的所有權的問題，正如文化大革命所做的那樣。但上述《決定》還認為“分開”得不夠，《決定》里所說的“適當分開”，實際上就是公有私管，縱容新官僚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派及其附庸）利用管理權侵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所有權！因為分開后經營權是不是還要和所有權在本質上保持一致？分開后要不要對經營權進行監督？由誰來監督？怎樣監督？《決定》全然不講。只講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不強調所有權的主體，不突出所有權者的監督權力、罷免權力和懲處權力，必然造成對所有權的侵害和扭曲，必然造成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破壞。實踐中，在取消“四大”之后，沒有制定其他有效的人民監管的法律措施，使經營權完全脫離所有權者——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監督，事實上也為黨內資產階級以權謀私、利用管理權改變所有權性質大開了方便之門。集體經濟承包后集體經濟一個個搞垮了；國營企業承包租賃后國營企業也一個個垮掉了。最后出現“賣光理論”和“抓大放小”政策，都是必然的惡果。僅存的國有企業，管理權仍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一紙用工合同，實際上剝奪了工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使他們變成了雇傭工人，企業性質和私有制并無根本區別。事實證明，這種取消監督的“分離”阻礙和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扯下表面繁榮的迷霧，除去物價上漲因素，外資因素，賣掉共有財產、土地、資源因素，內外債因素，同條件相比，近三十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速度和質量，都比不上前三十年。特別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由國家主人公淪為社會公認的弱勢群體，實際生活三十年來沒有提高，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大大下降；共產黨官員貪污腐敗、資本家剝削有功、黃賭毒騙黑、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發浪費、“賣”字為綱的敗家子經濟政策橫行，更使得天怒人怨，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這就是所謂美好社會嗎？人民不認可！　　

資改派上臺后，一開始就著重在管理權問題上作文章，近三十年改革的歷史，主要的就是利用管理權逐步改變所有權、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歷史，足以使我們認識到管理權問題在所有制中的地位及至為重要性，證明了毛澤東社會主義思想的真理性，使無產階級明確了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斗爭方向。管理權能否在本質上與所有權保持一致，要不要和強調不強調人民對管理權的監督，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兩條路線斗爭的焦點，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僅僅所有權大部分歸社會所有了，管理權處分權還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所有制問題就不能認為已經解決了，只有管理權處分權也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手里，才能夠說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　　

所有制問題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出發點和基礎　　

正是由于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主要是生產資料的管理權還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所以，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階級還不可能消滅，剝削制度被打倒但也沒有消滅，資產階級法權還存在，新生資產階級還可能產生。弄得不好的話，資本主義復辟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說：“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就指出：消滅階級要很長時間。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夠說，階級消滅了。　　

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的階級構成，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拿定息的資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即走資派，也可稱作新官僚資產階級）、舊社會反動階級的殘余。舊社會反動階級的殘余，人數很少，在人民中沒有威信，失去號召力，他們靠自己的力量戰勝社會主義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們只能外靠帝國主義，內靠新官僚資產階級，從他們那里拾一點殘羹剩飯。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具有兩重性，他們既有可以接受社會主義的一面，也尚存對于資本主義的幻想，他們既對新官僚資產階級不滿，又對他們懷有希望；其中大資產階級頑固派，獨立作戰，也必然在社會主義面前失敗，他們的復辟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外國帝國主義和黨內走資派身上。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派）就不同了。他們手里掌控著龐大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管理權和政治領導權；以共產黨的名義出現，易于迷惑群眾，有號召力；有國外修正主義的聯合力量和帝國主義的支持力量；有合法的地位和合法的組織網絡，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他們復辟資本主義就容易得多。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第三、四代人身上，不能說沒有道理。在諸多階級矛盾中，哪一個矛盾是主要矛盾呢？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認為，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澤東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就清楚表明，毛澤東所說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主要是指無產階級同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同黨內走資派的矛盾。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廣大人民同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的這個科學論斷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使社會主義人民第一次真正分清了敵我，明確了斗爭方向，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在中國和世界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現在已被蘇東劇變和中國的兩極分化的實踐證實。現在我們可以毫不含糊的說：今天，不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或者只承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矛盾、不承認無產階級廣大人民同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人，都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鄧小平斷言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現在，這個論斷已被實踐推翻，沒有多少人相信和堅持了；但是有些人卻故意把改革開放以來產生的民營企業家、工商資本家全部推到人民的對立面，稱他們為新生資產階級，而不承認黨內走資派是新生的資產階級。這是完全錯誤的，嚴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黨內走資派掌控著巨大的生產資料的管理權，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在改革開放前就已經存在，今天更是把握和壟斷國家經濟命脈、決定國家經濟方向、瘋狂掠奪人民財富的新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仍然要區分兩種資產階級，并非靠國有資產流失成長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仍是無產階級團結教育的對象；而只有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及其附庸，才是人民真正的敵人。黨內走資派就是最無恥的剝削者、壓迫者，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血兒，是現代社會腐朽沒落的階級。　　

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產生和存在的經濟基礎，主要就是生產資料管理權還不能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他們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是高薪階層、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他們產生和存在的思想基礎是人性自私、私有觀念、等級觀念。　　

毛澤東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是依據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對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進行科學研究取得的偉大成果，是對多次顯現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揭示，“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　　

“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兩大論斷，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也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離開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就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重大教訓！　　

我們所說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是以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同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的斗爭為綱，除此而外沒有第二種解釋，任何第二種解釋都是錯誤的，有害的，不是社會主義的。　　

自一九六四年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國一直存在兩種階級斗爭觀，一種是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強調重點是斗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種是劉鄧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則總是力求以各種手段轉移這個斗爭的大方向。一種是符合實際的、進步的；一種是不符合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的、錯誤的，這兩種力量一直在斗爭著。當無產階級處于主導地位的時候，他們把階級斗爭的矛頭引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曾經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人身上，搞階級斗爭擴大化，轉移斗爭方向以保護自己。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文革前聲稱要把北京變成水晶城市，計劃把一批出身不好的和犯過錯誤的人遷往邊遠城市（引見漫畫家李濱聲《拙筆留情.我是文革受益者》）、文革中把大批出身地富的人趕往鄉下；文革中湖南發生的一些地方政權趕殺地富子弟的慘案；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出現的反對造反派的口號：“造反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把造反派學生中、群眾中出身不好的人稱作牛鬼蛇神，都是走資派搞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鐵證。當著他們一時得勢之時，又會和被打倒的反動派結成聯盟，直接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廣大人民大打出手，搞反攻倒算。文革親歷者尤西林說：“‘文革’研究者至今不甚懂得，‘文革’中不僅有兩種紅衛兵，也有兩種階級斗爭觀念。”（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人的回憶》第7頁）的確是不易之論。　　

今天，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仍然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主要敵人。這個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分清敵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有人認為，把官僚資產階級即走資派確定為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新民主主義思想。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毛澤東早就說過：“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過去有一種說法，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畢其功于一役。這種說法，混淆了兩個革命階段，是不對的；但只就反官僚資本來說，是可以的。”（《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156頁）現階段，反帝的任務顯然并沒有完全完成，反帝反官僚資產階級（即黨內走資派）仍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怎么能說是新民主主義思想呢？　　

小結　　

當前我國的經濟制度已經是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我國的政治也已經是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我國的文化也已經是官僚資產階級的文化。但是，由于毛澤東思想的影響，由于已有社會主義實踐的培育，社會主義的因素在真正共產黨人之中，在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中間，還一直相當有力量的存在著，戰斗著。以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為標志，這種社會主義因素再次迅速強大起來，并在批判西山會議、批判民主社會主義、批判普世價值、批判零八憲章、揭露賣國主義的斗爭和勝利中，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重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任務，已經擺在黨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面前。重建社會主義所有制，首要的就是要緊緊抓住同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斗爭這個綱，以無產階級大民主為武器，把他們從黨和國家核心領導機構中清除出去，把胡錦濤同志提出的依靠人民搞發展、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口號真正落到實處，按照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重建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公有公管的社會主義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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