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5-5

人民日報編者按：

9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也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這一歷史事件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

從今天來看，“五四”運動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意義重大，而且，其發生、發展和產生的影響都與世界歷史進程有著深刻的聯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檢視“五四”的文化遺產，重新在歷史中追尋“五四”的意義，就顯得格外有必要。

從中國到世界：重新檢視“五四”的意義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

今天，針對“五四”提出的種種問題，既是學術性的，又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如果我們不能回答“五四”所面對的各種各樣的挑戰與質疑,那么就可能會在一些重大的歷史事實上，背離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

“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到今年正好是90周年。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拉開后，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無論在中國歷史上還是世界現代史上，“五四”運動都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思想界、學術界，對“五四”運動的思考也有一些變化。例如，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對五四就有一些新的看法。像胡繩的名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周揚的《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李澤厚的《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都代表了對“五四”運動的再思考。

其中，李澤厚先生“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更引發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史問題的深入討論。比如說:啟蒙運動與現代建國運動、特別是人民民主的革命運動之間的關系究竟怎樣?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國民認同，這是否也是啟蒙的目標?如此等等。

李澤厚的文章并沒有否定五四,但文章的邏輯中確實包含著對“五四”批判性的評價。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五四和晚清的關系，如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說法，這與胡繩、周揚、李澤厚等的看法都有不同。王德威認為五四提出來的問題，特別是現代化的問題，包括科學和自由，乃至現代/西方、傳統/中國這樣的認識問題的方式，在晚清時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中都已經提出了。既然如此，五四的創造性在哪兒？它的獨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今天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五四”運動的意義和特殊性？當代還有一些更簡單粗暴的批評，就是指責五四“全面反傳統”，但是，如果我們檢視“五四”留下的文化遺產，這個說法是很難成立的。

更有甚者，現在海內外有人認為:“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完全是由中國共產黨在1930-1940年代為了政治需要而“編造”出來的,是毛澤東在《“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這些重大歷史文獻中“虛構”出來的，甚至還有人認為“五四”運動以及中國革命打斷和干擾了中國現代化的步伐，因此需要對“五四的虛構”進行“解構”。

這些問題既是學術問題，也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今天，如果我們不能回答“五四”所面對的各種各樣的挑戰與質疑,那么就可能會在一些重大的歷史事實上，背離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終結，同時也標志著與工農相結合的先進知識分子所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徹底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開始。五四所倡導的“平民主義”文化趨向，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理解、對待社會和民眾的態度及立場的巨大轉變，開辟了先進青年知識分子走向中國社會基層，實現與工農相結合的人間正道。包括北京大學所提倡的“平民教育”和“勤工儉學”的教育理想，不僅對中國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影響重大，而且正是在勤工儉學的新的教育和知識實踐的背景下，產生了新民學會和旅歐少年中國共產黨等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干部上的準備。

當然，用本是描述法國大革命的“啟蒙”與“救亡”這兩大歷史主題來觀察五四運動，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定啟發，眾所周知，一開始由“啟蒙知識分子”所領導的法國革命的不徹底性，也就在于它沒有滿足和回應占法國社會大多數的小農的利益和要求，所以，資產階級的革命不但沒有使法國擺脫危機，而且使整個法國陷入混亂，這與辛亥革命后中國的情況有某種相似性。隨后，正是拿破侖以“法蘭西民族”的名義所鍛造的、以農民為主體的現代軍隊，才完成了資產階級啟蒙知識分子想要完成、但卻沒有完成的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馬克思因此贊揚過拿破侖將農民引向進步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首創精神。而在人類的20世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則創造了一整套在世界上最大的農民國家里，如何變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為人民民主革命，變少數精英為主體的政治烏托邦，為土地革命為主體的現代建國實踐的新民主主義道路。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中國現代歷史的根本轉折，當然不是什么“救亡”壓倒了“啟蒙”，而是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包括以民族救亡的方式），動員、聯合和喚醒全中國人民，完成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所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建立現代國家、使中華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榨的偉大歷史使命。在這個意義上，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以五四運動為先導的偉大的中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所開創的現代民主建國之路在世界范圍內最輝煌的繼承人，而中國共產黨人則是五四所昭示的歷史首創精神的真正代表。

作為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起碼打破了兩個迷信：對于幾千年帝制的迷信和對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及其政治體制的迷信。――不但要為苦難的中國，也要為世界和全人類尋找出路，這就是五四先驅者們的胸懷、視野、抱負、理想與擔當，也是我們今天所要繼承的寶貴精神遺產。五四作為思想解放運動的意義，就在于擺脫傳統的教條和洋教條，開辟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道路，歷史證明：正是五四所開辟的這條道路，既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現代世界。

二

在“五四”之前，人們對歐洲文明特別是歐洲現代政治文明很少懷疑。但是，通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介紹和討論，新文化運動使中國對于歐洲政治文明的歷史和實質有了超出晚清的更為深刻的認識和洞察。

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巴黎和會的歷史背景下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首先就在于它暴露了歐洲民族國家形式的政治體制存在很大的問題。

歐洲的“文明國家”怎么會陷入這么殘酷的互相屠殺？歐洲在這方面有反思，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就是一個典型代表；而這同樣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國內有很多關于“中西文明比較”甚至“優劣”的討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人們對歐洲文明特別是歐洲現代政治文明很少懷疑，更很少有人能把19世紀以降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現代歐洲國家體系，理解為通過武力和資本積累所保持的一個平衡。同時，歐洲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的關系，這時也被全世界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正如歷史學家查爾斯蒂利在《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這本經典著作中所指出的：“歐洲民族國家的規模是由戰爭的規模決定的，而戰爭的規模則是由為戰爭提供貸款的資本家和銀行家決定的，這就是歐洲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關系的實質”。

16世紀以降，在歐洲各個政治體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過程中，18世紀以來，在歐洲以爭奪海洋霸權為起因的對于非洲、美洲和亞洲的殖民戰爭過程中，才逐漸產生了權力集中和資本積累緊密聯系的、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體制，這個體制的實質是強制和資本積累。

這樣的認識問題的視野和方式，在晚清的時候當然不可能達到，因為全世界都是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才逐漸開始認識到的。中國也是這樣。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作為新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表明了這種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體制被復制到東方和亞洲所產生的后果，“五四”運動直接導源于對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的抗議，而這種抗議本身就包含著對于19世紀歐洲式的民族國家強權體制、霸權體制的批判和拒絕。

我們以在新文化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東方雜志》為例，在當時，這本刊物充滿了對于國際形勢的討論，即使今天看來，這些討論也是非常新穎、深刻和全面的。它全面評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戰局發展情況，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會對中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討論，呈現出一個由戰爭所造成的全新的世界局勢和全新的世界結構，這種全新的認識世界的方式，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震動非常大。

后來，《東方雜志》相當一部分作者變成了《青年雜志》的作者，比如胡適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經提出的“建立軍隊還不如建立大學更好”，也是在歐洲戰爭的背景下才有的觀點。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背景，它使中國乃至世界對于歐洲政治文明的歷史和實質有了超出晚清的更為深刻的認識和洞察。

三

梁啟超說:歐洲文明的迷夢破產了。但是《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書籍，讓中國知識界認識到在歐洲之外有新的道路。“五四”運動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選擇了一條新的道路，這就是工農聯盟、人民民主的現代化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也出現了不同的國家發展道路。

首先是美國。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迅速崛起，但美國當時主要的表現并不是直接參戰，而是大規模地向歐洲提供戰爭貸款。以前在歐洲，戰爭貸款都是在歐洲內部的大資本家、大銀行家當中籌措，但這次不一樣，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以發行“公共債券”的方式成了歐洲的債主，歐洲資產階級淪為美國國家和“美國人民”的債務人。這不但反映出歐洲在經濟上起碼相對于美國是不行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迅速興起，顯然與它不同于歐洲的國家體制有關,這就是指美國的“平民主義”政治體制。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曾經說到美國的特殊性，他說美國的階級關系相對歐洲來說要簡單，因為都是移民，所以美國沒有歐洲的貴族傳統，這種“天然的平民主義”與歐洲完全不一樣。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也認為美國沒有貴族,所以很容易產生“國家的專制”或者“大多數人的專制”即“平民的專制”，這二者雖然結論不同，但出發點是相同的。在“五四”之前的中國，魏源曾經在《海國圖志》中謳歌過美國獨立戰爭，他把美國的獨立看成是反抗歐洲帝國主義宰制的成功方式。但是，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全世界才認識到，歐洲確實不是唯一的榜樣，歐洲式的道路起碼不是唯一的出路，更認識到歐洲文明的問題。這樣的背景下，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自由、民主、富強的更佳范本是美國,特別是美國民主和共和制度所保障的“平民主義”傳統。

其次，蘇維埃政權的誕生，蘇聯用一種與整個歐洲資本主義體系“脫鉤”的方式，走出了另一條路。晚清時代，很多人都認為不跟著歐洲走是沒有希望、沒有出路的，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蘇聯卻成功地“脫鉤”了。當時中國知識界迫切地想知道蘇聯和歐洲“脫鉤”的后果，包括是否一旦與歐洲“脫鉤”，這個國家就會餓死。因此，《京報》才派瞿秋白前去考察。他寫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讓中國知識界認識到在歐洲之外有新的道路。這就是后來我們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向全世界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課題，這個課題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歐洲文明的迷夢破產了。它也迫使中國選擇一條新的道路，這就是工農聯盟、人民民主的現代化道路。

四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得當時西方的先進知識分子，把思想和探索的焦點轉向中國。羅素和杜威的例子告訴我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在于它的世界影響。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五四”不僅僅是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世界的。

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從1840年以降，在整個晚清的時代，中國的角色當然就是向西方（主要是歐洲）學習，老老實實、亦步亦趨做歐洲的“學生”，盡管“先生不斷打學生”，但一代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民族生存，還是要向西方學習一切東西，要走西方的道路。但是“五四”運動之后，這種情況被扭轉了。同時，它如果不是從根本上，也是從極大的程度上扭轉了晚清以來中國/傳統，西方/現代的觀察問題的基本方式。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西方的先進知識分子，把思想和探索的焦點轉向中國，轉向北京、上海和南京，而不是歐洲，更不是日本。中國成為現代人類思想、文化發展的焦點、成為探索新的人類現代道路的起點，這也是自晚清以來的第一次。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在于它的世界影響，在于它在現代世界視野中的價值。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五四”不僅僅是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世界的。

最好的例子是羅素和杜威，作為當時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兩位思想家、西方最核心的兩位學者，他們都是在“五四”運動中來到中國，他們不但觀察“五四”運動，也親身參與到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論辯中。而他們自己觀察世界的方式，他們的思想體系本身，也都是在中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我們都知道，羅素和杜威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和中國知識界；其實，新文化運動更是極大地影響了杜威和羅素思想的發展和轉變，關于這一點，我們以前很少意識到。在新文化運動中，“學生”影響了“先生”、改變了“先生”，這也是自1840年以來的第一次。

在結束了不愉快的日本之行后，美國哲學家杜威于1919年4月抵達中國，恰趕上了五月的“五四”運動，中國知識界的創造性和思想活力、中國社會廣泛的民主訴求，與戰后蕭條、悲觀的歐洲和軍國主義統治的保守日本恰成反照。這不但改變了他原初的行程（杜威本來打算在中國呆一個月，結果留住了兩年），更改變了他的思想，改變了他對世界形勢和人類命運的估計。這就是他所說的：“任何一個真正想了解亞洲和東方，任何一個想真正了解人類未來命運者，今天的中國就是他尋找答案的地方”，包括他認為，中國一定不會走精英教育的道路，一定會開創一條教育與勞動、知識與社會相結合的現代知識道路。

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后在1922年完成了《中國問題》一書，正是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美、日關系的分析，羅素預見了下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也正是親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羅素才預言了中國必將找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古老文明走向現代的道路。1965年，當這本寫于43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著作再版時，撫今追昔，羅素這樣欣慰地寫到：

“中國人民歷經磨難，他們偉大的英雄主義拯救了他們，他們應該成功。祝愿中國成功！”

五

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知識，我們都應追求其客觀性和歷史性的辯證統一。“五四”開創了將人類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改變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實現偉大中華民族復興的現代道路，這是不同于西方、不同于傳統的道路，我們今年依然走在“五四”所開創的這條中國的、人民的現代道路上，這就是基本的結論。

因此，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才能認識”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意義，這個意義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只有在一個真實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五四”所開創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價值和意義。

今天有很多學者，包括從這樣那樣的角度對“五四”提出尖銳批評的人，他們當然都提出了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像任何歷史運動一樣，“五四”當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從最根本的意義上看，這些“五四”的批判者們卻起碼是忘記了去真實地觀察當時的世界形勢。對“五四”時代的世界視野、天下胸懷、人類擔當和政治決斷，缺乏足夠的理解和同情。而這些情懷與素質，恰恰是我們應該向“五四”先驅者們學習的遺產。

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知識，我們一方面追求它的客觀性的具體來源，但同時也應該追求它的歷史性，不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怎么能夠作出判斷呢？歐洲的知識、包括“啟蒙”當然都不是普遍的,而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產生的。

由此，我們可以說：“五四”是劃時代的，它當然不同于晚清；而且它也沒有簡單地反傳統，它是反“傳統主義”，“傳統主義”把傳統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舉個例子，就是尊孔讀經變成袁世凱復辟的意識形態，所以它才反對這個尊孔讀經。與某些人斷言的恰恰相反，“五四”以科學和民主的方式，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發展，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顧頡剛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成果，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用臺灣學者唐德剛的話來說，“五四”完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范式”的革命。

“五四”開創了一條現代道路、中國道路：把人類五分之一的人口有效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以改變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勞動者當家作主為目標。這是不同于西方、不同于傳統的道路，我們今年依然走在“五四”所開創的這條中國的、人民的現代道路上，這是一個基本的結論。在我看來，起碼到今天為止，各式各樣的“五四”質疑者和批判者們，依然無法動搖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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